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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学家
安特生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
1921年发掘北京周口店龙骨石遗址,发现了北京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又发掘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并首次将考古地层学引入我国。
1925年出版了《甘肃考古记》,将甘肃史前文化分为六期(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其中将前三期归入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后三期归入早期青铜时代。
尽管这一分期被以后考古工作证实并不准确,但却开中国史前考古分期研究之先河。
安特生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工作,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展,都是有开创之功的。
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是从安特生开始的。
安特生在《中华远古文化》一文中,将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种文化类型彩陶纹饰非常相近,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李济:
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
生于清光绪年间,1979年卒于台湾省。
李济曾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专业。
归国后开始从事田野考古。
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
领导的安阳殷墟等重要考古工作。
李济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
著有《殷墟器物甲编:
陶器》上辑。
在与他人合著的《古器物研究专刊》第1~5本中,对殷墟发掘所获170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其他论著中文的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的有《中国民族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安阳》等
梁思永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从美国哈佛大学专攻考古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同年秋,先后主持和参加发掘了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和殷墟的发掘。
1931年,梁思永先后主持了安阳后岗遗址的两发掘。
与以前发掘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发掘与遗物统计均依土质土色区分的文化层为单位进行,并依据遗物的特征,将各文化层合并为3个大的文化层,即上层的小屯文化(商文化)、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下层的仰韶文化层,这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三叠层”。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从地层上确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以前水平层位发掘法的结束和以文化层为单位发掘法的开始。
从而奠定了中国科学的考古地层学基础,使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有了突破性进展而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标志着中国考古地层学方法的成熟。
夏鼐
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曾主持发掘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址。
还主次参与了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
1935年参加了安阳殷墟的发掘。
1945年通过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原来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六期说”的错误判断。
夏鼐先生把考古学的历史划分为:
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和继续发展期等几个阶段,基本概括出了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点。
二、旧石器考古
下川文化
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是一种以细石器和石叶石器为特色的旧石器文化。
分布在山西沁水中条山的下川盆地一带。
1973年后多次进行发掘,获得数以千计的石制品。
下川石器中一小部分用砂岩、石英岩打制,尺寸较大。
主要是以燧石为原料、用先进的间接打击法和压制法生产的细石核、细石叶、石叶及用石叶加工的工具。
细石核包括锥状、半锥状、柱状和楔状的。
石叶工具,有边刮器、光状器、钻具、箭头、雕刻器、锯齿刃器和琢背小刀等。
因用压制法加工,石器形状规整,制作精美,达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
据测定,下川文化的年代大约距今2.4万~1.6万年。
还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等。
汉源富林遗址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富林文化。
发现与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
遗址位于大渡河和流沙河汇合的第二阶地上。
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
发现的石制品大多为石片和石核,石器较少,此外还发现大量碎石屑和不成型的废石片,由此可知该遗址为一处石器制造场。
其石制品的特点是细小。
富林文化与中国被放弃去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某些遗存,如山西的峙峪文化,内蒙古的萨拉乌苏遗址、河南的小南海文化等地的石器有相似处,富林文化可溯源于北京人文化。
北京猿人及其文化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
