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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化1
管理文化:
“土壤”、传统与创新
后勤指挥学院李秀朋彭云望发布时间:
2011-04-2322:
34:
04
按照组织文化学者爱德加沙因的定义,文化是一群人在解决适应环境和内部团结的问题时习得的、成体系的一系列基本预设(basicassumptions)。
这些预设在实践中卓有成效,所以被认为是正确的,被当作解决问题时正确的感知、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交给新成员[①]。
沙因还提出一个著名的文化睡莲模型——水面上的花和叶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包括组织的架构和各种制度和程序;中间是枝和梗,是各种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包括使命、目的和行为规范等;最下面是根,是各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下意识的信念、观念和知觉。
简而言之,文化是基于预设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产生制度,约束行为。
沙因提出的文化睡莲模型
按照沙因的理解,文化之根决定文化之枝梗,文化之枝梗决定文化之花叶。
根据这一理解,文化独特性之产生,从根本上讲,决定于文化之根赖以生存和发育的“土壤”。
是故,研究中国管理文化的传统与创新,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的根。
而研究中国文化的根,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
这个“土壤”就是中国的历史地理。
本文尝试以文化“土壤”为切入点,对中国管理文化传统与创新作一概要分析。
一、地理军事环境
早在世界结为一个整体之前,不同的文明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流域),并在相互孤立状态下演化。
从全球范围看,最初农业文明出现的时候,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农耕世界,它位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度线之间的亚欧大陆偏南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生存着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分别是地中海附近的克里特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印度文明的前身);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指夏商周三代)。
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从兴安岭到匈牙利,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
这种“南农北牧”的对峙局面,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1500年。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
第一次大冲击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600年左右,主要由游徙于欧亚大草原中部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发起,使当时在中国以西的几个文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残,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
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帝国、古代印度和中国秦汉帝国。
第二次大冲击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主力军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
这次入侵浪潮促成了欧亚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西徙,导致了几乎整个古典文明体系的崩溃。
第三次大冲击发生于公元13世纪初,主要发动者是欧亚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人和突厥人。
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率领下,蒙古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横扫了从中国东海到匈牙利的几乎整个欧亚大陆。
在整个农耕经济时代,“以我国北部蒙古为中心的北亚草原地带,是近代以前整个草原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主要的动乱摇篮。
二千多年来,游牧民族无数次的移民运动与对外侵略,多肇源于斯,造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影响及于远方的定居社会。
我国更首当其冲。
北亚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可说是我国历史形成的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②]
15-16世纪,世界历史进入重要分水岭。
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坚船利炮取代骑兵成为战场的主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取代农牧冲突成为世界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
蓝色海洋取代绿色草原成为中国动乱的摇篮。
中国遭遇工业文明的冲击,在时间上尽管晚于其它大多数国家,但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所遭遇的现代性挑战,无论性质还是严重程度,均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危机。
中华民族第一次遭遇来自更高级文明所带来的生存危机。
