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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口[美]理查德·罗蒂/文霍桂桓/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内容摘要]自笛卡尔以来,具体表现为大脑与心灵的关系问题的身心关系问题,就一直既是西方认知主义理论特别是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最大难题。
本文通过对当今西方学术界中作为一个方面的以卡尔纳普、福达、乔姆斯基为主的认知主义新卡尔纳普学派,和作为另一个方面的以维特根斯坦、戴维森、布兰登和德斯康伯斯为主的实用主义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相应观点,进行比较具体和详细的批判考察,强调大脑与心灵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关系,因而应当用有关自然科学在文化之中的地位的问题来代替有关意向性在粒子世界之中的地位的问题,使哲学研究真正能够为各种社会实践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大脑;心灵;硬件;软件;社会;文化。
[作者简介]理查德·罗蒂,1931-2019,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擅长利用英美分析哲学的严格方法详细分析当代诸多分析哲学和历史主义思潮,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新实用主义的思路和话语,并且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显示新实用主义的信仰对于我们的行为的影响;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实用主义的后果》《偶然、反讽与团结》《后哲学文化》等。
霍桂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一、新卡尔纳普学派对新维特根斯坦学派乔姆斯基对戴维森
在刚刚过去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卡尔纳普的统一科学运动的追随者和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追随者一直进行着某种斗争。
现在,通过比较这两派哲学家对认知科学所持的态度,就可以非常充分地把握他们之间的各种行政管理论文差异。
这些卡尔纳普派学人都看到了这种已经得到公认的、行为主义还原论的不可能性——卡尔纳普曾经希望,通过揭示这种还原论为我们留下的、有关意向性在物理粒子世界之中的位置的问题,把这种不可能性充分地揭示出来。
不过,这些哲学家之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计算机革命,这个问题已经以某种非还原论的方式得到了最终解决。
杰里·福达告诉我们,由于计算机向我们表明了怎样才能把语义学与符号的因果属性联系起来,这种革命就成为可能了。
考虑一下计算机已经帮助我们意识到,各种符号都可能具体化成为像各种神经状态那样的人化之物,并由此而发挥因果关系方面的效力吧。
福达认为,这种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学术突破,它使我们能够深刻地洞察以往根本不可能洞察的心灵的运作过程。
虽然诸如戴维森、布兰登和德斯康伯斯这样研究心灵和语言的哲学家对这种革命持怀疑态度,但却没有受到这种意向性之物的无法还原性的任何困扰。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他们认为,一种词汇无法还原成另一种词汇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与一种工具不可能被另一种工具所替代的问题并无二致。
而且,他们并不认为心灵是一种可以由认知科学家们来研究其各种运作过程的机制。
他们虽然同意说大脑是这样一种机制,但并不认为把大脑等同于心灵会有什么益处。
这些新维特根斯坦派学人迫使我们放弃赖尔所谓笛卡尔的准机械式-假说,而不是通过把大脑的各种状态当作表象来处理,用物理学家的术语对它加以重新解释。
这些维特根斯坦的后裔都很希望既摆脱有关内在表象的整体观念,同时也摆脱产生这些表象的各种机制。
新卡尔纳普学派学人认为,心灵和语言都是一些事物,通过把它们分解开来,观察它们的组成部分相互适合的方式,观察它们与有机体的各种环境特征相适合的方式,就可以理解它们;而新维特根斯坦派学人则认为它们都是一些社会技能。
