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西安兵谏影响了整个历史走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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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西安兵谏影响了整个历史走向

说不尽的西安兵谏：

影响了整个历史走向

说不尽的西安兵谏：

影响了整个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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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自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说到做到，从南京到洛阳、自洛阳到西安，对蒋介石哭谏、苦谏，的确是做了一系列逼蒋的文章。

怎奈蒋氏顽固不化，亲自赶赴西安，调兵遣将，进一步加紧了“剿共”的步伐，加紧了、强化了“剿共”机器的运转。

在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被逼得焦头烂额而无路可走之时，杨虎城向他郑重地提出了兵谏的建议。

也就是说，是杨虎城破题之后，张学良才产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念头。

西安兵谏之所以说不尽，一是题旨重大，用外国史学家的话讲，“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属于中国命运接续存亡的一个转捩点；二是涵盖复杂，涉及中华民族诸多阶层何去何从的前途和命运。

正如毛泽东1937年所说的那样，没有西安兵谏及其和平解决，中国大地上“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抓蒋

西安兵谏第一个决定性的目标是抓蒋，抓住蒋介石，也就抓住了牛鼻子。

而抓蒋念头的产生与形成，不可能凭空而降，而是有一个逐渐演进发展的过程。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早已形成。

在漫长艰难的岁月里，以死抗争的共产党人面对强大凶恶的对手，只能采取反蒋的斗争方针。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里秘密会谈之后，共产党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

这实质上是将逼蒋的重担移到了张学良的肩头。

红军作为蒋介石“剿灭”的对象，要逼迫蒋介石抗日，在实际上是困难的。

自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说到做到，从南京到洛阳、自洛阳到西安，对蒋介石哭谏、苦谏，的确是做了一系列逼蒋的文章。

怎奈蒋氏顽固不化，亲自赶赴西安，调兵遣将，进一步加紧了“剿共”的步伐，加紧了、强化了“剿共”机器的运转。

蒋介石转身杀出的回马枪，反而将张学良逼到了无可转圜的田地。

这个时候，张学良深感无奈而痛苦，但在心底尚未萌生兵谏的意念。

在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被逼得焦头烂额而无路可走之时，杨虎城向他郑重地提出了兵谏的建议。

也就是说，是杨虎城破题之后，张学良才产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念头。

蒋介石与张学良,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副总司令，二人称兄道弟，也正因为二人是这样的不寻常的密切关系，张学良才敢于把“逼蒋抗日”的担子一肩挑起。

假如张学良在延安没有逼蒋的承诺，则不会有嗣后逼蒋而碰壁的极度苦恼，杨虎城之点火也就没有机缘。

从这个角度溯源推理，延安天主教堂“四九会谈”时化“反”为“逼”，也可以视作周恩来在张的心底于无形中埋下了抓蒋的第一粒火种。

杨虎城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破题人、引爆者、火枪手。

那时在西北，张学良的东北军近20万，最具实力，他们离乡背井，无家可归，是一堆积聚已久的干柴。

而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自然是兵谏能否付诸实施的最关键的人物。

西安兵谏如果缺少周恩来，则没有火种；缺少杨虎城，则无从起火、引爆；缺了张学良，则没有实力，无从实施，无法成势。

这样看来，兵谏之形成，张、杨、周三人缺一不可。

另外，为最后消灭红军，蒋介石赶赴西安，也是兵谏得以发生的重要的客观条件。

就心计手腕、政治权术而言，蒋介石在当时是个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杨虎城对蒋之评价）。

那时，西安特务多如牛毛，张、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

蒋介石对整个西北的局势了然于胸，对西安火药桶似的形势也反复地揣度过、掂量过。

他敢来西安督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来到西安后他不住城里，而住在城东35公里的骊山华清池，且又严加护卫，并将自己的专列置于眼皮之下，随时准备着逃出潼关。

这一切都意味着蒋介石对西安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是有着充足而缜密的思想准备的。

