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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数字“三”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
刘少龙
[摘要]:
语言中的文化符号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建构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三”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指令功能,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汉字文化。
这体现在很多方面:
丰富多彩的词汇和独特审美内涵的文化。
[关键词]:
三礼文化建构
语言中的文化符号,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建构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在文化建构中,“民族文化的思想家们为了得到理论建构所需要的术语,往往用日常的语言符号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指称他们认识到的范畴,于是就把日常的语言符号改造成了文化符号”,①正是这样的文化符号,在文化理论大厦的推衍、发生及建构过程中,起了一种“内核”的功能。
某些数字,因为汉民族的独特阐释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以至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指令功能,而且凭借汉民族某些文化人独特阐释活动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汉民族文化。
这些数字所产生的文化功能和其他语言符号文化功能一样,根深蒂固地积淀在汉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
数字“三”作为一个神秘的文化语言符号,在我国汉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中国的数字文化,素来有信三、喜八和崇九的传统,但很多人对“三”这个神秘的文化符号了解的还不够,本文试图从词汇学和文化学的视野,对数字“三”作一些考察。
壹
作为数词,“三”既可以实指“二加一所得之数”,也可以泛指,虚指多、好、差等各种褒贬概念,是个约数。
这种用法,在“三”和别的数词组合时更常见,其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三”单用表实义:
如三光(古代指日月星)、三曹(曹操、曹丕与曹植的合称)、三伏(指初伏、中伏和末伏)、三王(夏禹、商汤和周文王)。
2.“三”单用虚指,多作褒义:
如韦编三绝,三过其门而不入,三省吾身等。
3.“三”与“二”组合虚指,多为贬义:
如三头两面,三心二意等。
4.“三”与“四”组合虚指,多为贬义:
如三番四复。
5.“三”与“五”组合实指,如三辰五星,三侠五义,三皇五帝,三纲五常等。
6.“三”与“五”组合虚指壮、多等:
如五大三粗,五荤三厌,三令五申,三番五次等。
7.“三”与“五”组合虚指贬用:
如五花三层,五眉三道等。
8.“三”与“六”组合虚指概数:
三亲六眷,三头六臂,三茶六饭,三姑六婆,三班六房等。
9.“三”与“八”组合虚指概数:
如三灾八难等。
10.“三”与“九”组合虚指概数:
如三旬九食,三教九流等。
11.“三”与多个数词组合虚指:
三六九等,三下五除二(亦为珠算口诀,喻干净利落)等。
综上所述,作为汉语数词,“三”无论单用或组合,虚义多与实义,或有些原为实义,后多转为虚指(如三令五申,三教九流等,其中“三”都是由实向虚的外延的伸展,形成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
贰
“三文化”外延之广博,还体现在汉语中由“三”构成的复合词特别多,反映了古人对“三”的强烈数崇拜,尤其是宗教、中医学和天时与“三”结缘最深。
例如:
佛教:
三归、三世、三生、三藏、三昧、三界、三教、三纲、三乘、三宝、三衣、三科、三性、三障、三法印、三论宗、三界唯心。
道教:
三尸、三壬、三清、三洞、三元、三一。
中医:
三七、三因、三阳、三消、三棱、三焦、三喉、三芝、三阴交、三阳络、三毒。
宗法:
三才、三尺、三少、三司、三师、三台、三纲、三牲、三事、三赦。
古籍:
三玄、三礼、三笑、三颂三通、三略、三传、三百篇、三农记、三国志、三言二拍。
天时:
三巳,三元、三五、三伏、三正、三更、三时、三秀三朝、三九、三始。
地名:
三齐、三水、三门、三穗、三吴、三原、三涂、三峡。
地理:
三山、三川、三卫、三蜀、三屿、三关、三楚、三江、三巴。
音乐:
三六、三小戏、三弦、三叠、三重奏、三和弦。
饮食:
三韭、三麦、三桃。
文体:
三艺、三言诗、三一律。
兵器:
三翼、三尺、三叉戢。
其他:
三胡(异族)、三铢(古钱币)。
叁
上举种种“三”的复合词中,有的一词跨数类,有的一词只属一类,但本身所指又有不同的说法。
