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1.docx
- 文档编号:29027221
- 上传时间:2023-07-20
- 格式:DOCX
- 页数:14
- 大小:31.21KB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1.docx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1.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1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内容提要】
文体辨析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而其学术渊源则来自《七略》和《汉书·艺文志》。
二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史学乃至佛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此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和佛学家无不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工作,并因此构成了本时期主要的学术背景。
在这个背景中开展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包括总集编纂),都鲜明地带有追溯源流的特征。
它不仅使文体辨析更趋细致、周密,而且各文体源流有自,对纠正当时写作体例混乱、文本不明等时风末弊,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文体辨析 文学批评 学术渊源
一
汉魏六朝是各种文章体裁产生和发展的最兴盛时期。
自秦汉王朝建立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适应着新王朝统治的需要,各种新的政治制度和措施都逐渐建设起来,而服务于这种制度和措施的各应用文体,也相应地产生或发展变化;同时社会成员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社会关系具有了新的内容,各种不同的往来、不同的事件产生了不同的文字表达的要求,因此这一时期是应用文体大备的时期。
由于文体的迅速增繁,各文体间的界限在发生之初往往有混淆,尤其一些相近的文体,它的施用对象、写作风格等都亟需作出规定,所以文体辨析是这一时期作家、批评家最关注的问题。
综观汉魏六朝的文学批评,我们发现文体辨析其实是批评家讨论写作、评骘作家作品的基本前提。
[注解:
参见拙作《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因此讨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是非常重要的。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说:
“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
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
”文体辨析是在汉末以后广泛展开的,但其学术渊源,却可追溯至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
向、歆父子整理图书,奏其《别录》、《七略》,开中国目录学之先,然其工作的意义却并不仅在目录一门。
《宋书》卷十一《律历志序》说:
“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
”汉朝立国,接于暴秦之后,天下图书颇有散亡,故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汉书·艺文志序》)据此知这一工作的本来目的是整理图书,但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工作方法却对后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
“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这说明刘向父子所作的是学术史的工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字是对这一工作的概括。
辨章学术是因为秦火之后,典籍残缺,且师传亦断绝,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说:
“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新唐书·艺文志序》说:
“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这便是“辨章学术”的背景。
刘向、刘歆父子作《别录》、《七略》,以艺文为对象,剖析条流,使各有其部,总百家之绪,推本溯源,这便是“考镜源流”。
《汉书·刘向刘歆传赞》说:
“《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有意其推本之也。
”颜师古注曰:
“言其究极根本,深有意也。
”正是这样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汉魏六朝的文学批评以及总集的编纂产生了影响,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即基于此点。
文体辨析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辨文体的类别,每一文体都有自己的特性,诗自不同于赋,而颂与赞也各有异;二是辨文体的风格,所谓“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三是辨文体的源流。
文体的源流,界限明确,但文体的风格与类别较易混淆。
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认为宋明以前的“体”实即“以艺术性而得到其形相”,徐氏的“形相”即同大陆所言的风格。
他又说:
“文体的观念,虽在六朝是特别显着,而文类的观念,则在六朝尚无一个固定名称。
但从曹丕以迄六朝,一谈到‘文体’,所指的都是文学中的艺术的形相性;它和文章中由题材不同而来的种类,完全是两回事。
