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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全集读书笔记
孙中山全集读书笔记
【篇一:
孙中山选集读书笔记】
孙中山选集读书笔记
2011年1月22日星期六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
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虽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
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遗贤,朝多倖进。
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
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谙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
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
且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
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加之厚其养廉,永其俸禄,则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
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
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秉国钧者,盍于此留意哉!
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
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
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农田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
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物理讲矣,机器精矣,若不节惜物力,亦无以固国本而裕民生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货之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轻其敛。
中国则不然。
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
是奚异遍地风波,满天荆棘。
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
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
夫贩运者亦百姓生财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以今日关卡之滥征,吏胥之多弊,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
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
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则天下幸甚!
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
故曰:
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
欧洲其能匹哉!
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
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
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
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
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何以欧洲人民听到自由便那样欢迎呢?
现在中国人民何以听到自由便不理会,听到发财便很欢迎呢?
其中有许多道理,要详细去研究才可以明白。
中国人听到说发财就很欢迎的缘故,因为中国现在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
发财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发财便可救穷,救了穷便不受苦,所谓救苦救难。
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时候,忽有人对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拼命去奋斗。
欧洲一二百年前为自由战争,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象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一样。
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由
因为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
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分,便不去理会,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么重要;到了关闭门户,没有空气进来,我们才觉得空气是个很重要的。
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
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
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工夫,学问成了,知识发达,能力丰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
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就能够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
如果学生、军人要讲自由,便象中国自由的对待名词,成为放任、放荡,在学校内便没有校规,在军队内便没有军纪。
在学校内不讲校规,在军队内不讲军纪,那还能够成为学校、号称军队吗?
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
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
象这样讲来,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
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
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
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世界有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
因为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
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没有分开。
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便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
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
中国要分开权与能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有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可援。
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
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
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
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是很快。
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还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
57页
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
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
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
心之为用大矣哉!
国民!
国民!
究成何心?
不能乎?
不行乎?
不知乎?
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
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
有难予者曰:
“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闳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
”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
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
【篇二:
读书笔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动机及内部摩擦——关于两部孙中山传记的读书笔记
“联俄容共”是晚年孙中山的重要政治实践,也是其未竞的事业。
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分裂,对国共两党的未来走向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甚至一直影响到当今中国的政治格局。
探究两党合作伊始的动机、摩擦的产生及平息过程,对总结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进而促进两党的健康发展,当有一定意义。
一、动机
(一)孙中山及国民党方面
1、振兴国民党之需。
其时,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周围的骨干,如黄兴、宋教仁等都已先后凋零,年轻有为的朱执信遇害弃世,民国政治局势更加恶劣复杂,革命党在政治角逐中处于明显劣势。
特别是1922年6月,孙中山倚重的陈炯明叛变革命,“变生肘腋”,给孙中山以致命打击。
而且,国民党是个松懈软弱的组织。
它只在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可以开展正规和有实际意义的工作。
……孙中山并不是一位特别有实效的组织工作者,当他在广州忙于政务的时候,就出现了忽视党务的偏向。
(韦,页216-217)
孙中山从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中,了解到了与其思想本来相合的以党治国、政党合一的建国模式。
他相信,苏俄的大量革命经验可资学习借鉴。
他希望能借助共产党的这些“年轻人”,带给国民党非常需要的热情和组织才能。
(史,页189)
为实现一党专政的愿望,孙中山称赞苏俄的成就。
他羡慕苏俄共产党人的纪律性,尤其羡慕党领导的军队。
特别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了“客军”的抵押品时,他才意识到党领导的庞大军队才是苏俄革命的保障。
(史,页201)
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向党内同志们作了一次演讲,说明这次改组的主要目的,志在将本党势力向中国内地各省扩充,同时使党不单独依靠军事力量,而依靠党本身的力量。
以前,为什么国民党会失败?
因为党缺少一个模范和一个先例,现在,我们从俄国革命中取得了这些东西。
“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史,页201;韦,页227)
2、争取苏俄援助。
此前,孙中山屡遭外国列强的冷遇,转而寻求新生国家苏俄的援助。
尽管广州与苏俄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但孙中山幻想,通过支持他的军事力量和苏俄红军中的中国军团的共同努力去克复北京。
(韦,页145)孙中山还认为,如果共产党自己的事业发达起来,就会成为其争取苏俄援助的对手。
而且,倘若他不与共产党合作,苏俄便会另外选择象陈炯明之类的候补者。
孙中山想独占苏俄援助的军火、资金和派遣的顾问,正像他要使自己的党成为最重要的革命的媒介物及他设想的在训政时期系国家唯一的暂时行政职权者一样。
他愈了解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便愈决意要落实其一党专政的计划。
(史,页189-190)
但孙中山与苏俄、中共合作不是没有保留的。
早在与邹鲁谈话时,他便说过,“今日改组,应保持本党原来之情感,采取苏俄之组织,则得其益而无其弊,直可驾苏俄而上。
”(韦,页224)
孙中山还认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进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
(史,页193-194)孙中山不仅抵制了鲍罗廷要把国民党与苏俄的世界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牢固拴在一起的努力,还多次拒绝了鲍罗廷的激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请求。
(史,页207)
1923年5月,孙中山告诫此刻正给他讲授如何改组国民党的马林:
“共产党人若不听从国民党,我就要驱逐他们;苏俄若站在共产党人一边,我就要反对苏俄。
”(史,页198)
可见,孙中山虽然长期以来倾向于社会主义,颀羡俄国革命的成就,希望努力迎头赶上,并且迫切地寻求苏俄的帮助,但是,他的目的和俄国、共产国际领袖们
的目的是迥异其趣的。
(韦,页212)
(二)中共及苏俄方面
虽然一开始,共产党并不重视孙中山和他的党,一些人甚至怀疑与其合作是否值得。
然而,通过统一战线,不仅可得到一个更大的活动范围,而且还可得益于国民党的声誉及更好的社会地位。
此时共产党人数不足300,而国民党在全国却至少有几千名正式党员,在学生及广州各工会中还有更多的同情者。
共产党认定,国民党是当时唯一具有一些“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党,它在组织上的弱点,正合共产国际的策略——在统一战线内操纵资产阶级同盟者,当时机成熟时便抛弃他们。
孙中山的声望是国民党的主要财富。
共产国际认为,孙中山可望成为一个顺从的同盟者。
(史,页189)
1923年年初,共产国际领导决定,应该把国民党和孙中山看做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杰出的候选者,他们准备有条件地支持孙中山。
他必须改造他的政党,明确党的奋斗目标,使之反对帝国主义,容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进行工作,以便组织起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韦,页211)
鲍罗廷赞扬了国民党的潜在力量,虽然它“至今尚未把自己充分地组织起来以承担其完成历史任务的使命,但是,这种形势会要到来,而且即将到来”。
因为,这个政党有孙中山作为它的领袖,“孙中山的经验,使他能够给这个党提供它所短缺的东西,即,一种战斗的精神和全国性的组织。
这样,就使这个党有可能从中国正在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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