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石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历史互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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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石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历史互动
谈论石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历史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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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湖南的文化、教育日趋兴盛发达,书院群更是空前繁荣。
坐落于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是我国书院缩影,湖湘文化典范,贯通我国书院教育血脉,贯通湖湘文化血脉。
解读石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千年互动历史,既可探究我国书院的人文精神,又可追溯湖湘文化的内在特质。
一、石鼓书院是湖湘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
作为地域特色文化,湖湘文化虽说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的屈原、贾谊,但作为厚积薄发的文化形态,湖湘文化真正成型于南宋期间。
石鼓书院发端于唐朝末年,是我国最早的书院之一,北宋名列“天下四大书院”,南宋集教育、学术、文化三大重镇于一身。
相对于湖湘文化,石鼓书院发端在前,发展在前,兴盛在前。
唐、宋两朝,作为人才培养基地、学术研究阵地、文化传承平台,石鼓书院兴贤育德,化民成俗,英才辈出,成就斐然,为湖湘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唐朝末年,湖南的文化、教育渐趋活跃。
唐末元和年间(806年一820年),士子李宽(中)在“湖南第一胜地”衡州石鼓山寻真观购屋读书,创建石鼓书院,刺史吕温曾慕名拜访并留诗《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为证,并成为我国创建最早的书院之一。
相比较而言,同在湖南、其后与石鼓一并名列“天下四大书院”、与石鼓千年并驾齐驱的岳麓书院创建于五代十国末期,即公元958年,比石鼓书院晚100多年。
在三湘大地,石鼓书院首开治学之风、教化之风、文明之风,为地域特色文化—湖湘文化的兴起奠定了文化渊源,积蓄了文化底蕴。
北宋至道三年(997),经衡州郡守授权,族人李士真在李宽(中)读书故址创建石鼓书院授徒讲学,以居衡州士子,这标志着石鼓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正式形成。
历经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石鼓书院逐步建立并健全了讲学、祭祀、藏书、学田等规章制度,肩负授徒讲学、崇祀先贤、刊刻书籍、收藏典籍、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等历史重任,享有极高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公元1035年,宋仁宗亲赐石鼓匾额和学田;随后,石鼓书院改为衡州州学。
书院的建设得到了北宋最高统治者的关注,说明石鼓在当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其二,石鼓与唯阳(应天府)、白鹿洞、岳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成为当时书院的典范,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人不绝于途。
石鼓书院不仅培育了众多的石鼓士子,还为石鼓士子积蓄了文化资源,树立了文化自信,为湖湘文化的兴起营造了文化氛围,搭建了文化平台。
南宋期间,石鼓书院作为书院典范,肩负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等多重历史使命,并通过传承程朱理学和湖湘学大放异彩,集教育重镇、学术重镇、文化重镇于一身。
其一,当时,书院与理学呈现出一体化趋势,这促成理学成为石鼓书院弘扬的主题,也促成石鼓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镇。
淳熙十四年(1187),应衡州太守宋若水之请,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作《衡州石鼓书院记》。
