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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与生态环境理论关系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自然资源和环境消纳污染物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规模的飞速扩张和人口的急剧增长所导致的人类物质需求和废物排放的不断增加将逐步逼近自然环境的承载极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如何解决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重大问题,仅仅依靠技术进步来缓解环境压力已经远远不够。
目前我国建立在开发资源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而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还将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了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我国必须真正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
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1]生态文明坚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倡建立有序的生态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今后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的实现作为我国的奋斗目标,以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实现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力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环境质量的稳定甚至提高。
。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必须从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向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转变。
根据《第三只眼睛看河北》资料显示,近年来,河北省经济快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明显加快,造成水资源极度短缺,每年总缺水量大约20亿立方米;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的45%,成为全国自然植被破坏最严重的区域,目前环境资源已经难以支撑经济的发展。
生态环境形势也不容乐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力,水体污染严重,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仍未达到二级标准。
生态环境竞争力弱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滞缓反过来又会使环境的治理和改善缺乏经济力的支撑。
因此,河北省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也必须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各经济主体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其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及科学技术水平等是决定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在科学技术未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总量的增加,必然要求更多的资源投入,从而会导致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排放量随着产出量的增加而增加,环境污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越大。
同时,由于不同产业的排污强度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也不同。
显然,利用外资(FDI)会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而通过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的传导作用,就会对投资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近年来,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提高,从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一直以第二产业的投资为主,比如,根据《河北经济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1998—2004年对第二产业投资的平均比重为85.7%。
此外,河北的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结构为主导,即主要以劳动密集程度高,资金和技术含量较低的成本竞争型传统行业和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型行业为主,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于高耗能、高污染的密集型行业,2005年,对这些行业的投资总额占第二产业投资总额的61%。
由此可见,利用外资有可能加剧河北省生态环境的恶化,本文正是基于此认识的基础上,探讨利用外资对河北省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状况,研究如何加强环境规制以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负作用,发挥其对环境的正面影响;从而进一步分析如何适应生态文明实现的要求,引导外资进行结构调整,使其与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转变相适应,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1.主要内容
(1)分析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从而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产业布局、出口结构等对河北省生态环境的影响。
(2)对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生态环境的影响状况。
(3)分析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结构调整的必要性,提出生态文明视角下河北省利用FDI的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2.研究方法
(1)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本文利用定性分析方法,探讨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出口情况,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定量分析中,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河北省“三废”排放量(固体废弃物选用产生量)的关系,证明了河北省仍处于工业污染水平不断上升的阶段,必须重视FDI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
(2)本文力图对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可能作用机制及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其次,根据河北省1984年~2004年的相关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FDI与工业“三废”排放量(固体废弃物选用产生量)的关系,揭示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状况。
1.3本论文的创新点
1.目前研究成果中有关于长三角地区或其他省份利用外资与污染排放关系的研究,很少有关于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生态环境影响作用的系统研究,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范围,从定性和定量层面探讨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河北省污染加剧的格兰杰原因,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加剧河北省生态环境的恶化的因素之一的结论。
2.本文从分析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及结构变动,体现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作用。
以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界定为前提,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河北省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投资进行了统计核算,以污染型行业投资占第二产业的比重的逐年变化看,体现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高耗能、高污染的密集型行业的投资行业特征。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11个地区投资布局对地区的环境影响情况看,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大于其投资规模的影响作用,同时,也体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受当地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较大。
在此基础上,强调外商直接投资要与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适应。
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
2.1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生态危机的出现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人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源。
自此,学者们开始专注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理论。
例如,博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和赫尔曼•E.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都用不同的方式研究了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发生作用的可能机制。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模型中进行分析,但这一时期利用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一些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稳定和改善是可以兼顾的,而另一些模型则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
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在利用大量环境质量监测的实证数据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时提出了EKC假说。
该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指标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
潘纳约托(Panayotou)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gtalKuznetsCurve,简称EKC)假说”。
目前解释EKC曲线的理论模型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其中有优化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的模型及其它模型。
以Selden和Song(1995)为代表所研究的优化增长模型将污染水平作为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变量,用优化控制理论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
