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华主题帖半介书生随想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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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华主题帖半介书生随想录
李宜华在教育在线论坛的代表性主题帖
半介书生随想录[新增:
50年人生之路剪影----半介书生说自己]
因为我现在不在教学第一线,所以常常被抓差。
这不,又被请去泰州,参与公务员为对象,竞聘处级干部的服务工作了。
一场考试。
通过的进入面试,然后直接升职。
第一天,命题,打印,送审,校对,付印。
第二天,不能解放,跟着参与考务巡视。
嗨,一下子发现一个作弊的。
报告主考。
结果,作弊者被取消进入处级干部队伍的资格。
晚餐时,参与组织考试的一位组织部干部(以前的同事)悄悄对我说,你今天惹下麻烦了!
我一愣,不解!
干部:
“这一次被淘汰的对象将要下派所属各市(县级)区,听说,你今天发现的那位作弊者,可能要成为直接管你的分管领导呢!
”“啊?
!
”我大吃一惊,顿时手脚冰凉,头脑一片空白……啊!
原来是一场梦。
荒唐透顶的梦!
可是,为梦境所扰,好一阵才回过伸来。
好在是一场梦。
可是,为什么会有如此梦境呢?
一时不解!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这是人所共知的。
有关梦境之中的所有情节,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分别都有可能存在,这也是无疑的。
但是,形成什么样的梦境,那可就有他特定的背景了。
但是,应该与怕无关。
有关一楼主贴情境发生的有关背景,了解情况的就可以理解了。
介绍我在全市校长参与的专题“述职大会”之上的一个发言:
首先说明一点:
从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角度来看,我当初执意放弃成为领导干部机会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现在也不应该被列为领导干部后备人选。
尽管如此,为了有利于增进同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了解,以及今后的更好进步,现借此机会,将近年来我所主持的教研室以及我本人近年来为履行工作职责而做的主要工作汇报如下:
…………
1996年8月,出于从本人年龄和能力实际出发的考虑,我主动离开市委组织部,来到了市教委教研室;1998年1月,迫于世俗舆论的影响,为便于开展工作,我竞聘并开始主持教研室工作;2000年6月,我本着服务教育、服从安排的原则,再次竞聘并继续主持教研室工作。
现在,本人客观上已经基本完成了教研和教科研工作建章立制的历史使命。
鉴于教研室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本人近年来常有的力不从心感觉,特别是由于本人作为教研室主要负责人,缺乏落实既定制度措施所必不可少的开拓精神和驾驭局面的能力,我再次诚恳地表示,为了有利于全市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了自己的健康——由于我本来就有的因高度近视造成的头昏眼花问题,因早年工伤造成的腰酸背痛问题,现在又因可见和不可见的工作和精神压力太大,以及经常加班加点(例如今年国庆的7天,我就如同以往一样无暇休息,起草了全市高中教学工作意见,本学年高三教学所用政治专题复习纲目,以及参加有关研讨活动所需的部分文稿,并去南京出席了省级教材会议),由此而形成了较重的失眠问题——我衷心希望能有更为胜任的同志前来主持教研室工作。
倘如愿,则本人谨表示不胜荣幸和感谢!
其实,我现在的生活、工作,以咱们老百姓眼光衡量,是比较潇洒的,除了没有当官,其他可能有的基本上都有了,甚至,市委书记都曾经来拜过年(当然是作为首长关心知识分子的形象来表演的)。
在本单位上下,工作环境确实比较舒心,得到各方面肯定和关心。
这不,刚刚交上了准备接受市委表彰的表格呢。
形成梦境之因,大概是:
虽然,醒着的时候,记住不能当官,对么五喝六现象深恶痛绝;但是,在睡梦之中,潜意识里,却不由自主地对不能在台上么五喝六而感到遗憾吧!
