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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粮食战略中的拉美和中国
美国全球粮食战略中的拉美和中国
赵丽红
【英文标题】RoleofLatinAmericaandChinaintheGlobalGrainReserveStrategyoftheU.S.
【作者简介】赵丽红,女,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关键词】粮食战略/美国/拉美/中国
【参考文献】
[1]HenryKissinger,"NationalSecurityStudyMemorandum200:
ImplicationsofWorldwidePopulationGrowthforUSSecurityandOverseasInterests",Apr.24,1974.
[2]J.L.VasquezCalzada,"PuertoRico:
ACaseStudyofPopu-lationControl",LatinAmericanPerspectives,Vol.4,No.4,Fall1977.
[3]SueBranford,Argentina'sBitterHarvest,NewScientist,17April2004.
[4]LillianJoensenandStellaSemino,Argentina'sTorridLoveAffairwiththeSoybean,Seedling,October2004.
[5]"PotentialSocio-economicImpactsofGeneticUseRestrictionTechnologies(Gurts)onIndigenousandlocalCommunities",UNDP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Fourthmeeting,Granada,23-27Jan.2006.
[6][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
《粮食危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粮食和石油一样,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它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安全,只有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国权势集团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农业商业化”“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革命”,不断使用新技术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
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现在已有不少国家因引进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导致其农业逐渐形成对美国的严重依赖。
2005年以来,跨国资本已侵蚀中国的粮油市场,中国粮食安全堪忧。
地区与国别经济
一 美国全球粮食战略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它是由少数几个私人基金会资助的。
这些基金会是以维护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美国大家族的财富和权利为宗旨的,这些大家族被称作“东海岸权势集团”。
它们通过项目资助的隐蔽形式在能源、教育、医学、生物学及对外政策等领域扩大其影响力,从而构建美国权势集团称霸世界的计划,这一战略计划后被五角大楼称为“全方位优势”(FSD)。
粮食和石油一样,都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资源。
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
一方面,通过美元贬值来提升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政府补贴和商业资本的挤压打击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巩固美国在世界农业市场的优势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
另一方面,嘉吉、ADM和邦基等美国跨国农业巨头不断游说,使美国和欧盟完全取消了沿袭多年的粮食储备制度,使世界粮食库存在20世纪70年代初降至历史最低点。
在1973年的粮食危机中,美国的6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95%,它们操控着世界粮食的供应和价格,使当时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以300%~400%的速度上涨。
①
(一)基辛格的粮食政治
“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个标志。
亨利·基辛格②将“运用粮食作为武器”这一理念引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
从此,“粮食武器”成为美国影响深远的政策信条。
粮食援助成了援助国打击、改变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形成对援助国的经济依赖和政治依赖的绝佳武器。
基辛格将粮食援助视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他毫不掩饰地提出,美国应对粮食援助实行配给限额以“帮助那些未能或者不愿意控制人口增长的国家”。
1974年,基辛格起草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标题是《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
这一文件于1989年被解密。
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粮食换和平与人口》这一部分中写道:
“人口增长对全球政治经济生活最基本的影响之一是人口增长与粮食的关系。
当这种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出现短缺的时候,人口、国家资源、环境、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稳定问题就会交织在一起。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还写道:
“大多数高质量的矿藏位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依赖进口发展中国家的矿产。