属直立人。
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
年代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
北京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头盖骨低平,眉脊粗壮,面部较短,没有下颏(ke),牙齿比猿类弱小,头部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又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的特质。
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用火遗迹。
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
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
还发现成堆的灰烬,说明他们已经能很好的管理火。
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
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石器和用火遗迹的的发现,直立人的存在才得以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三、新时期考古
马家窑文化
中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因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洗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
目前一般认为,它是仰韶文化的晚期地方性分支。
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
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050年。
马家窑文化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3个类型,分别代表三个发展时期。
根据发掘的人类化石,可以推断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当时戎,羌族系的祖先。
生活以经营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种植栗和黍。
原始手工业有石器制造、木作、纺织和陶器等。
房屋遗迹平面呈方形、圆形和分间三类。
当时流行公共墓地,盛行土坑墓,出土的随葬品存在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从而体现出的贫富分化情况,充分反映了原始社会逐渐走向解体的过程。
西阴村遗址:
西阴村遗址位于中国北部的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村的西北部,遗址西北隔鸣条岗近涑水河,东南隔青龙河依中条山,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
1926年由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它是中国考古学者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遗址内发现有窖穴、灰坑等多处遗迹,并出土有大量陶片。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1963年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
1994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为新石器时代仰韶庙底沟类型文化、西王村三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三里桥类型文化和商代二里冈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龙山文化
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
因1928年首先在山东省章丘县(原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而命名。
距今约4350~3950年。
龙山文化由大汶口文化文化发展而来,大汶口文化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采用,磨光黑陶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
生产工具以使其为主,骨、角、蚌器仅占少数,石器绝大多数为磨制。
冶铜业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有极少数的屈肢葬、俯身葬,无二次葬。
仰韶文化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
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岗诸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
仰韶文化的居民在河谷阶地上营建聚落,聚落以向心布局为典型形态。
仰韶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家畜饲养,兼营采集、渔猎,还进行多种手工业的生产活动。
表现仰韶文化特征的陶器,以手制泥沙红陶为主,泥质陶上习见绘彩,有几何图案、植物和动画花纹,拍印粗、细绳纹。
石器大量经过磨制,但打制石器仍占有相当比例。
葬制有二次多人合葬、女性厚葬等,都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同一墓地内有分片的墓区;儿童瓮棺不入公共墓地。
仰韶文化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得名于山东省滕州市北辛遗址的发掘。
主要分布于泰山南北两侧及汶河、泗河流域,年代在公元前5500-4200年之间。
典型的遗址除北辛遗址外,还有泰安大汶口遗址的下文化层、兖州王因遗址的下文化层等。
北辛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如下:
房子多为带门道的椭圆形和圆形半地穴式,室内灶面与居住面持平。
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晚期有少量二次葬和两个人以上的合葬墓,流行生前拔除侧门齿的风俗。
随葬品普遍较为贫乏,无明显差异。
打制石器占较大比例,磨制石器及骨角器总体来说不发达。
陶器有泥质和夹沙两类,主要为泥条盘筑和泥片贴塑,器表以素面为主,有一些篦线纹和刻划纹,晚期出现了红衣陶和单彩陶。
陶器造型多三足器和平底器,包括鼎、釜、盆、三足钵等。
卡若文化
中国西南地区澜沧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得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城东南的卡若村遗址的挖掘。
