新的研究路线的开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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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路线的开拓

新的研究路线的开拓

　　黄宗智教授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1]引起广泛关注，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探讨的是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为何没有导致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这是中外学者争论了大半个世纪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而且，因为它还不仅论证了具体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带根本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众多解说，黄宗智教授把诸家解说概略地归纳为两大理论四派论说，即：

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学者崇奉的“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其中一派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强调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已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被资本主义入侵打断了正常发展进程；另一派为“封建主义论”，强调中国封建制度的顽强性和停滞性，强调它阻碍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就阻碍了中国走上西方式近代化或现代化道路。

另一方面是一些西方学者崇奉的亚当·斯密理论，其中一派为“近代早期中国论”，强调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以前数百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相当于西方“近代早期”，另一派为“传统中国论”，强调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顽固性，认为只是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才引起积极的变化，其后未实现近代化，原因不在于西方影响太强，而在于影响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

我觉得这样归纳未免过于简化，实际上，中国大陆学者对明清时期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大都无异议。

歧异看来是对“萌芽”的发展程度的估计上有差别，特别是在“萌芽难产”原因的解释上，分歧较大。

其中一种观点似乎着重归因于封建的专制制度、经济结构和传统价值观念的顽固性，另一种观点则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侵略。

不过，就某些争论焦点的理论和方法来看确实与黄宗智教授指出的西方学者中的“近代早期中国论”和“传统中国论”存在某些类似之处。

《危机》一文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作者从似乎互相对立的各派论说中，鲜明地揭示出其中的共同点：

都是从“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或“规范认识”出发，来展开各自的论证；其结果是，其中任何一派面对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以至社会史中长期存在的“悖论现象”都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作者由此指出，各派解释上出现的危机，归根到底，就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认识”的危机。

我认为，黄宗智教授的这一揭示，不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探讨上，而且在一般史学方法论探讨上，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按照“商品化导致近代化”的理论模式，商品化、市场化的运动一旦启动，必然导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工业化的发展。

然而，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前的5个世纪，中国经济却鲜明地呈现出与这种理论模式相违的事实，也就是黄宗智教授列举的三大“悖论现象”，即：

商品化的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的现象长期并存；农业产量的明显增长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状态长期并存；城镇工业化的明显进展与农村停滞状态长期并存。

面对这样的反悖事实，“封建停滞论”或“传统中国论”固然能够对停滞的一面做出一定的解释，却难以对5个世纪中商品化、市场化和城镇工业化的长足发展做出合理解释；“资本主义萌芽论”或“近代早期中国论”则只能对进展的一面做出一定的解释，却难对对停滞的一面做出合理解释。

当然，解释还是有的。

例如，强调停滞一面的论者可以说，停滞不等于毫无变化，问题是中国封建结构具有特别顽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能力，诸如，秦汉以来就得到官方认可的土地买卖，没有西方封建社会那种界线森严的等级身分制度，顽强而又富有自我调适力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足以把任何对封建制度起消蚀作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容纳和消解于自己的体系之中。

在实际历史进行中，此类史实确实屡见不鲜，如商人资本与封建地产之间，商人、地主、官僚之间，常能互相转换，甚至融为一体；重农抑商的正统方针，常能与官商相护的实际作为并行；人欲合理论可与“天理至上论”相安并存。

这些史实似乎可以证明封建停滞论或传统顽强论的合理性。

但是，相反的论点却显得更有说服力。

例如，土地买卖和兼并，商、绅、官的互相转换和交融，甚至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西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恰恰成了促进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杠杆，为什么在中国反而成了扼杀资本主义萌芽的陷阱呢？

又如，既主张人欲合理又不否认上帝权威的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揭开了最终埋葬封建神学意识形态的序幕，而出现于明清之际且与西方人文主义似乎有些相似的顾、黄、王等人的“启蒙思潮”，为什么在中国对封建的纲常伦理几乎没有引起什么震动呢？

如果把诸如此类的历史疑案都以中国封建制度自身特有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机能作为解方，那种机能本身的来源和存在条件又是什么呢？

诚然，正如黄宗智教授指出，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

15-19世纪中国与西方本来都沿着“商品化导致近代化”或“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只是中国稍慢一步，如果假以更多一点时日，如果“正常进程”不被西方入侵打断，或者如西方的某些“近代早期中国论”者所言，不被革命、战争、灾祸打断，中国就迟早必然要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

可是，也正如黄宗智教授指出，诸如此类的“悖事实”或“反事实”的假设的价值在历史科学中是无法验证和承认的。

至此，我们不得不赞成黄宗智教授的揭示：

各派学者面对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陷入的二难困境，根源来自“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不摆脱它的束缚，就无法摆脱困境。

怎样摆脱“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的束缚呢？

自然是首先要坚持以事实检验理论，而不能以理论框筹事实。

黄宗智教授特别强调要重视微观研究、地方史研究和非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成果，强调要特别重视那些研究中发现的与根据西方经验做出的理论模式相悖的事实。