在应对这场生存危机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在军事实力上难以抗衡,从而不得不在武力上屈服于人;更为严重的是,在文明进化程度上自觉低人一等,从而不得不在文化心态上折服于人。
二、国际交往方式
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尽管也曾发生过许多诸如联姻、贸易、文化交流等和平方式的交往,但国与国之间更主要的交往方式却是战争。
关于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入侵的原因,中外学者对此问题做出过许多不同的解释,如天性嗜利说、人口膨胀说、贸易受阻说、掠夺说等[③]。
在讨论战争交往方式之前,不妨先看看和平互利交往的可能性。
在自然经济条件,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与消费状态,自发交易的需求量很小,而且即使存在交易需求,因交通不便而导致的高昂交易费用也会使交易变得不经济。
从中国古代农牧交易的历史来看,交易品种主要是茶马互市和绢马互市,交易方式主要是官市交易。
交易需求量小,可以成为相互隔离的必要条件,但不会成为导致战争的充分条件。
战争是一种高风险的无偿交换。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最主要的财富是牲畜,没有固定财富积累,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
遇干旱与冰冷天气,水草大面积枯萎,牛马成群冻死,游牧者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史书•匈奴列传》记载,“冬有雨雪,畜多饥寒死”,严重时“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
农耕民族则不然,即使寒冬没有收获,依靠夏秋的粮食储备也可安然过冬。
迫于生存压力,游牧民族往往视秋季为肃杀季节,如《汉书•匈奴列传》载,“匈奴处北早寒,杀气早降”。
从历史记录看,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除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肃杀之外,还有一定的大周期性,即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三次大冲击。
这说明,除了四季气候变化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影响游牧民族的南侵。
1915年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在《文明与气候》一书中首次提出气候脉动论,强调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地理学上称之为环境决定论)。
认为,气候是人类文化的原动力、人口移动的主因、能源的主宰以及区别国家特性的重要因素。
他曾作两条历史气候变迁的曲线,并以此推断出气候脉动的结论:
一个干燥周期开始以后,草原随之干化成沙漠,游牧民族不得不向外迁徙,于是造成一连串的迁移与征服的现象。
亨廷顿的气候脉动论上世纪六十年前曾轰动一时,后渐为人所淡忘。
但汤因比的名著《历史研究》问世后,再度引起注意。
汤氏在亚非欧三洲游牧民族入侵农耕地区的史实中找到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各游牧民族入侵农耕地区的同时并发症;二是游牧民族的外侵有一定的活跃与静止周期。
六百年为一大周期,前三百年为活跃期,后三百年为静止期,且在每一活跃期的第一个世纪,游牧民族的侵略尤为猖獗。
汤因比发现了游牧民族的活跃和静止周期和亨廷顿的干燥和湿润曲线之间的相似性,从而断言亨廷顿的气候脉动论便是操纵这种并发和周期性的动力。
气候脉动之所以影响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移与入侵,是因为气候的长周期变化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影响程度存在巨大差别。
当气候变化处于长周期中的暖期时,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平均湿度相对偏大,平均降水量增加,这既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也有利于水草的生长,因此,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产与生活相对安逸,人口随之增长。
进入冷期以后,随着平均气温和湿度的降低,气候变得寒冷干旱,自然灾害频发,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产与生活都受到不利的影响。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
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农业王朝,农业歉收,自耕农、小土地主的破产现象加剧,导致土地兼并现象恶化、流民日增、国势渐衰,加之吏治的腐化,社会矛盾随之激化。
但是与农耕民族相比,气候长时期干冷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更大,这不仅表现在草场的荒漠化和牲畜的冻死上,而且表现在暖期人口增长的滞后效应上。
这样,气候转入冷期后,在生存环境的直接威胁和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亚欧大草原上原来各自分立的游牧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日显稀缺的水草资源,发生大规模的部落兼并,导致草原军事帝国的崛起。
然后,崛起的草原帝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再向农耕世界发动大规模的迁移和掠夺。
气候脉动的半周期是三百年,这个时间与中原王朝的兴衰周期相近。
此外,历史学家发现,古代中国的国防线与“15英寸等雨线[④]”相符,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
我国学者王会昌系统研究了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南迁过程中所建立的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见表)与我国气候长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见图)。
得出的结论:
