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话语下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福利之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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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话语下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福利之痛

发展话语下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福利之痛

贺聪志安苗

【摘要】追求现代性的发展话语正在中国复制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主义路径。

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这一过程中，上亿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改变了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结构，削弱了家庭和社区的养老功能，恶化了留守老人的福利状况，留守老人及其家庭并不能完全通过能动应对来克服，因此对留守老人养老造成不利影响。

然而，追求现代化范式的国家制度框架正越来越强化村庄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却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留守老人面对的福利困境，从而导致其养老结构出现“断裂”，成为被现代化“抛弃”的群体。

【关键词】现代化；乡城迁移；留守老人；福利

　　有研究指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农村政策，其背后其实是一种为了追求现代性的现代化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相信社会发展必然要走西方工商业发展的道路，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是社会进步的象征［1］。

的确，追求现代性的话语正在我国复制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主义路径［2］。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步消逝的产业工人阶级，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迅速崛起。

我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同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我国形成［3］，上亿农村外出劳动力则构成了这个队伍的主体。

在这个庞大群体流入的城市，机器的轰鸣、四处在建的高楼、车站的滚滚人流……似乎都在展示着我国飞速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这些农村外出务工者在给城市经济每年创造巨大GDP增量的同时，却长期游离于乡城之间，形成了“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①，造就了一种分崩的家庭共同体，使得上千万农村留守老人的福利如何保障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本文中，笔者将基于长期对农村家庭变迁和留守人口问题开展的研究，阐释我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导致农村养老结构②发生的变迁和对留守老人福利的影响，并分析面对这种变迁带来的影响不同相关行动主体的回应。

　　一、农村劳动力外流引起的农村养老结构变迁及其影响

　　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封闭村落社会所形成的养老文化和秩序的基础上的；但在我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村青年一代被从传统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抽离出来，带入一个更为开放和现代的社会空间，这必然会导致农村养老结构的变迁。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引起的农村养老结构的变迁不仅发生在养老资源的主要供给主体———家庭层面，同时也发生在留守老人生活的环境———社区层面。

　　我国现行的养老制度安排中，家庭养老是农村老人主要的养老模式。

农村家庭层面的结构变迁表现在多个方面：

（1）传统家庭养老经济基础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脱离了传统的农耕生产，转向从事收入水平相对更高的非农产业，改变了以粮食、柴火等实物为主的家庭养老资源的供给基础，主要的经济供养资源出现明显的货币化趋势，土地在养老保障方面的重要性下降。

（2）传统农村养老的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的改变。

留守老人的家庭结构出现明显的空巢化和隔代化趋势，减少了与子女同住或邻近居住的可能性。

居住距离的拉大使得代际互动只能依赖于通讯工具和高成本的探望，互动的方式、强度和频率都发生了改变，增加了外出子女为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的难度。

（3）留守老人可利用的家庭支持资源大量流失。

家庭中核心劳动力的外出使得留守老人社区中可提供支持的子女数量明显减少，同时外出的还包括家庭网络中的其他重要亲属，从而导致留守老人的家庭支持网络出现明显的萎缩和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

（4）家庭养老文化基础的衰落和传统道德控制机制的式微。

正如姚远指出的那样，“中国家庭养老之所以绵延千载，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构建了能够规范其行为模式的文化模式”［5］，即儒家孝文化，这种文化模式建构了家庭养老的合法性秩序。

然而文化作为一种象征体系，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已经很难保持一种稳定的形态。

不少学者的研究［6－9］表明，我国历史上的数次运动和市场经济对我国的孝文化造成冲击，家庭的核心价值越来越被经济理性取代，当前的农村“孝道”养老已经严重衰落。

外出子女在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价值观念与在外出前相比很容易受到市场运作逻辑的渗透，使得年轻一代的支持行为更趋于一种契约关系和理性化，减少了情感成分。

同时，孝道规范的履行依赖于一定的情境，只有通过在社区和家庭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才能调动各种制约机制，但外出务工使年轻一代可以脱离传统控制情境，为偏离和无视这些规范提供了可能。

