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中杜甫说总检讨韵文学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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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杜甫说总检讨韵文学刊

“词中杜甫”说总检讨

　欧明俊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词中杜甫”说不是王国维的“专利”，周邦彦不是唯一的“词中杜甫”。

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宋词人还有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清词人则有陈维崧、蒋春霖、郑文焯等。

宋人只以柳永比拟杜甫，“词中杜甫”说主要是清人推尊词体观念的体现，多是论者对所推崇词人的最高评价，实质上是为自己词学理论服务。

“词中杜甫”的价值和地位多是“层累”地造就的，对其“身份确认”多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是基于目的性的主观价值评判，有“片面的深刻”，但往往远离史实和原生态。

不同时代的词论家有各自心目中的“词中杜甫”。

此说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其中以辛弃疾、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合理性程度最高。

应从不同角度综合评价此说。

［关键词］杜甫；“词中杜甫”；尊体；追认；检讨

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曾将周邦彦比拟“词中老杜”。

王国维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学说影响甚大，许多观点被后人当作“定论”接受。

“词中老杜”说也是如此，以至于不少学者将“词中老杜”说视为王国维的“发明”和“专利”。

而事实上，将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的不只是王国维一人，王国维更不是“发明”者。

历代词人被比为杜甫的也不只有周邦彦一人，宋代还有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清代则有陈维崧、蒋春霖、郑文焯等。

将宋代某词人比为杜甫，也不是从周邦彦开始的。

本文是对词学批评史上所有持此说的总检讨，题目不作“词中老杜”说，是为避免读者误以为本文只是评议王国维的“词中老杜”说，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是词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从宋代开始，历代主要是清代许多词论家论述过这一问题。

因论者的文学观、词学观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论述问题的标准、角度不同，对“词中杜甫”的理解和认定自然不同，论者有各自心目中的“词中杜甫”，并未形成统一认识。

这一命题涉及词史、词学批评史乃至整个文学史上的不少理论问题，很有研究价值。

当代学者中，已有罗忼烈《清真词与少陵诗》、刘扬忠《稼轩词与老杜诗》、陈祥耀《“词中老杜”与苏辛异同》、赵海菱《老杜诗与白石词》等文论及，但皆属“个案”研究，主旨都在证明究竟哪位词人有资格配做“词中杜甫”，而对“词中杜甫”说的源流承传情况，丰富复杂的内涵，以及所涉及的诸多理论问题，因限于体例，皆未展开论述。

另有陈水云《杜甫与“词中少陵”》和谷曙光《“词中少陵”补笺》（分别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2006年第1期）对此命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笔者拜读后，仍觉“意犹未尽”。

因此，本文拟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对“词中杜甫”说进一步做一番总检讨。

同时，对由此引发出的一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做出个人的思考。

一

从现存资料看，早在北宋末，黄裳即将柳永比作杜甫，他是以宋词人比拟杜甫的第一人。

《书〈乐章集〉后》说：

“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

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

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

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

”（卷三十五）黄裳是从歌咏盛世“太平气象”和风格“典雅文华”两方面肯定柳词并与杜诗相比的，并没有说柳永有杜甫的崇高地位。

与柳永同时稍后的范镇早就称赏柳词歌咏“太平”的特色和成就。

他说：

“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叹，乃于耆卿词见之。

”（卷十引）南宋陈振孙也盛赞柳永词于“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P616）他们是从歌咏太平景象、反映时代精神状态角度，将柳词与杜诗相提并论的。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载道：