从我国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与历代王朝的兴衰荣枯的对应分析中,可以看出,2000多年来温暖湿润气候期的不断缩短、寒冷干旱气候期的不断延长和干旱化程度的日益严重,引起了塞外游牧民族步步深入到黄河——长江流域,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
历代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
阶段
时代
政权界限(北/南)
纬度(N)
相当于今地名
I
秦
匈奴/上谷郡
41°42'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炮台营子
西汉
乌桓/幽州刺史部上谷郡
41°18'
河北省张家口市二台东
东汉
鲜卑/幽州刺史部上谷郡
40°56'
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北
II
三国
鲜卑/魏.幽州上谷郡
40°56'
同上
西晋
鲜卑/幽州上谷郡
40°56'
同上
东晋
前秦/东晋.豫州戈阳郡
32°18'
河南省息县临河镇
南北朝
北朝.北齐/南朝.陈
30°24'
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镇
间歇期
隋
突厥/涿郡
44°0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嗄旗南
唐
回纥/河北道.妫州
43°3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查干诺尔
III
五代
十国
契丹/北周
39°24'
河北省涞源县塔崖驿
北宋
辽/北宋
39°06'
河北省易县南管头
南宋
金/南宋
32°18'
河南省息县临河镇
IV
元
中国大陆南缘
22°30'
广东省惠东县港口
明
鞑靼/京师开平卫
42°4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北
清
中国大陆南缘
22°30'
广东省惠东县港口
注:
⑴以115°00'E经线上的纬度变化为准;⑵元、清两代只取中国大陆纬度
资料来源:
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资料来源:
同上。
4000年来我国气候的冷暖波动(a)干湿变化(b)
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纬度变化(c)的关系
自骑马术发明以来,分布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凭借着骑射的优势,一直是农耕社会最头痛的敌人。
与农耕民族相比,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单兵作战能力。
一般而言,游牧民族尚武善战,农耕民族崇文重教化。
因此,与农民相比,牧民好斗且身强力壮,单兵作战能力强。
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习武为乐。
马背民族,几乎个个能骑善射,骁勇无畏。
西汉初期晁错对匈奴人的习性曾有过这样的描绘: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
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
”(《汉书•晁错传》)
⑵兵团进攻机动能力与作战半径。
挟骑兵之威风,游牧民族擅长兵团作战,轻装疾进,攻战神速,不仅机动能力强,作战半径大;且就地补给,不为辎重所累,具有相当强的野战连续作战能力。
如蒙古军队出征于中国时,“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
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
”(《蒙鞑备录》)骑兵作战,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是典型的作战与后勤一体化平台,骑兵阵营进攻作战时几乎不受后勤补给的影响,长驱直入,进退自如,步战、车战均无法与之匹敌。
⑶寓兵于牧、兵牧结合与战备成本。
游牧民射猎为业,人皆习武,是天生的兵民。
在生产与战术方面,狩猎与围攻如出一辙,“与人战”和“与动物战”并无二异。
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无须特别的战备训练和战略储备。
在这方面,兵农分离的农耕民族如欲与之决战一番,不仅需要长时间的战术准备,更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
当然,游牧民族也有自己的劣势。
受文明进化的影响,游牧民族最大的劣势是军事与政治的组织化程度低。
内部政治方面,缺乏稳定持久的权力分配与再分配制度,因而,经常发生内部分裂。
匈奴为汉军所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部发生分裂;军事上一旦最高统帅发生意外,或遇到突袭,或出现战术失利,往往是溃不成军,落慌而散,难以在战场上再生战斗力。
其次是人口与资源的限制,战略潜力小,要想克敌制胜,就必须保持战场上的优势,否则,要么逃之夭夭,要么俯首称臣。
“利则进战,钝则乞降,”“不羞遁走”,是当时汉军对匈奴军队战场作风的经典描述。
农民擅长步战,无论是单兵作战能力,还是战术机动速度与作战半径,都无法与游牧民相比。
欲与之能战,要么像赵武灵王、霍卫李广那样,备良马、训骑兵,胡服骑射,以“骑人”之道还治“骑人”之身;要么退而求守,筑城墙,置重兵。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秦汉时倾力而出,尚能形成均势甚至优势,与之抗衡;秦汉以后,军事上已日渐示弱。
这是因为,在与中原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游牧民族也渐渐地学会了农耕民族的组织技术。
蒙元和满清,不仅能够在军事上打败汉族政权,而且通过模范汉人制度,在中原建立起像模像样的“牧族王朝”。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东进,热兵器不断得到普及和升级,步兵的作战能力大大增强,游牧民族不再对农耕民族构成生存威胁,但并没有改善中国的外部生存环境,相反,它使得我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理论上讲,随着工业文明的普及,贸易可以取代战争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形式。
鸦片战争前,中国确实与西方工业国家发生贸易往来。
鸦片战争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得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并不畅销,而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在英国却很畅销,贸易结构不平衡导致英国出现严重贸易人超,为扭转这种局面,英国不惜违反国际条约,向中国倾销鸦片,从而引发战争。