正因为如此，子女外出后不孝、不养和赡养脱离的现象日益增加。

（5）家庭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

每个家庭成员都处于不同的结构位置上，而在农村青年一代外出的过程中，不同代人之间谈判角色的条件已经改变，代际之间出现了职业上的分化和地理空间上的分离，并且对经济资源的掌控也出现调整，外出子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增加。

这种条件的变化带动了家庭权威性资源的重新分配，年轻一代特别是年轻女性更加独立和追求平等，而老年一代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传统的权威性资源（如对土地、房屋等家庭财产和经验传承的控制），在代际交换中能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少，家庭地位受到削弱。

同时代际之间的社会距离也因为长期的空间分离和职业分化而增加，代际关系更加疏离。

这种家庭关系的变化必然影响子女的赡养意愿和行为，同时老年一代也无法直接协调赡养资源，并很容易因此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

（6）家庭角色和分工的调整。

外出者原先承担的生产、抚育等家庭角色向留守老人和其他未外出家庭成员转移，特别是女性的大量外出使得家庭的照料安排重新调整。

在子女外出后，留守老人成为家庭生产、抚育等功能的主要承担者，加重了留守老人劳动、经济和心理负担，也削弱了其他家庭成员为留守老人提供支持的精力和能力。

　　在社区层面，社区是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的初级环境和主要“场域”，是连接家庭与社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中间地带”。

社区中附着于地缘关系网络和各种正式、非正式的组织资源是留守老人社会支持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村庄共同体中形成的“守望相助，邻里相携”的传统、地理空间上的优势等是农村老年人获得社区支持的基础。

但在近代社会，行政力量和市场机制的渗透已经导致村庄共同体出现瓦解，明显特征是社会结构已经“碎片化”，“熟人社会”逐渐变为“半熟人社会”，以及“差序格局”的理性化［10－12］。

而在村庄青壮年人口大规模乡城迁移的背景下，随着社区人口不断地流出和流入，进一步打破了村庄的封闭状态，并加速了村庄共同体的解体：

村庄的人结构变得松散，常住人口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留守老人的地缘支持网同样出现萎缩和弱化；社区成员间的职业和收入分化日益明显；村庄的凝聚力、社区成员对村庄的认同感逐渐降低，村庄规范、村集体对外出社区成员的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微弱；社区成员的价值观念和人际互动关系也在发生改变，经济理性正在逐渐取代社区中的人情因素，社区成员之间互助与合作和对弱者基于道义的救助现象越来越少；等等。

　　家庭和社区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初级环境，也是其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

而留守老人养老结构在家庭和社区层面的这些变迁，其实质是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对传统养老制度的冲击和侵蚀，现代性向传统村落社会和家庭制度的渗透。

这一过程改变了维系传统养老模式的规则和资源等结构性特征，不仅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同时也削弱了社区的养老功能，给留守老人的养老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留守老人现实生活中，这种压力尤其反映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缺失、劳动负担的加重以及留守老人心理上出现的各种不适应，并且导致农村养老出现代际交换的失衡、代内赡养义务分担的失衡和物质赡养与精神赡养的失衡。

可以说，农村养老结构的变迁恶化了留守老人的福利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在研究迁移对留守老人养老功能带来的影响时，认为子女外迁后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增加，能够弥补在照料和其他方面的养老不足［13－14］。

但笔者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职业的非农化毋庸置疑有利于增加经济收入，并且这种收入的回流对家庭生计维持和社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可忽视。

然而留守老人在经济方面受益于子女外出的程度却并不明显，多数依然以自养为主，贫困现象非常普遍。

受务工收入的有限和不稳定、小家庭的生计压力、社区“约定俗成”的养老标准、留守老人对子女的“利他主义”和农村“孝文化”衰落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子女对留守老人的供养水平总体上虽然较外出前有所增加，但缺少从根本上改善留守老人经济状况的能力和意愿。

不仅如此，部分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反而因替代子女的抚育和人情来往角色、子女外出后的赡养脱离等原因而更加拮据。

