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显成《简帛文献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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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成《简帛文献学》
张显成教授《简帛文献学》课程提纲
课程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关於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第二节 简帛名义
第三节 简帛文献学的对象和内容
第二章 古今出土简帛大观
第一节 简帛出土小史
第二节 简帛重点材料
第三章 简帛制度
第一节 材料与书写
第二节 形制与名称
第三节 题记与符号
第四节 简帛制度对后世古籍制度的影响
第四章 简帛类别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书籍
第三节 文书
第五章 简帛研究价值(上)
第一节 文献学研究价值
第二节 历史学研究价值
第三节 语言学研究价值
第四节文字学研究价值
第五节 哲学研究价值
第六节 文学研究价值
第七节 民俗学研究价值
第八节 文书档案学研究价值
第九节 书法学研究价值
第六章 简帛研究价值(下)
第一节 军事学研究价值
第二节 法律学研究价值
第三节 经济学研究价值
第四节 中医药学研究价值
第五节 数学研究价值
第六节 天文学研究价值
第七节 地理学研究价值
第八节 余论
第七章 简帛整理研究及其回顾与展望
第一节 整理研究
第二节 回顾
第三节 展望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关於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古代文献极其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保存到现在的古代文献达10万餘种。
我们今天所见的古代文献,在地下文献材料没有发现以前,大都是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文献,如各类刊本、传抄本、排印本等材料,这些文献属於传世文献。
例如: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下文献,都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文献:
《春秋经》、《左传》、《墨子》、《孟子》、屈原《离骚》、宋玉《九辩》、《荀子》、李斯《谏逐客书》、《韩非子》、《吕氏春秋》、《尔雅》、《灵枢经》、《难经》、《山海经》、《尚书大传》、贾谊《新书》、司马相如《子虚赋》、刘安《淮南子》、韩婴《韩诗外传》、董仲舒《春秋蘩露》、司马迁《史记》、桓宽《盐铁论》、刘向《说苑》,等等先秦前汉的文献。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下文献,都是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文献:
许慎《说文解字》、应劭《风俗通》、刘熙《释名》、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曹操《曹操集》、曹丕《魏文帝集》、曹植《曹子建集》、徐干《中论》、诸葛亮《诸葛亮集》、王叔和《脈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九章算术》、阮籍《阮步兵集》、张揖《广雅》、杨泉《物理论》、荀勖《魏荀公曾集》、陈寿《三国志》、张华《博物志》、葛洪《抱朴子内外篇》、干宝《搜神记》、陶渊明《陶花源记》、常璩《华阳国志》、范晔《后汉书》、鲍照《鲍氏集》、刘义庆《世说新语》、沈约《宋书》、陶弘景《冥通记》、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萧子显《南齐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贾思勰《齐民要术》,等等后汉魏晋南北朝的文献。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下文献,都是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文献: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孔颖达《五经正义》、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房玄龄《晋书》、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长孙无忌《新修本草》《唐律疏议》、魏征《隋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刘知几《史通》、李善《文选注》、王维《王右丞集》、李白《李太白全集》、杜甫《杜工部集》、陆羽《茶经》、杜佑《通典》、李朝威《柳毅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慧琳《一切经音义》、玄应《一切经音义》、白居易《琵琶行》、颜元孙《干禄字书》、韩愈《昌黎先生集》、柳宗元《柳宗元集》,白行简《李娃传》、牛肃《大唐新语》、蒋防《霍小玉传》、牛僧孺《幽怪录》、段成式《酉阳杂俎》、薛莹《洛神传》、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张参《五经文字》,等等隋唐文献。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下文献,都是经过五百多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文献:
李昉《太平御览》、郭忠恕《佩觿》、陈彭年等《广韵》、丁度等《集韵》、柳永《乐章集》、欧阳修《新唐书》、司马光《资治通监》、曾巩《曾巩集》、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沈括《梦溪笔谈》、释行均《龙龛手镜》、苏轼《苏轼诗集》《东坡诗话》、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赵明诚《金石录》、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李清照《漱玉词》、朱淑真《断肠词》《断肠诗集》、郑樵《通志》、洪适《隶释·隶续》、洪迈《容斋诗话》、陆游《老学庵笔记》、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杨万里《诚斋集》、辛棄疾《稼轩长短句》、王应麟《困学纪闻》、文天祥《文山先生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戴侗《六书故》,等等宋元文献。
一个世纪以来,从地下不断发掘出了大批的古代文献材料,如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敦煌写卷等,这些从地下出土的文献材料,称为出土文献。
也就是说,出土文献是与传世文献相对的一对概念。
出土文献最大的特点,就在於它是长期掩於地下而未经流传的文献材料,真实地保留着当时的面貌,具有极强的文献真实性(authenticity)。
凡涉及古代文献的研究,其研究价值往往首先取决於其研究材料的价值,也就是说,选择研究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材料选定得不好,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是在做无用功(例如伪材料);反之,经过精心选择反复论证而确定的材料,则会事半功倍。
也就说,首先应该选定能客观地反映所研究时代客观面貌的文献材料,来作为研究材料,只有这样的研究纔会具有科学性。
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有一段关於文献材料的分类及其价值的精辟论述,这段论述见於他的很有影响的著作《中国语历史文法》,书中把文献分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两种,他说(以下中译本页381~382,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
甲骨、金石、木简等,还有作者的手稿是这一类。
……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资料外形的产生比内容的产生晚的那些东西,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
……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都是后时资料,它们特别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
根据常识来说,应该是以同时资料为基本资料,以后时资料为旁证,但没有同时资料的时代就只有根据例子的多寡和其前后时代的状况如何来推测,这样还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都是后时资料,它们特别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
”这里是就汉语史的研究来说的,其实,这句话对於涉及古文献的各学科来说,都是十分正确的,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如上所述,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古文献很多,特别是先秦两汉文献,绝大多数是经过两千来年长期流传、反复传抄、多次“校勘”、多次刊刻的文献,谁能说在这一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原材料没有“失真”!
