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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小学作文教改皈依童真本色的求索
60年小学作文教改皈依童真本色的求索
周一贯
《语文教学通讯2009-10/C》
历史常常以标志性事件作为其发展的里程碑,沉淀成为认识记忆的一种生命刻度。
那么,在60年新中国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的过程中,给我们留下哪些难忘的记忆,可以浓缩成为一条作文教改的发展轨迹呢?
本文试作一次个性化的梳理以求正大方之家。
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在历史上文章有着十分特殊的位置。
这从“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少小当勤学,文章可立身”等文句中即可见一斑。
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文章更是成为选官吏的重要依据。
特别是从15世纪到19世纪,八股文更是成为乡试和会试所规定的一种必须完成的文章。
八股文起自宋代的经义,一般以《四书》《五经》中的圣贤之论(短句)为题,并对行文的款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
在内容上,八股文只须为圣贤立言,讲四书五经所讲过的道理。
这种功能异化,导致我国文章之学的高度发展,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积淀,并对中国发生着久远的影响。
回望作文教学的源远流长,既有许多传统的精华可供借鉴,但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一直影响着以后的作文教学。
首先是人们对于写作教学历来十分重视。
这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文人写文章、老师教文章、学生读文章、科举考文章、当官凭文章这样的“一篇文章定终身”的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使到了现代,人们还是把作文能力看成是一个人语文综合水平的集中反映,并一度出现过语文教学要以写作为本位的观念。
人们把作文教学视作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这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对作文教学的实践研究。
另一方面,对文章的重视,必然导致研究章法技巧之学的发展。
几千年来,我们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写作经验。
这些成功的经验对作文著述无疑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但从一为二的角度看,也有不少过分强调写作章法、技巧,助长了作文崇尚形式主义的不良倾向。
我们认识、研究新中国小学作文教改的发展轨迹,就无法割断写作方面的这些历史遗传。
另一方面,老解放区作文教学的建设发展和所取得的经验,无疑也会给新中国作文教学以重大影响。
老解放区的作文教学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注重联系实际生活。
如引导学生写信给前方战土或在前方的亲友邻居,报告家乡翻身解放的情况,鼓励他们安心打仗、杀敌立功;还有的成立“群众代笔处”;让学生写敌情报告、工作报告、会议记录、文契、对联、黑板报稿,等等。
所有这些,无疑也给新中国的作文教学以“红色经典”的血脉。
只有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辩证地审视新中国诞生前小学作文教学的全部历史遗存,既看到它们在推动作文教学改革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又看到它们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60年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的发展轨迹和总体走向。
本文限于篇幅,拟择要从六个方面试作归纳,虽不免挂一漏万,但也可略见端倪。
一、在思想道德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学的文化生存
重视文章的文道结合和修养立身,是中国文章学的基本观点之一。
自古至今,中国人历来看重“道德方章”,便是最有力的佐证。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
宋人孙复的《答张洞书》则阐发得更为明确: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
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
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成之于言者,见诸外者也。
明诸内者,故可以适其用;见诸外者,故可以张其教。
”
所以,建国以来,作文教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十分强调作文教学的教育性,注重作文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从“作文”与“做人”的密切联系上,努力凸显作文的教化功能。
这既有中国“道德文章”的历史传统,更有革命时代的红色经典血脉。
如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就明确提出“作文是学生思想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的具体体现”;在不同时期颁发的“教学大纲”,几乎都十分强调小学作文要写“有意义”的事物。
于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学生在作文中以各种形式“汇报”自己受到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成绩”,并同时表明自己在政治思想或道德奉行上的立场和态度。
当然,作文教学的“教育性”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写作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训练。
我们历来视作文为一项教育性活动,而且从整体上构成为语文课程情感陶冶的育人功能。
