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学习领导和工作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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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学习领导和工作方法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主要问题。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模范干部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干革命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
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
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
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
如果领导得差一点,适合客观规律差一点,工作也就差一点。
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
抓两头带中间。
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
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
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
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
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通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
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
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
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
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
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务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
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特别是在整风、审干、生产等方面成绩更大。
主要是由于实行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等等方法。
我们要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如果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
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凡是作风不好的犯错误的同志,都可以改变,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
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你们不应对于全区几十个县的一切区乡同时动手,而应选择若干条件适当的县,每县先从一至二个区做起,做出成绩,取得经验,影响他区群众,然后逐步推广。
必须认识,群众工作、土改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必须研究领导艺术。
我们应当坚决采用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
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得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
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
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
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
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
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
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
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
内战时期有些脱离群众的强迫的办法是不好的。
现在的英雄模范大会有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
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
过去是首长同群众相隔离,没有去团结积极分子使群众同首长结合起来。
模范工作者的标准要在群众中讨论,现在要先在几个机关中进行选举,这样就使领导同群众联系起来了。
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参加。
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
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
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
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主席团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内的中心工作,把这些工作提到代表会议上去讨论,而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理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
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
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学会“弹钢琴”。
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要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
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
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
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
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还必须着重提出,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养成具有照顾全面的整体观念,既要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又不要放松即使不是当前的中心、然而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要只求简单、单纯,抓住一件。
放弃其余;也不要对于某一件工作进行任意解释,作不适当的强调。
各级领导干部,尤应注意,当一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集中全力,争取运动的迅速展开,这是必要的;但在运动的进行中,又应及时地了解情况,发现偏差,加以纠正,不要单凭群众的情绪和下级的要求,甚至是领导者本人的兴趣,加以放纵,或不敢纠偏,因而失去领导的责任。
凡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
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
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的,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已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
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现在是成千万人民的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人有十人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
要宣传这种观点。
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
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
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
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
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
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
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
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
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
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论思想。
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
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
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知识。
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
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
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战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避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
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犯错误是难免的。
谁不犯错误呢?
难道帝国主义犯错误犯得少吗?
算帐总有正负,对错误即负的必须批评,成功的经验即正的必须保护。
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
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
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
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唯物论的话。
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
人类只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认识的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的话。
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
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
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
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
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
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
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
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而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
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
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
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
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
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
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
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
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开好会议:
1、会前要作充分的准备;每次代表会议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此外,可以有一个两个次要的问题。
讨论主要问题的时间要多些,讨论次要问题的时间要少些。
倘若两次提出好几个大问题来讨论,就会使会议得不到结果。
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
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
开会要事先通知,使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
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
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
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做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2、会议要讨论实际问题,作出决定。
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
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
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
第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
第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
第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
第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
第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论题。
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
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段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
不要再背后议论。
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
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
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
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
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
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
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
材料不要很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
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的。
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
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
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
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
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联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
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
什么叫做领导?
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
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
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
我说不叫领导。
斯大林说:
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
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
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很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段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
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
而没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
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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