若细加考察,几乎每一词或每一种说法都有其不同的出典或源流,蕴藏着“三”文化的丰富内涵。
一词多类如:
三元:
①道教称天、地、水(《云笈七签》);
②旧称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
③“三才”的别称(郑馀庆《享太庙乐章》);
④阴历正月初一日,为年月日三者之始,故称“三元”(颜师古《奉和
正日临朝》);
⑤旧以阴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
节。
源出于道教;
三五:
①指参宿、昴宿(《诗·召南·小星》);
②指十五(郭璞《方言序》);
③指阴历每月十五(《古诗十九首》);
④指三皇五帝(《楚辞·九章·抽思》);
⑤三个、五个;
三老:
①指上寿、中寿、下寿(《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②古时掌管教化的乡官(《汉书·高帝记上》);
③船工;
三九:
①指三公九卿(《后汉书》);
②指三种韭菜,比喻清贫(《南齐书·庾杲之传》);
③即“三九天”(《农政全书》);
三宫:
①古代诸侯夫人的宫(《谷梁传·桓公十四年》);
②汉人奏疏,用作皇帝、太后、皇后的合称(《汉书·王嘉传》);
③指明堂、辟雍、灵台(张衡《东京赋》);
一词多释如:
三关:
①上党关、壶口关、石陉关(《后汉书·冯衍传》);
②阳平关、江关、白水关、(《三国志》);
③义阳三关;
④淤口关、益津关、瓦桥关;
⑤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为“内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
为外三关;
三江:
①今吴凇江和芜湖、宜信间由长江通太湖一水,并长江下游为南、中、
北三江(《汉书·地理志》);
②赣江、岷江、汉江(初学记);
③长江上、中、下合称“三江”(盛宏之《荆州记》);
④浙江、浦江、郯江(《吴越春秋》);
⑤松江、钱塘江、浦阳江(韦昭《国语》注);
⑥岷江、松江、浙江(《水经注》);
⑦松江、娄江、东江(顾夷《吴地记》);
三司:
①东汉称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司;
②唐以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为三司(《新唐书·百官志》);
③五代称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
④尽以劝农、盐铁、度支户部三科为三司;
⑤明代以各省之都指挥史司、布政史司、按察史司为三司;
三皇:
①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五历》);
③伏羲、燧人、神农(《风俗通义》引《礼纬含文嘉》);
④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引《春秋纬运斗枢》);
⑤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
⑥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记》);
三族:
①父族、母族、妻族(《大戴礼记·保傅》);
②父、子、孙(《礼记·仲尼燕居》);
③父母、兄弟、妻子(《史记·秦本纪》);
④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仪礼·士昆礼》);
这种“三”复合词中大量存在的一词多类或多释现象,和三以虚义多指为主的用法是一脉相承的。
正是这些超越了数学上精确性的模糊用法,作为数词“三”才得以遨游于汉字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创造、繁衍出自身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华夏“三文化”。
肆
“‘三’是用于规划‘礼’的基本数”②数字三与上古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三”在古人观念中,有一种神性。
上古神话传说中有许多神怪都具有三之数:
三足乌、三足龟、三足鳖、三头人、三面人等。
瀛洲、蓬莱、方丈等海外“三神山”是仙人居住之处。
其次,“三”“九”比“五”更易作系列性的安排,既可以形成“三、六、九、二十七、八十一”等递升序列,又可形成“九、七、五、三”等递降序列。
这样正好符合礼数中贵贱亲疏等级序列。
另外,“三”被选作规划礼的基本数,同古人对世界“三才”(天地人)构成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荀子·礼论》中说:
“礼有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师,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
所以,古代有“三礼”:
祭天、地、宗庙的三种祭礼。
祭品有“三牺”(雁鹜雉)、“三牲”(牛羊猪)或“三俎”(猪鱼腊)。
祭天地时,要三次献酒,叫“三献”。
为了分出亲疏长幼,在宗亲中有“三族”、“三党”。
在官职中,把太师、太保和太傅称为“三公”;把司马、司徒和司空称为“三卿”等等。