该做的文章，他自认为都做得天衣无缝。

即使如此，蒋介石仍然被抓、被扣，这愈益证明张、杨二位将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斗争艺术的高超与绝妙。

二位将领抓住了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蒋介石，紧紧地牵住了牛鼻子，这是西安兵谏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放蒋

事变、政变、兵谏，其性质大抵是相近的，因为是历史纠葛的总爆发，是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斗，不可避免要流血，要死人伤人的。

通常情况下，抓住了对手之后又决定放掉，几近于天方夜谭。

西安兵谏成功地抓住了蒋介石，扣留十多天之后，又放其返回南京，这在古今中外的兵变中是一个特例。

西安兵谏能否和平解决（即是否要放蒋），要由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及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来共同决定。

从三位一体方面忖度，放蒋的第一棵幼芽是从张学良心底里冒出来的。

对蒋既然下硬手抓之，就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走，从抓到放，在张学良心里有一条萌生与发展的脉络。

12月12日之前，张学良认为，兵谏一旦发动，最起码在国际上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声援，在国内可以得到红军的信任和帮助。

这是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的心理底线。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兵谏一发动，蒋介石被抓住，苏联在广播上说张学良的行动是受日本人的指使，从12日开始责骂。

这种责骂使得张学良非常难堪，他询问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代表刘鼎：

这是怎么回事？

刘鼎开始时说“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

可到了16日，苏联依然在骂，而且责骂步步升级，张学良极度愤懑。

他在五年前背上了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黑锅，这时候，苏联又骂他受到日本人的指使，这使得张学良感到自己背上了比“九一八”更为沉重、也更为龌龊的一口黑锅。

因为当时的中共基本上是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事态急转直下，一下落到这步田地，导致张学良甚至对陕北的中共也起了疑心，打起了问号。

14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受宋美龄之托，乘飞机进入西安，与张学良、蒋介石开始接触，而且向蒋传递了宋美龄开导性、安慰性的信件。

15日，端纳飞抵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南京的宋美龄报告了事态真相，说是张、杨二位将军愿就蒋的问题与南京方面进行磋商。

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是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的首要关节。

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极顽固的。

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在日记里记述，蒋对张学良说道：

“使共党方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

”可在12月12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蒋介石突然变成阶下囚，一下被置于生死的门槛上，如不改变国策，就没有生还南京的希望。

端纳与宋氏兄妹冒着生命危险相继来到西安，对蒋介石婉言规劝，进行开导，而且带来了此时南京城中“戏中有戏”的消息——亲日派准备拥戴汪精卫上台取代蒋介石，这一消息无异于亲日派准备从背后抛向蒋政权的一颗原子弹。

一旦汪精卫登台，蒋介石莫说失掉了皇冠，返南京不得，即使被羁留于西安，与一块破抹布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为了生存，更为了地位与权力，顽固的蒋介石只好在宋氏兄妹及端纳的轮番规劝下，开始考虑如何应允张学良所提出的各项条件。

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中共的态度也至关紧要。

起初，中共提出的一直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方针。

毛泽东初接斯大林要求和平解决的电报，曾想不通，在保安的窑洞里踱来踱去。

17日，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

18日上午，周恩来会晤各方面之后，又发来一电，透露出最新消息：

一是蒋的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倒蒋，促使汪精卫当政。

汪精卫一旦当政，亲日派当家，整个兵谏的抗日愿望会即刻化为泡影。

斯大林不容回旋的电报，张闻天在保安与周恩来从西安的内外劝说，宋氏兄妹的主动和谈，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汪精卫的准备回国当政，这一切终于促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

这体现了大政治家在历史转折关头不感情用事的伟大。

张学良对周恩来一直是很尊重，很敬佩的。

如果毛泽东不改变态度，坚持要审蒋、罢蒋，可以预料，在西安的周恩来有足够的能力说服张学良，最终置蒋介石于死地。

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很清楚的，兵谏之后，他对周恩来另眼相待，足以显示出其间的意味。