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2100年。
卡若文化早期房屋以半地穴式或地面营建的草拌泥墙建筑为代表,平面呈圆形,方形或者长方形。
晚期房屋以半地穴式石墙建筑为代表,平面呈方形或者长方形。
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以打制石器为主。
出土有镶嵌石叶的骨刀梗、骨针、骨锥、骨饰等。
陶器多数夹砂,早起红陶较多,晚期黑陶较多。
还发现有炭化栗和猪牛羊等家畜骨骼,以及多种兽骨、鸟骨。
这是在西藏高原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对研究西藏地区的原始文化与相邻地区的关系等有重要的意义。
朱封大墓:
中国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山东龙山文化墓地。
位于山东临朐的西朱封村。
1989年后已发掘3座大墓。
均有棺椁葬具。
三墓随葬品丰富,陶器有鼎、豆罍和蛋壳陶杯,玉器有钺、刀、簪、头(冠)饰,还有绿松石串饰、石镞、骨镞、骨匕等。
其中一座墓的墓主,身旁有木边箱,脚下有木脚箱,主要随葬品放置在箱内。
三墓的墓主,是当时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显贵人物。
陶寺文化:
以襄汾县陶寺遗址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分布于晋南地区的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
在该地区现已发现陶寺文化遗址90多处,其中有些遗址的规模很大,遗址面积达100-300万平方米,其中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面积有300多万平方米。
陶寺遗址发现了陶寺文化早期和中期的城址,发掘墓葬1300余墓,发现了大量反映时代信息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早期年代为距今4300-3900年,晚期年代为距今3900-3600年。
陶寺文化早期年代早于夏代,晚期年代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
丁公陶文:
龙山时代陶文,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
文字刻在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计有5行11个字。
这些刻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
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
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对丁公龙山文化这件刻字陶文,经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多位专家学者鉴定,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确认,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
琮:
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一说。
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
商周时期玉琮数量不多,汉代玉琮已少见。
喇家遗址:
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
遗址内分布着许多史前时期与青铜时代的古文化遗址,诸如从庙底沟时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到辛店文化等多种类型,其中以齐家文化遗址分布最多最广。
遗址中心区外围有一条壕沟,沟宽10米、深3~4米,沟环绕成长方形,长600米、宽200米,其内有成排的半地穴房址。
己发掘3座的地面、四壁用白灰抹平,正中一个圆形灶坑,房内有2~14人,曲肢,有的怀中抱小孩。
房内还出土陶、石、玉器及玉器半成品、玉料等。
尤其以发掘出非自然性死亡人体遗骸,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
这座因地震和黄河洪水毁灭的史前遗址,是2002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称为“东方庞贝”。
其历史比意大利庞贝古城上溯了2000多年。
喇家遗址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夏商周考古
二里头文化
中国青铜时代文化。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而命名。
年代约为公元前21世纪到17世纪。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
出土的陶器有做炊器的鼎、折沿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做食器和容器的深腹瓶、三足盆、平底盆、足、小口领罐、澄滤器和锤缸等等,洒器有盉、觚、爵等。
居民以农业经济为主,居址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和窑洞式,还发现有灰坑、窖穴、水井等遗迹。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开了用青铜礼器随葬的先河。
二里头文化的遗物,除青铜器外,还有玉器、绿松石饰、象牙器、木漆器等珍品,这些遗物制作精美,反映了二里头文化高超的工艺水平。
周原:
中国周王朝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遗址。
在陕西省岐山与扶风两县之间。
周人自古公亶父由邠迁徙周原,到文王晚年迁居丰,此处一直是早周都邑。
武王灭商后,将周原分封给周、召二公作采邑。
直到戎人入侵,周平王东迁洛邑,岐邑毁于战火,终被废弃。
已发掘有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2处。
墓葬分布范围很广,已发掘400多座,一般都是中小型土坑竖穴墓,少数为洞室墓,自西汉以来,西周的铜器窖藏已发现多起。
晋侯墓地:
晋侯墓地位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南的晋侯墓地无疑是二十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晋侯墓地的发掘工作开始于1992年,从1992年至2000年,先后做过6次发掘工作。
共发掘出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夫人大型墓葬。
整个墓地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30米,九组十九座晋侯和夫人墓葬在墓地分三排排列。
晋侯墓地出土文物十分丰富,总数达万件以上。
出土的青铜器种类齐全,从其数量和组合看,一改商代重酒之风,呈现重食、重乐的特点。
八号墓葬出土的晋侯苏钟,刻铭文355字,完整记载了一段周厉王时期由晋侯苏参与的一次军事事件,弥足珍贵。