在刑罚和军事中,常使用“三”这一基本数。
《周礼·秋官》:
“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注:
典,法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军事方面,周制天子设六军,诸侯大国设三军。
兵书有《三略》。
作战时击鼓进军也以三次为号,称为“三鼓”。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来源于古代繁琐的“揖让”之礼。
这一点从《周礼·秋官·司仪》中的一段文字就可见一斑:
凡诸公相为宾,主国五积,三问,皆三辞,拜受,皆旅摈。
再劳,三辞三揖,登,拜受,拜送。
主君郊劳,交摈,三辞,车逆拜辱,三揖,三辞,拜受,车送,三还再拜。
……及将币交摈,三辞,车送拜辱,宾车进,答拜。
三揖三让每门止一相。
及庙,唯上相入。
宾三揖三让,登,再拜受币,宾拜送币。
每事如初,宾也如之。
及出,车送,三请三进,再拜,宾三还三辞,告辟。
综上所述,上古把“三”选作规划礼制的基本数,“三”就成了一种维持奴隶制国家统治秩序的符号系统。
因而,“三”对后世的影响就不难理解了。
伍
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看,“三”的产生即具有神圣意义。
《老子》中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古人看来,“三”是阴阳结合的产物,代表着世界万事万物,这既是“三”常用来表虚指多的原因,也是“三”受人们重视的哲学渊源。
数字“三”同时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宇宙观。
古人的宇宙观,就是天地观,信奉天圆地方,认为圆的天和方的地,这二者周径之间的比例为3:
4,因而“三”“四”便成为天地和圆方的象征数字,“天三地四”即《易·系词》所云两个真正的“天地之数”,蕴涵“天地交泰”“阴阳合德”造化宇宙万物之意。
因而数字“三”从产生起,就已在人们心里烙下了宗教的神秘崇拜的印记。
人们对“三”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心理学角度看,从一到二再到三,只有“三”,才可以形成一个平面,以稳稳的托住事物(如古代的司母戊鼎为两耳三脚),因而三就是稳定之数的基数,从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稳定”的心理印象。
这又是数字“三”受人重视的心理机制。
反映在我国民俗文化中,与“三”结缘最深的要数三月三日上巳节了。
上巳原为三月上旬巳日,俗以此日临水祓除不详,称“修禊”。
到曹魏时规定三月三日为上巳节,逐渐演化为郊游野饮的节庆日。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丽人行》),就是长安唐时上巳节盛况的描绘。
不同民族的上巳节有不同的过法。
壮族的三月三,为青年的社交活动。
对唱山歌,选择和会见情人,举行歌圩,男女盛服,聚会作歌,成为欢乐的节日。
布依族在三月三有一种保护农作物,避免家禽家畜受到野兽侵害的“撵山”习俗,是一种有利于生产的良俗。
除了上巳节外,白族有三月街,浙江还有踏白船的习俗等。
白族的三月街在农历三月十五到二十举行,杨琼《滇中琐记》载,大理三月街,古称观音市,在西门点苍山下此市始于唐永徽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
特点是歌会与日用品贸易集市结合,凡日用品、土特产、工具、药材、家具都陈列于街市,青年男女也借赶街,交流感情。
浙江嘉兴在农历三月十六日有踏白船的习俗。
这种风俗每到三月十六日,在河塘举行赛船,是一种自发的群众性的划船竞赛。
所用的船是狭长的小船,备两橹五桨,船尾用木版搭出,供摇橹用,叫“跳”。
夹河两岸配有锣鼓,看客们呐喊助威,船只竞相追逐,争优取胜。
数字“三”不仅广有“俗”缘,亦登大雅之堂。
古人喜爱数字入诗,尤喜“三”。
许多作家文人巧妙地运用数词,平添许多韵味,为我们留下了一首首佳作。
数字“三”往往和“二(两)”和“四”搭配运用。
“三”与“二(两)”搭配如:
有时三点两点雨
到处十支五支花
——李山甫《寒食》
在诗人笔下,数字好象活了一样显示了春光的明媚动人。
秋水才深四五尺
野航恰受两三人
——杜甫《与朱山人》
此句刻画了朱山人的幽居清闲生活,语言朴素生动,其数字的巧妙运用功不可没。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头忽现。
——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作者用数字巧妙的勾勒了天边的几点疏星,山前的稀落雨点,都描绘的灵活生动,反映了作者愉快的心情和对农村生活的爱好。
“三”与“四”搭配如“
池上碧苔三四点
夜底黄鹂一两声
——晏殊《破阵子》
此诗描写了清明前后清和的景象。
笔调轻松,意境悠远。
草铺横野六七里
笛弄晚风三四声
——佚名《答钟弱翁》
诗中形象鲜明的表现了郊野辽阔的景色和牧童自在快活的生活,文字浅近,用意却深。
总之,数字“三”入诗,诗意天成,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美的享受。
陆