回忆当初,组织部几位部长分别与我谈话之时,我表现出来的书生气,也许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我在本地很正式的场合比较公开地介绍过——被问及为什么一定么离开组织部的时候,我回答:
我离开组织部,不是由于经济原因(事业转行政后,当时的月工资会减少200多),不是因为这里环境不好(说心里话,那里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远非一般想象,确实比较和谐),而是对于自己的素质不放心。
我知道,继续在这里工作,迟早会被安排科级职务,因此迟早会拥有一些权力,有限的工资损失足以得到弥补。
但是,以此心态当官,难免不犯错误。
共产党要执政,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反腐败。
在现阶段,反腐败大概首先抓后台不足的典型。
我担心成为这样的典型。
所以,我还是想回到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位置上。
到目前为止,我是本市主动离开组织部的第一人,也是离开组织部而没有明确副科级以上级别的第一人。
说来确实是机会已失,时不再来呢,呵呵!
虽然说对于么五喝六的有权人士无需“怕”什么,但是说一点也没有畏惧之心也不竟然。
人治社会,难免有被治之时。
试举数例: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在街道协助工作数年之后,刚刚进厂工作,因为厂长在我参加工作之前,与我在街道有关场合有所了解,安排我到办公室工作。
我自然要有知遇之感。
结果,被厂长对立面很快搞下车间;80年代做教师之后,自然地以所在学校为家,对后进校的老师,都视同弟妹,经常在周末邀请到家小聚,结果,被警告,不要搞拉帮结派活动;还是参加教育工作不久,被列为入党对象,开始组织材料,得悉后,我立即以行动报答组织,诚心找支部负责人建议,要采取措施,让所有教师,特别是年轻人,都觉得自己受到组织重视和关心(我自己已经得到重视和关心了),结果,该首长在对我致谢之后,一转身,就对另外干部说,这位老师太年轻,不成熟,要继续考验,立即取消我的入党资格,直至7-8年之后;90年代,被分到一套住房,我诚心找组织表示,无房老师太多,这一次我就让出机会,下次再说,在得到肯定之后却听到议论,他是看准下次有更好的住房呢;21世纪,某学校成立教师学校,聘请几位兼职教师,当年底,为兼职教师每人送200元报酬,我感觉不妥,又却之不恭,第二天即拿出来请客吃掉了,不料有人举报此事,纪委调查,我等三人到教师学校实际上过课的承认得到此款,其他人矢口否认,结果,我们三人被在全市校长会上点名批评,责令退款,否认者平安无事;……呜呼!
前面所提到的我所进行的《述职》,就是较好的成果之一,是我坚持说真话、说心里话的“成果:
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动辄受到公开点名批评;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受到如同“教师学校酬金”之类,以及其他更没有“影子”的,不加核实、毫无根据的批评、指责。
也许,没有什么人会对本人的个人经历感兴趣,但是,我还是想继续说说心里话——在心灵港湾嘛!
我在组织部期间,还曾经发过这样的言论:
现在的老百姓,对于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印象,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不愿意进干部队伍,就是不希望被老百姓背后指摘,更怕被作为共产党反腐败斗争之中的典型给逮出来。
也许,……不便再说了,就此打住!
“稳定压倒一切”。
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维护党政形象,以常理论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跟一些官员过不去的。
而且,就目前体制,能与官员过不去的,主要也只有官员。
虽说能监督他们的,还有人大和媒体。
但到目前为止,人大代表主要还是由党员、官员组成。
就连媒体记者,也在体制之内,可以在体制内调来调去、调上调下的,升降予夺,就在被监督者手里。
说到底,都是“内部监督”,能写成内参就写成内参吧,能内部处理就内部处理吧,“家丑不可外扬”是不是?
当一些贪官“不慎”栽了,被传媒披露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腐败贪婪,如入无人之境,有恃无恐,而且贪得越多,官做得越大,他们的落马,却十分偶然,如果不是在那个坎上栽了,他们现在一定还在台上做反腐倡廉报告,他们的官不知已经升到哪一个级别了呢!
某省委书记,两任秘书先后被判死刑,举报他的人被整了8年,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最后落得他身上的“罪名”是放任下属、家属子女受贿,得到的处理是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
如果你当了官,人家送你钱财,你让老婆、孩子去收下即可,你自己切不可亲手收下,这就是收贿和“放任”的区别。
中国“第一个腐败”的纪委书记,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不体谅上级的良苦用心,上级要调他去当政协副主席,他不干,与上级讨价还价,口出狂言,把上级逼上虎背,不得不痛下杀手,撤职审查。
最后被媒体曝光,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了,原来一个中级市的纪委书记是可以这样蛮横、狂妄、愚蠢、多次向下级官员公开索贿的。
那么,如果他当初服从组织安排,乖乖去当政协副主席,便什么事都没有了,专门对党内官员进行纪律检查的纪委书记们,也就没有一个是贪官了!