今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能仅仅局限于作文教学的狭小范畴之内,更要在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中去关注写作文和教作文的“人”在当时的生存状态,与具体的时代要求和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相联系,如此才能比较客观地、辩证地从多方面去评价其文化生存的合理性和价值意义。
在作文教学中体现育人功能是必要的。
这是因为从文化视角分析,教育的原点之一是社会对未完全社会化的成员必须进行规劝和教化,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通过教育分享主流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从而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归宿感和依赖感。
这也是所有国家希望通过母语教学将学生纳入社会生活规范的共同要求。
应当看到,建国以来许多优秀教师在寻求作文教学的“教育性”上所作的许多探索是卓有成效的,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其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如:
——80年代广东潮州市六联小学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丁有宽老师的“寻美作文”。
丁有宽老师从“美”的角度,鼓励学生主动到社会生活(包括学校生活、家庭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爱写的题材。
确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人、新事不断涌现,处处闪烁着美的火花。
“寻美作文”调动学生好动、好新、好奇、好仿、好问、好胜、好想的心理因素,结合班队活动、课外活动开展各种寻美活动,同时,又鼓励学生从社会生活环境中去寻美。
在这个基础上,再选择最能引发自己情感积蓄的题材写成作文,不仅使孩子们获得了审美情感的精神提升,而且大大提高了儿童自主作文的程度,鼓励引导学生去直接面对、干预现实生活,并从中去发现多种多样的习作题材,强化写作欲望,培养对写作的兴趣。
一一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江苏南通师范二附小李吉林老师的“情境作文”。
她对作文教学“教育性”的追寻,植根于儿童心理特点和儿童认识事物、学习语言的的规律之上。
把客观的“境”(生活、景物)与主观的“情”(思想、感情),自然地在儿童作文中融为一体。
李老师的情境作文,吸取了我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情境论的有益养分,又借鉴了当代西方教学论中“启发学”的某些做法,在自己长年的探索实践中,不断融合、提升,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民族气派,又从儿童生命特点出发的中国作文教学流派,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在体现作文教学的育人功能上,人们更重视以开拓作文题材来达到既丰富作文思想教育内容,又避免命题作文的规定性带来的说教机械化倾向。
如“艺术作文”,这是《人民教育》(1987年第5期)介绍的四川省彭县南城小学语文组在反复实践中探索的一种新作文教学形式。
他们把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体育等引进作文教学。
具体作法是:
选取儿童喜闻乐见、具有实践意义的题材内容,通过师生表演、幻灯演示、竞技活动、作品欣赏等形式,把艺术创造与作文教学融为一体。
教师以直观、真切、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出一幅立体的环境、人物、事件图,以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引起联想,为学生提供可视的、感人的写作素材,使它们在经受艺术感染的基础上,进发强烈的写作热情,轻松愉快地完成习作。
“照片作文”则是先请学生选交一张自认为有欣赏价值的积极、健康的生活照片,在班级的墙报上层出,让学生们去议论。
然后,教师布置一项习作,选取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为它写“说明词”,或一篇有具体情节的作文。
照片可以反映广阔的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图景;又因观察角度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联想和想象。
大家的写作思路被打开了,领悟了作文应当怎样去开掘新意(徐家良、施更生《浙江教育》1988年第3期)。
但是,在思想道德教育背景下作文教学的文化生存也是十分逼仄和尴尬的。
因为要从中把握好分寸并不容易,过分地把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过程,简单化地变成思想道德教育过程,就很容易误导学生违背了生命真情的表达自由,不自觉地用假话、大话、空话和套话来虚饰应付,甚至以“双重人格”为代价来编造“好人好事”,使作文陷入“伪圣化”的误区。
一篇篇作文成了一道道缺乏生活情味的道德证明题。
作文的这种单极的“思想道德”思维,只能造成虚空乏力、远离心灵的“道德说教”,而最终恰恰是疏远了作文与做人的密切关系。
这显然是一种令人悲哀的教育失误。
二、以章法、技巧为构架看作文教学的文化反思
以章法和技巧的训练为核心是我国传统作文教学的另一特点,王夫之云:
“无法无脉,不复成文字。
”魏僖也说过:
“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旧时八股文的严格法度是吓人的,乃至每片文章行文必须有八个部分组成,即破题、承题、起讲人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而每股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规范。
八股文将章法、技巧推到了极致而成为束缚文人思想的镣铐,却又是从宋代盛行至清末的官场考试手段,这就不可能不对中国的作文教学一直留下浓重的历史的阴影。
话得说回来,尽管不少大师说过自己写作的技巧是“无技巧”一类的话,但“文无定法”毕竟还是承认了“文章有法”,只是“无定法”而已。
古人认为作文要“先规矩而后巧”,这“规矩”说得也就是为文的基本方法。
小学作文尚在学文的起步阶段,给以一定的方法指导,还是不可缺少的。
所谓“规矩”换一种说法也就是作文的规律性、根本性的常识、常规,如观察取材、审题立意、谋篇布局、造句成段,等等。
掌握这些常识、常规,作文才能从“有法”走向“破法”,从模仿走向创新。
所以,新“课标”也不反对写作知识的教学,只是强调:
“写作知识的教学力求精要有用。
应抓住取材、构思、起草、加工等环节,让学生在写作实践中学会写作。
”应当说,建国以来我们对作文知识教学所作的探索和从方法层面对学生的引领,对于提高作文教学的质量,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具有标志性的教学理念与实践研究如:
——朱作仁教授等提出的“模仿中介”说。
小学作文要不要模仿,应不应该模仿,是作文理论探讨中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
浙江大学朱作仁教授从写作心理的角度提出模仿作为学生学习写作的中介是必不可少的。
他认为,对小学生来说,不管哪种技能,模仿都是不可少的,学生从现有水平进入最近发展区,要借助模仿这个阶梯。
实验表明,学生写观察作文光观察还不行,还要加上读范文。
把模仿和写作、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才是提高作文水平的有效途径。
读写结合是以模仿为桥梁的。
中央教科所郭林同志在《探索小学作文教学规律性问题》一文中,也主张“从模仿到创作”,认为给学生以范文,让他们模仿,帮助学生写好文章的作用是很大的。
当然,他还指出:
模仿是手段,创作是目的,儿童的作文往往是从模仿到创作的。
只要学生作文有了一定基础,就可以要求学生向创作过渡。
他认为模仿有三种形式:
一是全文仿写;二是片断仿写;三是单项仿写。
无论采用哪种形式模仿,都必须注意从作文实际内容出发,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切忌把模仿变成机械照搬,忽视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吴立岗教授的“素描作文”。
上海师范学院教授吴立岗同志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了素描作文。
这是他在建国之后第一个为我们介绍国外作文教学的理论和经验,又能紧密结合中国小学作文教学的实际而作出的创新。
绘画中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而作文中的素描,也是写作中最重要的基本功。
把绘画中的素描借用到小学作文教学中来,形成了一整套迎合心理特征的训练体系,这就不是一般的术语转换,而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作文教学创举。
这是一种取材广泛、简单易行的作文练习方法。
玩具、文具、动物、植物、人物、场景均可作为题材,让学生能面对实物,抓住特征,用准确明白的语言把对象的特点、情状集中勾勒出来。
通过这类题材的作文,首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养成学生注意对周围平常的、细小的事物进行观察的习惯,帮助学生掌握观察和分析的顺序,抓住事物的特征,做到观察全面、细致有重点。
素描作文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有助于学生积累生活知识和常用词汇,掌握段和篇的写作技能。
随着学生素描作文能力的提高,速写对象还可以进一步从室内转向室外,从静态转向动态。
可以说,素描作文不仅开拓了作文方法训练的一方绿洲,而且为学生开拓了写作题材的一个新天地。
所以,它在我国小学作文教学改革进程中是一个影响甚为深远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在小学作文教学的研究领域里,我们还看到过形形式式的诸如“四步作文法”、“三环节作文教学程序”、“作文分格训练序列”等等的探讨,尽管说法不一,但本质上都是对作文教学文体、章法和技巧的训练。
这些众多的流派在一定时期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之所以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其原因便只是在寻找方法中轮回往复而显得大同小异,都没有直达作文是生命表达的这一本原。
这也是作文教学过分看重章法、技巧的局限性所在。
当然,形式与内容、思想与技巧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章法、技巧的讲究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如若过分追求形式技巧,忽略内容的真实、本色,就会令小学生对作文产生畏惧心理,以为这是一种高深的“技术活儿”,而忽略本来应该说是“我手写我心”的那分可亲可为。
把学生的习作与文艺创作混同起来,把儿童作文与成人作文混同起来,都是人为地拔高了作文教学的要求,造成小学作文教学的文学化、成人化倾向,又怎能不令孩子望而生畏。
三、从思维、内容入手探作文教学的文化追求
小学作文教学改革往何处去?
在我们感受到太为形式、技巧所累的同时,合乎情常地把目光转移到从思维、内容人手来寻找出路。
——袁微子“作文教学必须与发展思维、提高认识能力相结合”的观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如何从丰富小学生作文的思想内容人手,是作文教学理论探索的一个热点,得到广泛的赞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袁微子同志曾多次强调作文训练应当把如何认识事物和如何用语言文字表达结合起来,要把如何认识事物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要抓紧认识事物,这是作文训练最关键的一点”,“要指导学生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顺着这个路子去指导学生观察思维”(1983年在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的讲话《关于作文训练的几点意见》)。
训练作文与发展思维的密切相关性,在当时便成了作文教学研究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
夏廷林,李俊晔认为观察“并不是作文范畴的事,更不能列为作文教学的任务。
作文是在学生平日对写作材料有所储备,对事物有所认识的基础上从提出信息(材料)开始的”。
他们十分重视处理认识事物和作文训练的关系,认为“对事物只须先认识它,才能去反映它,才能写成文章”。
田本娜教授在(《作文与思维的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
语文和思想,语言和思维是统一的。
学生对所认识的事物,要经过思维过程,才能用语言把思维结果表达出来。
学生作文能力低的问题,也反映了学生思维能力差。
确实,“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第172页)。
思维、认识说,虽然从总体上得到小语界广泛赞同,但对某些方面的看法、角度,还有不甚一致的地方。
当然这在理论研究中是完全正常的。
——作文“从内容人手”的研究。
1986年12月颁布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提出:
“作文教学要从内容人手,指导学生选择有意义的内容和恰当的形式,写自己熟悉的事物,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如何才能做到“从内容人手”呢?