借助于《衡州石鼓书院记》,朱熹传扬理学思想,壮大理学队伍,扩大理学阵地。
石鼓书院也得以再一次“有声于天下”,再度成为南宋书院的典范,文化地位进一步提升。
其二,当时,书院与学术研究也呈现出一体化趋势,这促成湖湘文化的兴起,也促成石鼓书院成为湖湘文化的大本营之一。
湖湘文化最初由湖湘学派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
随后,胡宏高足、湖湘文化集大成者张拭以岳麓、石鼓、城南等书院为基地,使湖湘文化最终确立并发扬光大。
公元1168年,即孝宗乾道戊子年间,张拭应邀作《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
在《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中,张拭盛赞诸葛亮为“弘毅之士”、为“大丈夫”,勉励石鼓学子见贤思齐,见德思齐,树仁义气节,怀武侯气度。
从此,该精神高扬石鼓、高扬湖湘,日渐融入了石鼓学子、湖湘学子的日常行为之中并成为一种根植于心的常态反应,成为石鼓学子、湖湘学子的共识、追求和风范,对石鼓书院、湖湘文化产生了化及千年的影响。
二、石鼓书院与湖湘文化互生共长,呈现出双赢的历史格局
湖湘文化形成以后,石鼓书院与湖湘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借助、互生共长,呈现出双赢的历史格局。
一方而,石鼓书院成为养育湖湘学派、建构湖湘文化的大本营之一,石鼓学子成为湖湘学派的生力军,成为湖湘文化强有力的继承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另一方而,石鼓书院借助于湖湘学派、湖湘文化再续辉煌,元朝成为朝廷在北方推行书院的标杆,明朝成为湖南最有生气的学术中心,清朝成为第一所被朝廷允许恢复开办的书院。
元朝,因为战争频繁,更因为官学发达,书院时兴时废、相对衰落;因为湖湘学派、湖湘文化主体层而受到抑制,湖湘文化也呈现出冷中夹热的态势。
但是,石鼓书院仍然是朝廷在北方推行书院的标杆。
‘怪朝混一,仍置学于其地”。
①北方中和书院创建之初,山长王旭作书院记时,就期许书院有如石鼓等书院一样“称于天下,名于后世,以惠学者于无穷。
’,②元代石鼓书院兴学之盛,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作为湖湘文化的大本营之一,石鼓书院对于湖南文化、教育的普及,湖湘学派的扶持,湖湘人文精神的建构,湖湘文化的传播、继承与创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是石鼓书院的大发展时期。
嘉靖年间(1522年一1566年),石鼓书院以开放的精神迎接新的学术大潮—王湛心学,前来传经论道的著名学者络绎不绝,如湛若水、邹守益、蔡汝楠、赵贞吉、茅坤等。
石鼓书院学术活力空前高涨,学术氛围空前浓郁,再度开启了与学术研究交融之门,石鼓成为王(王阳明)学、湛(湛若水)学的传播阵地。
石鼓也借王学、湛学成为湖南最有生气的学术中心,盛况空前。
清初,石鼓书院作为第一所被朝廷允许恢复的书院闻名于世。
1657年,为“大明学术,巫振人心,使君父之义、忠孝之性晓然于人心”,在偏沉巡抚袁廓宇的请求下,石鼓书院作为第一所被朝廷允许恢复的书院。
清政府以石鼓书院恢复开办为起点,从严禁设立书院到积极支持书院兴贤育才。
以石鼓为代表的湖南书院群英才辈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济济一堂,对当时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尤其是晚清,以“中兴之臣”彭玉麟为代表的石鼓学子,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岳麓学子一道,将湖湘文化推向华夏神州,尽显千年学府的文化底蕴。
清末,书院改制为现代学校是历史的必然、教育近代化的必然。
1902年,石鼓书院顺应历史潮流应诏改制为新式中学堂,并未如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船山书院等其他湖南众书院一般囿于传统、守旧缓进。
1944年6月,石鼓书院遗址毁于日军炮火。
作为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湖湘文化依然弦歌不绝,熠熠生辉。
在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在对湖湘文化的研究和反思中,石鼓书院的辉煌得到了挖掘、证实和彰显。
2007年8月,衡阳市政府重修了石鼓书院。
三、石鼓书院与湖湘文化共通的精神特质
无论石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还是石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互生共长,两者的关系都是血脉相连、心气相通。