杨虎城也同意这场兵谏和平解决，但他坚持要蒋介石对所答应的条件签字画押，事后好有个依据。

不过在张学良的固执坚持之下，在周恩来的开导劝说之下，他终于同意释放蒋介石。

第一个提出抓蒋的杨虎城，在放蒋的问题上思前虑后，觉得抓而又放，等于是放虎归山，心底总有些疙瘩。

■送蒋

抓蒋，是三位一体的共识与合力；放蒋，属于和平解决的必然步骤，杨虎城心里虽持有异议，可他以大局为重，大体上也是认可的。

而送蒋，则是张学良独自决定的。

张学良送蒋之动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五条：

一是蒋介石答应了三位一体提出的六项条款，启动了和平解决的大门。

二是苏联对兵谏持反对态度，中共也同意放蒋（张学良对中共态度的转变颇有微词，抱怨“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

苏联与中共的这种态度，让张学良一下子感到抓蒋是太莽撞、太冒失了，放蒋不足以弥补此过，只有亲自送蒋回南京，方可弥补。

三是阎锡山想在这场兵谏里做买卖，搞交易，提出将蒋送往太原由他来调停处理。

四是蒋介石当面对张许愿，说是返回南京后，立即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并任命张学良为全国抗日之副总司令。

五是端纳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竭力担保，返宁后务必让蒋介石兑现在西安所许下的诺言。

张学良是抓蒋第一人，放蒋是各方公议的，认可的，而送蒋则是张学良一个人断然决定的。

张在口头上说他送蒋归宁是为了向蒋去讨债（讨还蒋在西安的许诺），而其心底很可能又埋伏着另外的未曾说出口的话：

“解铃系铃，我一人承当，你们谁也别想‘火中取栗’，借这场兵谏给你们自己捞什么实惠与好处。

”从张学良愤怒斥责阎锡山的声音里，明白人不难听出张学良极度愤慨的心声。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张学良决意送蒋，多少已有些赌气的成分了。

兵谏之事过去76年了，主要当事人俱已化作了尘土，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呢？

一位学者在《民国春秋》1996年第4期上评价说，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明大义、识时务、舍小我、顾大局的明智之举。

送蒋返宁及时消弭了西安兵谏后列强对华的种种企图，是实行中共倡导的和平解决西安兵谏方针结果的最佳选择，是平息南京政府内部矛盾、避免大规模内战的有效办法，也是张学良实践毕生奉行尊蒋信念的唯一选择。

张学良以自我牺牲的代价实现了中华民族一致抗日的宏愿，不愧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这样评价，笔者以为是牵强附会的不经之谈。

张学良提出送蒋，周恩来与杨虎城是坚决反对的，张学良身边的心腹也全部表示反对。

放蒋而不送蒋，三位一体可以团结更紧，合力争取蒋所许诺的六项条款，和平解决成果会更圆满，更显著。

而送蒋，蒋介石翻脸食言，张学良被审被扣，最有实力的东北军失去了主心骨，少壮派与元老派在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上内部分裂，导致自相残杀的“二二”内讧，导致三位一体迅速瓦解。

倘无周恩来苦撑危局，力挽狂澜，和平解决时所谈成的条款几乎全部泡汤。

由于送蒋，东北军分崩离析，西北军也难以立足于陕。

更悲惨的后果是张、杨二位将军的遭遇：

张学良被囚54载；杨虎城被囚12年后，全家四口惨遭杀害。

送蒋之举，只能证明张学良的幼稚、天真，所谓的豪侠、坦荡，也仅是东方“江湖义气”的基因潜伏于心底而已。

张学良少年得志，本为性情中人，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一些问题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的反复无常、阴毒险恶，缺乏深刻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执意送蒋只能是下策，是张学良在西安兵谏里的一大败笔。

周恩来一生，曾为张学良三次流泪。

第一次是1936年12月25日16时许，周恩来闻讯赶到西安机场，飞机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已经升空，周恩来眼含泪水反复地叹息：