“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

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

”（P22）古人有名有字，《颜氏家训》云：

“名以正体，字以表德。

”名和字，一为表面意，一为深层意。

“无表德”意谓不在深层意蕴上着力。

项安世（平斋）从“无表德”、“实说”（即词作白描、质朴、真实）角度将柳词与杜诗并论，示人以学习门径。

他也只是从此方面肯定柳词杜诗的特色和价值，但“无表德”、“实说”并不能代表杜诗的伟大成就，项安世的观点并不恰当。

因此，刘熙载评论道：

“柳耆卿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

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陵恐不许之。

”（P107-108）刘氏认为，柳词只在体制形式上可比杜诗，思想内容上是没有资格与杜诗相比的，所论极是。

胡薇元则认为：

“宋人云：

‘诗当学杜，词当学柳。

’盖词入管弦，柳实能手。

”（P4027）从“可歌”角度肯定柳永是宋词人的代表，可比唐诗人中的杜甫。

谭献《复堂词话》评柳永《倾杯乐》（木落霜洲）云：

“耆卿正锋，以当杜诗。

”（P3990）“正锋”是书法用语，意谓书写字时，毛笔宜紧直，笔尖在纸上垂直运行，易渗水，这样写出的字厚重有力，不轻佻，不散漫，易产生浑厚劲健的效果。

谭献认为柳词中浑朴厚重的优秀之作可比杜诗，持论较为谨慎，并未将柳词价值盲目夸大。

朱祖谋《手书柳永词》说：

“屯田词，自李端叔、刘潜夫、黄叔旸诸家评洎，多以其俳体为诟病久矣。

惟张端义《贵耳集》引项平斋言：

诗当学杜，词当学柳，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云云。

柳得一知音，不惜歌苦矣。

”（P145）朱氏欣赏推崇柳词，因此认同项安世的观点。

王国维则认为“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

他论定只有周邦彦词可比杜诗，认为柳词比杜诗是不妥当的，所论较有道理。

宋人只以柳词比拟杜诗，但没有整体上相比。

宋人原本鄙视词，视为“小道”、“末技”，很少有人将词人比拟前代诗人，更不会比拟杜甫，这是时代观念，是可以理解的。

论者欣赏柳词，比作杜诗，只是看重其某些侧面，这种比拟是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的。

视柳永为“词中杜甫”，只是宋代和清代个别学者的观点，并没有被学界广泛接受。

清人又将苏轼比拟“词中杜甫”。

首倡者是阳羡词派的开创者陈维崧，《〈词选〉序》说：

“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駸駸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

”（P761）仅以苏词中的长调比拟杜诗中歌行体。

陈维崧词学苏、辛，将苏轼与杜甫相提并论，正见苏轼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他的这一观点影响后来词论家。

陈维崧同以苏、辛词比杜诗，认为如杜诗的不只是某一词家，这种观点是深刻的。

刘熙载说：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

”又云：

“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

”（P108、113）从风格角度将东坡词比拟太白诗，又从内容上将东坡词比拟老杜诗。

角度、标准不同，皆有道理。

他并不拘泥于将东坡比拟某一家，是比较科学的态度。

冯煦在《蒿庵论词》中即十分赞赏刘熙载的观点。

清末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认为，词至南宋姜夔、张炎，“始称极盛，而为词家之正轨。

以辛拟太白，以苏拟少陵，尚属闰统。

”（P3227）“闰统”意即非正统、非正宗，江顺诒承袭浙西词派的观点，以姜夔、张炎为词之“正轨”，而以苏、辛词为“变体”、“别格”，但承认苏词与杜诗的相似性及其成就。

历代词论家，只有清人以苏词比拟杜诗，持此论者并不多，也只认为苏词与杜诗在某些方面相似。

从总体上看，东坡词更近李白诗，清代不少学者皆持此观点，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云：

“太白之诗，东坡词可以敌之。

”（P222）苏词与杜诗，只有某些方面可比，而与李白诗，则是整体上可比，将苏轼比拟“词中李白”，相对来说更有道理。

清代不少词论家皆将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

清初先著、程洪在评张炎《齐天乐》（分明柳上春风眼）一词时说：

“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韦、柳之长。

”（P1367）但没有展开论述。

周济《词辨》自序谓董士锡于清真词“推其沉著拗怒，比之少陵”。

（P781）董氏为张惠言外甥，承张氏词学，但他只是从艺术风格的“沉著拗怒”方面将清真词比拟杜诗。

周济认同董士锡的观点，自己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首次提出“清真，集大成者也”的著名论断。

浦起龙《读杜心解·发凡》云：

“篇法变化，至杜律而极。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

“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

”（P1632）律诗之“法”至杜甫“而极”，词之“法”至周邦彦而“大备”，两者确有可比性。

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又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观点，但并未将清真词誉为“词史”，他看重的不是“词史”，而是“集大成”。

周济是常州词派的真正开宗立派者，推尊词体，认为周邦彦词达到“浑化”之境，是词的最高境界，也是后世学习的最佳典范。

周济虽未明确说周邦彦是“词中杜甫”，实际上是认为周邦彦如同杜甫一样，在词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的观点影响再传弟子冯煦，冯煦《蒿庵论词》说：

