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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性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所属：

报告言论    日期：

2013-10-04    浏览次数：

315次

     摘要：

“公共性”是城市公共空间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通过比较分析欧洲和中国城市空间中“公共性”的发展，认为城市空间中的“公共性”在经历了现代化时期的没落之后，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时期。

欧洲在城市空间建设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将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最后总结了中国当代城市空间发展中四组主要的矛盾，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公共性，公共空间，开放度，封闭度，混合功能，实效，自发发展

　　你如看过2010年由麦克·李拍摄的英国电影《又一年》①，你会被里面那些在现代社会里具有普遍性的家庭和他们的不幸所震动。

玛丽购买了一辆车，她认为这可以给她带来自由和新生活。

然而，这辆车却给她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也最终没有改变她的不幸。

电影的所有场景在从一道门到另一道门（房门、车门），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中切换。

而仅有的一些反映户外的镜头都发生在停车场、高速公路、火车站，他们大多是透过车窗玻璃拍摄的。

影片中唯一带有公共空间属性的空间只是咖啡厅而已。

这难道不是概括了现代人生活状态吗？

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而人和人之间的空间却变得越来越小。

　　城市公共空间没有变得不重要。

城市公共空间在现代社会的衰落，是由其背后诸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原因推动的。

而1980年代以后以欧洲城市为代表的城市公共空间复兴运动证明，在现代城市中重塑城市公共空间的核心地位，正是这个时代应对诸多城市和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

　　笔者用于分析城市公共空间的视点是“公共性”（publicness）。

是基于公共空间的内涵具有“公共”和“空间”的双重概念。

任何对研究建成环境中“公共空间”的研究都无法只关注公共空间作为物质“空间”的特性而忽略空间背后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也只有将物质空间环境同实体环境之上的社会意义结合才能得到认识（陈竹、叶珉，2009）。

城市公共空间的存在意义正是在于它能够把不同差异性的人，无论其种族、年龄、阶层和爱好，集聚在一起。

通过在城市中的公共交往，突破了原来建立在亲近的共同性上的个体身份，为人们在复杂的城市生活中形成更广泛层次的社会关系及重塑个人身份提供了无尽的可能（RichardSen－nett，1974），它使人们连成社会（Ste－phenCarr，1992）。

而城市公共空间也就可以被视为政治学领域公共领域概念（HannahArendt提出的publicrealm或JürgenHabermas提出的publicsphere）的物质体现或物质承载。

在分析和评判城市公共空间中引入“公共性”这个概念，正是在规划学之外引入一种社会学和政治学维度的标准，用以判定城市空间对有差异性的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开放程度和可达程度（accessibili－ty）。

　　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将建立在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的对比上。

将揭示，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城市公共空间是社会和谐状态的最佳物质体现。

一方面，“公共性”在城市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从没落到复兴的过程，这种变化过程充分体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形式和内容的变迁上；另一方面，尽管欧洲和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形式和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及建设经验是还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创造全新形式的，充满“公共性”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是可以被期冀的。

　　1　古代城市空间里的“公共性”

　　城市治理的职能与基于君权自上而下建立的空间等级秩序，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组织是具有支配性的双重戒律，而“公共性”显然是需要被限制的。

这可以在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组织原型之一的里坊制度得到充分体现的原因。

沿街的城市公共空间被清除，城市生活的多样性被清除，公共活动被限制在特定的地方（以唐代的长安城为例，是“东市”和“西市”）（图1）。

然而，“公共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属性，是任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物质规划所不能改变的。

即使是在里坊制度的制约下，城市公共空间仍然在顽强地成长着。

以唐长安城为例，一方面官方规划的单一功能的公共空间东市和西市很快就达到了其容量的极限而导致城内其他居住坊内出现了新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市民开始为商业活动以外的那些多样的市民活动寻找场所。