Selden和Song(1995)使用Foster(1973)的增长:
污染模型分析结论认为,消费水平和污染水平之间的变化曲线呈现倒U型。
内生增长模型的代表人物有Lighthard和vanderploeg(1994),该模型将资本、技术、规模收益等因素都包含在内,认为经济增长和提高环境标准可以兼顾。
Lopez(1994)是研究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的模型的主要代表,Lopez(1994)认为如果把环境作为一个变量,生产者需要为污染支付全部边际外部成本时,污染和收入的关系取决于技术和偏好的性质,当偏好发生改变时,污染和收入之间就会形成倒U型曲线的关系。
除上述模型以外,经济学家还建立了一些其它理论模型(例如:
John等建立的跨代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
尽管大多数理论模型证实了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将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抽象成收入后,利用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却不尽相同,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除了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外,还有可能存在着N型曲线、三次曲线或直线关系。
例如:
Grossman和Kruger(1995)通过研究1977年~1993年42个国家二氧化硫与人均GNP的关系,发现二者成N型曲线关系。
我国由于相应的观测数据的缺乏,目前对EKC曲线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对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与污染状况的研究更少。
沈满洪、许云华(2000)分析浙江省经济与环境指标之间呈N型曲线;袁雯、杨凯(2002)研究结论为1978~2000年上海人均GDP与城区废弃物之间存在明显的二次曲线特征;曹光辉、汪锋等(2006)利用全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不排除目前我国正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的可能性,但没有证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已经存在EKC曲线现象。
综上所述,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EKC假说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证实,目前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人们只考察了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变化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注重其它相关因子对环境质量的共同作用。
2.1.2经济增长与生态生态环境关系的理论界定
经济增长对生态生态环境质量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作用。
消极作用体现为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不断开发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从而有可能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生态环境质量退化。
积极作用则表现为:
一方面经济增长会使社会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环保投入,另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会增强,环保需求也会增加,因贫穷所引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
过度开垦土地等也会随之解决,同时会促进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的研究和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三种效应: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减排)效应。
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质量最终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是由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谓规模效应就是指在经济结构、技术(减排)水平等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增加,相应地污染物排放量亦增加,生态环境质量退化。
此时经济规模的扩大对生态环境质量造成的是负面影响。
依据加工的层次和延伸的进程,我们可以将一国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三类: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具有高污染性的工业是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三个产业当中,第二产业的污染密集程度最高,第二产业的比重越高,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就可能越大。
经济结构的自然演进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包含金属冶炼、矿产资源开发、重加工业等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第二产业发展迅速,经济结构朝污染加重的方向发展,到经济增长的后期阶段,污染较轻的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较快,经济结构向污染较轻的方向转变。
在其它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效应使得生态环境质量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而技术(减排)效应的发挥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生态环境政策和技术进步等提高投入—产出效率,降低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以此达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目的。
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上述三种效应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在工业化过程当中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正、负哪一方面的影响。
当规模效应占主导地位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当结构效应和技术(减排)效应占主导地位时,生态环境质量就会改善。
2.2外商直接投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2.2.1国内外研究现状
以往许多文献研究都已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弥补东道国国内资金缺口,解决国内资源不足,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是包含资本、技术和知识的复合体,“两缺口”理论认为储蓄、投资、出口、进口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国内资本的形成,加速经济发展。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是资本形成的一种来源,FDI的增加,会引起总投资的增加,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
而新增长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掌握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伴随外资的引入,东道国能够学习先进技术增加知识存量,FDI作为内生技术进步的重要变量,将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FDI通过影响东道国资本的形成、技术进步、对外贸易等会进一步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既然FDI能够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又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那么FDI发生改变势必会引起投资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的变化。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张,FDI与东道国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目前,研究结果基本形成三种观点:
一是FDI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例如BirdsallandWheeler(1993),Frankel(2003)等乐观地认为FDI总是倾向于对投资所在地区的公司传播绿色技术,通过运用统一的环境标准促使东道国实现清洁生产或绿色生产,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环境污染减少;二是FDI引入会加重东道国环境污染,其原因是FDI会刺激经济增长,使东道国产出大量增加,从而引致更多的污染排放量的增加,代表人物有Zarsky(1999),Jensen(1996)以及Worldbank(2000)等;第三种观点仍然坚持FDI的流入会造成东道国生态环境质量退化,但这种环境退化是由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转移引起的。
即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如果东道国实施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就会吸引发达国家或投资国进行污染产业转移,最终导致东道国成为发达国家污染行业的落脚点。
关于“污染避难所假说”,国外较少一部分文献在说明FDI的流入,存在着污染产业转移情况,会造成东道国污染加剧。
国外学者Chichilnisky(1994)和Copeland(1994)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证明,研究结果认为,该假说的存在具有合理性。
Lucas(1992年)等发现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转移,最穷国制造业的有毒物排放强度增长率很高,造成了该国污染的加剧。
BirdsallandWheeler(1993)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OECD国家提高环境标准后,拉美国家的污染密集型行业增长率明显上升,由此说明确实存在着污染产业转移的事实。
但大部分文献还是在试图证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不存在,即东道国FDI的流入量与投资国污染密集产业转移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
例如:
Leonard(1988年)研究了1982---1992年间美国化工行业海外投资情况,发现它没有过多地集中于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EskelandandHarrison(1997)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摩洛哥吸收外资的情况,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外来投资并没有倾向于污染产业。
Wheeler(2000)指出,中国、墨西哥和巴西是全球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近年来,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都呈下降趋势,从而说明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不成立。
国内在对FDI所造成的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研究中,基本上也都是围绕是否加剧了环境污染以及是否存在污染产业转移等问题来说明FDI对中国环境质量影响的。
例如:
夏友富(1999)对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利用FDI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认为确实存在着外商通过直接投资向中国转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情况,FDI对中国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2]而赵细康(2003)则从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角度切入分析得出,FDI并未呈现出向我国大规模转移污染行业的倾向。