“《提要》云……词家之有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

予则谓商隐学老杜，亦如文英学清真也。

”（P3594－3595）即是把周邦彦比作“词中杜甫”。

陈廷焯《词坛丛话》把周邦彦推为“圣于词者”的五家之一，说周氏“真千古词坛领袖”。

（P3723）在《白雨斋词话》中，陈氏对周邦彦有系统的论述，如卷一云：

“词至美成，乃有大宗。

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

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

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

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

”卷二云：

“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

”将周邦彦推到词史上的最高地位，但没有将他与杜甫相比。

卷八又云：

“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

然有诗人所辟之境，词人尚未见者，则以时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

一则如渊明之诗，……求之于词，未见有造此境者。

一则如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

求之于词，亦未见有造此境者。

”“至谓白石似渊明，大晟似子美，则吾尚不谓然。

”（P16、29、221－222）他不赞成前人将周邦彦比作杜甫。

陈氏认为“变古”而使后人不能再“复古”，才是词中的最上乘。

他说：

“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

”“诗有变古者，必有复古者。

然自杜陵变古后，而后世更不能复古，何其霸也！

”他寄期望于来哲，“谁为杜陵，别出旗鼓，以开来学哉？

”（P16、29、221－222）呼唤“词中杜甫”的出现，即表明心目中没有一人可配称“词中杜甫”。

陈廷焯没有将“词圣”与“诗圣”并列，只是就词论词，见解独到。

正统文学观念，词不如诗，词人亦不如诗人。

周邦彦词成就再高，也只能与词史上其他词人相比，但无法与大诗人相比，更比不上杜诗。

王国维晚年对周邦彦词推崇备至。

他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中“以宋词比唐诗”，认为“词中老杜，则非先生（按：

指周邦彦）不可”。

王国维欣赏清真词的“精工博大”、“浑然天成”、“模写物态，曲尽其妙”，欣赏“文字”、“音律”之美，肯定其影响深远，“入人至深”。

他认为周邦彦在宋词中地位最高，“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比拟杜甫，是对周邦彦的最高评价。

但王国维只是在文字音律、艺术风格及其影响深远几方面立论，并没有看重杜诗的“诗史”、“忠爱”等方面。

王国维早先对周邦彦及其词颇有訾议，《人间词话》中以“雅正”、“深远之致”、“创意”为标准衡量清真词，评价并不高。

这与后来对清真词的高度评价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他是以不同标准衡量的，自然结论有异。

必须指出，历代词论家心目中有好几位“词中杜甫”，绝不只是王国维所说的周邦彦一位，王国维也不是“词中杜甫”说的第一人，他的观点影响大是事实，但“发明权”不是他。

对“词中杜甫”说的历代不同人的不同观点，我们皆应高度重视，充分体认。

汪东《唐宋词选评语》云：

“词至清真犹文家之有马、扬，诗家之有杜甫，吐纳众流，范围百族，古今作者，莫之与竞矣。

”（P79）邵瑞彭《〈周词订律〉序》云：

“尝谓词家有美成，犹诗家有少陵，诗律莫细乎杜，词律亦莫细乎周。

”（卷首）皆将周邦彦比作杜甫。

夏承焘《周邦彦的〈满庭芳〉》一文认为，在“格律”方面，周词可比杜诗，而“思想性”方面是无法与杜诗相比的。

（P72）罗忼烈《清真词与少陵诗》一文，分别从文字、声律、风格、章法、修辞、技巧等方面，论述清真词与杜诗的相近处。

结论是：

若论思想内容，任何词人的词皆不能和少陵诗相提并论，“若论文艺技巧有如上述各种诸家（按：

指苏轼、柳永、姜夔）之于老杜容或得其一体，但终不及清真全面，所以董晋卿，尤其是王国维，以周邦彦比拟杜甫是比较适合的。

”（P19）罗先生的观点能自圆其说，不过仍有可讨论处，不谈“思想内容”，仅从“文艺技巧”方面立论，似乎太偏重“技巧”了。

叶嘉莹《论周邦彦词》一文认为，周邦彦词被称为“集大成”，且被比拟为“词中老杜”，实在大多是就其“写作功力”方面之成就而言，而并不是就其“内容意境”方面而言的。

（P197）周邦彦词承前启后，在艺术上“集大成”，也只在此方面可与杜甫相比。

这样立论比较稳妥，与夏承焘、罗忼烈两先生的观点也是基本上一致的。

当代学者多直接承袭王国维观点，如钱鸿瑛《周邦彦研究》第八章标题即是“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