这无疑是对的。

但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科学不需要任何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呢？

当然不是。

这里实际上涉及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不同特点问题。

一般自然科学，特别是以无生命物质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基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时间空间上的无差别性或“共时空性”，其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只要得到充分的经验事实确认，就具有全称判断的普适性。

自然科学家对待氢原子和氧原子时，不必考虑它们是10世纪的还是20世纪的，也不必考虑它们是中国的、美国的或是印度的，只要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相遇，他就可断定必然会出现一个水分子。

在社会--历史科学领域，研究者在面对诸如农民、工匠、地主、商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等等研究对象时，却不能不考虑他们或它们是10世纪的还是20世纪的，是中国的，美国的或是印度的。

因此，黄宗智教授一再强调不能把适用于西方历史经验事实的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照搬到中国，不能把15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的中国商品化与西欧特别是英国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的商品化等而视之，这不仅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而且对于一般史学方法论，都具有指导性意义。

黄宗智教授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商品化具有不同于西欧同一时期的商品化的特质，是一种“过密型商品化”（Involutionarycommercialization）。

Involution，指从边缘向内卷缩，如植物的内卷叶。

因此该词也可译为“内卷化”，瑞典人口学家Boserup使用该词来描述人口增长推动种植业转向劳动密集化耕作的现象。

黄宗智教授赋予该词以新的含义，认为在技术条件不变情况下，在限定的耕地范围内密集的劳动投入超过极限，就导致边际劳动收益下降，并认为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农业耕作在南宋时已接近极限，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是在小农普遍处于超极限的劳动密集投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称为“过密型商品化”，其特点是在有限劳动空间内以超密集的劳动投入弥补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求得勉强糊口的生存。

超密集的劳动投入既包括粮食生产，也包括棉、纱、布、茶、桑蚕、甘蔗、果品等供应市场的产品的生产。

小农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的商品生产，顾不上以赢利和扩充再生产资本为目的，只能以换取维持糊口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和交纳货币租税的银两为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经济作物和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增加，从而促进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但农民的单位工作日的劳动生产率不会提高，糊口生活水平也难于改善。

这就决定了商品化的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的现象长期并存、农业产量的明显增长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状态长期并存、城镇工业化的明显进展与农村停滞状态长期并存这三大“悖论现象”的存在，而且还决定了与之相关的另一“悖论现象”的存在，就是“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并存。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论证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

足以支持这一论证的着述，不仅有黄宗智教授所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农村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68-1988》等力作，还有中外学者近年来发表的大量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南方一些地区，呈现出小农经济过密化越强的迹象。

如苏、淞、杭、嘉、湖地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程度之高，约居全国之冠。

如吴县洞庭东西山一带农民，多“以蚕桑为务，地多种桑，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三四月谓之蚕月，家闭户，不相往来。

”在吴江县，“每岁暮春，邑人多治蚕”。

该县“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织，日夕治丝”。

如此高强度的密集劳动投入却仍然只能使小农家庭勉强维持糊口生活水平。

如据时人记载，乾隆年间，吴锡“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

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

及秋稍月余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

”又如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当地普遍兼事棉织的农民，以耕田所获，“输赋偿租外，未卒岁，室已罄”，只得靠棉织度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过密型商品化现象呢？

黄宗智教授认为是“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

”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必尽然。

在粗陋的小农生产技术条件下，无控制的自然人口增长，在中国和西欧都曾导致过周期性的人口与耕地比例的失调，但也曾多次由灾荒、战乱、瘟疫之类的残酷的“调节器”而达到新的平衡。

在欧洲，1100-1350年的人口增长周期接近约7500万的峰值之时，1348年黑死病开始泛滥，到1450年使人口降到5500万左右，平均降幅约为30%，有些地区可能达到60%以上，接着出现了1450-1650年间长达200年的人口和产量并行增长周期，峰值人口约为亿。

值得注意的是：

西欧农奴制的解体，英国自耕农的“黄金时代”和接踵而来的圈地高潮，资本主义的农场和手工工场的兴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进，尼德兰与英国革命的胜利，都发生在这个增长周期。

继之而来的是1650-1750年的下降周期，但降幅不大。

此后人口一直稳步增长，不再有下降周期。

同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几次巨大的人口波动，据有关专家推算，中国人口到13世纪初约为亿。

1208-1234年，蒙古攻灭金、夏，原金、夏辖区内人口由5500-6000万降到1050万，减少4400万以上，减幅将近80%；到1279年南宋灭亡，损失人口约1000万以上。

由此推算，从13世纪初到1279年，中国人口大约从亿降到亿，减幅达55%以上，到14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渐升到亿左右，也只是13世纪初的70%。

接着是元明之际的战乱，到洪武14年，全境人口约亿，只抵14世纪中叶的70%，13世纪中叶的50%。

此后经过200多年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到1600年，人口约增到亿，大概已接近于明代人口的峰值，此后又是明清之际的天灾和战乱，到顺治12年，估计人口为亿，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退回到450年前的水平。