出土的数目众多的玉器同样也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瑰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使人们能够看到3000年前礼制社会的社会风尚、审美观点、工艺技术等等,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物质文化财富。
1992、1993年,晋侯墓地连续两年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994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田野考古成果三等奖。
1996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4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更是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最重大的发现”。
曲沃晋侯墓地是一处西周早期晋国王侯贵族墓地,其埋葬时代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
现已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
出土有大量华丽精美的玉器、青铜礼器等随葬品。
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装饰华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器。
印纹硬陶:
中国青铜时代至汉代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的一种质地坚硬、表面拍印几何图案的日用陶器。
原料含铁量较高,烧成温度也比一般陶器高,成型方法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也有轮制成型。
印纹硬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有发现,但数量很少,出现时间比白陶为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与白陶并存。
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遗址里,只发现有少量造型简单的器物,至商代器形增多,有罍、罐、尊、釜、碗、杯、豆等。
西周是印纹硬陶生产的发展时期,器形增加了瓮、罐、瓿等。
战国秦汉时印纹硬陶变化不大,器物主要有瓮、罐、坛、瓿、钵、盂、缸、匏壶等。
成都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
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
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
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
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
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
巴蜀文化
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留下的物质文化。
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内。
时代大约从商代后期直至战国晚期。
蜀族的活动范围,以成都为中心,约包括今四川盆地西部以及陕西,滇北一带。
蜀文化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有新繁县水观音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成都羊子山遗址等。
其中羊子山清理的一座坛形遗址,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先秦礼仪性建筑。
巴族的祖先,最早的发源地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流域,以后活动在四川盆地东部,包括陕南、鄂湘西部及黔东北一带。
后与蜀同时被秦所灭。
巴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船棺葬、扁茎柳叶形剑、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尔矛,以及甑、釜、鍪(mou)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文化(不仅接受了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还影响了南部的夜郎、滇以及西部的邛(qiong)笮(zuo)、冉駹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沟通古代黄河流域文化和西南边疆文化的桥梁。
郑州商城
商代早期遗址。
坐落在郑州商代遗址中部,即今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
年代上限约为公元前1620年前后。
1955年由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发现并开始发掘。
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垣周长6960米。
城墙采用分段版筑逐段夯筑而成。
城墙内外侧发现有夯土结构的护城坡。
商城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商代文化层及房基、水井等遗迹。
城外还有同时期的居民区和铸铜、制陶和制骨手工艺作坊遗址遗迹中小型墓地。
郑州商城的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盘龙城
商代中期城市遗址,。
位于湖北省黄陂县叶店。
年代约为公元前15世纪前后。
遗址于1954年发现,1974、1976年进行较大规模发掘。
这一发现对于了解商代文化的分布、城市性质、宫殿的形制和建筑技术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古城位于府河北岸高地偏东南部。
平面略呈放心。
遗迹的分布状况表明,城内仅有宫殿,具有宫城形制,城外侧则是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反映这一古城尚属早起城市的形态。
人殉和人牲制度:
人殉是使用活人为死去的贵族从死殉葬,殉葬者多为死者的爱妾、近臣、近亲、婢女等。
殉人一般葬在椁室、葬室二层台或墓道之内,有的还有棺椁及随葬青铜器等,应有一定身份地位。
凤翔秦公1号大墓共有殉人164人。
人牲是活人作为祭品——牺牲,沙之祭祀祖先或死者的亡灵。
人牲的身份多为奴隶和战俘等,一般见于墓道、填土或墓附近的祭祀坑,多身首分离,有首无身或有身无首。
在安阳王陵区共发现1400余个祭祀坑,出一部分埋有马、牛、羊等动物外,绝大多数埋有人骨,年龄多在15—35岁之间。
