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影响与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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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影响与政策

弱势群体：

从微观角度看全球化的影响与政策选择

文军

内容提要：

当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导致了全球社会的不平等与非均衡发展的社会后果。

而从微观角度来看，其对我国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致使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生弱势群体急剧增长，并使之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

弱势群体事实上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受害者。

对此，我们必须在政策选择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提高弱势群体抵制全球化风险和抗击“弱化”的能力。

关键词：

全球化弱势群体社会后果政策选择

一、不平等与非均衡：

全球化进程的社会后果

全球化是当代许多事件发生的重要背景，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话语。

从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进程绝非是一种自然发展过程的结果，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势必加速并强化国际间的交往，但全球化现象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现存国际力量的关系，并将在以后的进程中继续显示这种力量关系的特征。

而这种力量关系对全球社会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平等与非均衡现象的显现。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曾指出，全球化的真正挑战并非来自全球化本身，而是常常与全球化联系起来讨论的一些敏感问题。

我愿意承认，主要的问题或多或少与不平等有关，尤其在财富、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力方面的不平等。

的确，今天，全球化的影响涉已经及到许多领域了，但令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可能就是其所带来的不平等与非均衡的社会后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甚至连西方学者也认为，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受到全球化的伤害或被全球化所忽视。

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全球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这种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化进一步加重，成百上千万的人失业，越来越多的工人生活水平在下降，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贫困化和边缘化趋势更加严重。

而且，就全球社会整体而言，全球化将带来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扩大、就业机会和工资的减少，特别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受到冲击、环境遭到破坏、社区日趋瓦解、政府作用削弱等多种隐患将日益显化。

就社会分化与不平等而言，全球化的加快在经济上容易产生社会分配的愈加不公平。

据统计，目前在世界上有20多个富国，10多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在缩小,还有140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继续拉大。

近30年来，最富20%人口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比重从70%提高到85%，而最穷的20%人口收入所占比重却从2.3%下降到1.4%。

1996年全世界447名亿万富翁的财富合在一起比占全世界人口一半的最贫穷的人的收入之和还要多，他们在世界上聚敛的全部财富远远超出那些人均收入很低、养活着56%的世界人口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而就就业机会和工资减少来说，尽管世界200家最大的公司现在的销售额相当于全世界经济活动的28%，但是它们雇用的人员却大大低于全世界职工人数的1%。

此外，在第三世界新开办的全球性工厂中的大多数工厂中，工人们被剥夺了成立组织和举行罢工的权利，他们的工资和补贴还以各种理由被降低。

可见，全球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全球非均衡发展的现状。

全球化的这种两重性要求人们既要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又要谨慎对待其带来的风险与隐患，真正做到趋利避害。

虽然全球化表达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与彼此融合的状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相互依存并不是均衡的，它实际上体现了不同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的权力地位关系，而这种权力与地位的非均衡分布势必会带来不平等的结局。

尽管，理想主义的全球化论者不断表达了全球共生发展的紧迫性，但现实世界并没有因为出现了全球化运动就自动地削减了全球不平等的事实，相反，由于全球竞争和资源非均衡分布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突出和显化，全球不平等的现象也日趋严重，这或许正是世界范围内各种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其实，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领域宽广、合作的方式多样，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性已经大大提高。

但另一方面，涉及各方相互依存程度的“平衡性”问题却更加突出。

过多地对外依赖会造成平衡性的严重丧失，而当不平衡达到极端时，相互依存则将会失去双向性，从而转化为单向的依赖，这将使一方的发展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严重影响。

因此，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不对等的全球相互依赖中，它们更多的表现形式其实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赖。

这主要表现在：

（1）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体系中的绝大部分科技、信息、人才、金融等资源，从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相互依存的重心实际上更多的是倾向于发达国家的。

（2）发达国家在众多国际组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来制订更加适合自己的国际规则和机制，发达国家事实上成了全球化的决策者和领导者。

（3）由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跨国公司、国际性组织和全球性社会运动，而这些机构更多地是与发达国家相关，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却已经涉及到了全球各个角落，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很大的支配性作用。

其实，在社会学中，社会学家们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才能更加准确地界定和解释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及其表达形式。

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些核心指标在个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配置中并非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模式和结构的。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竞争的无限性，不可能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期内都获得同等程度的发展，社会上总有一些个体或群体被剥夺其他群体所能享受的平等的社会福利和资源，且还要忍受各种歧视以及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的支配。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总体上说，结构性的不平等一般是以性别、种族和阶级为轴心的，而这些不平等的结构一旦形成又容易导致制度上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阶级分化。