杜甫将律诗规范、定型，是律诗的“集大成者”，影响甚大，被誉为“诗圣”。

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正与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相似，柳永、张先、苏轼等只是词体的开拓者、革新者，周邦彦则是词体的总结者、定型者，其词为词体创作确立了范式，历代词人模仿学习的最多。

从对后世影响上看，周邦彦的地位是其他词人无法比拟也是无法取代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邦彦堪称词史上的“集大成”者。

但必须指出，也只有形式格律、文字声韵、艺术技巧方面，从影响大、易学方面，周邦彦才可比杜甫。

至于杜甫的忠爱，忧国忧民，杜诗的思想深度，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蕴含的文化意味，博大精深，沉郁顿挫，一代“诗史”，大家气象，品格之高等等，则是周邦彦词无法企及的。

因此，将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

二

清代以来词论家中，亦有人将辛弃疾比拟“词中杜甫”。

陈维崧在《〈词选〉序》中最早将稼轩长调词比拟杜甫歌行体诗，作者论词崇尚辛弃疾，因此比拟杜甫。

刘熙载说：

“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

”（P113）则重其“品格”。

蔡嵩云认为东坡词于诗似太白，“稼轩词沉郁顿挫，气足神完，于诗似少陵，然有其感慨而无其性情，亦不能学也”。

（P77－78）是从艺术风格角度将稼轩词比拟杜诗，强调学习杜诗、辛词，既要有其“感慨”，又要有其“性情”。

现当代学者如缪钺、顾随、叶嘉莹、杨海明、刘扬忠、陈祥耀等，皆认为辛弃疾最有资格比拟“词中杜甫”。

缪钺《论辛稼轩词》指出，“宋词之有辛稼轩，几如唐诗之有杜甫”（P144）。

顾随《稼轩词说》云：

“词中之辛，诗中之杜也。

”（P60）《驼庵诗话》亦云：

“以作风论，辛颇似杜，感情丰富，力量充足，往古来今仅稼轩与之相近。

但稼轩有一着老杜还没有，便是干才。

”（P756）顾随从艺术和“作风”两方面将辛弃疾比作杜甫，争取词史“正统”地位。

叶嘉莹《论辛弃疾词》一文认为，所有诗（包括词）首重“内心之感发”，都是要显示作者襟抱的，真正伟大之作者“是以自己全部生命中之志意与理念来写他们的诗篇，而且是以自己整个一生之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

”唐代诗人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杜甫，词人中，自当推崇“辛弃疾为唯一可以入选之人物。

”（P235－238）杨海明《唐宋词史》一书从题材广泛角度，认为稼轩词比东坡词更似杜甫诗。

刘扬忠《稼轩词与老杜诗》认为：

“综合思想内容、胸怀气度、艺术境界及风骨体制等重要方面来进行比较，在宋词诸名家中，差堪与杜甫并肩而立的只有号称‘词坛飞将军’的辛弃疾。

”陈祥耀《“词中老杜”与苏辛异同》指出，不能机械看待“词中老杜”问题，“只能论其大体，论其精神实质；不能抓住局部问题，只论表面形式。

”柳永、苏轼、周邦彦、姜夔、王沂孙皆比不上杜甫，“要说‘词中老杜’，自然应推辛弃疾。

”（P593－594）上述诸家，多强调从精神实质，从总体成就和地位上进行比拟，认为以辛弃疾比拟“词中杜甫”最为合适，这样立论是较合理的。

清人又多以姜夔比拟“词中杜甫”。

吴蔚光《〈自怡轩词选〉序》云：

“文极于《左》，诗极于杜，词极于姜，其余皆不离乎此者近是。

”（P765）许宝善《自怡轩词选·凡例》说白石是“词中之圣也”，皆把姜夔比拟杜甫。

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引老师凌廷堪的话说，慢词北宋为初唐，“南渡为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诸家。