《大纲》还作了明确的阐述:
“1.要有具体内容。
每一段话或是每一篇文章,想告诉别人一件什么事,想说说自己的什么想法,就把这件事、这个想法写下来,不写空话。
2.要真实。
写一句话、一段话以至一篇文章,要把自己想写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写下来。
3.要看对象。
作文时要想到,文章是写给谁看的。
4.要注意选词用语。
写一句话、一段话,要想一想,该怎样写才能把自己想说的意思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
要用恰当的词语,采取恰当的表达方法。
要注意词语的规范化。
5.要注意前后连贯。
文章总是有开头、中间、结尾的。
要想一想,什么样是这篇文章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才能使人家看得明白。
6.完以后要修改。
要注意有没有不通顺的句子,有没有使用不当的词语,有没有写错别字,有没有用错标点符号。
要一句一句念下去,把文章改得好一些。
”
在“大纲”中如此详尽地对小学生作文全程提要求和做法,以解决“作文要从内容人手”的问题,足见当时对这一作文教改态势的重视程度。
这些要求即使在今天依然给我们以很多启示。
——潘自由、于永正的“言语交际作文”研究。
与作文“从内容人手”相呼应,潘自由、于永正等同志研究和实验了“言语交际作文”。
当时《湖北教育》1987年第7、8期刊载的潘自由同志的文章《按言语交际需要改革作文教学》,提出了“作文的言语交际需要理论,并在湖北黄石市、江苏徐州市等地开展了实验研究。
特别是徐州市的于永正老师创作了一系列言语交际读写训练课堂,对全国小学作文教学和口头交际训练,产生了重大影响。
“言语交际说”认为语文教学的特殊本质就是言语交际性,语言教学要从言语交际的需要出发,为言语交际的需要服务。
作文是运用语言的一个方面,作文教学无疑也要从言语交际的需要出发,为言语交际的需要服务。
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小学作文教学普遍存在的根本弊端,就是脱离生活实际,脱离学科自身实际,作文教学本来就是言语交际中的表达训练,小学作文教学更是言语交际中最根本的表达训练,能学会日常最一般的写作本领就不错了。
如果脱离这个实际,小学作文训练势必拔高要求,走向成人化、文学化的道路。
他们认为:
交际没有对象,是目前小学作文最大的毛病。
他们不同意“按语言交际的需要改革小学作文教学是实用主义”的说法。
他们认为:
我们要反对实用主义,但要十分重视实用。
语文本来就是一门应用学科,作文不会应用,又学什么作文呢?
但是,正如杨再隋、雷实在《当代中国小学作文教学风格》(广西教育出版社)一书中所指出:
对于“语文教学的本质属性就是言语交际性”这一论点,尚有不同意见。
如有的同志们认为,语文(含作文)是工具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的一门学科,语文教学(含作文教学)不具有不能忽视的思想教育属性和审美教育属性。
这些意见不能忽视。
因为语言的属性并不完全等同于语文教学的属性;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同样是实际生活对作文教学的需要。
在“作文从内容人手”的导向下,当时的“小语界”在开拓作文题材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较有影响的如“剪贴作文”(让学生把自己喜爱的、认为有故事可编的图剪下来,或描下来再剪,拼贴成一幅有主题的画,再写下来),“拼图作文”(让儿童从貌似不相关联的一些图片中,挑选组合,写成一个故事),“音响作文”(借用1986年暑假,全国12家电台联合举办“听音响编故事”征文比赛的形式,根据一组组合的音响来想象并写成一篇作文),科学作文(以一次科学观察或一项科学实验为作文题材),再生作文(借助一些文学名著或课文,生发出新的故事作为作文题材),如《南郭先生逃跑之后》、《凡卡回到了乡下》、《新龟兔赛跑》等)……显然,开拓作文题材,丰富命题手段,可以激发孩子的写作兴奋点,使作文笔下有话,有具体内容可写。
从思维、内容人手,使小学生作文多少能从追求虚泛的形式、技巧中摆脱出来,为走上求真、求实的健康作文之路,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引领。
四、“新概念作文”对传统作文教学的文化解构
我国作文教学体系的深层改革与发生于世纪之交的“新概念作文”的冲击,确实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
1997岁末,《北京文学》发表了“优思中国语文教学”的专栏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数年的全国语文教学大讨论。
来自各方的意见,因视角、观念不同,难免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中国语文教育,改革成绩虽然不容抹杀,但问题也不少,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而问题的焦点之一,拿杨东平先生的话来说,“一言以蔽之,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
将充满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语文变成枯燥乏味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乃至变为一种应试训练……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呼唤,正是出于对学校教化功能式微,人文养成薄弱的回应。