多么伟大的纪委呀!
其实早就有人说过,所谓反腐斗争,其实只是官场上的权力斗争;所谓腐败者,其实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这难道只是空穴来风吗?
原温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局长王义天在忏悔书上写道:
“……中国的反腐败,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只要自己跟上级搞好关系,路线上不出问题,就保准没事。
”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说:
“我不腐败也不比别人好多少,人家捞了也一样是大好人。
”原鞍钢某矿业公司总工程师夏玉容在给儿子的信上说:
“妈妈得罪了人,人家非整死我不可。
”也就是说,只要跟上级搞好关系,只要不出路线问题,只要不得罪人,腐败怕什么,捞了也一样是大好人。
“是官场的腐败引发社会的腐败,还是社会的腐败带来官场的腐败,抑或是两者相得益彰吧。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不消除社会上的腐败,要根除官场上的腐败是很困难的。
”这两句话也是我以前在文章中说过的,现在看来也值得商榷。
下面我不打算正面、全面来驳斥或质疑这两句话,还是用一种偷懒的做法,对我去年的一些习作东抄西摘一番,有些内容,包括前面的一些内容,表面看来可能与所要议论的问题扣得不紧,甚至毫无关系,那也许是因为我“杂揉”的功夫还不到家,也许是因为我行文“过渡”的能力还欠火候,也许是因为我思维的跳跃性吧,你总会找到其中的联系吧。
——听来的故事据说,上帝有一百个儿子,整日在天庭无所事事,上帝深为忧虑。
这一天,上帝想到给一百个儿子分工,以免他们无事生非。
上帝与儿子们约定,次日早上前来报到,将分派他们各自的工作。
第二天,上帝一早在约定地点守侯,儿子们也陆续到达。
上帝依次为先后前来的儿子们分工:
木工、瓦工、漆匠、……99个儿子的工作都分派完了,已经是日上三竿。
第100个儿子——最小也是最懒散的儿子,姗姗而至,问老子:
“我做什么呀?
”上帝抓抓脑袋,99行都已经分派完了,让你干什么好呢?
——有了,你就去管他们99行吧!
就叫……“干部”!
小儿子立即向99个哥哥追过去:
等一等,我来管你们啦!
于是,干部产生了。
呵呵呵呵!
全社会对于有关干部的话题都漠然置之、不感兴趣之日,就是社会发展有成、时代进步有望之时。
10年前,有机会被调进市委组织部。
不少人表示羡慕。
我却不识抬举。
坚决要求回到教育系统。
组织部老板与我的对话——你为什么要离开组织部,是我们对不起你吗?
不是。
这里待我一切都好。
虽然行政关系没有过来,但是各方面都与正式工作人员同等待遇,没有歧视。
与我当初想象的官场做派不一样。
那么,是由于你的工资将要被降低?
(当时我是全市最年轻的中学高级教师,转行政之后工资标准要降低)不是。
我深知,工资降低,在有权之后,这点损失不算什么。
你倒说说为什么一定要离开组织部?
我是对自己的素质不放心。
?
在当今官场,要不犯错误,几乎不可能。
共产党要执政,必须坚持反腐败;在现阶段社会背景下,又不可能彻底反腐败;反腐败只能抓典型——没有后台(后台不足)的典型。
我担心成为这样的典型。
……让你回教育系统,给你过去安排一下?
不要。
我希望摆脱有人扶持的印象。
——于是,我回到教育系统。
到现在,作为本市主动离开组织部第一人,作为离开组织部而没有安排科级职务、级别第一人。
同时,不时被作为尊敬知识分子的对象(道具)来安排,而已。
某高干关于“四清四不清”的心里话:
清楚有谁没有送钱,不清楚有谁送过钱;清楚天天有进项,不清楚进项有几多;清楚经常要跑会,不清楚会议内容是什么;清楚天天要睡觉,不清楚身边睡的谁?