”〖ZW(〗《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徐复观先生以“文体”包括风格也即他所说的“艺术的形相性”,和类别不同,是不错的,但他称从曹丕迄六朝的“文体”概念都指风格而非指类别(徐氏又称:
“类名之建立,今日可考者,似始于萧统之《文选序》。
此后对文章题材性质不同之区别,几无不曰‘类’”),则值得商榷。
以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中重点论述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种文体,强调“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说“雅”、“理”、“实”、“丽”分别是四类文体各所应有的写作特点,也即各体的风格,这里的“体”确是指的“风格”。
但在论述这四类文体风格之前,曹丕还说过: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这个“体”很明显指的是文类。
曹丕的意思是说,作文的体类不止一种,有诗,有赋,有书,有论,有的人长于诗,有的人长于赋,但文人相轻,往往以自己所长来诋毁别人。
其实文章虽然本质上相同,而表现形式却各异,这各异的形式即文章类别,各有不同的特性,从而要求不同的写法。
由于人非通才,不能各种文体都擅长,明白了这一点也就避免了文人相轻。
就《典论·论文》的这一段话,我们发现,文章体裁与文章风格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不同的体裁,规定了不同的风格,所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而不同的风格便是各体裁间的区别和界限。
按照文学史发展的事实,应该是立体在先,辨体在后,先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产生某种文体,其后这一文体得到广泛地承认和应用,在广泛应用的过程中,才逐渐具备该文体的特质,从而才能固定与其它文体相区别。
因此,在体裁与风格的关系上,体裁产生在先,是基础,风格是由体裁规定的,正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诚如刘师培所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其后才能承其体式,辨别文体。
文体类别的区分,其源始自《七略》。
《七略》的《诗赋略》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分诗赋为五种,其中赋为四家,歌诗为一家。
四家赋为:
一、屈原赋类;二、陆贾赋类;三、孙卿赋类;四、客主赋类。
由于班《志》于每类之后删除叙论,刘向父子将赋分为四种的原因就不清楚了。
不过,既然专门作区分,自然是四种赋各有不同的原因。
对这原因,后人便根据《七略》体例作各种推测。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三说:
“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
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
”姚氏以为这原因是以体裁而分。
他在论屈原赋类说:
“此二十种大抵皆楚骚之体,师范屈宋者也。
故区为第一篇。
”论陆贾赋类说:
“此二十一家大抵不尽为骚体,观扬子云诸赋,略可知矣。
故区为第二篇。
”论孙卿赋类说:
“此二十五家大抵皆赋之纤小者。
观孙卿《礼》、《知》、《云》、《蚕》、《箴》五赋,其体类从可知矣。
故又区为第三篇。
”论客主赋类说:
“此十二家大抵尤其纤小者,故其大篇标曰《大杂赋》,而《成相辞》、《隐书》置之末简,其例亦从可知矣。
”姚氏提出的前三种以体分的观点,应近于事实。
其后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提出第一种主抒情,第二种主说辞,第三种主效物,第四种多杂诙谐。
顾氏此论,也是从姚氏得到的启发。
当刘向之时,属于文学体裁的大概也就是辞赋与歌诗,因此《诗赋略》虽叙为五种,实则是两种。
东汉以后,文体发展很快,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八种文体。
其实远不止这些,即曹丕本人在《答卞兰教》(《三国志·卞后传》注引)中也还提过“颂”体。
若从《后汉书》着录的文体看,已远远超过了这几类。
统计的结果,大致有诗、赋、铭、诔、颂、书、论、奏、议、记、碑、箴、七、九、赞、连珠、吊、章表、说、嘲、策、教、哀辞、檄、难、答、辩、祝文、荐、笺等三十余种,真可谓文体大备了。
考虑到范晔是南朝人,故《后汉书》的文体着录或许带有南朝人的观念,再以《三国志》核查,其所着录文体也有十三种之多。
这一事实既说明当时文体的发达,也说明时人对文体辨析区分的细致。
史书着录,本身就是一种辨析。
正是在这一背景里,挚虞撰《文章流别集》,才能“类聚区分”,这里的“类”正是指文体的类别,并非如徐复观所说,类名的建立,始于萧统《文选序》。
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及《志》、《论》,都明显受《七略》、班《志》的影响。
二
在文体类分的基础上,汉魏以来更表现出受《七略》、班《志》“考镜源流”的影响。
在挚虞《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翰林论》逸文中,可以见出二书在辨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同时,也追溯了各体的源流发展。
当然,由于魏晋时总集以及文论的佚失,已不可窥其全貌了。
从现存一些文论专着和编集叙例中,可知考镜源流在南朝时期是非常主要的指导思想。
文论专着当以《文心雕龙》为代表。
《文心雕龙·序志》篇是解释作者着书动机的,刘勰在本篇先指出当日因“去圣久远,文体解散”,遂致“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而自魏晋以来文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这里,刘勰首先抓住当时创作和批评的弊病都是未明本源,他就此提出自己的批评体例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这其实就是考镜源流的意思,这一点在《文心雕龙》所论三十三种文体中得到了证实。
刘勰以“原始以表末”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贯彻于全书的论述中的。
以“始”、“源”、“本”等关键词为例,约得有关论述十四条:
“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
正本归末,不其懿欤?