       　二、作为行动者的留守老人及家庭的能动应对与自我调节

　　当然，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对留守老人养老造成的压力，留守老人和家庭有一定的因应能力。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表明，行动者嵌入到社会结构和过程当中，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行动被行动过程中的社会秩序或者说“结构”形塑的同时，社会秩序或“结构”也是被建构，被再生产和被改变的过程。

特定的行动会改变人们对事件所预想的状况和过程［15］。

能动性是行动者可以对社会结构进行形塑的重要属性，它表现为行动者获取知识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各种极端压制下处理、加工经验和设计应对生活的各种策略的能力。

当行动者在面临信息不足、不确定性和其他限制因素时，会学习如何干预自己周围与他们相关的社会事件，并且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通过观察他人行为和周围环境的变化，来不断检测和调整自己的行动。

即使是那些被严重限制了社会空间和个人空间的行动者，也有能力自觉或不自觉地经营他们的生活经验和自己做出行动［16］。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现代化对留守老人养老系统的侵蚀，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留守老人及其家庭并不是被动和消极地承受，遵从于一定程度上外在于和高于他们自身的规范性秩序，而是会发挥行动者的能动性，把结构化特征内化进自己的行为，积极、有组织地采取行动策略，对这种压力做出回应。

　　这些能动的行动策略在留守老人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针对外部支持不足、家庭经济拮据的处境，留守老人会通过多元自养方式的创造和日常消费的控制来尽可能增加收入、实现收支平衡；会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来建构新的互惠关系和代际契约，争取子女的赡养资源。

针对身体功能下降、缺少生活扶助的处境，留守老人会依托和经营自己的社会网络，积极争取外部资源；会向外界学习新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自己的经验加以理解、重新建构，更好地处理自己的生活事务；会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和技术成果来获得支持和缓解劳动压力；会按照自己生命历程的发展来灵活调整家庭安排。

针对子女外出后的精神孤独和其他消极的情感反应，留守老人会通过积极参与闲暇活动、寻找替代性的陪伴资源，甚至通过信仰宗教来调适心理。

不仅如此，留守老人也有观察环境变动而自我调适的能力，在生活中会逐渐与这些变化进行谈判和协调，对未来的生活重新定位，重构自己的期望和价值观来适应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

　　当然，如果仔细观察留守老人的每日生活，会发现其行动策略的更多方面。

这些行动和应对策略的发展和实施，表达出留守老人在每日生活中、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调动各种知识、权力、能力、社会资源应对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和不同价值与立场间的选择，其核心是“生计”的维持，并最终使留守老人得以一定程度上克服其处于劣势地位的结构性障碍，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和满足不同方面的养老需求，从而调整和适应留守生活，改善自己的境遇。

而留守老人这些行动策略的实施，既改变了人们对留守老人生活世界的预想状况，同时也在动态地再生产家庭和社区的结构，对维系外出者与家庭的纽带，维持家庭功能的完整和农村社会生活的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留守老人在与同辈群体的互助与合作过程中还形成了独特的“亚文化”。

　　家庭是由血缘亲属关系组成的情感和生活共同体，面对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养老压力，家庭支持系统有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功能，会进行功能的自我调节来维护家庭的整合和平衡。

这种调节反映在包括外出子女和留守老人的其他家庭网络成员等不同角色的回应行动上。

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并不是外出者把资源带至输出地的一次性事件，而是城市与乡村之间不断的、复杂的互动过程。

外出子女会通过发挥能动性和采取相应策略，以汇款、礼物、探望、打电话、依托关系网络等方式在乡城之间建构起一个特殊的支持空间，把家庭关系延伸至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领域，维系部分赡养义务的履行和代际纽带。

其他家庭网络成员同样会调整角色行为对家庭核心成员的“缺位”进行“补位”。

不同家庭角色的回应行动不是根据自身能力和老人需求做出的简单、自然的反应，而是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根据自己在家庭网络中被建构好的位置来判定自己的行为，使得留守老人的家庭支持网呈现出按“差序格局”展开的层次化结构。