”（P574）作者仅以慢词立论，不涉小令。

邓廷桢《双砚斋词话》说：

“词家之有白石，犹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

盖缘识趣既高，兴象自别。

”（P2530）认为姜夔词在整个词史上成就最大，可比杜甫。

宋翔凤《论词绝句》云：

“诗从杜曲波愈阔，词到鄱阳音大希。

”（卷三）他在《乐府馀论》中又说：

“词家之有姜石帚（按：

姜石帚与姜白石非一人，此处所论当指姜白石），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

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

”（P2503）从整体上推崇姜夔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词史地位，又认为姜夔词忠君忧国，比兴寄托，也如杜诗一样。

戈载说：

“白石之词清气盘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其高远峭拔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

盖白石深明律吕之学。

”（卷三）将其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也是比为“诗圣”杜甫。

况周颐《餐樱庑词话》引朱依真《论词绝句》推崇姜夔“合是诗中杜少陵，词场牛耳让先登”。

（P398）张祥龄《词论》云：

“周清真，诗家之李东川也。

姜尧章，杜少陵也。

”（P4211）皆将姜夔比作杜甫。

陈廷焯《云韶集》卷六云：

“词有白石，犹史有马迁，诗有杜陵，书有羲之，画有陆探微也。

”（卷六）《词则·大雅集》卷三也说：

“白石词清虚骚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

”基本上承继戈载之说。

他们的观点多为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观点的发挥，只不过朱彝尊并未明确提出姜夔词可比老杜诗。

清人将姜夔词的价值和地位推到极致，姜夔明显是清人主要是浙派心目中的“姜夔”。

姜夔的地位在南宋并没有如此“独尊”，宋人不如此看，元明人也不如此看，姜夔自己也不敢奢望身后有如此殊荣。

浙派词论家有意“误读”，拔高姜夔，实为自己词学观服务。

当代学者赵海菱《试论白石词与老杜诗的暗通之处》（《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老杜诗与白石词》（《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两文详细论证姜夔词似杜甫诗，因此可称词中杜甫。

晚清刘师培把刘克庄词比拟杜甫诗，《论文杂记》云：

“刘克庄《后村词》，眷恋旧君，伤时念乱，例以古诗，亦子建、少陵之亚，此儒家之词也。

”（P131）当代学者杨海明《论爱国词人刘克庄的词》一文认为，“过去，有人曾把周邦彦和辛弃疾比作词中的‘老杜’，但这主要是指他们词的艺术方面的博大精深和波澜老成。

如果从思想性而言，那就没有什么词人的作品更像后村词那样接近老杜了。

”许山河《爱国的诗篇，时代的悲歌――刘克庄词初探》一文更明确说刘克庄“是词中的杜甫”。

平心而论，刘克庄词在“思想性”方面确与杜诗相似，但成就及影响是无法与杜甫相比的。

清人还将吴文英比拟“词中杜甫”。

王鹏运《梦窗词稿跋》云：

“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

”（P271）沈曾植《海日楼丛钞》说：

“自道光末戈顺卿辈推戴梦窗，周止庵心厌浙派，亦扬梦窗以抑玉田，近代承之，几若梦窗为词家韩、杜。

”（P3613）陈锐《袌碧斋词话》说白石、梦窗“南渡以来，双峰并峙，如盛唐之李、杜矣”。

（P4200）近代词家推崇吴文英，多受周济影响，偏爱梦窗词，本属个人审美嗜好，无可厚非，但将其比拟杜甫，确有拔高之嫌。

因此，现当代研究者多不认同他们的观点。

如将吴文英词比拟李商隐诗，则更为恰当。

陈廷焯将王沂孙比拟杜甫。

《白雨斋词话》卷二说：

“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

”“少陵每饭不忘君国，碧山亦然。

然两人负质不同，所处时势又不同。

少陵负沉雄博大之才，正值唐室中兴之际，故其为诗也悲以壮。

碧山以和平中正之音，却值宋室败亡之后，故其为词也哀以思。

推而至于《国风》、《离骚》则一也。

”同卷又说王沂孙词“惓惓故国，忠爱之心，油然感人，作少陵诗读可也。

”（P40、47）卷八又云：

“无论诗古文词，推到极处，总以一诚为主。

杜诗韩文，所以大过人者在此。

求之于词，其为碧山？

然自宋迄今，鲜有知者。

”（P211）陈廷焯诗宗杜甫，他从忠爱、诚、品高、味厚、意境深等方面推崇王沂孙其人其词，认为可高比杜甫杜诗。

王沂孙在宋末仅为普通词人，元明两代亦少有推许者，自张惠言、周济推崇标榜以来，其人其词价值大增。

庄棫（号蒿庵）偏嗜碧山词，直接影响陈廷焯，陈廷焯更将碧山词价值和地位推向极致。

叶嘉莹《王沂孙其人及其词》评论陈廷焯此论时说：

“虽然就咏物之作的历史发展言之，建安时代的曹植与唐代的杜甫，都是长于在咏物之作中寓含托意的作者，但以王沂孙拟比为曹、杜二家，则未免过于溢美，与近人对碧山词之妄加诋毁者，皆有不尽公允之处，固当分别观之也。