“张汉卿，张汉卿……”第二次是1946年4月，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周恩来再次提到被囚禁的张学良：

“只可怜那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呀！

……”当时周恩来眼里闪动着悲凉的泪花。

第三次是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邀请在北京的当年参加兵谏的东北军、西北军人士，开招待会。

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时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给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

周恩来为人最重感情，想到张学良的遭际，不禁潸然泪下。

邓颖超举杯说：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周恩来说：

“我的眼泪代表中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

25年来，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

如果说张学良的送蒋是“明大义，识时务”之举，周恩来25年间三次流泪，该如何解释呢？

有人会提出，毛泽东1937年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时还讲道：

“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

”难道毛泽东也说得不对吗？

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张学良已被囚禁于溪口的雪窦山上，而周恩来正在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

在这种形势下，从保安进入延安的毛泽东能挑破张学良的送蒋之举是“心血来潮”“忠君义气”吗？

毛泽东这样讲，分明是为了进一步加重国共之间磋商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砝码。

张学良是个年轻有为的军事家，而毛泽东不单是军事家，更是个目光深远、历练成熟的政治家。

为了对付老辣奸诈的蒋介石，毛泽东对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只能是这样评价。

■张学良与鲁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故。

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开追悼会，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时任陕西省主席）送了挽联。

鲁迅比张学良年长20岁，一南一北，文武隔山，两人又从未谋面，他们的关系从何谈起呢？

1941年10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读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感觉有些生气，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

可是他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震荡你的神经；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好像鲁迅枯脸，显于我的面前。

”

1942年5月23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鲁迅的伟大》，中间说道：

“鲁迅他不怕一切，大声疾呼，敢说敢写，是为了什末（么）？

……他是为了想救中国大众人们‘出水火，登衽席’。

”7月28日，张学良还托人买到一部旧的《鲁迅全集》。

在张学良看来，鲁迅的文字刺痛了他。

8月27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鲁迅先生的文章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我是烦恶他这些文章。

可是我接受了他以后，感觉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维他命’一样。

”

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学良，一生最壮丽的事业就是西安兵谏，直到去世之前，他对自己发动的兵谏也了无悔意，可为什么在被囚禁的第五、第六年里（当时被囚于贵州的黔灵山与开阳刘育乡），却在鲁迅的文字面前“热血沸升”之际，感到“惭愧”呢？

晚年的张学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

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

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

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

1933年3月，老蒋敌不过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

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人生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张学良在后半生里，从自己身上找到的最大弱点就是“轻信”。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不听杨虎城与周恩来的苦苦规劝而送蒋回宁，铸成大错。

对这一大错，张学良分明是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才开始觉悟、有所反省的。

张学良在蒋介石面前的确是“诚实、忠厚”的，而鲁迅早就认为忠厚是无用的别名。

鲁迅在弥留之际，留下了遗嘱，其第六条为“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而张学良在毁誉攸关的国家大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信蒋介石的许诺，把蒋氏的谎言当成圣旨，将鳄鱼的眼泪当成珍珠，结果将自己弄得“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蒋介石活了88岁，对蒋有过大恩的“兄弟”在蒋氏父子手底下被囚禁了54年。

这就是忠厚与轻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结下的硕大苦果。

张学良读鲁迅的作品时感到“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笔者觉得只有从这里可以破解一个民族英雄深感“惭愧”的谜底。

张学良所读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者是何凝，何凝是瞿秋白的笔名，而瞿秋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陈独秀，声称他对鲁迅是“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称赞另一位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的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毛泽东一生最推崇的文学家是鲁迅，对鲁迅评价最高，最为确切也最为中肯。

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脊梁骨里的精髓。

史实正如张学良在日记里所表示的那样，一切“为了想救中国大众人们‘出水火，登衽席’”的革命者，不管天南地北，彼此的心是相通的。

转而言之，任何麻木的奴才、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无行的文人，在鲁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发抖”的。

前边说过，1936年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开鲁迅追悼会，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送了挽联。