比如很多寺庙和道观，这些地方不仅是宗教场所，而是市民观光，看戏，茗茶和吃饭的地方。

此外，尽管官方发起的清理整顿运动持续不断，“侵街”、破坏坊墙和坊内违法“夜市”现象从唐朝开始就屡见不鲜。

到了北宋，政府稍微让步，市民生活便遍地开花起来。

清明上河图②对北宋末年汴梁城内丰富多样的城市公共空间就做了精彩绝伦的描绘。

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公共性”旗帜鲜明地进行颂扬（图2）。

　　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的大城市里公共空间的缺失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话，那么欧洲传统城市里公共空间的发展则是和其社会传统紧密联系，这种传统可以追述到古代希腊城市。

在希腊特定的生活方式、民主氛围以及城市和居民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基础上，像Agora这样的城市中心的开放空间成为一种生活的必须。

除了有覆盖的市场大厅之外，Agora还包含了用以举办活动的各种建筑和庙宇，更重要的是，建筑物之间的开放空间，是任何人可以进入使用的。

和文艺复兴以后规划的那些秩序井然的大型城市公共空间完全不同的是，Agora上的建筑和空间完全不存在轴线对位关系。

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里各种阶层和权力的独立与和谐共处状态（图3）。

　　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关系上的急剧变化催生了公共空间的新形式和内容。

在那些工商业自治市里，君权、神权、世俗权力和市民阶层中的任何一支力量从来没有达到可以完全支配其他力量的程度，它们相互抗衡却不得不相互妥协以谋求共存，城市公共空间则在这些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形成。

以意大利锡耶纳为例，尽管市政广场PiazzaDelCamp和与它毗邻的宗教广场Duo－modiSiena的形成都是为了服务特定的目的，但在没有市政或者宗教活动的时候，这两个空间以及周边的街区总是被市民的日常聚会、小型活动，商业活动充满着，是锡耶纳市民最乐意享用的城市公共空间（图4）。

宗教和世俗力量尽管按照自己意志完成了空间的规划，但市民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是这些空间持久活力的真正来源。

　　文艺复兴晚期以后，随着君权和神权的进一步成长，在那些为君王或者教廷所委托设计的宏伟城市公共空间里，往往刻意强调服务于某种功能或目的（如对权力的展示），而忽视空间与市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公共性”有所减弱。

比如说，在19世纪末期欧洲几个首都城市的改扩建，如罗马城改造、奥斯曼的巴黎规划或是瓦格纳的维也纳指环路的改建，都强调华丽壮观的城市轴线、标志性建筑和广场，却忽视市民的实际使用。

如罗马的波波洛广场及其发散的3条城市主轴、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巴黎的凯旋门广场和维也纳的市政厅广场，尽管它们都被设计得富丽堂皇，却都有可达性不足、功能混合不足、使用功能单一等问题，至今仍难以解决（图5）。

　　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3个结论：

①成功的公共空间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公共性”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功能混合、活动多样，可达性强并与市民的生活充分混合；②中国和欧洲古代城市在公共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是和这两个地区历史上不同社会状况及其导致的“公共性”程度差异紧密相关的；③分析同样证明“公共性”是人类的自然需求。

哪怕是在古代中国有意压制城市活动的规划条件下，城市公共空间仍然在市民对公共活动的需求下不断成长。

而对于欧洲那些成功的城市公共空间而言，不管它们最初的形成是是否是为了服务某些特定的功能，它们最终都将变成“漫无目的”和“功能混合的”，“公共性”充沛的秘密就在于它们和市民的日常生活亲密无间而不是被彼此隔离。

　　2　现代化之痛：

“公共性”的困境

　　而“漫无目的”和“功能混合”正是在20世纪获得压倒性成功的“功能分区规划”的最大敌人，这种理论认为城市应该把住宅、工业、休憩和交通等功能分开来③，认为这才是解决现代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方式变更所带来的诸多城市问题的途径。

很多新兴的城市，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建造起来的：

宏伟的高层建筑被按照合理的间距整齐排列在景观绿化里，住宅区之间由快速干道连接。

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不再被需要，而是变成一个个封闭的“活动设施”，被管理和监控起来。

一切都似乎远比过去大家所习惯的生活环境更优越、更现代也更有秩序。

隐藏在背后的是，这种模式能够创造出对资本运作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可清晰切分的产权和可供开发的完整用地，便于把土地资本化，加工成产品销售。

