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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公务员面试热点

2012山东公务员面试热点：

“按家庭征个税”还有多远？

在两会上被热烈提出来的“按家庭征个税”，目前有回应。

中国经济网的消息说，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在2012年启动全国地方税务系统个人信息联网工作，为“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做好技术准备。

而在此之前，如何统计异地同一家庭成员的收入情况，一直是个税按家庭征收改革的最大技术障碍。

（3月26日《济南日报》）

“按家庭征个税”，一直乃民意所趋。

毕竟，一个家庭，有能赚钱的顶梁柱，也会有牙牙学语的小孩，还会有已经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仅以个人收入为征税参考，辐射面过于狭隘，难以全盘兼顾，自然丧失必要的公平与正义，而“按家庭征个税”，正好能弥补当前个税征收的不足。

“按家庭征个税”，早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外100多年前就已经如此操作。

我们的相关讨论也一直“甚喧尘上”，真知灼见不少，但却似乎一直停留在讨论的阶段，没有更多实质性进展。

应当说，“家庭征个税”的确有现实的技术操作难度，比如，家庭的定义及人数统计上成障碍；再比如，摸清家庭负担也是一件难事；还有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容易流失等等。

但是，再多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小事。

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个税改革会触动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这部分人百般阻扰。

很简单，如果按家庭征个税，家庭的财产必须完全透明，这意味着要以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为前提。

这般分析之下，便不难理解为何个税改革一直停滞不前了。

按家庭征个税是更为公平与合理的征税方式，但一直停留于专家的讨论之中，如此下去，“综合性税改”又将原地踏步到几时呢？

民之所望的“家庭个税”还有多远呢？

对此，高级经济师施蔷生曾建议，在个税改革无法短时间实施时，可先用折衷方案，不能一直无所作为。

如起征点提高到4000－5000元，同时把个人所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小孩折算成纳税系数，包括按东部、中部、西部三种不同地区的系数考虑。

按这个系数和个人收入来决定纳税。

同时要明确个税综合改革推行以家庭为主要征收单位的时间表，逐渐过渡到按家庭征个税。

个税征收，本是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稳定器”，公平与正义，理应是其追求的最终目的。

如何突破阻扰前行，是眼下必须攻克的难题

2012山东选调生面试热点：

平抑物价要从不合理格局入手

进入3月份，以蔬菜为代表的食品价格“涨声四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3月份以来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连续两个10日环比上涨，其中蔬菜品类涨幅最大，而坊间热议的“向钱葱”并不是个例。

从前几年的经验看，大葱、绿豆、大蒜、生姜等虽然对CPI的直接影响有限，但价格突然走高有可能是物价反弹的信号。

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到最近的“向钱葱”，每次农产品“爆炒”伴随的似乎都是通胀的攀升，在这背后往往少不了游资恶炒的身影，投机因素屡屡作怪。

暴涨虽然几乎都借着天气、气候等原因而发酵，但是深究下来，这种价格恶炒与生产成本涨跌无关，与气候异常无关，与供需状况基本无关，与产品的市场价值的变化同样无关。

此前，有媒体对大葱销售链条所涉及的七大环节进行了逐一调查。

令人吃惊的是，大葱价格暴涨，部分一级经销商大赚了一笔。

仅仅3个月时间，一级经销市场的价格就翻了5倍，甚至有经销商从中赚取了1000万元，少数经销商隐隐有囤积炒作的迹象。

尽管菜农和菜商都对这一原因予以否定，但我们还是看到了暴涨背后若隐若现的抬价黑手。

毫无疑问，游资出现是一些农产品价格骤涨的直接推手，但现实来看，即便“奸商”们把囤积的蔬菜释放出来，游资也撤出，菜价已经不可能再回落到以前了，能源价格上升等因素对物价上涨的潜在影响无可推卸。

油价上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逐步显现。

不光私家车主感到“压力山大”，物流公司、快递行业也明显感觉到成本在增加。

不少农产品批发商表示，油价上涨让他们利润所剩无几，成本的上涨最终会转嫁到市民身上；而物流行业则表示，此次油价上涨会“吃掉”物流企业5%～10%的利润。

各相关行业积蓄的传导效应何时释放，成为关注热点。

一旦效应释放，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物价的全面攀升。

为了从流通领域平抑菜价，广东诞生了“平价商店”这一新生事物。

通过产销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经营成本，让商店物品的价格比普通农贸市场价格更为实惠。