矿产供应存在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基本储量的充裕程度,而在于如何获得矿产,如何制定勘探和开发的条件,如何在生产者、消费者和矿产所在国政府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等政治经济问题。
”如果有必要的话,应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计划,以确保美国获取这些战略资源。
这一文件最后总结道:
“从长远来看,最不发达国家必须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大规模地增加农业生产。
”③可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将粮食与人口及战略性矿产资源联系起来,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是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其主旨是要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大幅降低世界人口数量。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为基辛格早期的“粮食武器”披上了新衣:
“在人口战略中粮食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我们必须为应对粮食严重短缺而储备充足的粮食,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必须加以改造以满足人口和收入增长所导致的日益增加的需求。
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人口的稳定,重点应该放在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因人口增长与发展潜力之间的不均衡,最有可能发生动荡和紧张局势。
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菲律宾、泰国、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
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计划项目应对这些国家实施计划生育给予技术和资金援助。
”④这13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资源,《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实际上认为,只有大幅减少这些国家的人口,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资源。
(二)尼克松的农业出口战略
农业出口战略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市场是尼克松政府“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自由贸易是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政治口号。
美国利用关贸总协定(GATT)这一贸易机制来推进其全球商业化农业的出口计划。
通过贸易谈判给其他国家施压,消除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农业贸易壁垒,从而扩大美国的粮食出口。
美国认为,只有美国农业具有规模和效率、技术和资本优势,而欧共体这样保护农民利益的地区和国家都是在保护“低效率”。
欧洲、日本及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应放弃本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美国成为世界粮仓开辟道路,这才是世界资源“最合理的”使用。
第三世界国家应放弃在小麦、大米和其他粮食、牛肉等方面的自给自足,集中精力生产水果、蔗糖和蔬菜。
第三世界国家应进口更多的“高效率”的美国粮食,它们可以通过出口蔬菜和水果来支付所需的费用。
(三)转基因农业计划
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农业生产领域,美国发动了推广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基因革命”。
从里根执政时起,至少四位美国总统在其任内都不遗余力地支持转基因农业。
实际上,这是以孟山都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等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
它们利用“旋转门”制度与政府结成了紧密联系。
政府与这些权势集团一唱一和,以私人企业利益替代公众利益,将鼓励转基因农作物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
⑤
生物技术和植物及其他生命形式的基因改造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研究实验室中产生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了分子生物学及其基因研究,投入了数亿美元促进基因工程在粮食方面的应用。
1986年,美国政府开始对发展中的生物技术行业撤销管制和监督。
1992年,在一项总统行政命令中,布什总统裁定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实质上相同”。
这一说法意味着转基因农作物不仅可逃避生化和毒性检测,而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为这些“新创造的植物品种”申请“独占性专利保护”。
对于这一裁定,此后历届美国政府都表示支持,美国政府一直将转基因食品看作“天然食品的补充”,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特殊检测。
克林顿政府还斥资数十亿美元推广转基因作物,将其作为引领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技术。
198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绘制水稻基因图谱的研究,随后开发了一种被称为金水稻的品种,宣称这种水稻可以提供维生素A。
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由其控制的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农业生物技术。
这一组织开列了一份重点引进基因工程植物和农作物的国家名单,包括12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肯尼亚、埃及、津巴布韦、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