战争于是取代自由贸易成为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之间的主要交往方式。
三、社会组织模式
沙因定义的文化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适应环境,一个是内部团结。
与此相关,文化约束人也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如何适应环境的技术性维度,一个是如何团结内部的社会性维度。
对于中国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模式的选择,是如何通过内部团结的安排解决环境适应问题。
这里的环境适应,既有内部因素的考量,但更主要的是基于外部因素的考量。
内部因素考量,如水资源的利用、社会矛盾的化解等。
外部因素考量,主要是化解外部(尤其是北部)军事压力。
两千多年前,管仲给出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答案。
他讲: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其用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左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带上如日月,亲君如父母。
”(《管子国蓄》)
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在齐国推行“利出一孔”,成就了春秋第一霸主。
商鞅变法的实质就是推行“利出一孔”,秦国的变革比齐国更持久、更彻底,因而秦国能够后来居上,并“七雄”,完成一统大业。
秦制的核心不在郡县制,不在君主集权,不在法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而在于其整体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
在这种社会组织模式下,政治体系、经济——技术体系和文化体系的轴心原则相互一致,呈现出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社会系统同轴化现象[⑤]。
政治上实行君主集权,意识形态上推行专制主义,经济上重农抑商,推行小农制,三大社会系统合力作用的效果便是“利出一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谭嗣同说:
“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说:
“百代都行秦政制”。
近现代以来,面对现代性挑战带来的空前的生存压力,作为社会领导集团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尽管在意识形态信仰、阶级动员和斗争策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两者所选择的社会组织模式同样具有整体主义的特征,即政治威权主义、经济管制主义和文化一元化。
制度设计的思路同样基于“利出一孔”。
四、管理文化传统
(一)社会组织性
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缺乏组织性。
马克思曾经把亚细亚社会比喻为土豆型社会,土豆指的是家庭,家庭内有分工协作,但土豆与土豆之间缺乏有机联系。
孙中山先生在以基督徒的精神愈挫愈奋的革命过程中,也屡屡慨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无从组织。
前些年,一位学者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⑥]。
笔者不认同中国人缺乏组织性的观点,认为这至少是不尊重历史。
中国人如果果真如他们说的那样缺乏组织性,中国文化何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
可以这样假设,对于任何性质的组织来讲,其凝聚力均建立在组织成员间的利益关联度之上。
成员间的利益关联度越高,组织的凝聚力越强。
国家是一种组织,其凝聚力大小,从根本上取决于国民之间的利益关联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都是服从并服务于这个凝聚力的,但都不是根本。
为解释上述命题,笔者对利益做了区分,认为利益有两种基本存在方式:
消极利益和积极利益。
所谓消极利益,是指已经持有的既得利益;所谓积极利益是指有待争取的期望利益。
安全利益就是一种典型的消极利益,发展利益则是一种典型的积极利益。
人类行动的原始动力无外乎两个,趋利和避害。
趋利,指的是对积极利益的追求;避害指的是对消极利益的保全。
消极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特征。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破必然导致家亡。
积极利益,尤其是发展利益,具有明显的分散性特征。
机会人人有份,但是你得到了,我就失去了(如职位晋升);或者蛋糕人人有份,但是你得到的多了,我得到的就少了(如利润分成)。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地理军事环境以及以战争为主的国际交往方式,决定了安全利益是中国社会各阶层成员最高的和主要的共同利益诉求。
安全利益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又决定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的利益高度关联,其利益关联度系数接近于最高值——1。
因此说,中国人在化解生存危机、保护安全利益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和高度的组织性。
与此同时,由于发展利益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利益诉求中长期居于次要的从属地位,居于受压抑的状态,因此,中国人普遍缺乏追求和分享发展利益的社会经验,从而导致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社会组织性表现不佳。
“有难可以同当,有福难以同享”,可说是中国人这种强组织性和欠组织性并存的生动写照。
(二)经济理性
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人是理性的动物。
既然文化是组织成员的自觉选择,那么,这种选择一定体现了组织成员的经济理性。
我们关注的是,国人习以为常的经济理性有什么独特的表现形式?