这诚然是一项多方获利、让利于民的举措。

但我们亦不能否认，物流成本高昂所引发的物价问题，是普遍存在于民众生活中各个环节的，并不仅仅限于农产品一类。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首先来自物流行业内部。

多年来，我国公路货运行业一直存在“小、散、弱、乱”的问题，低价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导致行业低端竞争。

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外部环境造成，典型的例子就是乱收费、乱罚款和高昂的路桥费，以及日益攀升的燃油价格。

而这些外部原因更多是由于政府在其中并未起到应有的监管作用，或者放任一些利益勾结的存在。

高路桥费、高油价，让物流超载现象严重，因为不超载就没有盈利；而一旦超载被抓，又会一再推高物流成本。

放眼望去，似乎每个环节都在压力下生存，却将辛苦积攒下来的利润拱手相让于一些既得利益者。

自从2010年到今年2月，CPI首次回落到4%以内，这说明政府目前控制物价水平保持理性，价格处于相对可控的状态。

但这依然不能排除油价上调可能对于整体CPI的推动作用，尤其在物流行业本已弊端丛生、生存压力巨大的今天。

除了要从物流行业内部的规则化、法治化入手解决问题，更要从根本上，解脱对于各个环节的一系列压力。

央行公布的一份城镇居民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今年一季度，62.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而油价上涨总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正是全社会都很关注油价的重要原因。

目前看来，一些利益格局显然是极端不合理的。

要从根本上平抑物价，这些不合理的格局都是一个个显而易见的突破口

2012山东公务员面试热点：

“问题彩民”700万凸显了什么问题

昨天，北京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彩民已达两亿多人，其中问题彩民约700万。

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岁到45岁之间，问题彩民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他们绝大多数感觉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层以下。

（3月26日《京华时报》）

“越穷越要赌”凸显投机心理

买彩票，常人的思维里无非系碰碰运气，希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正好落在自己怀中。

可如今，我国彩民已达两亿多人，其中问题彩民约700万，重度问题彩民达到43万人。

这些鲜明的数据赤裸裸地折射出国民的投机心理已愈来愈重，亟须引导与矫正。

调查称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岁到45岁间，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

这般离奇现象值得玩味，因为据惯常的思维逻辑，投机取巧本乃富人的游戏，然如今应算是穷人或至少是底层的劳动人民竟“越俎代庖”取而代之，这种境况令人纳闷。

而18岁到45岁的彩民，一般情况下都上有老下有小，一边是孩子的居高不下的受教育费用，一边是年迈父母的抚养费，夹杂其中的彩民万一还心系车子、房子等，“三座大山”的压力可想而知。

再说自己的月收入并不可观，且置身这个房价、物价等“齐飞”唯工资淡定的逼仄现实下，在无力改变现实、前路如雾里看花般，无奈之下“随波逐流”产生的投机心理后果可想而知。

（刘孙恒）

勤劳难以致富催生“问题彩民”

客观因素，是分配失衡、社会不公导致一部分人群的失落感，进而催生出用另类手段改变自身命运的极端做法。

问题彩民月收入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绝大多数感觉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低下。

存在决定意识，在资本值钱，劳动力不值钱，贫富差距拉大，在仅以文凭、职业决定人的身份地位，并且以此决定其经济地位的现实背景下，谁能说问题彩民的感觉是胡思乱想？

这种感觉不只是问题彩民有，某种程度上更是面广量大的普通劳动者的一种感受。

而问题更在于，他们有着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但正常的向“上”流动渠道却在变窄甚至被堵，凭勤劳难以改变命运，于是一些人转投“彩票”的门庭，似也难免。

问题彩民既是一种“综合征”，其化解也只能靠综合治理。

除了弥补彩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还要为彩民“强心补脑”，祛除其“彩票致富”的幻想。

而更重要的是加快改革步伐，早日实现体面劳动、越勤越富，让普通劳动者无须指望“彩票致富”改变命运。

2012山东公务员面试热点：

公车出事故单位被判赔偿有警示意义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法院的一份判决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法院判决公车所属单位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赔偿张文新之子张鑫及其外公李国荣经济损失34万余元。