尽管，不同社会中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社会弱势群体的内涵也不尽一致，但其与富裕社会大量共存的同时，被不断剥夺化和边缘化的事实却是确信无疑的，尤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这些弱势群体不仅难以改变自己被“弱化”的命运，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加恶化的趋势。

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甚至连仅有的一点生存空间都可能被相距遥远的“他人”所占有。

在他们还来不及做好继续生存的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被无情地排除在“全球化”之外了，甚至连参与全球化的资格和勇气都没有。

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因为当代世界尽管有了种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占主体、支配地位的参加者，从而使得当代世界体系的性质主要由资本主义国际生产关系所决定，并受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所支配，具有剥削、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借助全球化浪潮来推动世界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时，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不能不说是当前全球社会都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全球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全球化决不是西方化，这几乎成了所有追求全球社会共生发展理想的人们的一个共识和价值标准。

二、弱势群体：

全球化进程中的受害者

从微观角度来看，弱势群体无疑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害者。

而弱势群体主要是指那些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社会资源短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并缺乏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

在我国主要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

目前主要包括残疾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城乡贫困人口、部分老龄人口以及少数临时遭遇灾祸的人员等。

虽然，“弱势群体”的落脚点在“群体”，但它主要表达的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而是一个主要表达性质的动态概念，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弱势群体的“弱化”特征和趋势将更加突出和显化，几乎成了全球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政府首脑会议上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

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分享繁荣的过高期待与快速变革和调整的现实所驱动的。

全球化伴随着更多的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而这些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却恰恰存在于孤立、边缘化的暴力行为中。

许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对未来——自己和他们孩子的未来——的危机感正在加剧。

国外一位资深的政策分析家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全世界欢呼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同时，全球仍有10多亿人仍然生活在日益恶化的贫困状态中，其中主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儿童、老人、失业者和残疾人等这些弱势群体。

这位分析家还对触目惊心的全球社会不平等事实作了形象的概括。

1996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拥有的收入是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30倍。

到1997年，富人的平均收入比穷人多了78倍。

占世界人口12%的非洲只拥有世界贸易和投资的1%。

而且，如果没有积极的救助和各种制度化的保障，全球化是很难从总体上改观弱势群体状况的，弱势群体将永远被埋葬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

尽管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对弱势群体贫困状况的定义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弱势群体边缘化和贫困化趋势的加重却是不容忽视的。

贫困对社会造成的后果无疑是破坏性的，它会对教育的成效、健康和就业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冷战期间，大量的贫困现象常常是与所谓的“第三世界”相联系的，而现在这种边缘化的倾向也开始出现在以前的“第二世界”中。

既使是发达国家或地区本身，一部分人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也开始在全球化中变得愈来愈贫穷。

如在一些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国家或地区，工人劳动岗位的丧失程度要大大高于其它国家或地区。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的失业人数几乎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

生活水平下降和失业带来的心理效应和社会效应无疑会影响到自杀、暴力犯罪、精神失调、家庭危机的发生率，而且因收入下降而产生的这种影响还不会就此止步。

具体到我国而言，改革开放所进行的资源重组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社会分化程度进一步拉大，这一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凸现，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生弱势群体。

本来，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生弱势群体是发生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的时期。

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集中在贫困地区的农民和老弱病残的人口中，他们远离社会的中心，且具有较长时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惯性，似乎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无意识”现象。

而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快速发展，而作为社会中心的城市本身却并没有均衡地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相反，还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新生弱势群体，这不能不特别令人瞩目。

再加上这一现象又与WTO、全球化等新生事物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加复杂多变的现象。

具体来说，我国加入WTO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将可能使传统的弱势群体这一动态群体产生新的变化，从而出现一个新生的弱势群体现象，其主要体现在：

1、农民的“弱势”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将逐步显露。

改革开放的前10多年，农民的总体生活状况得到了巨大改善，但到改革开放步入中期以后，农村改革成就的能量已基本释放完毕，尤其是乡镇企业似乎已到了强弩之末。

加上进入WTO之后，我国农副产品市场将逐步放开，粮食等农副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十分有限，农民的农业收入将大大降低，农民的“弱势”特征又必将显露出来。

据专家估算，在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的价格下降了30%多。

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来说，近年来实际收入是在下降。

而且从发展前景来看，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农民相对“弱势”的趋势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得到遏止。

因为，中国农民现在的收入实际上已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收成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了，最近几年粮食生产基本是丰收或持平，即使是在丰收之年，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增加，甚至反倒是下降的，这意味着再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了，更何况WTO后将不得不迫使我们大幅度降低农副产品的价格。

2、城镇新生贫困群体将有进一步扩大趋势。

除了原有的城镇“三无人员”以外，其主要包括城镇新的待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及部分离退休职工和他们的赡养人口。