西安的剧社非止一家，为什么要在易俗社这么个不甚排场的剧社里召开追悼会呢？

因为鲁迅1924年来西北大学讲学时，曾经六次前往易俗社欣赏过秦腔，并题写“古调独弹”的匾额相赠。

西安兵谏行将发生的夜里，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在这个剧场里用演出“招待”过蒋介石带过来的14名军政大员。

■从兵谏亭西向延伸

626年，在西安发生过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开启了贞观盛世。

1300多年后，西安兵谏掀开了全民抗日的大幕，自然也为中华民族争取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奠基礼。

事件愈重大，涉及的历史时空愈辽阔，沉淀下来的值得研究的东西就愈有价值。

当今旅游业兴盛，中外旅人格外看重西安，主因就是西安地区具备的历史价值所折射出的诱惑力。

说到兵谏，我们不妨自东而西，先说兵谏亭。

兵谏亭在华清池东侧半山腰，是胡宗南1946年修筑的，开始叫蒙难亭，以后与时俱变，相继更名为复兴亭、捉蒋亭，而今称作兵谏亭（老百姓一会儿称卧龙亭，一会儿称捉鳖亭）。

古往今来，中国土地上大大小小的亭子数不胜数，而兵谏亭可谓是最有含义的一座亭子，去临潼旅游的人除了看兵马俑之外，几乎都要登览此亭，重温当年的西安兵谏。

兵谏亭下方不远处就是华清池，华清池侧畔就是蒋介石当年下榻的五间厅。

1986年6月下旬，在上海，笔者与朱光亚一块儿和当年抓蒋介石的孙铭九老人交谈过一个星期。

杨、朱：

请孙老谈谈12月12日凌晨抓蒋的详细情景。

孙：

临潼华清池自古有名。

老蒋就住在那澡池边上的五间厅里。

蒋介石的侍卫可不是吃素的，配发的武器轻机枪外，都是20响连发。

我带的兵与他们交火后，火力相当猛，子弹炒豆子一样在身边乱蹦。

有的侍卫被打跌在荷花池里，“扑通”一声，水溅得老高。

我带着几个士兵侧身切入二门，匍匐而进，从飞虹桥的小道摸下来，在双方猛烈的射击声中摸上了五间厅的平台。

我们的火力集中，侍卫们死的死、伤的伤，渐渐被我们压进下面一间屋子里去了。

我踢开蒋介石的房门，只见床上被套掀在一边，假牙与武装带搁在桌上，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我将手伸进被窝，还是温的，这说明蒋介石方才还睡在这里，跑出去不会多远……

正在这时，一个士兵让我出去接电话，说是副司令从西安打过来的。

我跑步过去拿起话筒，听到张副司令正与杨主任急匆匆地说话。

我答了声：

“报告副司令，我是孙铭九。

”

“委员长人呢？

！

”

“不见影了。

被窝还热着，大概跑不远。

”

“赶快寻找，天亮时找不到，提你的人头来见我！

”说罢，他“叭”地压了电话。

天哪！

我摸了摸脑袋，气急败坏地出了门。

一个士兵飞跑过来向我报告：

“山墙上发现一只皮鞋，墙头有爬越的痕迹。

”

我手枪一挥，命令会合在华清池里的部队，留一小部分打扫残余，其余的兵分四路，上山搜索：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委员长钻进地缝里，也要给我抠出来！

”

天麻麻亮时，在半山阴坡的一面陡壁下，草窝里半躺着一个瘦小的士兵。

我厉声问道：

“委员长哩？

”那士兵舌头打晃，胡乱支吾。

我用短枪点住他的脑袋：

“不说实话，我毙了你！

”那士兵抖着手指，往东北侧的山垭里戳了戳，我的队伍呼啦一下包围了山垭。

杨、朱：

这个士兵是什么人？

孙：

蒋介石的族侄，叫蒋孝镇，是他在枪声中将老蒋托上墙头，翻出华清池，背上半山腰的。

这时有人大叫：

“委员长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蒙蒙曙色里，石垭间缓缓地溜下一个瘦长的身影，脚在平处落稳，便伸手扶住一尊鱼脊石，慢慢直起身子。