2009年3月30日，时任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文新依程序休假4天，并按有关公务用车管理规定要求，使用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的越野车，去东川区处理搬迁岳母坟墓事宜。

张文新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包括张文新、李冬梅夫妇在内的三人死亡、二人受伤（据3月26日《人民日报》）。

公车私用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单位被判赔偿，这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

笔者认为，这一判决对于公车私用具有非常现实的警示意义。

其一，暴露了公车私用的现实问题。

公车私用一直是被明文禁止的，但是，在本案中，公车私用竟然还“属于公务活动”，这将导致国家公务和公职人员的私事边界不清，松动了公车私用的禁令，不利于杜绝公车私用。

其二，暴露了公车私用无人被追责的问题。

公车私用是违规违纪的行为，无论是批准用车的人，还是私自用车的人，都应该受到查处。

然而，本案中，相关责任人并没有被追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事。

其三，单位不能充当冤大头。

公车私用不应该“属于公务活动”。

违反相关规定动用公车的是那些握有权力的官员。

因此，即使是赔偿，也应该由这些违规违纪的官员来赔偿，而不是由单位来买单。

其四，不能助长公车私用。

本案公车私用的批准过程中是否有违规行为，法院应该查清并据此明确赔偿主体，不能让单位代某些人受过。

如果单位相关领导没有违规批准，而是使用人打着从事公务的旗号利用公车办私事，那么，责任应该完全由其承担，而不是由单位来赔偿，否则会助长公车私用。

不论这起案件最后的结局如何，公车私用造成三死二伤的悲剧，都应让公车私用者、公车私用批准者以及拥有公车的单位“长点记性”，有所反思，能够醒悟

2012山东公务员面试热点：

给“母狼”鉴定DNA？

多此一举

山东枣庄“狼案”近来闹得沸沸扬扬，枣庄市林业局森保站站长张长普26日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所擒“母狼”究竟是狼还是狗还需要进行DNA鉴定。

这只“母狼”目前被关在枣庄滕州的动物园里。

张长普称，当地已经邀请了山东一所大学的专家于明日对它进行鉴定，很可能要做DNA检测，以最终给人们确切的回答。

（3月26日中国新闻网）

在结果出来之前，是“母狼”还是哈士奇，可以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但如果鉴定真伪却需要耗费一个亢长的、利用最高科技手段的DNA检测来确定，让人晒笑之余未免产生“宰鸡用牛刀”之嫌。

哈士奇虽然与狼有相似之处，不过“狼”终究野性未改，见证者认为“比较温柔”而且抓获的过程又过于“轻松”，至少像狗的可能性大。

“狼”与“狗”除了外表区别，还有一个与人的关系区别，随便找一个懂狗的人逗弄一下子是不是“狼”一下子就“露馅”了，也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更何况还有声称是自家哈士奇的网民王先生呢，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的让王先生去“认领”一下子，结果自然就出来了。

有关方面将“狗”当成“狼”，可能有“误会”因素，不过这不应是主要的。

最大的可能正像网民猜测的那样，抓捕不过是一个“政绩工程”闹剧，以狗当狼向公众“表功”。

在我看来，当地有关方面在抓获该“狼”之时一定在“打死与否”上很纠结，打死掉一头“母狼”将死无对证，不过“功劳”会小上许多；如果“活捉”的话，可以炫耀的东西就太多了。

只不过因为信息传播过快，一不小心被网民给“戳破”了而已。

当地有关方面为什么又非得通过DNA检测确定结果？

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下的“拖延”之计。

大话都吹出去了，总得“找个台阶”吧？

将“狗当狼”丢人的丢得不轻啊！

也总得合计合计，怎样“擦屁股”不是？

“DNA检测”最起码可以换得一个可以“解释”的“缓冲时间”。

然而，真的终究假不了，假的“狼”也不可能真变成狼。

“周老虎”事件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与其等到最后的DNA鉴定结果出来再“认错”，让面子更难堪，到不如有关方面提前介入，调查调查抓“狼”的过程，以及抓获之后送动物园认定为“狼”的过程，是不是受了个别人的“指使”和“干扰”。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早一些公布真相，还能节约下来源于纳税人的“DNA检测费”呢