例如,戴维森指出,虽然意义理论必须描述一位解释者能够做什么,但是,认为某种存在于解释者内心之中的机制必须与这种理论相符合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乔姆斯基对这种主张的评论是对于任何一位从自然科学的立场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戴维森的思维方式都是完全错误的。
他指出,对各种潜在机制的怀疑态度很可能曾经阻碍过化学的发展。
正像道尔顿和门捷列夫使我们能够看到存在于化学元素结合而形成化合物的能力背后的、原子之间的机械性相互作用那样,认知科学也将使我们能够看到存在于各种社会技能的发挥过程背后的、神经细胞之间的机械性相互作用。
在乔姆斯基看来,诸如蒯因、戴维森和达米特这样的哲学家,都是一些顽固地拒绝进行变革、试图扼制由已经确立的经验结果构成的兴旺发展态势的人物。
他指出,这些结果包含着下列发现,即语言机能的某种初始状态即体现了某些关于语言结构的一般原则,包括语音方面的原则和语义方面的原则。
在出版其《笛卡尔语言学》大约二十五年以后,乔姆斯基便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反笛卡尔主义的厌恶,特别是对下列观点的厌恶,即只要把语言简单地当作某种可以教授的技能、而不是当作某种生成语法程序来考虑,我们就可以感到满足了。
虽然赖尔认为,所谓对他所说的理智和性格之诸特性的研究有可能成为对各种机制进行的研究,只不过是笛卡尔式的神话而已,但是,乔姆斯基却认为笛卡尔和洛克为我们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
蒯因确信存在于物理原子和心理原子之间的各种类似会使哲学误入歧途,而他却对这些类似会使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信不疑。
乔姆斯基使两类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一类哲学家同意赖尔和维特根斯坦所谓观念的观念
已经因为过于陈旧而毫无用处的观点,而另一类则并不认为如此。
乔姆斯基对戴维森的下列主张持讥讽态度,即通过摆脱分析一综合的二分法,蒯因便拯救了作为一个严肃主题的语言哲学。
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任何一位从事描述性语义学研究的人,都会认为这种二分法是理所当然的。
他写道
如果在语句约翰杀了比尔,所以比尔死了和约翰杀了比尔,所以约翰死了之间存在着某种由语言本身决定的、性质方面的区别,那么,人们很可能根本无法找到对语言进行的,不指定各种结构并且描述杀、所以等语词的意义的研究。
乔姆斯基指出,要想说明与学习语言有关的、诸如每一个儿童都知道存在于‘约翰看到了比尔和谁在一起’和‘约翰看到了比尔和谁’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这样的现象,我们就需要这种对语言本身决定的东西和语言本身并未决定的东西进行的区别。
因为正像他所指出的那样,儿童们并不是……先说出‘约翰看到了比尔和谁’,然后再由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话是不能这样说的,唯一可以利用的解释就是语言机能所具有的内在结构。
在这里,乔姆斯基的论证所依据的是下列假定,即某种行为的在场和不在场一样,实际上都是一种有待解释的语词。
但是,这似乎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有关为什么没有一个儿童在掌握了三位数104,108,112之后,却不能把2,4,6,8这样一种序列进行下去的某种说明,或者有关为什么父母所提出的任何一种指令或者纠正,都不一定能保证儿童不出偏差的某种说明。
这种乔姆斯基式的说明的意思大概是,有某种内在机制在发挥作用。
对于诸如戴维森这样的哲学家来说,这是一种对于某种非事件-的具有医学专用效果的说明。
当乔姆斯基批评戴维森那消除学习某种语言的过程与了解我们以这个世界为中心的一般方式的过程之间的界限的尝试的时候,存在于他和戴维森之间的、就这些问题而言的僵持状态便最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这种消除并不会给对语言的经验性探究提供什么立足点,因为它将使有关语言学习的理论变成乔姆斯基所谓无所不包的理论。
他接着指出,确切的结论并不是我们必须抛弃可以卓有成效地加以研究的、关于语言的各种概念诸如乔姆斯基本人那关于某种生成语法程序的内在表象的概念,而是有关在由经验构成的现实世界之中进行成功沟通的论题极其复杂和含糊,因而不值得进行经验性探究的人们加以注意。
乔姆斯基认为,戴维森所感到满足的那种关于儿童如何学习语言的常识性说明,对于各种科学研究意图来说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对‘语言误用’的参照,对‘各种规范’的参照,对‘各种共同体’的参照等等……所要求的耐心细致都远多于实际上已经付出的。