　　20世纪的后半叶，城市就是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急剧改变着。

无穷无尽的高速公路连接着北美城市里分散在远郊各处的封闭的高级居住区，而那些漂亮的花园洋房的照片通过媒体向全世界传达着伊甸园的意象，却有意掩盖着这些居住区社区中公共生活缺乏、邻里关系冷漠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事实。

而在城市中心那些被冠以CBD名称的区域里，摩天大厦拔地而起，炫耀着城市里大腕们的财富和自信，却吝啬在其脚下为不穿西装的普通市民留下一点自由的空地。

在欧洲老城区里的广场被改造成停车场，那些原本生机盎然的小街道成为交通堵塞的机动车道（图6）。

现代人开始习惯于蛰伏在他们的住宅和小车子里，满足在办公室、家庭、购物区之间几点一线的生活，而对他们身边的人和社会中发生的事漠不关心。

而在亚洲，新兴城市正在努力地模仿这种模式，以为这就可以让自己显得更“现代化”和“国际化”。

　　可是试想，当城市功能和社会阶层被清晰地分开时，是不是“公共性”存在的前提也被抹杀了呢？

因为“公共性”的来源就在于不同阶层的人群、不同的城市活动相互混合而产生的交集。

尽管这种交集往往是具有不可预计性的，可是难道这种不可预计性不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之一吗？

而失去“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将不再“公共”，它的活力也必然失去。

　　3　欧洲城市空间复兴的经验

　　19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城市建设的重点从追求数量增长向提高质量和促进社会和谐转变，对公共空间的忽视在欧洲迅速地被纠正。

它既源于欧洲社会对二战后前30年建设热潮遗留的一系列问题（过度郊区化、市中心衰败、个别地区社会分化严重、治安问题突出、公共空间缺失等等）的普遍反思，更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市民阶层变得更成熟、强大和理智，而社会也进入更稳定和和谐的状态。

从1970年代末开始，欧洲的主要城市如巴黎、里昂、巴塞罗那、哥本哈根、维也纳等纷纷公布了对未来影响深远的城市更新计划，其目的是提高居住质量，促进城市功能的有效混合和相互支持，发展第三产业和旅游业。

在这些计划中，提高城市公共空间质量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作为核心问题提出。

很多城市都通过持续和全面的努力（往往不仅来自于城市规划，而且来自城市管理、投资、运营、税收倾斜、福利等各个方面）在老城中心重塑公共空间价值。

作为公共空间活力来源的“公共性”，被重新唤醒。

　　在巴塞罗那，在弗朗哥政权结束的1975年以后，由广场、公园和街道系统组成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历次大规模城市更新计划视为重中之重。

PlacadePalmera广场带给一个曾经是漠无表情的新建开发区一个生机盎然的公园和广场混合体，并让现代艺术——理查德塞拉的巨型抽象雕塑——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图7）。

而PlacaReial则向人们表明如何在最密集的老城区通过城市更新和功能置换让一个历史性的城市公共空间重新获得活力（图8）。

在巴黎，在蓬皮杜中心那巨大的如同蒸汽轮船的体量和其南侧的老城区之间，是生机勃勃的城市公共空间（图9）。

在里昂，城市的居民享受着多样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为他们的交往、休闲和娱乐带来的便利，这里面有宏伟的市政厅广场（PlacedesTer－reaux）、安静祥和的剧院广场（PlacedeCelestine）和设置在城市核心郁郁葱葱的广场PlacedelaBourse。

　　对于市民而言，城市公共空间不应该是仅是一两个可以去逛逛的地方，而应该是一个网络，覆盖着他们的生活区域。

这方面，维也纳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30年不间断的规划努力使其中心区变成一个伟大城区，在这里，居住、商业、办公、旅游和谐共处，现代和传统各得其所，形成了以歌剧院、斯蒂凡广场、AmGraben、老炭市场、皇宫广场、英雄广场为主要公共空间节点，其余数十个不同大小的广场为次要公共空间节点，通过步行道路相互连接的空间系统（图10）。