某省组织部长,在任时候很称职,能够决定谁上下——有讨论决策权;“进去”后,仍然能够称职,继续决定谁上下——有交代之中的选择权。
——认识干部话题
近年来,国家不断地把优秀中青年干部送到国外培训,现任山东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见习职务是给美国纽海文市市长当助理,虽然时间不过半年,但受益匪浅。
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书:
《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上市就很畅销。
书中讲述的见闻很多,其中有一件事引起我的兴趣,那就是“总统来了怎么办?
”
李群讲道:
有一天,他看新闻,得知美国副总统戈尔到了纽海文市。
但市长JohnDestefano置若罔闻,只管做自己的事。
他惊奇地问市长:
“戈尔来,你为什么不出面?
”不想市长更惊奇地反问他:
“我为什么要出面?
”后来李群当市长助理时间当长了,这才知道,在美国,下级官员根本没有恭迎上级官员到来、给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同检查工作、一同观赏风景、一起参加娱乐活动一说。
李群说,不说是来了副总统,就是总统来了,市长也一样的不出面。
我们曾经习惯地把稀奇古怪的事叫海外奇谈。
这事听起来真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奇谈了。
因为这在我们许多人听起来很是不可思议。
大人物大驾光临,紫日高悬,山动地摇,下级官员一个个尾随其后、围绕左右都唯恐不及,怎么敢置若罔闻呢?
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人们自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它是从前一阵子流传甚广的一句顺口溜“领导来了怎么办?
”这句话套过来的。
是的。
因为都是如何面对领导“光临指导”的问题。
上级领导来了,当地官员不只是紧随其后,前护后拥,甚至还要到地界迎驾,有警车开道,走到哪儿清场到哪儿。
一句话,上级领导的到来,是下级官员天大的事,要放下手中一切工作,甚至提前数十天准备汇报材料和研究接待方案,让时间和精力等一切都围绕着上领导的活动来进行。
我们常说:
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在这个时候,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所有下级官员和相关的机关干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上级领导的勤务员。
美国市长明知副总统来了却不出面,他干什么呢?
李群有这样一段文字介绍:
“事实上,市长的每天活动从早上8时30分到下午6时30分,排得满满的。
几时几分干什么事,一环扣一环……
日程安排提前一个月就大致定下来了,提前一周就详细到几时几分。
从活动日程安排表上也可以看出,市长是不受干扰的。
”(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副总统要来这里事前是没打招呼的。
也许招呼打了也白打)。
更重要的是,副总统来不接待,而市民要见市长却并不太难,首先个人提出申请,只要市长有时间,市民就可进市长办公室谈情况。
更有,副总统来了不接待,但公益活动市长却格外有兴趣参加,比如富人区学校和穷人区学校搞联谊活动这样的事,市长十分热心,又是交谈,又是合影。
卫生组织搞乳腺癌防治活动这种事,他也十分看重,一定要亲自参加……呵呵。
这种情况要是出在咱们这儿,人们会说这个市长简直没头脑,傻得可笑。
到底谁傻得可笑,有点政治常识的人心里最清楚。
可笑的正是我们自己。
我很赞赏中国党政官员出国培训的做法,而且听说选送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
这真是好事。
这里的关键是官员们学到了什么?
如果学到的不仅是人家执政方式、工作手段,还有人家制度建设和执政理念,解决好诸如“领导来了怎么办?
”、“群众来了怎么办?