”(参见王丽编《中国语文教学优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坐标上,1998年12月由上海《萌芽》杂志社联合国内9所著名学校共同举办了面向全国中学生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并组成由全国著名作家、编辑和人文学者参加,王蒙任评委主任的阵容强大的评委会。
“新概念作文大赛”在全国引起了强大的反响。
在20位一等奖获得者中,有9名佼佼者,分别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破格优先录取。
于是,首次“新概念作文大赛”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一发而不可收拾:
1999年12月1日,由《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全国中小学幼儿基金会和清华、北大等六所高校共同举办的“2000年全国创新作文大赛”启动;《中国青年报》和著名企业联合举办的“顶新杯全国中小学作文大赛”也开始筹备;与此同时,各省市也相继举办名称各异但主旨基本相似的作文赛事……所有这些以培养创新精神和想象能力,提倡自由表达为主旨的作文比赛,成了中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奏响了世纪节拍,形成了蔚为壮观、席卷全国的“新概念作文现象”。
“新概念作文大赛”带来了作文教学的新概念。
那么,什么是作文教学的“新概念”呢?
显然,当时新概念作文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探索,对传统作文过分强调章法、技巧、命题、立意的应试模式有所突破,在放飞心灵、自由表达中使作文更能体现弘扬个性精神和创新意念。
它本身主要原因是一种行动,是一种大于理念的行动。
这正如发起单位《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先生所理解的:
“所谓‘新概念’,其实也谈不上‘新’,只是带着对现实教育的疑虑,我们套用了《新概念英语》中的名词,设计和发起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新概念作文教育创新的有益尝试》,见《探索和争鸣》2000年第2期)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征文启事”中对“新概念”的解释主要是“两新一真”,即“新思维——创造性、发散性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拘无束;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真体验——真实、真切、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
虽然这只是描述性的并不十分清晰的解释,更不是对“新概念”的科学精确的定义,但却从思维品质、方法、表达手段和要求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应试作文的具体解释。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积极意义基本上已为社会各方面所认可。
正如五届大赛的评委们评价:
没有它,就不会有今天那些出色的“新概念人”。
在北大、清华、南大、中山大学等各个学校,“新概念族群”以丰富的阅读面、出色的写作才华、新事物的包容以及充分的自信凸显。
(参见《新民周报》:
《作文也焦急——“新概念”5岁留影》)
尽管对于“新概念作文”的认识在学术界尚有正常的不同的争议,而“新概念”本身作为一个作文教学探索性的改革行为,存在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有待发展和完善。
但“新概念”本身只不过是个名称而已,是否能长期存在并不重要,其实质,对传统应试型作文教学的改革、突破意义,则无疑是十分积极和影响深远的。
它深层地反映了在中国作文教学改革领域里时代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传达着新世纪的前进节拍。
对小学作文教学的人本觉醒、人文弘扬、人性自由,也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在“新概念作文”强调突破传统命题作文的章法束缚,提倡放飞自由表达的氛围里,有人提出“作文还需要教吗”的质疑,甚至主张干脆以“日记”、“周记”代作文,并指责那些“课堂指导作文”束缚学生思想。
那么,应当如何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呢?
——王有声老师认为“作文需要教。
他说:
作为课程表中的一门功课,其他课程需要教,作文也需要教。
从备课写教案到上指导课、作文批改、上讲评课、作出教学小结、主要环节、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先不必急于归入哪一派,我这辈子没提出过什么响亮的口号,但教师就像教练员,你得自己爱写作。
我从二十几岁写《王老师与小学生谈作文》起,几十年就没停过笔……王有声老师可是新中国小学作文教学界出现的第一位名师,他的认识是他60年参与作文教改的实践总结,应该是特别有份量的。
——贾志敏老师的“课堂作文指导”,称得上是小学作文教学界的一个知名品牌。
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作文,需要教又不需要教”。
他认为作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课堂作文,又称训练作文;另一类是生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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