有关于“三”的文化奇观,不仅仅在于他本身,“三”的倍数世界更为其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由于“三”常表示多数,但古人还嫌不够,于是“九”“三十六”“七十二”“一零八”等,也开始丰富汉语的文化系统。
数字“九”在古代被认为是至极之数。
我国古人很早就把国土分为“九州”皇帝被认为是“九五至尊”,官职有“九官”、“九卿”、“九寺”、“九命”、“九府”、“九御”等,禹治理天下用九类大法,叫“九畴”等等。
我国古代,“三十六”及其倍数是十分受人青睐的数字。
民间有“三十六计”、“三十六行”。
古代神话中有雷将三十六员,蟠桃树有三千六百株,闻一下人生果能活三百六十岁,海龙王的叉重三千六百斤,《西游记》第七十五回中描写阴阳瓶之重“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数才抬的动”等。
“七十二”往往也和“三”一样,表示虚指多。
古代诗词中有“七十二湾月明夜”(倪赞)、“七十二桥灯火乱”(王叔承)、“七十二坟秋草遍”(陈恭尹)等。
《西游记》写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封神演义》写姜尚七十二岁遇周文王,传说尧身高七十二寸,统治了七十二年,黄山有七十二峰,济南有七十二泉,天津有七十二沽,连古人写字都有七十二法……
“一零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吉数。
《红楼梦》中“情榜”上有一百零八位巾帼,全书原稿也定为一零八回,《水浒传》有一百零八将,寺庙扣钟一百零八下、口念一零八遍经文、拨动一遍一零八颗念珠等等。
人们对以上所说的几个“三“的倍数的重视,都源于对“三”的崇拜。
《周易》中载,在所有数字当中,“三”为天数,“四”为地数,而“九”是天数的极数,“八”是地数的极数,“九”和“八”的积数“七十二”正好体现了“天地交泰”、“阴阳合德”,总之,正是“三”的神秘,造就了这一系列倍数文化。
柒
“三”作为一个自然数,本身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的。
人们用“三”表示多数,也只是让它起到概括作用,之所以这个数字,会变得神秘和神圣,这和古代的术数、礼法,或是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有密切联系。
正如黑格尔说的那样:
“这些数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性质足以表示这些特定的思想。
人们愈是进一步采用这种附会的方法,特定数目与特定思想之间的联系就越会任性武断。
”③我们认为:
数字本身,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符号,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似乎确有一种穿凿附会的缺陷”,④使用这种符号的人们,将其牵强附会于某种特定的思想、习俗,使其具有了某种特定的文化功能,这是语言符号在运用过程中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
我们对这样的语言文化符号进行分析描写,也是想透过语言符号本身探讨一下语言和文化的镜象关系,以及这种语言文化现象产生的历史渊源。
——完——
附注:
①《汉语研究新思维》戴昭铭著32页
②《汉语研究新思维》戴昭铭著120页
③转引自《神秘的文化符号“九”》范克春(《汉语学习》1996年第4期)
④《汉语研究新思维》戴昭铭著126页
参考文献:
《汉语研究的新思维》戴昭铭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数字里的中国文化》王晓澎孟子敏著团结出版社2000年1月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6月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
《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12月
《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5月
《中国民俗与民俗学》张紫晨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
《汉字的故事》李梵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1月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张步天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
《神秘的文化符号“九”》范克春(《汉语学习》1996年第4期)
《谈尚五》张德鑫(《汉语学习》1993年第6期)
《“三十六、七十二、一○八“阐释》张德鑫(《汉语学习》1994年第4期)
《道“四”》张德鑫(《汉语学习》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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