”之类的问题,那么就算学到了更有价值或更接近精髓的东西了。
当渐呈老态的萨达姆终于坐上法庭,伊拉克的情感一定是很复杂的。
伊拉克民众对待萨达姆的态度,关联着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和政治信息。
从媒体的报道看,伊拉克民众对前总统被审的态度差异之大,足以使人震惊:
有人欢欣鼓舞,呼吁立即处死萨达姆:
“看看伊拉克各地的万人坑,萨达姆真是罪该万死。
应该尽快处死萨达姆,让伊拉克人民从恶梦中醒来。
”
有的义愤填膺,为萨达姆辩护:
“所有伊拉克人都知道,萨达姆是这个国家的荣耀。
”
不同的态度,当然缘于民众对萨达姆时代不同的生活体验,缘于萨达姆对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不同影响。
比如,萨达姆执政期间,占伊拉克人口少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因此,他们是萨达姆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而什叶派穆斯林,特别是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则在这个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他们对萨达姆受审欢欣鼓舞。
对一个社会共同体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有一个被民众普遍尊崇的共同价值,莫过于民众对社会政治生活反应基本一致的共同情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而这些,只能来源于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来源于一个尊重和保障国民基本权利的社会,来源于一个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平衡的社会。
在伊拉克,人们对一个前政府的领导人,使用着绝然不同的判断标准,显示了巨大的分歧,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共同价值和共同情感的强烈呼唤。
共同价值和情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石。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着不同的利益主体,都有着不可避免的利益纷争,这并不可怕,只要社会政策能从平等、法治、民主、合作和关怀弱者的理念出发,就能有效地弥合分歧,维护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可怕的是,这种失衡和纷争长期不能弥合,社会生活便只能长期处在某种畸形状态。
更可怕的是,像萨达姆对待库尔德人的做法,完全颠覆了政府、国家和公民的正常关系,不但不能弥合分歧,反而制造社会的断裂。
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威,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在民主制度之下,从投票箱里产生的权威,二是某种传统政治权威的延续,三是政治人物个人的政治和人格魅力。
中东地区独特的文化背景,国际政治格局的现实压力,使得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只能走到目前这种状态,有时甚至出现某种畸形状况。
萨达姆同样是处在中东的政治文化生态之中,处在当今世界不公平的利益格局之中,因此,苛求萨达姆这个人,意义并不是太大。
但作为政治人物的萨达姆,不管他是何种政治权威,要在现代社会立足,必须坚持人类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为公民的普遍权利而谋,而不是为某个群体的特权而谋,要靠共同的价值弥合分歧,而不是用非常手段应对社会冲突,要靠共同的利益和信念增强凝聚力,而不能满足于利益失衡下的畸形状态。
萨达姆的失败,当然决定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但也与他在相当长的执政时期内,没能从现代政治的规范出发,努力整合国内宗教派别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政府、国家和公民的之间的正常关系,从而创造国内的真正和平,大有干系。
萨达姆的政治历险,值得所有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们深长思之。
“安徽第一贪”尹西才在担任国有企业负责人期间,积攒家庭财产人民币202万多元、美元66万多元,扣除其家庭合法收入和能够说明来源的部分外,尚有人民币1091万余元、美元66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可就是这样一个巨贪,竟然只判了个死缓。
于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再次引起了人们的质疑。
近年来,类似于尹西才这样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获轻判的贪官可谓众多。
如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的黄亦辉因受贿被立案侦查,检察机关认定,黄亦辉的个人全部财产及支出共计人民币1860万多元、港币1845万多元、美元22万多元,其中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人民币866万多元、港币897万多元、美元17万多元。
而最为典型的则是原阜阳市市长肖作新案,违法收入超过2000万,认定为贪污受贿的仅2万多元。
据新华网焦点网谈的记者对安徽省2000年以来贪污腐败案件进行的粗略统计,平均涉案总额中被认定为贪污、受贿的不到四分之一。
贪官的巨额财产果真来源不明?
非也。
就拿尹西才来说罢,他家中的财产高达数千万元,靠他和他老婆的工资肯定是攒不出的,这巨款当然也不可能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惟一的来源就是贪污受贿,或据公为私,大肆吞噬公款;或以权谋私,疯狂索取贿赂;或逢年过节,笑纳各方进贡……不管怎么说,这些钱都是通过非法的途径得来,无可争驳,怎能说是来源“不明”呢?
至于贪官讲不出脏款具体是从哪儿得来的,真也好,假也罢,都绝不可能改变其来源于非法所得这一本质,这样的道理应该说人人都不难弄明白。
那么,贪官们为什么“热衷”
于把巨额脏款“赖”成来源不明呢?
原来,《刑法》第395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刑法》第383条又规定:
“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坦白要重判,甚至有可能要获死罪,抵赖却可以获得从轻发落,怪不得贪官们面对自己的巨额非法所得总是装聋作哑,咬紧牙关,死不交待,原来“奥妙”全在于此啊!