”(《宗经》)“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诠赋》)“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
”(《诠赋》)“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
丘明同时,实得微言。
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史传》)“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风骨》)“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
沿根讨叶,思转自圆。
”(《体性》)“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情采》)“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
”(《章句》)“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
”(《隐秀》)“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
乘一总万,举要治繁。
”(《总术》)“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
”(《附会》)“篇统间关,情数稠叠。
原始要终,疏条布叶。
”(《附会》)〖HT〗“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时序》)“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NFDA3《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
……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序志》)[注解:
以上引文据詹NFDA4《文心雕龙义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从上引刘勰所论看,他是以追源溯流作为自己批评的主导思想的。
其中有批评魏晋以来文论不能穷源流的病失,有从写作方法上指导要沿根寻叶,也有就文体而论。
以其文体论为例,如《乐府》篇,刘勰自乐府起源叙起,然后由周秦至汉魏,渐失雅声,而“溺音腾沸”。
汉武虽立乐府,但“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
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结果是“丽而不经”、“靡而非典”。
至于汉末,“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
……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
刘勰对各文体的辨析,的确是“原始以要终”。
但由于他以“源”,也即六经之文作为绝对标准,而批评后世作品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淡”,遂使他的全部实际批评成为尊古贱今的后退的批评史观。
不论刘勰批评史观如何,追源溯流的确是他构建理论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显然受《七略》、班《志》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多次提到刘向。
如《乐府》:
“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诸子》:
“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时序》:
“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征圣》:
“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诠赋》:
“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事实上,《七略》、班《志》一直是魏晋以后士人常读之书,这并不仅限于秘书、着作等管理图籍之人,即一般文学之士,也把了解四部作为自己的学习范围。
《初学记》卷四十九载梁简文帝《庶子王规墓志铭》说:
“《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诵其心,谈天其口”,这当然是夸奖的话,但以熟习《七略》作奖词,亦见当时确以此为士人必备的基本内容。
比如《梁书·张缵传》记:
“缵好学,兄绚有书万余卷,昼夜披读,殆不辍手。
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
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
尝执四部书目曰:
‘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
’”又同书《臧严传》记臧严精通四部书目,萧绎以甲至丁卷中作者姓名等事考校,一无遗失。
于此可见南朝文人对目录学的重视,以及目录学与文学写作间的关系。
从这点说,《七略》、班《志》的学术思想,是六朝批评家、作家十分熟悉的内容。
刘勰之外,钟嵘《诗品》品骘古今诗人,也是采用了追溯源流的方法。
在他品评的一百二十多位诗人中,对其中许多人的创作风格,都追溯其源流。
如说曹植“其源出于国风”,说刘桢“其源出于《古诗》”等等,这与《汉书·艺文志》方法相同,如《汉志》称: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者是。
由此见钟嵘受《七略》、班《志》的影响。
除了批评家着论考镜文体源流,一些作家更是通过编选总集来做辨体溯流的工作。
如任NFDA5《文章始》,选列八十四种文体,以说明各体之起源。
任本人曾作过秘书监,《梁书》本传记:
“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
”可见他对图籍具有非常专业的知识,《七略》、《汉志》自是很精通的了。
他以“始”作为自己选集的名称,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
三
在叙述六朝批评观时,佛学家往往被忽视掉,现在看来,佛学家批评思想的有系统、有深度,往往超过文学家。
比如《文心雕龙》,大家都承认刘勰此书体系的构建,受到了佛学的影响。
再以目录学为例,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对佛家书目极为称赏,认为其优胜于普通目录者有五点:
“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
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
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