”（P176）是持平之论。

陈廷焯偏爱王沂孙，难免溢美。

清人又将张炎比拟“词中杜甫”。

王弈清等《历代词话》卷八引《宋名家词评》称赏张炎《台城路》（十年前事翻疑梦）说：

“如此等词，即以为杜诗、韩笔可也，岂止极填词之能事？

”（P1255）江藩《〈词源〉跋》云：

“玉田生与白石齐名，词之有姜、张，如诗之有李、杜也。

”（附录）王鹏运《双白词跋》进一步发挥说：

“《山中白云词》直与白石老仙方驾。

论者谓词之姜、张，诗之李、杜，不诬也。

”（P219）实际上，张炎及其词也是无法与杜甫及其诗相提并论的。

“词中杜甫”基本上誉称宋代词人，清代词人中亦有人被誉为“词中杜甫”。

陈廷焯《词坛丛话》将陈维崧比拟杜甫，他说：

“词中陈其年，犹诗中之老杜也。

风流悲壮，雄跨一时。

”又说：

“其年才大如海，其于倚声，……独开门径，别具旗鼓，足以光掩前人，不顾后世。

……以诗中老杜较之，固非虚美。

”（P3731－3732）陈氏特别推崇陈维崧，誉为“圣于词者”五家之一，可高比杜甫。

蒋春霖词多反映咸丰年间太平军战事，表现忧国忧民情怀，风格沉郁顿挫。

谭献评道：

“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老杜。

”（今集卷五）正是从这些方面将其比拟杜甫的。

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卢前《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徐珂《近词丛话》、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皆直接承继谭献的观点。

蒋春霖词确可称“词史”，但若论文学史上的地位，则是无法与杜甫相比的。

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推崇郑文焯《贺新郎·秋恨》二首“足当‘杜陵诗史’，《水云》一集未能专美于前也。

”（P460）钱仲联《光宣词坛点将录》评张尔田《遁庵乐府》云：

“感时抒愤之作，魄力沉雄，诉真宰，位精灵，声家之少陵、玉溪也。

”（P228）这种比拟，只看到某些方面的相似处，没有从总体上把握，合理性程度不高。

三

清代词论家多以诗比词论词，尤喜将宋代名词人比拟唐代名诗人。

如《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将柳永比拟白居易，苏轼比拟韩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把“东坡之词比为太白之诗”。

这是在诗词并列、唐诗宋词并列的观念上展开的，也是有意义的，反映出清人推尊词体的观念。

以诗论词，将词人与诗人并提，就成为推尊词体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词中某某”说如得到人们认可，即意味着对词体之尊的认可。

“词中杜甫”说就是众多的以词人比拟诗人特别是以宋词人比拟唐诗人的“词中某某”说中的最典型一说，最值得我们分析评价。

“词中杜甫”是词论家推崇、学习和研究对象时的一种形象说法，有时只有部分相似处，其说并不太严谨，故意见纷呈，莫衷一是。

这种“比拟”论词的方法比较直观，可调动论者的知识储备，带着“前理解”论词，这就要求“前理解”和对评论对象的理解皆需准确到位，同时也对读者的知识储备提出高要求，否则便难以领会，如运用得当，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但它又难以掌握，易流于空泛、片面。

其利弊得失在“词中杜甫”说中有充分的体现。

词论家将某词人比拟杜甫时，他首先对杜甫有个基本评价。

“杜甫”实为内涵不同的文化符号，“词中杜甫”亦为“形同质异”的概念，有时指词人，有时指词作。

词论家看重的往往是某一方面或某些侧面，以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看，“词中杜甫”的含义即不同：

或看其人与杜甫的人格及思想上的相似处，如忠君爱民、忧国伤乱等；或看其作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