不同家庭角色的这些行为反应，其实质是家庭的自助与合作形式。

　　家庭系统内部的调节也同样再生产了家庭养老的秩序和结构。

赡养义务在家庭范围内进行了重新分配，家庭按照性别、年龄和亲疏建构起来的养老秩序和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形塑：

未外出的家庭成员承担了更多的支持责任；原本由外出儿媳承担的家庭照料责任向留守老人特别是女性老人和其他未外出家人转移；女儿养老的角色重要性进一步上升，父系父权制度下单系偏重的养老性别分工差异缩小；留守老人在照料和情感方面对隔代养老的依赖程度也相应增加；其他亲属则作为补充性的支持资源，在留守老人出现严重危机和脆弱性时发挥应急性功能。

家庭内部的不同行动者这些角色调整，重塑和更新了家庭的养老结构，使家庭养老功能形成不同程度的“弹性”和“张力”，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化带来的养老压力。

　　然而，虽然结构能赋予行动者能动性，但同时结构并不外在于行动，对行动者的制约性不可忽视，它“制约着某一既定情境或情境类型下一个或一群行动者的选择余地”［15］1－16。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国家以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二元分割的城乡制度安排、社区和家庭中既定的文化和规范等都是制约留守老人和家庭行动空间的结构性因素。

在我国现行的制度结构中，农民（包括务工者）相对其他社会行动者来说是被边缘化、被排斥的弱者，农村留守老人的脆弱性就更显而易见。

正如斯科特教授的研究，虽然农民会采用各种形式的“弱者的武器”来反抗，但并不能将其过度浪漫化，它们仅仅能对各种剥削农民的方式产生边缘性的影响。

农民的目标通常在于“让制度的不利达到最小”。

他们可能非常有限地减轻了剥削，他们可能促成一次关于拨款限制的再谈判，他们或许可以改变后来的发展过程，但他们极少能够带来制度的改变［17］。

对于留守老人及其家庭而言，的确可以能动地采取展开行动、采取策略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但其目标也只是让留守老人和家庭受到的不利影响降至最小，能够动员的资源十分有限，改善留守老人境遇的能力也相对微弱，同时由于家庭某些功能（尤其是情感满足的功能）的不可替代性，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留守老人养老存在的结构性障碍，也不可能完全抵御现代化对留守老人养老带来的风险。

总的来说，农村养老结构变迁导致的养老系统功能的削弱并不能通过留守老人个体和家庭的努力而得以弥合。

       　三、制度设计的不连续与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结构的“断裂”

　　社会福利制度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性制度安排［18］。

通过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来保障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防范其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责任。

目前来看，所有的发达国家均为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用于公共服务［19］。

维伦斯基（Wilensky）通过对22个最富裕国家的社会保障发展的考察发现，这些国家尽管在公民自由和公民权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在构建一个“没有人会沉落的平台”方面的战略大同小异，富裕程度越高，其覆盖的人口范围就越广泛。

这些发达国家保障了所有的老年人尤其是农民、低收入者、无业人员、残疾人及其他各类生活困难者的基本生活来源。

例如，瑞典（1948年）、挪威（1959年）和丹麦（1970年）等福利国家的法律规定，所有老年公民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都有权享受基本养老金，不论其有无其他经济来源，也不受其退休前工作成绩和家庭状况的限制。

其他各国养老保障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将保障的范围由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雇员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扩大到自营业者、非盈利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及农民。

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将农民包括在养老保障体系中，实现了全民皆保险［20］。

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服务项目，包括保健、康复、护理、娱乐、学习和就业帮助、精神慰藉及法律援助等［21］。

　　但从我国农村老年福利制度的设计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并没有遵循西方“福利国家”的思路，而是沿着“经济国家”的方向在发展，不同时期的福利制度主要是为经济发展政策服务。

“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片面追求现代化成为影响我国国家行为与精英群体的基本理念，社会福利被放到从属于经济发展的地位，这种福利体制也被称为“生产型福利体制”［22］。

如同其他一些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东亚国家一样，我国福利政策“具有对家庭的强烈依赖和对‘家本位’价值观的强调”［23］，农村养老政策尤其如此。