2012山东选调生面试热点：

公租房为何会“叫好不叫座”？

　上海首批市级统筹的公租房申请已经告一段落，目前进入对申请人的审核阶段。

据记者此前掌握的数据，首批5100套公租房出租率不足四成。

相比申城经适房的“热闹”，公租房似乎有些“供过于求”（《上海商报》3月26日）。

　　显然，应该不难看出，上海首批公租房遭遇的冷落，虽在表面上看似乎是“租金显贵”的原因，然笔者认为，其中关键或许还是相关部门对公租房需求缺乏准确把握，才是导致这次首批公租房公共保障服务不到位的直接原因。

　　首先就公租房的社会定位讲，众所周知，公租房作为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动迁房居住保障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其与市场性出租房最大的不同就是其社会保障性。

换句话也就是说，公租房的出租人——也就是相关的管理部门，不是市场商人，其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恰恰应当是为相关社会群体提供住房保障服务，并进而以此来为相关社会群体谋取福利为目标的的管理部门。

就此具体就以这次上海首批公租房出租率不足四成的结果来说，显然，如果说相关的公租房管理部门在此之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市场可行调查与评估，想无疑肯定不会是事实，而且也难以让人相信。

可现在出租率不足四成的事实已经放在了社会面前，可背后的问题到底又是什么呢?

对此在笔者看来，也许其中原因有不少，可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相关部门没能想公租房保障对象群体所想，也没能摆正公租房保障与市场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致才会使如今的公租房面临出租率不足四成的尴尬局面。

否则，除此而外就很难再让人相信会有其他的原因。

　　还有就公租房保障群体需求讲，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公租房针对的是缺乏住房、但有中等收入的外来特定人才群体，且为了吸引、留住人才，这样的住房供应还必须具有相当的社会保障性质。

可现在与在市场租房相比，因显贵的租金加上地段偏远出行成本而遭到冷遇说明，公租房并没有能显示出其所必须要有的社会保障性优势。

相反，不足四成的公租房出租率事实却证明，现有显贵租金已经让相关的人才群体远离了公租房。

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住房保障服务所本不应有、也本不应面临的一种社会性尴尬。

而形成原因，或许最关键的还是相关管理部门没能站在相关社会群体立场上，并为其想之所想、急之所急。

否则，如今这公租房所遭遇的尴尬理应不会出现。

　　所以，面对上海首批公租房出租率不足四成的局面，笔者在此真想对相关管理部门说的是，一是，要突出公租房社会保障性质，二是，还要贴近相关社会群体真实需求，想只有、也只能如此，也许才是摆脱当前公租房“叫好不叫座”尴尬的最好办法。

就此顺便再说一句，其实这不仅只是对上海公租房所说，想对国内其他城市的公租房管理也应该有着相当的启示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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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费的海子与被消解的杜甫

对很多人来说，在每年3月26日这天缅怀海子是一次固定仪式。

这似乎是大众视野中关于诗歌为数不多的兴奋点。

而在这之前，进入公共话题的重要诗歌事件几乎都与其文学本质无关。

“下半身”诗派有其整套诗歌理念，但引人注目无非是因为耸人听闻的“下半身”，同时对应着人们对诗人群体集体堕落的想象；“梨花体”的风行满足了网络时代的娱乐需要，与其文学史意义却毫无关联。

只有海子，23年如一日地满足着人们关于诗歌的正面想象。

自屈原以来，中国诗人的受难形象在海子身上得到当代展现。

人们要以一个卧轨自杀的诗人祭奠他们流亡中的理想主义。

海子是瞬间的剧烈的死亡，而大多数人则经历着理想主义的慢性死亡，过程同样令人悲伤。

纪念海子，缓解了人们对曾经的理想主义日复一日被谋杀的现实悲痛。

吊诡的是，人们对于诗歌和海子的分裂态度：

一方面，可以用最矫情的方式纪念海子，另一方面，对现代诗人的嘲讽挖苦同样毫不掩饰，“你才是诗人，你全家都是诗人”这句常用骂人语就是最好诠释。

诗人杜甫最近火热的程度不下于海子。

今年诞辰1300周年的他迎来了中国网民的纪念，那就是中学课本上杜甫画像被改成各种涂鸦。

“杜甫很忙”如同微博造句一样，网友一个接一个给同一个画像上的老杜改头换面。

有的老杜穿上科比球衣打篮球，有的老杜怀抱黑丝美女，有的老杜骑着摩托拉风……那个沉吟着“无边落木萧萧下”的严肃诗人，成为微博时代的娱乐明星。

除了一些过于恶意的恶搞之外，多数网民其实并无恶意。

效果也不错，原本古板的杜甫形象变得亲切可爱，更加人性化，让人更愿意靠近。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市场，就在于其崇尚的戏谑、解构、反宏大叙事迎合了中国社会的文化需要。