秃头，身着古铜色长袍，白布衬裤，身上沾满山刺和败叶、泥土。

他一听我们是东北军，不是红军，不再颤抖了，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要他下山，说张副司令、杨主任在城里专候。

他很不高兴，耍起赖来：

“我腰断了，不能走，一步也不能走了！

”

“下边有汽车，下山坐车进城。

”

“我一步也不能走，腰痛，哎哟哎哟！

”

“我背你下山，怎么样？

”

“山这么陡，怎么背？

这里有没有马？

我会骑马，骑马下山。

”

杨、朱：

我们听人传说，你当时一见到蒋介石就两膝发软，跪地，磕头，作揖。

孙：

胡说八道，那是诬蔑！

让老蒋下山他不动弹，我急得要死，跪下一条腿转过身子，要背他下山。

这怎么能叫磕头作揖！

抓不到蒋介石，少帅要我提脑袋去见他，你说我当时有多急。

杨、朱：

人急了啥事都能干得出来。

孙：

无论干什么事儿也不能给他老蒋下跪叩头！

我孙铭九是爱国青年，一腔热血，大是大非面前不马虎。

杨、朱：

当年你抓蒋介石的那个地方，后来修了个捉蒋亭，参观的人拥拥挤挤，可红火哩！

孙：

旅游部门要赚钱。

五间厅、华清池，听说都是不亚于秦始皇兵马俑的旅游景点，收入很可观呢！

杨、朱：

我们陕西人还是没有经济眼光，不会赚钱。

孙：

这话怎么讲？

杨、朱：

我如果是旅游部门负责人，将您老先生请去，每天在贵妃池里洗个温泉澡，就坐在当年那个五间厅里，门口设几个收票的，交一张“大团结”（那时一张10元的人民币可不是小数目）只准许看半分钟。

交五张“大团结”与你合一张影。

你说说，那会是咋样个收入？

孙：

（笑了）我又不是狮子、老虎，会那么值钱吗？

杨、朱：

你是抓蒋介石的英雄。

没有你，或者那一天抓不住蒋介石，这西安事变将如何收局呢？

孙铭九老人笑了。

……

骊山与西安之间，是驰名的灞桥。

小时候听爷爷讲，那些宽石条铺接成的灞桥是敬德监修的。

敬德就是尉迟恭，是1300多年前玄武门之变里的第一杀手，他在玄武门之变里的作用胜过了孙铭九在西安兵谏里的作用，是唐代凌烟阁里排在前几位的功臣。

灞桥之盛名，不限于折柳送别，项羽设鸿门宴之际，刘邦就驻军霸上（不知那时有无灞桥，因为《史记》只记载：

“沛公军霸上。

”）。

孙铭九出动兵力赴华清池抓蒋之时，就是从灞桥西桥头出发的。

此前数日，张、杨二位将军往返于西安与临潼之间，也多次从这座桥上经过。

可以说，灞桥向东、向西所延伸开来的，是一条神秘的长达35公里的“导火线”，决定着西安兵谏的顺利实施，圆满成功。

天下桥梁多矣，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有哪座桥可以和灞桥相提并论呢？

灞桥往西5公里，是二十里铺。

兵谏前三天，游行的学生队伍欲往临潼请愿，为制止流血惨案发生，张学良在这里流着热泪劝阻了学生队伍。

当时，有的学生躺在张学良的小汽车前，不让张学良返回西安，要他直接赴骊山华清池去劝谏蒋介石抗日，否则，宁可让小车从他们身上碾轧过去。

12月9日，兵谏在实质上已经被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推上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当口儿。

从这里再西行5公里，即进入了西安城。

城里的金家巷、止园、新城大楼、高桂滋公馆，本人在《近看西安兵谏》一书里各有记述，在这里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