这份名单与17年前基辛格的名单大部分重合。
这说明,美国的地缘政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保持不变。
1999年,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宣称:
“如果我们每天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多一点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金水稻,那么每天就能拯救4000个因营养不良而生命垂危的人。
”⑥而研究表明,一个人平均每天需要吃掉9000克大米才能满足人正常的维生素A的最低摄入量。
洛克菲勒基金会声称利用转基因生物可以养活世界,这个神话掌握在强大的神话制造者手中。
转基因革命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
为了使转基因农作物成为世界农业市场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作物,就必须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新执法机构。
这个新机构就是1995年在日内瓦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事实上,从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坚决抵制把农业纳入世界贸易谈判之中,担心其中的国际规则将为外国粮食进口打开美国的市场,从而损害美国农业的竞争力。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农业出口一直是国家战略的重点。
但是,在1986年关贸总协定有关贸易自由化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却将农业贸易作为重中之重。
原因很简单,由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的力量已经很强大,足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性贸易攻势。
美国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议题上的立场被称为“阿姆斯图茨方案”:
禁止所有政府的农业项目和价格补贴;禁止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农业生产而寻求实行进口控制;禁止政府对农业的所有出口控制,即便是在饥荒时期。
⑦WTO成了美国实现世界粮食霸权的新武器,它可以通过各种国际规则强行打开国家间的各种壁垒,从而加速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的扩散,最终实现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的目的。
以美国农业综合企业为首,以“阿姆斯图茨方案”为基础,起草了“WTO农业协定”,其政策目标是创造一个自由的、一体化的全球农产品市场。
其实质是瓦解各国法律,保护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强大定价权。
“WTO农业协定”加上TRIPS(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则,使孟山都、杜邦等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成为世界主要粮食作物的专利转基因种子的控制者。
1992年布什总统对有关转基因作物与普通作物“实质上相同”的裁定,也被列入“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之中。
一旦有国家禁止转基因生物进入人类食物链,按照WTO的“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将被视为“不公平贸易做法”;如果有国家要求标明转基因食品,按照WTO的“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则被视为设置“贸易的技术壁垒”。
由于大部分转基因生物尚处于试验阶段,当时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曾提出有必要制定一份应对转基因生物潜在风险的议定书,却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
美国认为,由于对转基因生物风险和安全性的担忧并“未得到证明”,⑧因此,应将要求签订《生物安全议定书》视为“设置贸易壁垒”,禁止不公平贸易的WTO规则必须优先于《生物安全议定书》。
从此,美国为转基因种子在全世界不受限制地扩散扫清了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孟山都、先正达、杜邦等转基因植物专利持有者声称,转基因作物将解决世界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
但事实上,它们导致研究受到限制、遗传植物多样性减少,增加了单一作物的种植方式将导致植物物种总体上遭到毁灭的风险,以及作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种子的所有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四)生物燃料计划
进入21世纪,粮食卡特尔打着环境保护的幌子,鼓动欧美政府发起了“生物燃料革命”。
在对农作物大规模地转换为汽车燃料实行补贴的政策激励下,德国、奥地利、法国和美国,到处可见田间成片成片的玉米和其他作物长势喜人,但这些粮食不是用来吃的,而是作为生物燃料用来烧的。
2006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新法案,以补贴用作燃料的玉米的种植,这股改种风潮席卷美国。
数以百万公顷的粮田被改作他用,这正是当前世界粮食恐慌的祸根。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近期粮食价格的上涨至少有75%的原因直接与生物燃料有关,这不仅仅是一场粮食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这份报告由于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未能公开发布)。
在这场粮价飙升的危机中,孟山都、先正达、杜邦先锋良种、陶氏益农、巴斯夫等专利种子公司宣称,转基因生物是解决世界粮食危机的唯一途径,转基因生物种子(GMO)能持续提高全球粮食产量。
由于转基因作物还未经过长期可控的研究和测试,许多欧洲国家起初一直对种植转基因作物心存疑虑,但是,一旦将这些作物用作燃料而非食用,这些国家就毫无顾忌地开始种植转基因玉米及其他作物了。
但是,德国农业部最近宣布,禁止种植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的MON810型转基因玉米,因为研究表明,这种玉米对蛀虫蛾子具有抵抗性,将会对生态环境构成危害。