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各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
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
或以着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
性质之中,或以书之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
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
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在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
吾侪试一读僧、法经、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种作者之无进步也。
”[注解:
《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的确,如僧的《出三藏记集》,这是一种簿录类的总集,其体例的周密,学术思想的深刻,都是超越其它目录学书籍的。
在现存六朝的几部佛学总集以及已佚总集序中,我们发现佛学家对区分类别、考镜源流的认识是十分自觉而深刻的。
南朝高僧中,僧是一位造诣极深的佛学理论家和目录学家。
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说过自己“总集众经,遍阅群录”的话(如《续撰失译杂录序》、《贤愚经记》、《疑经伪撰杂录》等),由于这样的工作经验,僧撰写了大量的佛典叙录,考镜源流,区分类别,正如刘向《七略叙录》一样。
佛经东传,由汉至梁,五百余年,其间历经坎坷,终于影响华土而大行于时。
在这过程中,佛经典籍亦有许多混杂,有翻译上的问题,有解说中的歧异,还有伪经搀杂其中。
因此校理佛典,使源流清楚,类别不乱,经文各体有序,便是摆在僧面前的任务。
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他是接受了刘向《七略》的影响的。
比如他的《梵汉译经同异记》,先述梵汉文字的差异,再说明由这种差异带来译经的困难,“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于执笔。
或善梵义而不了汉音,或明汉文而不晓梵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此其一;其二,“至于杂类细经,多出四含,或以汉来,或自晋出,译人无名,莫能详究。
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
”这是佛经翻译中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世人不知其中症结,常致迷失,所以僧说:
“窃寻经言,异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然则言本是一,而梵汉分音;义本不二,则质文殊体,虽传译得失,运通随缘,而尊经妙理,湛然常照矣。
既仰集始缘,故次述末译,始缘兴于西方,末译行于东国,故原始要终,寓之记末云。
”从僧这段叙述看,其考镜源流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僧在表达这一思想所使用的“原始要终”一词,与刘勰《文心雕龙》竟然一致,还不仅于此,对这一词语,二人多次使用。
《文心雕龙》共使用四次,而僧也有两次(据《全梁文》)。
除此之外,与“原始要终”思想相同的其它表述词语,如“沿波讨源”、“辨本以验末”等,则随处见于僧各文之中。
刘勰是僧的学生,曾帮助僧整理过佛典,僧之文,有的还出自刘勰手笔,因此刘勰辨析文体、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大概是从他老师那里学来的。
关于《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在撰述指导思想上的相似,以及刘勰与僧间的关系,参见兴膳宏《〈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载《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4年版。
]
在僧的佛典整理工作中,我们看到了考镜源流思想对他的指导作用。
一般的叙例是,僧先叙述问题产生的由来,再说明自己工作的指导思想、方法及其具有的意义。
《抄经录》:
抄经者,盖撮举义要也。
昔安世高抄出修行,为《大道地经》,良以广译为难,故省文略说。
及支谦出经,亦有孛抄。
此并约写梵本,非割断成经也。
而后人弗思,肆意抄撮。
或棋散众品,或NFDA6剖正文。
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
《出三藏记集序》:
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转梵汉。
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
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
授受之道,亦已阙矣。
夫一时圣集,犹五事证经,况千载交译,宁可昧其人世哉。
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
自兹以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
时竞讲习,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后生疑惑,爰所取明。
……于是牵课羸恙,沿波讨源,缀其所闻,名曰《出三藏记集》,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
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
《法苑杂缘原始集序》:
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导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
训俗事源,郁尔咸在。
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
遂令沙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
余以率情,业谢多闻,六时之隙,颇好寻览。
于是检阅事缘,讨其根本。
遂缀翰墨,以藉所好。
庶辩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
《十诵义记序》:
……逮至中叶,学同说异,五部之路,森然竞分。
仰惟《十诵》源流,圣贤继踵,师资相承,业盛东夏。
但至道难凝,微言易爽,果向之人,犹迹有两说,况在凡识,孰能壹论?