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业和金融、贸易等服务性行业将被迫参与到全球性的竞争中去，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有限市场竞争中生存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许多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够将陷入倒闭的危险。

失业下岗人员的数量将会进一步上升，而传统行业的就业空间会进一步压缩，如何适应WTO和全球化的挑战，可能是每一个企业和城市居民今后不得不考虑的重点，尤其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单位”体制内的人群，生活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

与失业下岗相伴随的是，城镇部分居民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失业意味着失去全部的生活来源，加上城市相对较高的生活支出，其结果只能沦为新的贫困群体，其社会地位也将从一个原来比较高的层面急剧下降。

为了生存下去，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将会被迫卷入各种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用非法手段获得经济制度拒绝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3、处于边缘状态的城市农民工生活状况日益令人担忧。

数量较多的城市农民工是一个具有“城市人”与“农村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农民向工人的“过渡人”,也是村民和市民的“中介人”,同时又是一个既难被传统农民认同，又难被城市居民接纳的“边缘人”。

在他们身上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他们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从事城市职工不愿干的那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却享受不到或不能完全享受所在单位正式职工和城市居民应有的福利待遇和其它权益,所获报酬也比较低。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他们在努力建设好一个个城市的同时，却不断地受到城市方方面面的排斥，并随时都有被解雇而流浪在街头的危险。

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事实上已构成了城市社会特有的“二元结构”中的“一元”，成为城市社会特别应当关注并加以保护的一个新生群体。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我国全面进入WTO，这些新生的弱势群体，如果继续得不到有效的改善和制度化保障，他们的生活状况将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且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展和深化。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新生弱势群体大都属于相对贫困，而相对贫困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上势必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特别是由于新生弱势群体具有分散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差距悬殊的不同群体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社会，相对丧失感、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而且具有这种相对剥夺感的人数往往超过了现有弱势群体的范围，表现出一种“晕轮效应”。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大致有：

一是为适应WTO和全球化的需要，我国较高层次的劳动力需求可能会大幅度增长，但相对较底层次的就业空间将会进一步压缩，致使本身处于资源短缺和发展潜能有限的弱势群体的就业将更加困难。

不仅如此，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大量隐性失业也会逐步显性化，使失业人数会大大增加。

而且，他们事实上还要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劳动力进行公开的竞争。

因为生产和经营的全球化，会促使资本在选择投资地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资本会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的结合。

而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将造成全球失业的增多和劳工力量的削弱，尤其是高技术的运用将促使弱势群体面临着更大的失业威胁。

弱势群体在没有应对好国内竞争的情况下，就被迫参与到全球性的竞争环境中去了，他们的生存能力无疑将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

弱势群体由于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关系等资源优势，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难以摆脱劣势地位，而社会支持不足，个人受挫情绪强烈，容易悲观失望，有些发展成为对社会的仇视、对抗心理，并引发越轨犯罪行为。

二是生产能力无限性与消费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将迫使许多企业用低工资的手段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以提高竞争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本身消费能力就十分有限的弱势群体家庭预算支出急剧下降，其生活状况在短期内也将进一步恶化。

一般来说，在劳动力廉价的全球经济中，短期内生产增长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削减工资、解雇工人和支付低工资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势必会影响家庭对日常必需品和服务的需要水平。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经济学教授M.乔休多夫斯基认为20世纪晚期将迎来一个全球贫困化的时期，其直接原因是全球性失业、人口过剩、劳动力廉价、小资本破产造成的，但根本原因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使得大企业资本享有特权，对人力资本、廉价的劳动力和企业领导进行监控，致使弱势群体的家庭生活更加困难。

以最能体现弱势群体特征的“贫困”为例，我国经过近20年来的治理，贫困人口数量已大大降低了，但到了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我国无论是在相对贫困还是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反复和增长。

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

三是WTO和全球化对我国农业发展将构成新的威胁，农民群体在逐渐产生分化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传统农民将陷入边缘化的危险。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无情推进，农村已被极大地分化了。

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几乎没有农民完全是为了生计，或者完全是为地方市场而进行生产的，相反，大多数农业生产和全球市场已结合在一起。

一些大型的农业跨国公司将可能进驻我国农业市场，而这类公司多半是“农商贸（agribusiness）”公司，它们将购买了大量的土地，并雇佣大量农民来播种、除草、采摘和包装农产品，从而把这大面积的土地转变为许多“田园工厂”，农民被逼至绝境或者只能够靠为这些大公司干零活来维持生计。

农民所承受的这种巨大压力致使许多人陷入绝望中——一贫如洗或失去土地。

他们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过着悲惨的生活，或者无可奈何地成为无土地的劳动者，飘泊到大城市周围的贫民窟，从事脏、苦、累的繁重劳动。