德国是继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第六个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的欧洲国家。
⑨
总之,美国权势集团就是这样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农业商业化”“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革命”,不断使用新技术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
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曾展望美国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是: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
”2007-2008年爆发的粮食危机已表明,美国正在接近这一目标。
二 美国全球粮食战略中的拉美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拉丁美洲防御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美洲事务协调员。
纳尔逊提出了“美国—拉丁美洲防御理念”,即拉拢拉美地区的军事精英,把他们的利益与美国的政策牢牢地拴在一起,在这些军事独裁者的协助下,使美国资本在拉美国家的石油业、工业、金融业、农业等战略部门占据主导地位。
纳尔逊把这些与美国合作的军事独裁者称为“新式军人”(theNewMilitary)。
从20世纪30年代起,纳尔逊一直是在拉丁美洲投资的美国企业的领军人物,他当时任标准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分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董事。
20世纪40年代,纳尔逊还创建了墨西哥—美国开发公司,专门投资于墨西哥工业。
他的兄弟戴维·洛克菲勒在墨西哥创建了大通银行拉丁美洲分行。
除投资拉美的石油、工业和金融业以外,洛克菲勒家族还在拉丁美洲大量购买肥沃的廉价农田,如在哥伦比亚的马格达拉纳河附近购买了60.7万公顷的肥沃农田;在委内瑞拉购买了大型牧场,等等。
洛克菲勒家族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从石油扩展到农业领域。
⑩1947年,纳尔逊建立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专门投资于农业领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公司与嘉吉公司联合在巴西开展杂交玉米种植、大豆生产、生猪生产、利用直升机喷洒农药、承包耕种、粮食存储以及动植物遗传学研究等业务。
(11)这两家美国粮食贸易公司在巴西推广大豆生产取得了成功,使大豆成为美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也成为美国粮食控制的一件主要武器。
(二)在巴西和波多黎各实施人口控制计划
“对不发达国家人口的控制是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
”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和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在波多黎各发起了绝育运动。
它们宣称,绝育能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少生孩子也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
它们鼓励贫困的波多黎各妇女到由美国新建的医院去生孩子,医生们奉命给生过2个孩子的妇女实施绝育手术,然而这些妇女对此却并不知情。
据波多黎各公共卫生部的调查,截至1965年,约35%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
波多黎各的妇女绝育率居世界第一位。
(12)
巴西是实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基辛格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中强调了巴西的特殊地位,因为“它在人口方面明显主导着南美大陆,巴西人口快速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
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到1991年,巴西卫生部对全国妇女的绝育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实施人口控制计划后,约占人口总数一半的非洲裔人口中,多达90%的非洲裔妇女接受了绝育手术;在14~55岁的巴西妇女中,约有44%的妇女已永久性绝育。
这些绝育手术均由国际计划生育联盟、美国开拓者基金会、自愿外科避孕手术联合会和国际家庭健康组织等国际机构实施的,而这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
(13)
(三)墨西哥的“绿色革命”
为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主要发展中国家,洛克菲勒家族还提出了“绿色革命”的理念,其实质是以传输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方式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
绿色革命发源于墨西哥,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
1966年,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致力于推行20世纪4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小麦育种研究计划。
(14)
虽然新型杂交玉米和小麦的产量比传统玉米和小麦的产量提高了2~3倍,但单一栽培的新型杂交种子品种降低了土壤肥力,致使农作物逐年减产。
(15)且杂交种子本身具有繁育能力差的特点,其下一代产量要比上一代的产量减少很多,这意味着农民每年都要通过购买新种子才能获得高产。
然而,恰恰是二代种子低产的特点才消除了农民私存种子以及种子生产商和中间商出售和分销种子的可能性,保证了杂交母本种子的专利集中于以杜邦公司的先锋良种和孟山都等少数大型公司手中。
绿色革命和杂交种子为美国的商业化农业控制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市场提供了保证。
种植新型杂交小麦需要化肥、拖拉机及其他农业设备,尤其需要灌溉技术。
然而只有大农场主才有能力购买这些设备。