重大文学人物、政治人物的形象消解是近年的文化潮流，从神坛上走下来的历史人物无数，对杜甫的戏谑不过是最浅显程度的消解。

合理的消解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缺乏建构。

一方面，经济发展后的消费主义与文化上的消解、祛魅潮流一拍即合。

“文革”时期的服装、生活用品、歌曲电影，被加以后现代包装成为时髦商品，印有雷锋形象的帽子、衣服、书包在淘宝上卖到火爆。

另一方面，文化的无根和虚无让人无所适从，破除消解之后的空虚的唯一办法就是更加极端的消解。

一切都被纳入消费主义的庞大势力拼图，在那里，仿佛要什么有什么，要物质有物质，要性有性，要理想主义？

虽然这是稀缺品，但我们还有海子。

海子是我们时代理想主义的共同消费品。

我们要的只是海子这个速食的消费品，要的不是真正的诗歌，几乎没有人关心海子做了什么，他的“神性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为海子的离去叹息不已，但我们不关心现实诗人的死活，更不关心理想主义的真实处境。

我们沉迷于消费和消解，一切纳入消费范畴，一切意义和价值都可被消解。

我们将海子放到神坛上，又将杜甫从神坛带到人间，这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令人愉悦。

等到杜甫热过去，我们就可以同样戏谑李白。

而等到三月过去，我们就将忘掉海子，仿佛理想主义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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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怅惘年代的怀旧符号

那些寂寞的花朵∕是春天遗失的嘴唇——海子。

3月26日，海子忌日。

在这个寂静如许的日子里，许多念叨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的人儿，不自觉地悼念，以咏叹或怅望的方式。

三月的风，搬运着麦子拔节的声响。

风、麦子及其他，是海子诗中频现的意象。

海子已逝，歌诗犹在，这些物象，也被寄存在诗意的长廊里，供人寻味。

世俗的尺子，量不出海子诗境的长度。

没有叹词编织的无病呻吟，没有聊作清欢的轻佻，不事雕琢，更像是理想主义者的自在吟哦。

当“风吹在村庄的风上∕有一阵新鲜有一阵久远”等句子，跃动在人们心口，游离的诗思，总会像隔世的琼浆，滋养我们诗性干瘪的心田。

海子的“麦子情结”、太阳叙写，嵌入了我们世俗化的浮想，被遥想成清寂的“桃花源”，藉以纾缓为稻粱谋的现世步履。

在理想窒息的年代，阅读海子，俨然是自我疗救。

海子编织的田园式意境，被精神饥渴的人们当作了“栖息地”。

在吟唱“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中，快慰情绪，掠过人们表情呆滞的脸。

“先锋”标签、“自由派”的归类……遗世独立的海子，死后依旧没能摆脱套路化的摆弄。

各色阐释，也让海子诗歌裹上了意义的集束：

颓废绝望的死亡感，张扬喷涌的生命力，田园牧歌式的低斟浅唱，浅淡忧伤的民谣等等。

海子的形象，在批量化的“纪念”中，渐而模糊。

在物欲膨胀的年头，他也难逃被消费的厄运。

海子将幸与不幸，同时塞进了“死”的包囊：

幸，是因在“物质至上”的大潮掩埋一切前，只肯和物质做“短暂情人”的他，以死保全了理想的重量；不幸，则是生命的摇落，宣告了书写的句点。

满是激情，却又黯然的海子，用死为诗歌信仰的陨落殉葬，把关乎生命、物质的宏大命题，抛给了后来人。

而他，却“让生和死在生命之轮上成为同一个原点，他永远年轻”。

内心怅惘的我们，阅读着海子，在“诗歌已死”动辄被叫响的时代。

在成功学包裹的浮词中，在命题作文堆砌的文字泡沫中，在各色谎言操弄的假象中，我们这样地怀念一个与诗歌厮守的诗人，或因在压抑的俗世里，寻求理想呼吸的净土，或因在盲目漂游的大海里，想抓住一根飘萍。