谁能相信前人在传抄时未加进有自己的东西!
又有谁敢说人们在进行校勘时就没有错校的地方!
……如此等等,都会使我们在接触这些材料时产生忐忑不安。
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缁衣》,以及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缁衣》,与今本《礼记》的《缁衣》篇相较,文字出入甚大;出土简帛中有几个《老子》本子,它们与今本相较,不光可发现今本文字多错讹,而且以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来看,《老子》的原貌是今本《德经》那部分文字在前,《道经》那部分文字在后,且均不分章,今本的顺序和章节都是后人所为,並非原貌;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子兵法》、《晏子》、《六韬》、《尉缭子》等,与今本文字都有明显的不同,这些都说明传世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失真”。
所以,传世文献的文献真实性往往成问题,自然也说明长期掩於地下而未经流传的出土文献,具有比传世文献高得多的史料价值。
迄今为止,我国的出土文献主要包括甲骨文、出土金文、简牍帛书、敦煌写卷几类,另有出土碑铭石刻、出土纸文书等。
在这几类出土文献中,以简牍帛书文献的发展前景最为远大,其主要原因在於,甲骨文、金文、敦煌写卷都很难,甚至不可能再会有多大的新发现;而简牍帛书却不同,一个世纪以来,不断陆续有新发现,並且新发现越来越多,新材料越来越多,很多佚亡了一两千年的文献都重见了天日,仅1996年从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街三国吴井中发现的三国吴纪年简牍,就有约10多万枚,总字数逾300万字,相当於200部《论语》,或近100部《孟子》。
可以预计,随着简牍帛书的不断出土问世,研究简牍帛书的专门学科——“简帛学”这门显学将会更加欣欣嚮荣,焕发其巨大生机,在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成为一朵特别绚丽艳人鲜花。
传世文献数量大,是我国古代文献的主体,但文献真实性往往差。
故在进行有关研究时,应当注重使用二重证据法,即善於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並高度重视出土文献,这样纔有利於科学研究。
第二节 简帛名义
简帛,即“简牍帛书”的简称,亦即指简牍和帛书。
简牍帛书是古代的书写材料,它是我国纸张发明和广泛运用以前的书写材料,主要运用於殷商至汉魏时期。
简,就是竹质书写材料——经过加工的竹片;牍,就是木质书写材料——经过加工的木片。
故书於竹者谓之简,书於木者谓之牍。
因为“简牍”常连称,故木牍也可称简,或称木简。
粗略地分,木牍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类似於竹简的较窄的薄片,一般只写一行字;另一种是较宽的木片,可以书写两行及数行甚至数十行上千字,故有时为了区别之,将前者称之为木简,后者称之为木牍。
木质书写材料还有其它一些形式和名称。
例如:
觚,是将木棍削成两面,或三面,或四面,或六面,或八面,用以在几个平面上书写的棱柱体。
又如:
两行,是在一般木简形状的基础上增加宽度,使可写两行字的木片。
竹简的原材料是竹,因为竹的直径远不如木大,故竹简的宽度较窄,一般在1厘米左右。
但也有少数宽者,如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发掘出的一枚竹简,宽4.1~4.4厘米,长23.2厘米,上书66字。
这类竹简显然是用高大的竹子(如楠竹)的直径较大的部分制作的。
因为这类宽大竹简的形制有似於木牍,故也称之为“竹牍”。
帛是一种丝织品,即绢帛,故用绢帛书写的书籍或者文书称“帛书”,亦即用绢帛书写的文献。
帛,若细分,则还可分出多个类别。
帛书的书写材料是绢帛,颇昂贵而不经济,故古代主要是用简牍,而较少用绢帛,这也是现在地下发现的简牍多而帛书少的原因。
历史上“简牍”与“帛书”运用的时间是並行的,故常常是“简牍帛书”连称,指纸张广泛运用以前的古代书写材料,亦指纸张广泛运用以前的古代文献。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人类从蒙昧走嚮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结束了结绳记事时代而走嚮新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世界各个地区用以载录传播文字的材料,在纸张还未出现之前是多种多样的。
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不仅以自己独特的文字殊異於其它文明古国,而且记录传播文字的早期载体,也同样以其特有的形态独树一帜,这个形态就是“简帛”。
简帛始於何时呢?
关於这一点,目前还无统一的看法。
我们认为,文字的成熟时期和书写条件的成熟时期,就是简帛产生的时期。
至少,其开始广泛使用的时期,应当在商、周。
我国简帛时期与甲骨文、金文时期相比,是不是甲骨文、金文时期就必定比简帛更早呢?
在没有更新的出土材料来证明以前,现在还不能说我国简牍绢帛的使用时期必定晚於龟甲、兽骨、青铜器的使用时期。
我国的早期文献,甲骨文、金文不应当比简帛文献早,甲金只能是与简帛並行的文献形态。
简帛与甲骨、青铜器孰先孰后,不可擅断。
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简牍绢帛的使用时期,与纸张的使用时期截然分开。
也就是说,简牍绢帛的使用时期,有一个与纸张的使用並行的时期,亦即有一个简牍绢帛的使用嚮纸张的使用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比较清楚的,应该在三国西晋。
我国书籍的整个历史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简帛时代、纸卷时代、印刷时代,並续以今天的“电子数据时代”。
纵观我国书籍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可知,第一个阶段“简帛时代”经历的时间最漫长,佔了我国书籍历史的一半以上的时间,仅就此而言,就应当引起我们对简帛文献足够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要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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