因此,大农场主才是新技术的主要受益者,而小种植户不仅不能受益,甚至还受到损害。
由于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投入成本,实行了机械化作业,加上许多大农场主采取增加租金的方法迫使承租人离开土地,因此,农村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下降了,加剧了富有的大庄园主和贫困的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绿色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化学革命,大量使用化学药剂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
由于大量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这却为石油和化学巨头提供了利润颇丰的额外市场。
所谓超级小麦实际上是依赖使用大量化肥而提高产量的。
普通农民负担不起化肥、杀虫剂及其他投入的支出,只能依靠贷款或私人借贷。
许多农民并未从最初的高产中获利,因为他们必须卖掉大部分农产品来偿还借款和利息,最后不得不卖掉土地。
此外,90年代初的研究发现,绿色革命推广的高产作物品种中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很低,长期食用会产生营养不良。
这说明绿色革命并不能真正解决饥饿问题。
(四)阿根廷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20世纪80年代末,转基因项目正式启动,这一项目的实施地在阿根廷,这是因为洛克菲勒家族与阿根廷时任总统卡洛斯·梅内姆之间关系密切。
20世纪90年代,基因革命像飓风一样席卷世界农业,将转基因引入农业被称作“第二次绿色革命”。
然而,“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农业使阿根廷的农业基本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式农场为基础的农业体系被改造成了一种由少数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这个国家在“技术进步”的名义下完全失去了粮食自给能力,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完全受制于美国的权势集团。
20世纪80年代以前,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
当时阿根廷的农业生产体系是多样化的、富饶多产的,以小型家庭农场为主导,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几十年保持不变。
直至80年代,阿根廷农业不仅能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还能产生大量剩余,政府无须对农业提供补贴。
1996年,梅内姆总统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和与之配套使用的农达除草剂。
(16)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被彻底改造了。
20世纪70年代,大豆在阿根廷的农业经济中所占地位微不足道,种植面积只有9500公顷;而在2000年,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
大土地所有者仍不断大量砍伐森林,以便为大豆种植提供更多的土地。
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牛群被迫圈进了美国式的大型牛栏,以便为利润更丰厚的大豆让路。
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1988-2003年,阿根廷的奶牛农场减少了一半,不得不以比国内高得多的价格从乌拉圭进口牛奶。
(17)到2004年,阿根廷全国农业用地的48%被用于种植大豆,其中90%~97%种植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
在改种孟山都大豆仅仅4年之后,阿根廷农业的多样性被迅速改变成种植单一农作物。
对转基因大豆的影响有深入研究的阿根廷著名农业生态学家沃尔特·蓬科预言:
“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这片土地恐怕在50年内不会再出产任何东西了”,(18)就像19世纪80年代因单一种植棉花而被摧毁的埃及农作方式一样。
机械化的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以及大量良田被外国投资者收购,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
据阿根廷官方统计,1970年的贫困率仅为5%,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30%,2002年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至2003年营养不良的人口约占3700万总人口的11%~17%。
(19)
转基因种子公司提供的转基因种子是具有“基因使用限制技术”的专利种子。
该公司研制了“终结者”技术,将玉米、大豆、棉花籽等传统种子经过基因改造,使之在收获后就“自杀”。
这种技术能自动防止农民为来年耕种而保留或重复使用种子,使用该项技术的农民只有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新种子才能维持生产,打破了人类社会传统的“播种—收获—再播种—再收获”的循环粮食生产方式,使农民陷入对专利种子严重依赖的恶性循环。
另一种“背叛者”技术则是要求使用者必须同时使用特定的化学物才能保证农作物抵御病虫害。
这些跨国转基因种子公司就是通过基因使用限制技术来确保自身的垄断利益。
但是,阿根廷的国家《种子法》并不保护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子专利,当阿根廷农场主在下一季再次使用其种子时,从法律上说孟山都不能要求他们支付专利费。
农民出于自己使用的目的再次播种这些种子,不仅符合传统,而且也是合法的。
然而,收取这种专利费或“技术许可费”,是孟山都这些种子公司市场营销方案的核心。
为了在阿根廷扩展大豆革命,最初孟山都故意放弃收取“技术使用许可费”,以尽可能加速其转基因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的扩散,特别是尽可能扩大与这些种子配套的、拥有专利的草甘膦农达除草剂的使用。
而在引进转基因大豆3年后,1999年孟山都公司正式向农民提出了为种子支付“延期专利费”的要求,尽管这一要求并不符合阿根廷法律的规定,但梅内姆政府并未提出任何抗议。
孟山都公司则将自己装扮成农民滥用和“盗窃”行为的受害者,不断对阿根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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