中国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但是从部门来看,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资相对规模超出了外资企业的平均规模水平,表明转移的是那些污染密集型的边际产业。
[3]沙文兵,石涛(2006)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与我国FDI的区域分布特征一致,其环境负面效应也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
国内也有一部分文献在说明我国并没有出现“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现象。
[4]陈红蕾,陈秋锋(2006)通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对污染避难所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环境政策强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影响非常小,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没有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中国并未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5]戴育琴,欧阳小迅(2006)从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着眼,经过分析后认为,外商投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结构优于我国整体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结构,且外商清洁密集型产业较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更强,所以外商投资对我国整体污染产业具有拉升效应。
[6]这实际上间接反映了外资对生态环境也能产生正面的影响作用。
2.2.2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解析
经济规模、经济结构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是决定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
从规模效应的角度看,如果科学技术未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总量的增加,必然要求更多的资源投入,这样就会使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排放量随着产出量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导致环境污染加剧。
此外,从结构效应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所消耗的资源和所产生的污染排放程度不同,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如果产业结构向污染较轻的方向转变,就会逐渐减少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如果产业结构向污染加重的方向转变,就有可能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加剧环境污染。
因此,产业结构也是决定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各国在经历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都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而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动来改善环境质量。
由此可知,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的传导作用,会对投资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正、负方面影响。
这种影响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产业或行业分布、技术水平、产品结构等因素。
FDI的规模越大,就会刺激经济规模的扩张,就越有可能加剧污染。
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如果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导致FDI投资于污染密集型的产业或行业比重过大,就会促进污染排放量的增加,造成东道国生态环境质量退化;如果外商直接投资污染密集程度低于东道国内部产业结构的污染密集程度,那么外商直接投资还是有利于东道国的环境保护的。
与国内企业相比,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拥有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东道国促进国内企业学习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以便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单位经济活动的污染排放。
从产品结构方面看,FDI投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属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数量越多相应造成的污染排放量就会越多。
当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会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加速经济的发展,使其拥有更多的资金投资于环境保护,改善环境质量。
同时,又可以提高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防止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更大程度的破坏环境,使人们更多的关注环境质量,对环境形成有效需求,积极参与到环保活动中。
既然利用外资对生态环境既存在正面影响又存在负面影响,我们应该通过采取经济手段或环境政策来积极的发挥其正面影响,而避免其负面影响,努力做到多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少引进污染。
2.3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1.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大部分文献都集中于环境规制对FDI流入量影响的研究上,很少有关于环境规制对FDI所发挥的环境效应的影响的研究。
例如:
John&Catherine(2000)运用条件对数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1986—1993年美国各州域层次的环境规制对各州吸收FDI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严格化会减少该地FDI的流入,而当John(2001)把研究对象转到县域层次,采用一个修正的两步计数模型对县域层次的环境规制与FDI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却发现严格化的县域层次的环境规制对的流入没有负面影响。
[7]吴玉鸣(2007)根据1988年~2004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FDI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每加强(增加)1个百分点,可使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0.15—0.23个百分点,虽然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呈现为负效应,但这种负面作用非常小,近期不会影响外资利用。
[8]熊鹰,徐翔(2007)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我国环境管制宽松,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具有积极作用,但它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劳动力成本等才是关键所在。
放松环境管制会导致外资产业结构向污染型方向发展,因此我国仍然需要加强环境管制。
[9]
2.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认识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地区环境规制可能严重地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而有的地区这种影响可能很小。
应该说,环境规则对利用外资环境效应的发挥可以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不仅考虑其经济效益,更要重视其环境效益,如果宽松的环境规制会带来更多的污染和环境质量退化,那么我们应当加强环境规制以便促使更多地FDI的环境正面效应出现。
由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可知,经济发展与环境状况密切相关,如果利用外资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而使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则表明利用外资对环境恶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当投资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则对环境的影响作用更大。
因此,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范围,研究在河北实现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如何使外资对实现生态文明起促进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以这一思路为主线,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第3章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生态环境影响的统计分析
3.1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河北生态环境的关系
3.1.1河北省利用外资概况
根据表3-1和图3-1显示,1984~1998年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规模逐年扩大,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4年的160万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163893万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9.52%。
亚洲一直是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变化的影响,亚洲外商直接投资到位资金减少,实际利用外资额自1999年又开始回落,当年引进外资比1998年减少了19615万美元,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75661万美元。
此后,河北省抓住“入世”的有利商机,积极吸引外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2002年引进外资82445万美元,比上年增长了9%,终于扭转了持续几年的下降趋势,越过低谷,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期,到2006年,河北省实际利用FDI已经增长到201434万美元,比1998年还要多37541万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独资、合资为主要形式参与河北省的经济建设,涉及农业、制造业和房地产等诸多领域,投资范围遍及11个市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比较明显。
如表3-1所示,FDI占全省GDP比重在1984年仅为0.01%,1992年则上升到了7.74%,1997年和1998年分别为3.14%和3.19%。
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省GDP平均比重在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分别为0.12%、1.6%、2.67%、1.39%。
此外,1984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0.06%,1996年则上升为8.66%,比1984年高出8.6个百分点,2006年该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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