可在“佩服”贪官的“精明”时,笔者不禁心生疑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不是成了严重贪污贿赂犯罪的“避难所”?
还是在为党政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司法处置留“后门”呢?
看来,贪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最好不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改称“巨额财产拒不交待罪”才为妥当。
理所当然,这量刑也应相应加重,既然是拒不交待,或贪污受贿多得连自己都搞不清了,那就该按贪污罪的量刑加倍严惩。
果真如此,不用你逼,那些本想死抱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求轻判的贪官,就一个个都会变得迫不及待,挖空脑袋去把非法巨额财产的来源说得清清楚楚。
在7月10日的《央视论坛》上,中央党校的辛鸣博士曾讲了一件“审而又犯”的事例:
一个部委在1999年的时候,把三千万元人民币借给了山东一家公司。
审计署审计出来之后,要求他改正,他也就按照决定改正,2000年把钱收回来了。
结果到2002年,李金华审计长的报告里边说,他们又以同样的方法,把同样数额的资金,又继续借给了同样的公司。
从审计署公布的审计清单看,“审而又犯”、“屡审屡犯”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针对这种现象,李金华回答记者提问时,斩钉截铁地掷出四个字:
“屡犯屡审。
”
仔细想想,“屡犯屡审”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审计监督乃是法律赋予审计机关的职责,犯也好,不犯也好,都得审;“屡审屡犯”当然也就必须“屡犯屡审”。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的部门“屡审屡犯”?
依我之见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有欲望、有能力、有胆量。
欲望来自利益驱动。
而今利益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国家利益以外,还有地区利益、部门利益、局部利益等,如果无节制地膨胀,就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走上违规之路。
当然,说到底是个人利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保护伞。
能力具体说就是权力。
“一朝权在手,便把私利谋”,这是某些官员奉行的权力哲学。
利欲熏心而又有权力,违规便向前迈进了一步。
胆量即敢于冒险违规。
要钱不要命,是胆量;得钱不丢命,则是壮胆。
如果钱财滚滚来,即便被查被批被曝光,了不起痛一时,官则照当不误,权柄照样挥舞,那么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就不足为怪了。
针对“屡审屡犯”的原因,治理之法,要而言之有三:
首先要提高为政者之政德,政德应该成为为政者的底线,无德者不能为政。
其次,权力必须得到有效制约,除了完善制约机制外,各种监督都必须到位。
审计只是监督的一个方面,其他监督不能等审计公布清单才行动。
党纪、政纪监督应保持常态,舆论监督尤其要瞪大眼睛。
“伸手必被捉”固然不错,但那个“必”只是无时间限制的“必然”。
有效机制应该是,“伸手就被捉”,———监督要在“现时”见功效。
再者,惩处必须有力度。
所谓力度,就是让违规违法行为付出大于所得利益的代价。
高利益,低成本,其实是给违规违法行为壮胆。
试想想,成千万的巨额财产,拒绝说明合法来源,就最多获5年有期徒刑,能遏制违法行为吗?
“我已决定不再当众唱歌,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一名运动员,不想做一名歌手”——在笔者看来,刘翔这句话的完美可以和他在雅典奥运会上震撼世界的表现媲美。
刘翔是在拒绝央视春节晚会“卖唱”要求时说这番话的。
据报道,按原定计划,刘翔将出现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但由于组织者一直要求他届时唱首歌,刘翔准备推掉这个约会。
他和教练都表示,作为嘉宾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露面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一定要唱歌,那么他们将放弃这次机会,至于演小品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刘翔只想以一名运动员的身份让大家记住他。
好一个“我是一名运动员”,这句洋溢着一种严谨职业精神和高贵气质的话狠狠地抽了社会一记响亮的耳光,给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名利面前的职业软骨病”和“自我角色认知混乱”以公然的蔑视和沉重的鞭挞。
我是一名运动员——无论过去做过什么,但这时能说出这样的话,表明脱去浮躁、洗尽铅华后的刘翔对自己已经有了清醒的角色定位,有了自豪的职业认同和与之对应的职业精神,有了不可逾越的职业原则:
在其位,谋其政,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某项事业的从事者,尽可能做自己职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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