这些概念都含糊不清,人们并不清楚它们对于探讨语言和人类行为来说究竟有哪些益处。
通过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论述,乔姆斯基表明,只有他自己才真正继承了卡尔纳普的衣钵。
卡尔纳普也必定会发现规范这个概念是含糊不清的,因而并不适合于各种进行科学探究的意图。
不过,对于维特根斯坦派学人来说,使一个概念变得清晰只不过是熟悉某种语言表达的用法而已。
在他们看来,使用社会规范的内化和使用有关某种生成性语法程序的内在表象一样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能出现的问题更少。
从维特根斯坦派学人的视角出发来看,乔姆斯基和追随他的认知科学家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看起来与在路灯柱下面寻找其失落的钥匙的人的方法很相似一一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把钥匙丢在了附近,而是因为这里的光线更亮一些。
乔姆斯基所谓自然科学的立场,只不过是在宏观行为的背后寻找各种微观机制的习惯而已。
在这派学人看来,关于采用这种立场始终会有所收益的主张,看起来与卡尔纳普学派的独断论是非常相似的。
例如,可以考虑一下乔姆斯基的下列主张,即对于所有各种语言来说,都始终存在着某种固定不变的、从生物学角度得到确定的、把可资利用的证据描绘成为既得知识的机能。
人们很难认为这是一项经验研究的结果,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想到可以用什么来证伪它。
凡是能够学习语言的有机体都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它们无疑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有机体的神经组织。
这些组织也确实是从生物学角度得到确定的。
但是,一种机能从什么意义上说也可以如行政管理论文此得到确定呢?
所谓一种机制体现了一种机能只不过是说,人们可以根据某种可以详细说明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对这种机制的行为进行有益的描述。
没有一个人能详细说明存在于由教授语言的成人提供的各种输入,和由学习语言的某个儿童提供的各种输出之间的任何诸如此类的关系,因为它们太复杂多变了。
这可能与下列做法相似,即试图具体说明存在于一个人在学骑自行车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和那些作为熟练的自行车骑手所进行的各种行动而存在的事件之间的关系。
不过,乔姆斯基告诉我们有这样一种机能,它不是把各种输入描绘成为各种输出,而是把各种输入描绘成为某种被叫做既得知识的东西。
那么好吧,自行车骑手也获得了某种知识。
我们难道应当说,他之所以获得这种知识,是因为某种已经从生物学角度得到确定的机能,这种机能把他以前的、不断尝试和不断失败的骑车事件描绘成为一组内在表象,而拥有这组表象则是他近来获得这种能力的必要条件吗?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把什么看作是存在于这些学习事件和导致成功的骑车行为的行动之间、能够证明这样一种发挥中介作用的存在物确实存在的证据呢?
诸如此类的考虑不仅导致维特根斯坦把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学的怀疑作为其《哲学研究》的结尾,也导致赖尔以同样的怀疑作为其《心灵概念》的结尾。
这两位哲学家都怀疑,假定在可以观察的行为和微观神经组织之间存在发挥中介作用的各种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真实的状态,就可以获得某种回报——这种能力方面的回报使我们
能够预见并控制我们通过假定不可见的物理粒子而获得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认为心理学可以像物理学论述存在于物理领域之中的过程那样,论述各种存在于心理领域的过程的观念,是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类比,而且,心理学的混乱和贫瘠是不应当通过称它为一门‘年轻的科学’来加以说明的。
对于当代认知科学来说,当前的维特根斯坦派学人也持有类似情绪。
说乔姆斯基派学人的语言学,以及其他一些使自己致力于成为认知科学之组成部分的学术专业,都是值得尊敬的学科,都是一些使非常睿智的人在其中进行精力充沛的相互辩论的论坛,这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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