历经千年互动,历经千年沉淀,石鼓书院与湖湘文化表现出诸多共通的精神特质,如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传道济民的入世情怀,自由民主、融会贯通的人文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
(一)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
石鼓书院坐落之所石鼓山风景秀美,相传为三国期间武侯诸葛亮督铜之地,唐朝就建有武侯祠、寻真观、合江亭等名胜古迹,“最为一郡佳处”,文人骚客时有登临,为石鼓留下诸多诗词歌赋。
根据《石鼓书院诗词选》一书的统计,唐、宋两朝10多名石鼓书院诗词作者中绝大多数系朝廷命官,关心时事、针贬时弊成为石鼓诗词创作的主旋律。
大文豪韩愈的《合江亭》就是其中代表作:
“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
瞰临吵空阔,绿净不可唾。
……萧条绵岁时,契阔继庸懦。
胜事谁复论,丑声日己播,中巫凶邪,天子阂穷饿。
’,③韩愈开篇高度赞誉了石鼓书院的秀美风景,随后,笔锋陡转,猛烈批判了以元澄为代表的庸懦、俗儒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明确表达了诗人对当政者勤政、爱民的劝警。
韩愈倡导关心民间疾苦、勤政爱民的爱国精神对日后石鼓人文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诗人刘禹锡也是不顾自己被贬滴的处境,在《哭吕衡州,时予方滴居》感叹“空怀济世安人略”之余,“欲为君刊第二碑”,这表达了作者对先贤的追思缅怀、对现世的期盼和无奈、对除旧布新的希望和决心。
诗人重J隋重义、自强不息之举,与湖湘文化心系天下、淳朴重义的人文精神如出一辙。
石鼓唐诗心系天下,石鼓宋诗概莫例外。
南宋诗人郑思肖在《咏制置李公莆》曰:
“举家自杀尽忠巨,仰而青天哭断云。
”李莆举家自杀的慷慨壮烈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勇敢尚武”,即临难不俱、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
诗人对潭州守将李莆“以家许国”悲壮事迹的深情讴歌、深切怀念,也表明诗人拳拳爱国之心。
韩愈、刘禹锡、郑思肖等文人墨客创作的石鼓诗词表现了诗人积极入世、针贬时弊、关心民间疾苦的爱国情怀。
(二)传道济民的入世情怀
朱熹的《衡州石鼓书院记》在书院记中独树一帜,凸显了理学家和湖湘学派传道济民的入世J隋怀。
首先,朱熹猛烈抨击了南宋官学只关注科举功名,忽视德行道义的严重弊端。
“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义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
’,①他指出,石鼓是“侯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
并明确倡导:
“若诸生之所以学,而非若今之人所谓,则昔吾友张子敬夫所记岳麓者。
”张子敬夫即张拭,所记岳麓者即《岳麓书院记》。
张拭在《岳麓书院记》明确倡导:
“盖欲造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③为了让石鼓学子将“形而上”层而的传道济民落到实处,朱熹进一步解读了“形而下”层而即从事之方,指出学子要修身养性,要加强自我修养、自我审察,要“养全察袭;>“去恶充善”。
经朱熹的倡导,暨岳麓之后,石鼓也将传道济民框定为书院宗旨,石鼓也成为弘扬、传承、引领湖湘文化的大本营之一。
传道济民作为朱、张之学,作为岳麓、石鼓之学,作为湖湘之学,既完整诊释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一贯理念,又试图融合心性义理之学与经世事功之学,这既彰显了岳麓、石鼓的优良传统,更承载着理学家、湖湘学派的共同诉求。
岳麓、石鼓作为湖南书院群、湖湘文化的风向标,张拭、朱熹更是湖湘文化集大成者、理学集大成者,因此,张拭、朱熹为岳麓、石鼓厘定传道济民的宗旨,事实上也是为湖南书院群、湖湘文化厘定了传道济民的宗旨。
千百年来,传道济民精神砒砺着以石鼓、岳麓为代表的湖湘学子,以其文韬武略谱写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并于近现代之际,终成左右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自由民主、融会贯通的人文精神
自由民主、融会贯通的人文精神是我国书院的优良传统,也是石鼓的优良传统,还是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
这种精神源自我国书院史、学术史上的两大盛事,即公元1167年的朱张会讲和公元1175年的鹅湖之会。
作为书院典范,作为湖湘文化典范,石鼓书院第一时间学习并吸纳了这两大盛事的精髓,先后建立并健全了学术会讲、讲会制度,并始终秉承自由民主、融会贯通的人文精神。
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戴溪为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三卷。