四是城市无业者、新移民、贫民的数量在短期内将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许多地区的农村难以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尽管在城市找一份长久的工作希望也不大，但毕竟进入了某种生活圈子、得到更好发展的机会要比在农村多。

由此而引发的趋向城市的迁移确实堪称为“数量惊人的庞大，具有历史意义”。

这些新来的城市移民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和活动，与城市原有的居民竞争本来就不多的发展资源，其结果是他们共同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成为城市新的弱势群体。

由此，也在城市中形成了特有的“二元现象”。

可以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全球化在社会结构上引起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导致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日益缩小，尤其是更加灵活的多种就业方式使劳动力市场分散化了。

一方面它不仅推动了一个以知识生产、分配为生存手段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而且使社会生活更加网络化、紧密化（沟通意义上的）和个人化（生存状态）。

另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与高技术快速发展形成对比的是血汗工厂的增加和城市贫困的恶化。

而且，随着我国2001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制度的并轨，“下岗职工”也会逐渐消失，城市中的“失业人员”将可能成为全球化初期我国新生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共生发展：

扶助弱势群体的政策选择

“共生（symbiosis）”原本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它意味着“不同种的生物共同生活”。

社会学将其借用过来，意指人类社会不同群体、组织之间相互依存、共同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的一种新型关系,其实质上是表达异质群体结合的一种社会方式。

“共生”与“共同”不同，“共同”意含当事者共同具有某些价值、规范和目标；而“共生”则是以异质者为讨论的前提，尽管在价值、规范和目标方面有所差异，但是正由于这些差异，才使相互间在生存过程中能够建立更加“相互生存”的关系。

共生发展就是各异质群体在共生关系的基础上谋求共同的进步与发展。

因此，在针对弱势群体的政策选择上，首先需要确立的价值理念就是，无论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其发展潜能如何，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与所谓的“强势群体”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是一种“共生发展”的关系。

然而，要实现社会“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共生”关系，社会弱势群体就有必要结合成利益“共同体”，以抵御强势群体可能附加的支配关系。

但这种利益共同体的结合及其相应效应的发挥，是必须有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作后盾的。

因此，建立在共生发展理念上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扶助弱势群体不可或缺的政策选择途径。

尤其对弱势群体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和完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就整个世界而言，全球化趋势的可能结果是加剧了世界不同地区、群体之间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

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社会代价太大，必须在努力提高弱势群体的整体素质和发展潜能，扩大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实施积极的社会支持措施，以提高弱势群体的竞争力。

就政府的政策选择而言，当务之急是必须要做到：

1、在认识层面上，首先要提高认识，采取积极的措施，切实把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当作一件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来抓。

虽然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弱势群体，但在现代社会里，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政府不把扶助弱势群体当作自己份内之事。

尤其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关心弱势群体更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发展的初期阶段，相当规模的新生弱势群体的出现，说到底主要不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弱势”造成的，而是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当今的中国，可以说，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并不是与其本身的素质和能力成正比的，而是与其所在的部门和行业性质息息相关。

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本身的素质和能力都不错，但由于其所在的部门或行业不景气，其结果只能陷入贫困的边缘。

像这种并非个人因素而导致的暂时“弱势”的特征，是整个社会大气候所决定的，政府必须在政策上存在着让这部分人自由、合理、有序流动的渠道和机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和引导他们的发展。

2、在宏观政策层面上，要注意调整原有的政策和制定新的适于社会共同发展的政策，以更多地表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公正、公平和关心。

由于弱势群体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声誉和社会的团结稳定，国家在政策选择上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增长社会财富，因此，围绕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

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全球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弱势群体的问题也就日益凸现出来了。

针对这一变化，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对原来重点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追求效率优先的原则，适当调整到以全体社会成员共生发展、共同富裕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政策上来，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因为这些政策的调整从根本上可以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的扩展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3、在中观层面上，政府在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应积极培育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毫无疑问，任何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都离不开政府系统的支持，政府运用其特有的国家权威和制度体系，在对整个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占有主导地位。

但是，仅靠政府单一的社会支持是远远难以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的。

因为就一个国家的政府支持系统而言，其主要是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来进行的，而弱势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无法纳入到政府有限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如农村中的弱势群体）。

虽然，各级政府经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搞一些“送温暖”活动，扶助那些社会保障体制外的弱势群体，但说到底，这只是政府部门的一种“道德努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弱势群体问题。

政府当然不是全能政府，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政府样样具备，事事恭行。

但政府完全有责任把各方面的社会力量都组织协调起来，充分发挥综合性社会支持网络的真正作用。

这种综合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