是以近代谈讲,多有同异。
大律师颖上,……学以《十诵》为本,……常以此律,广授二部。
教流于京寓于中,声高于宋齐之世。
……僧……遂集其旧闻,为《义记》十卷。
[注解:
以上引文均见《全梁文》卷七一、七二。
]
从以上几篇序文中,可以看出僧编集、着论、叙录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如僧所言,佛学典籍至梁时已经颇有混乱。
以译经说,由于梵汉文字、语音的殊异,译人水平的参差不齐,经义难免有错;加之岁月长久,授受道缺,译经之来龙去脉已不甚清楚了。
以抄经说,昔贤抄经,本在修行,故旨在撮举义要,但后人不学,肆意抄经,往往割裂经义,“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抄经录》)。
再以佛学理论说,如律学,本来就是义理精微,师资相承,尚有两说,更何况一般学人。
至于梁代,歧异愈多,自然会迷惑后生。
这些便是僧整理佛典的主要原因,其与刘向的校雠图书,何其相似乃尔!
在这一工作中,僧始终坚持追源溯流的指导思想,在他作于不同时期的序文中,都反复强调着这一点,可见这一思想应是僧全部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这自然看做是僧接受了刘向的影响,但也应看到它同时也是时代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钟嵘、刘勰、任等也都具有这一思想的特点。
此外,在僧之后的释慧皎,也同样表现出明显的溯源流思想。
慧皎撰有《高僧传》十四卷,《全梁文》卷七十三载其《序》称:
自汉之梁,纪历弥远,世践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发,群英间出,迭有其人。
众家记示,叙载各异:
沙门法济,偏叙高逸一迹;沙门法安,但列志节一行;沙门僧宝,止命游方一科,沙门法进,乃通撰论传。
而辞事缺略,并皆互有繁简。
出没成异,考之行事,未见其归宗。
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悛《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疏缺。
齐竟陵文宣王《三宝记传》,或称佛史,或号僧录。
既三宝共叙,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昧。
琅邪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而文体未足;沙门僧撰《三藏记》,止有三十余僧,所无甚众;中书郗景兴《东山僧传》、治中张孝季《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沙门传》,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
慧皎此序,历举晋宋以来有关佛人、佛事着述,其中大多为《隋书·经籍志》所缺,它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一段述论,颇与钟嵘《诗品序》所述前代文论专着相似,由此见出慧皎在追溯源流的过程中,是施加了评论的,此序实可作为佛学批评史看。
在批评了前贤诸作之后,慧皎称自己“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终于梁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七人;又旁出附见者二百余人”。
据此可见慧皎写作《高僧传》的态度和体例。
《高僧传》并非简单的传记,而是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类。
这十类的顺序安排也别有深意,“盖由传译之勋,或逾越沙险,或泛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开明,一焉是赖,兹德可崇,故列之篇首。
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通感适化,则强暴以绥;靖念安禅,则功德森茂;弘赞毗尼,则禁行清洁;忘形遗体,则矜吝革心;歌诵法言,则幽显含庆;树兴福善,则遗象可传:
凡此八科,并以轨迹不同,化洽殊异,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业,故为群经之所称美,众圣之所褒述。
”慧皎这样有深意地对全书分类的安排,暗示了当日编集区分类别的背景。
从前几节叙述可知,以类区分是汉魏六朝编集大都采用的一个体例,当然,每类别顺序的安排,应该是有深意的。
如《文选》区分三十九种文体,以赋为首选,自有其意义,但是在萧统的序文中,关于这一点就没有明作交待。
由是而言,慧皎的序,就越发值得我们注意了。
从前所引序文看,《高僧传》主体部分是以人为纲,以类区分的,但即使是这样一部传记之书,慧皎仍然要考镜源流,这就是每类之后的传论部分。
慧皎说:
“及夫讨核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诸赞论,备之后文。
”以《译经传论》为例,慧皎详叙佛经东传过程中汉译的源流,指出各译人的优劣得失。
认为由于译经各有不同,学徒应当博览群典,考校搜求精义,决正佛法之门。
这样的传论,的确是“讨核源流,商榷取舍”之作。
四
史书之有传论,起于《史记》,但主要是对各卷传主所作的评论。
《文选》卷四九班固《公孙弘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汉魏 六朝 文体 辨析 学术 渊源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