农村养老制度的设计逻辑主要以传统家庭养老制度的运作秩序为基础，比如“养儿防老”、“孝道养老”、依靠土地养老，老年人的养老资源主要来自于家庭，国家的福利供给只是停留于救助性的社会保障层次。

　　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追求现代化范式的国家制度框架越来越强化村庄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例如弱化了户籍制度的限制性、为农民开展各种务工技能培训等。

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下，年轻人出去“打工”已经成为农村社区的一种普遍认同，留守老人群体也是如此，并因此形成了一种鼓励外出的文化氛围。

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却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改变了维系传统养老秩序的结构性因素，导致农村养老结构发生变迁，家庭和社区对老年人的养老和支持功能受到削弱，并且留守老人及其家庭并不能完全通过能动应对来克服因此对留守老人养老造成的所有不利影响。

可是，农村养老制度的设计并未根据农村养老现实的改变而进行合理的调整，国家既没有提供正式的替代性资源来尽可能“填补”留守老人因此“丧失”的养老资源，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加强家庭、社区的养老功能，或者推动市场和社会养老服务力量的介入。

不仅如此，农村留守老人的身份特征（如有儿有女、儿女在外“捞钱”）反而使他们在现行福利体系中被“屏蔽”、被“排斥”，有限的福利资源往往被用于瞄准农村其他特殊群体。

这种制度安排与现实中农村养老结构变迁的不连续，导致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结构出现“断裂”，最终使留守老人的养老陷入困境，老年一代与年轻一代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相当一部分脆弱性较高的留守老人处于贫困、无人照料和心理抑郁等高风险状态。

再回头追溯问题的根源，表面上是因为子女外出务工而把父母“抛”在了农村，但内因却是以现代化建设为导向的制度设计。

可以说，“抛弃”农村留守老人的正是追求现代性和现代化范式的制度。

       　四、留守老人问题的多元性与不确定性

　　农村留守老人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在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共性特征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同时，不能忽略由于留守老人群体内部因婚姻状况、居住安排、社会地位、社会网络、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而产生的异质性，以及留守老人问题因此呈现的多元性。

在留守老人群体中，有一些亚群体脆弱性程度相对更高，子女外出后面临更大的生活风险，如空巢留守老人、丧偶留守老人、高龄留守老人、贫困留守老人，其中空巢留守老人尤其如此。

此外，留守老人问题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存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子女外出务工的地点、职业类型、收入乃至务工周期等都会不断变化，与留守老人的代际互动同样将随之改变；而另一方面，留守老人的身体状况、应付周围环境的能力也随着生命历程的发展而不断下降。

这些因素导致留守老人的脆弱性和养老需求不断地发生变动，同时也可能影响子女迁移的决策。

对于研究者、社会工作实践者和政府官员来说，只有考虑到留守老人群体的异质性，留守老人问题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才能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留守老人的生活世界和现实需求，也才能够在制定政策、采取社会干预行动时做到有的放矢，更有针对性。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农村留守老人已经逐渐上升为我国社会转型期不能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过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留守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采取措施来保障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刻不容缓。

就我国当前现状看，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仍需长期保持，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的家庭，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是社会成员最重要的福利资源。

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和责任，只是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对家庭责任进行了分担［24］。

家庭在老年人精神慰藉方面的作用更难以替代。

因此，应对留守老人问题的重点是如何通过不同层面支持主体的“合力”，来提升家庭的养老能力。

这需要家庭努力维持功能完善，同时社区、政府和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分担家庭的养老压力。

　　注释：

　　①参见文献［3］，“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指本应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肢解开来，其中的一个部分（劳动者个人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在工厂—城镇中实现，而另外一个部分（抚养子嗣、老弱等）在这些移民工人的来源地即乡土村落中实现。

　　②对“养老结构”的界定首先参照了吉登斯对“结构”的定义。

吉登斯认为，结构可以概括化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或者也可以说是循环反复地卷入社会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要素。

正是通过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参见文献［4］。

本文中，养老结构指的是行动者围绕老年人养老需求满足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各种规则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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