对物质的拥抱，让人们劳形于琐事。

理想主义，也只能是在我们的怀旧里熠熠发光。

“以梦为马”的海子，终究是寂寞的——尽管身后，偶尔传来歌者们“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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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地沟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具体到餐厨垃圾，不是想卖给谁就可以卖给谁、谁给的钱多就可以卖给谁，商家没这个自由。

事关百姓健康，该投入的人力、财力不能吝惜，该处罚的不能姑息，该实行的监管举措不能缺席

据本报3月25日报道，针对地沟油乱象，河南省去年出台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明确要求各娱乐、餐饮、住宿以及机关、院校等单位应当单独收集、存放本单位产生的餐厨垃圾，并委托取得服务许可证的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运送到指定的处理场所，有密闭收集、运输能力的单位也可以自行运送。

然而，郑州市许可的正规收购企业屡遭饭店集体抵制，收购价格高的非法收油队却“生意兴隆”。

有餐厅负责人表示，“谁给钱我就给谁”。

地沟油，一个让公众深恶痛绝的字眼。

近两年来，为了整治地沟油，切断其流向餐桌、威胁公众健康的利益链，各方做了不少努力，研究地沟油的检测方法，加大监管力度等等。

然而，整治的效果不容乐观，如今走进餐馆，人们对油质的忐忑并未减少，甚至多了一份“在哪吃都是地沟油”的无奈。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省采取的统一回收餐厨垃圾、统一处理，从源头上切断地沟油的做法令人期待。

然而，它所遭遇的尴尬却多少有些令人不解。

河南省出台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从性质上来说是地方性法规，也就是说，它在河南省境内是具备强制执行效力的，不执行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可透过本报的报道，我们看到的不是餐饮企业严格按照规定把餐厨垃圾交给正规的回收企业，或者自行送到指定处理场所，而是在“正规军”和非法回收队伍之间搞起了价高者胜的“竞价”。

过去，可能确实允许餐馆将食客吃剩的东西低价卖给回收者，但那基本上都是用去做饲料的，可如今不同了，这些残渣剩菜已经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眼中的“香饽饽”，被用去提炼地沟油，严重威胁着百姓餐桌安全，所以不允许再随便买卖。

法规是严肃的，法规规定的事情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具体到餐厨垃圾，不是想卖给谁就可以卖给谁、谁给的钱多就可以卖给谁，商家没这个自由。

相反，应该是按规定，该交给谁就得交给谁。

这有点儿像医疗垃圾的处理，必须严格按照程序和方法进行。

既然是法规规定的事情，既然是行政机关赋予的许可，为什么郑州市的正规餐厨垃圾收购企业会显得底气不足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收购企业面临的尴尬折射出的是监管部门的执法不严格和不坚决。

统一收购是个好办法，可它显然不能单纯依靠餐饮企业的自觉，如果餐饮企业硬要将餐厨垃圾卖给非法收购者，有关部门是否有相应的纠正和惩处办法？

如果没有或者有却不严格执行，那凭什么去震慑餐饮企业的牟利之心呢？

纵观其它一些国家在处理地沟油问题上的做法，无外乎几方面：

第一，高价回收，采取这种方式的国家大多有比较先进的地沟油再利用技术；第二，严格管理，比如德国，餐馆必须与政府签订“泔水回收合同”，详细规定泔水由哪家企业回收、何时回收、回收后由谁加工等，开餐馆前，必须购置油水分离设备，每一桶泔水都有“身份证”，从产出、回收到利用都严格记录在案；第三，重罚违规者，比如美国，如果餐馆乱用乱卖废油，往往会面临停业或关门，而在英国将会面临高额罚款。

这些做法应该说都可资借鉴，且可以多措并举，多条腿走路。

重要的是，有关部门有没有这个决心和责任心。

发生在郑州的情况，对全国整治地沟油的形势而言，可谓一次严肃的提醒——监管可能产生地沟油的每一环节，保证百姓的餐桌安全、身体健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要再拿“情况复杂”、“人手有限”之类的理由为监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