淳裕七年(1247),林阱为山长,“补葺经创”,鼎新书院,并刊大字本《尚书全解》四十卷。
景定元年(1260),山长李访“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巫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
明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旨,音y晰疑义,阐发幽微”,“一时学者翁然云从”。
正德二十八年(1533),衡州知府蔡汝楠以学文敦行、辨志慎习、笃伦常、识仁体训士,刊刻《说经札记》、《衡湘问辨》、《太极问答》等,又请赵贞吉、茅坤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沫泅之夙也”。
清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
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府崔鸣弩“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石鼓历朝历代的学术会讲、讲会当中,不同学派的名家大师各抒己见,求同存异,石鼓学子既能“虚怀以听”,又能“质疑问难”,这既便于石鼓师长、学子的双向和多向交流沟通,又便于将讲学活动与学术研究活动有机紧密结合。
石鼓学术会讲、讲会制度秉承的自由民主、融会贯通的人文精神有助于石鼓学子扩大知识范围、拓宽学术视野;石鼓学术会讲、讲会制度创设的学术氛围、学术交流模式充分体现了石鼓士子、湖湘士子的涵养与修行,也充分体现出石鼓书院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更重要的是,历经石鼓师长、学子的千年坚守、千年笃行,这种自由民主、融会贯通的人文精神最终内化为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
(四)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
南宋以来,石鼓不存门户之见,不固守学术宗派,无论是对位居正统官学的程朱理学,还是对于“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的王学,还是对于“孤行独诣,其传不远”的湛学,石鼓书院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博采众长,这正是其作为书院典范、湖湘文化典范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南宋期间,程朱理学成为正统官学的前后,理学家们通过著述、授徒、兴学、讲学、立祠等活动扩大影响、争取阵地、壮大队伍。
于石鼓,张拭、朱熹先后借助于《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衡州石鼓书院记》,使得石鼓书院成为理学式书院,成为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
石鼓书院在倡导正统官学的同时,对于“反传统”的王学也表现出积极的接纳、理解和认同。
明朝嘉靖年间,王门弟子邹守益来石鼓书院倡导“戒惧”说,强调“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并以“自强不息、修己以敬”注解“戒慎恐惧”。
随后,王门弟子相继来石鼓传经论道,如浙中王门王宗沐和孙应奎、楚中王门蒋信、王门左派赵贞吉和罗汝芳等。
王门弟子在石鼓的系列讲学活动,既扩大王学影响,拓展王学阵地,壮大王学队伍,也让石鼓书院会讲、讲会之风盛极一时,石鼓书院也得以成为讲学式书院。
相对王学“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的盛况,湛学颇有门庭冷落之嫌,然而,石鼓对湛学同样表现出兼修并蓄、择善而从的开放心态。
湛学创始人湛若水两次来石鼓书院会讲湛学思想。
湛学主旨被弟子总结为立志、煎销习心、体认天理,而他自己更为强调体认天理,尤其强调“随处体认天理”。
在王学影响日渐扩大之际,湛若水坚守师承、发扬师说,扩大影响,壮大力量,实属难能可贵。
湛氏也为石鼓书院注入了一股“随处体认天理”之新风,这对于石鼓学子理解、认同湛学无疑大有裨益,也让石鼓学子大开学术眼界,拓展学术视野。
宋、明两朝,石鼓书院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集名儒大家于一堂,讲经论道,谈古论今,以赶超岳麓之气概,成为湖南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学术中心。
更有意义的是,得益于石鼓师长、学子的千年传承和千年践行,这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日渐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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