五、战国秦汉考古
侯马晋城
中国春秋时期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遗址。
位于山西省侯马市区西北部。
年代在公元前585年~前416年。
1952年发掘。
该城由6座城址组成,白店、台神、牛村、平望4座城连成一片,其东为呈王古城,东北为马庄古城,在牛村古城及平望古城内均发现有夯土台基,可能是宫殿区。
牛村古城南郊有铸铜、制陶、制石器等手工作坊遗址。
其中侯马铸铜遗址为研究晋国铸铜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浍河以南的上马村还发现了大片东周墓群。
在呈王古城南的秦村发现春秋晚期盟誓遗址,出土了侯马盟书,是研究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盟誓制度的珍贵史料。
中山王墓
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陵。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城北的灵山下。
年代属公元前4世纪末。
1974~1978发现了中山国晚期都城灵寿的故址,并发掘两座王陵,对了解中山国的历史和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墓的上部都有夯筑的高大封土,其上再建“享堂”。
两墓附近还有陪葬墓和车马坑。
墓为带两出墓道的中字形墓,石砌椁室,墓壁抹草泥并用白粉涂饰。
随葬品主要发现与椁室两侧的藏器坑,出土有铜礼器、陶礼器、帐构、漆器等。
根据陵墓布局和椁室内出土的中山王兆域图铜板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王陵的形制和规模有重要意义。
云梦秦简:
云梦睡虎地秦简1155枚,这是第一次发现秦简。
其中古籍有《编年记》、《语书》、《吏道》、《日书》。
更为重要的是秦律。
由于秦律在传世文献中极为罕见,这次发现震动了学术界。
从墓葬时代分析,这些律文是秦统一之前的法律。
云梦龙岗秦简150余枚,出自6号墓,内容是秦律,有《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等。
是继睡虎地、四川秦律之后第三次发现秦律,时代系秦末,是秦统一后的律文,但与睡虎地秦律又一脉相承。
曾侯乙墓
战国时期曾国乙的墓葬。
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
从出土的镈钟鸣可知,曾侯乙下葬的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
1978年谭维四主持发掘。
该墓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平面多边形,无墓道。
椁室与墓坑的形状一致,分为东北中西四个室。
主棺至于东室,分内外两层,均为木质。
墓主试题有多层丝织物包裹,骨架周围有玉器、骨器、角器和小件金器等随葬品。
此外,还有多名殉葬女性。
其中发现的青铜器确认了中国掌握失蜡法铸造技术的年代要早到战国早期。
失蜡法:
春秋晚期偏早出现失蜡法铸造技术,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所需器形的蜡模,定型后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制成铸型。
烘烤时黄蜡熔化流出,留下泥范型腔,进行浇铸。
中国失蜡铸造技术原理起源于焚失法,焚失法最早见于商代中晚期,这种技术在无范线失蜡法出现之后逐渐消亡。
失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
做法是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
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
再往内浇灌熔液,便铸成器物。
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
失蜡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失蜡铸件,时代是在公元前五世纪。
失蜡法也称“熔模法”,著名产品是《宣德鼎彝谱》。
燕下都:
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东南。
从历年出土兵器的铭文看,该城的繁荣时间主要是在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9)以后。
前222年秦灭燕,下都废弃。
1930年以马衡为首的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姆台进行了发掘。
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平面略呈方形。
宫殿建筑以紧贴在横隔墙中段南侧的武阳台为中心。
在武阳台以北,依次有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诸夯土台基,是主要的宫殿区。
武阳台的东北、东南和西南钻探出3个宫殿建筑群,城内有手工业遗址。
有制铁作坊遗址、兵器作坊遗址、骨器作坊遗址、均集中在西北部。
居民区有制铁、兵器、铸钱、烧陶作坊遗址。
宫殿区内作坊遗址的规模都比居民区内的大。
东城的西北隅有两个公室墓区。
遗址中出土铁器、陶器以及建筑材料等。
汉武帝茂陵:
汉武帝刘彻的陵墓。
在今陕西省兴平县策村之南。
为西汉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葬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
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茂陵坟丘呈覆斗状,坟丘四周筑夯土垣墙,每面正中各辟一门,门外立夯土筑的双阙。
与武帝合葬的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500余米处。
茂陵东南约1公里处,有大面积汉代建筑遗址,出土很多有四神图案的空心砖、青玉铺首和饰有谷纹的琉璃壁等。
还出土了一枚完整的有12个篆字的瓦当。
茂陵的陵邑在陵园东南,尚有遗迹可寻。
陪葬墓在茂陵之东,今尚存12座,有卫青、霍去病、金日、霍光等人的坟墓。
黄肠题凑
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
根据汉代的礼制,黄肠题凑与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
墓葬中的“题凑”结构,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缺乏实物的证据。
从已有的汉代考古材料可知:
“题凑”在结构上的基本特点,一是层层平铺、叠垒,一般不用榫卯;二是“木头皆内向”,即题凑四壁所垒筑的枋木(或木条)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题凑的名称便是由这种特定的方式衍生出来的。
“黄肠”则因题凑用的木材都是剥去树皮的柏木枋(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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