这是有关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核心问题。
特殊的地理军事环境决定了战争作为主要的国际交往方式而存在。
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战争充分体现了交战双方的经济理性。
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对战争行为进行经济分析。
战争净收益等于战争收益减战争成本;战争收益率等于战争收益除以战争成本(公式如下)。
战争净收益(P)=战争收益(I)-战争成本(C)
对于处于军事优势地位的进攻方,无论是古代南下的游牧民族还是近代东侵的工业国家,在选择攻击中国时,可以假定其战争行为的利益目标是给定的(I=K,K为一常数),亦即战争收益不变,因此,在计算战争净收益和战争收益率时,它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控制战争成本。
具体地说,关心的有两点:
⑴战争成本必须小于战争收益;⑵在此前提下,实现战争成本的最小化。
换言之,其战争行动逻辑是:
战争收益越高,则成本支付意愿越强;反之,战争收益越低,成本支付意愿越弱;C=I是战争选择的临界点,划不来就不打(I
因而,其战争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趋利性。
对侵略方来讲,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作为处于军事弱势地位的防守方,中国抗击外族入侵时,可以假定战争收益是不定的。
简单地说,战争收益要么为1(I=1),要么为零(I=0)。
1表示国家安全得到保护,0表示国家安全没有得到保护。
由于收益不定,在进行经济计算时,我们更关注的不是战争成本,而是战争收益。
在应对战争上,我们愿意付出任何可能的代价以确保国土安全。
只存在成本支付能力的问题,不存在成本支付意愿的问题。
在生死存亡面前,任何成本都显得渺小。
为了赢得战争胜利而不惜一切代价,对于防守方来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了,但这样的逻辑不适用于进攻方。
因此,我们的战争行为具有明显的避害性。
对于防守方来讲,没有永恒的利益,只有永恒的敌人。
因此,尽管交战双方的成本控制意识存在明显差别,但他们的行为无疑都符合经济理性。
为了以示区别,我们姑且把趋利性行为的经济理性称之为积极经济理性,把避害性行为的经济理性称之为消极经济理性。
积极经济理性的突出表现是成本意识强。
对于积极利益来讲,收益与风险往往是成正比的,收益高,风险亦大;收益低,风险亦小。
因此,积极经济理性同时又表现为风险偏好。
消极经济理性的突出表现是风险厌恶。
对于消极利益而言,简单而言,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保全,要么失去。
成本支付能力越强,利益保全的概率越高;成本支付能力越弱,利益失去的可能性越大。
因此,消极经济理性同时又表现为成本意识弱。
受传统文化“土壤”的滋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中国人的消极经济理性得到凸显,与此同时,积极经济理性受到抑制,使得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普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一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坎迪隆在18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
他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risk)或不确定性(uncertaiinty)联系在一起。
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的创新者,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
德鲁克继承并发扬了熊彼特的观点,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重要的是创新,进而把企业家的领导能力与管理等同起来,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
五、管理文化创新
(一)时代背景
中国大陆对源自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产生大规模的现实需求,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这一现象反证出一个观点,即中国自那个时候开始产生了管理文化创新的需求,进而还反证出一个观点,即中国固有的传统管理文化自那个时候起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上述现象的出现源自稍早前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
为什么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会启动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运动?
改革不是源于现存体制应对外部威胁的挑战,这一点区别了19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与清末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自强逻辑;改革不是源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逻辑,这一点区别了19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与此前的土地改革以及“三大改造”的政策逻辑;改革不是源于社会革命的影响,这一点区别了19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与英国光荣革命的社会生态逻辑;改革不是源于政权的更替,这一点区别了19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与1960年代韩国朴正熙政权时代(包括东亚其他国家的威权主义政权)的改革的政治逻辑。
关于中国改革政策的动因,还有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导源于包括政府和经济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的效率低下所导致的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内部忧患,或者换一种说法,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试验的失败。
通过对前苏东国家的经济改革实践的分析,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了强有力的映证。
毫无疑问,中国与前苏东国家面临着相似的内部问题,而且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经验也必然引起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的关注。
社会发展缺乏持续性动力将导致社会整体性危机的出现。
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没有证据表明197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动力已经衰减到某种临界点,以至于显示出整体性危机已经或即将爆发的迹象。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发展、西方世界的示范压力、对“文革”的反思与反动、领导集团的内部更替,尤其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动力减弱均有直接的关系,但所有这些因素仅仅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对于改革的动力,笔者持这样一种观点,对国际形势和自身生存状态判断的改变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对国际形势和自身生存状态的良性判断。
如果国际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如果中国领导人对此的判断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中国的改革进程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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