又经过200年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到道光30年，人口约增到亿，这大概是清代人口的峰值。

此后又是一系列的灾祸和战乱，包括太平军、捻军起义和清军的残酷镇压，到同治4年，人口约降到亿，为峰值的73%，降幅约27%。

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人口波动情况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波动次数更多，波幅也更大。

如果按人口剧减有助于恢复人口与耕地之间平衡的理论，明初人口较14世纪中叶剧减30%，较13世纪中叶少50%；清初人口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而在四川那样的地区，减幅甚至达80-90%；那么，至少明初、清初数十年间不会存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以黄宗智教授着重研究过的鲁冀两省为例，1800年时，两省人口总计约5000万，人均耕地4亩；但明初人口总共才约700万，人均耕地近20亩。

[10]为什么在相对地多人少的情况下，也未能摆脱“过密化”的恶性循环呢？

黄宗智能教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已提供了求解的线索：

其一，他曾指出“人口压力也是通过阶级关系而及于贫农身上。

……分配的不均，大大加重了人口因素对部分小农身上所施加的压力。

”[11]其二，他还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12]把这两层含义联系起来，便可推导出这样一个思路：

要摆脱“过密化”和“糊口经济”的困境，除需要缓解人口压力，还必须解决“分配不均”和剥削苛重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农民糊口之外有一定的剩余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进而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起步。

这一思路对于摆脱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的确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尤为可贵的是，黄宗智教授不仅展示了这一思路，而且以他一系列深厚翔实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检验和验证他的理论推导和整个思路，这就使理论推导富有说服力和启迪力。

我本人在探究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短悬殊的根本原因过程中，提出了有某些类似点的思路。

我和我的同事从中西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西欧，特别是英国，率先实现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固然是众多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但其中一个不可替代的根本因素是，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农民的劳动所获，除了供自身消费和交纳租税外，一般说来拥有较同一时期的中国农民远为充裕的净余率，可投资于扩大再生产，便得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并能向市场提供较多的剩余农副产品，进而促进城市、市民阶级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中国农民却长期处于勉强维持糊口生存的困境，即使在“太平盛世”，处境好的农民也至多只有10%净余率，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也就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决定了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民难以积累起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也就不可能像西欧农民那样去促进根本性的社会变迁。

不过，我们的研究还十分粗疏。

黄宗智教授系统而深入研究的成果，将有力地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

[13]

黄宗智教授认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一样，都是“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商品化导致近”这一规范认识的始作俑者，对此我难以首肯。

马克思本人曾特别申明，他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以及由此论证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4]他还指出：

“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起着解体的作用。

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

”他论及曾经控制英法农村织工的包买商的经营活动时指出“这个方法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

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并且在旧生产方式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

”他还特别提到，“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商业对那种生产方式的解体作用尤其微弱而缓慢。

他还指出，在旧生产方式本身未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的”[15]。

可见马克思绝不是无条件地主张“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商品化导致近代化”的。

不过，的确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把马克思误解为具有与亚当·斯密类似甚至相同的观点。

“小商品生产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之类的信条，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不知不觉地影响不少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

因此，黄宗智教授批评的“马克思观点”，实际上是被误解了的“马克思观点”，而我认为他对这种观点本身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总之，黄宗智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富有说服力和启迪力的，值得我们认真消化和吸取。

我觉得，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精华，远未全都结晶于《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之中，在我看来，他的《中国农村的过密化现代化：

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一书才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他的成果。

特别是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两部力着中的研究成果。

该书不仅表述十分精练，而且把理论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我们看到一位汇通中西学术，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独树一帜的学者，从扑朔迷离的史实和中外学界竞为轩轾的各家学说体系中，实际上在开拓出一条新的研究路线。

其主要特点是：

抛开“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商品化导致近代化”之类的“规范模式”，运用跨学科方法，特别是经济人类学方法，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劳动者单位工作日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起伏消长，以此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是否真正有所发展的核心标志，并以此为基点，进而弄清诸如公民权利和规范法制等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实际进程及其因果关系。

我确信这是一条通向科学的阳关大道，在它的启导下，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势将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注释

[1]该文最初以英文发表于1991年7月出版的ModernChina第17卷第3期，中译文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王鏊：

《震泽编》卷三《风俗》。

康熙《吴江县志》卷五。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

黄卬：

《锡金识小录》卷一《风俗》。

《同治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参见布罗代尔：

《文明和资本主义》第1卷，1985年，第33、39页。

关于中国人口波动情况，参见：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赵文林、谢淑君：

《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何炳棣：

《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葛剑雄：

《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几次波动的峰值和谷底人口数，主要采用了葛剑雄教授的推算数。

李世平：

《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0—155页。

[10]黄宗智：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11]黄宗智：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第55页。

[12]见《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13]我的初步性研究结果，参见拙着《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

[14]马克思：

《给维·依·查苏利奇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中文版，第19卷268页。

[15]《资本论》第3卷，1975年中文版第366—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