这个系统进一步向指环路外侧延伸，连接博物馆广场，另一侧联系土耳其市场（Naschmarkt）。

正是这个空间系统的完整性、丰富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活力，吸引着每日数以万计的游客参观旅游和购物，而更重要的，它和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原住居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个系统的形成得益于两方面的有力支持：

其一，那些在战后被规划成机动车道路的老城道路系统被重新规整，它们中间有一些被开辟成纯步行街道，还有一些是被设计成单行车道或者是分时限制车行的道路，以保证交通支持的前提下创造良好的步行环境；其二，功能混合是作为一项基本策略被贯彻。

功能混合不仅是在商业、办公和住宅之间需要取得一定的平衡，在住宅的类型里也需要取得一定的平衡，比如说保持一定数量的社会住宅和低收入住宅，这能够很好地防止社会分化和中心区“贵族化”的倾向，也能防止被过度“旅游化”（比如威尼斯）。

　　4　“公共性”在中国当代城市公共空间

　　上述对于战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发展历程的论述是要说明，中国从1980年代起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方面所遇到问题绝不是孤立的。

首先，作为公共空间最大的敌人之一的功能分区规划思想，正如它战后曾在美国和欧洲大获成功那样，在中国这样一个渴望发展的国家几乎是立刻就被接受了。

原因是，分区规划为快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城市规划方法论基础。

尽管它的潜在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但在一个发展高于一切的时代（和北美与欧洲战后一段时间一样），发展以外的一切都是可以被牺牲的。

其次人口的膨胀，合理生活标准仍未达到，城市更新和现代化的需求这些非常紧迫的问题，都决定了这个阶段里“数量”比“质量”更加重要。

更多的住宅，更新的基础设施，更丰富的服务设施，更完善的医疗支持，当然还有那些与城市公共空间相关的，更多绿地，更多广场，更多购物中心，更多活动中心才是最重要的。

在政府忙着为下一轮规划的城市发展征用更多土地，开发商忙着购地建设和销售，设计师忙着大显身手把城市当作他们的试验田，而市民为偿还房贷而拼命工作的时候，谁会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质量呢？

　　很快又一个30年过去了。

当中国大部分城市已经变得非常相似而各种城市病开始浮现的时候，人们应该意识到，另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市民也许需要的再也不是“更多”，而是更舒适、更方便、更平等、更安全和更自由。

人们已经疲倦了被那些人均绿地面积、人均广场面积包装的报告，也再不会为那些几乎是每个城市都必须要建设的漂亮博物馆、文化馆、歌剧院等等的文化设施感到兴奋了。

相反，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城市问题：

空气质量、社会治安、生活便利程度、交通便捷程度、社会交往、文化生活等，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这些关键词里面，公共空间无疑是必不可少，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而“公共性”作为公共空间活力的来源以及城市空间质量的重要评价标准，它在上一个阶段的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需要得到全面的反思。

　　4.1开放对抗封闭

　　开放性是城市公共空间及其“公共性”形成的基本前提。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成长历史，正是一部开放对抗封闭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在公共空间上所做的工作，就是突破封闭性，加强“开放度”。

这种努力从数量的增长上是成功的，比如说公园数量和广场数量的大幅增加。

很多广场和公园的实现是通过改造原来的私有财产或者娱乐设施。

比如上海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是在原租界的跑马场基础上修建而成。

1980年代以前人民广场主要作为政治集会广场使用，它更像是政府办公大楼前广场。

由于空间没有得到其他功能的支持，在政治集会以外的时间，它的公共性特点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1990年代以后兴建了一系列服务设施如上海博物馆、大剧院和城市规划展览馆，周边的商业也蓬勃发展，“公共性”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广场周边被机动车环绕，与周边城市地块存在一定程度上阻隔，致使人流行走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周边城市功能对广场的功能支持度不够，而广场上的文化设施对广场的支持度也不足。

据调查，目前广场上停留人数还是以游客为主体，体现出人民广场仍未与本地市民的生活很好结合，开放程度还不够，致使“公共性”仍然不足（图11）。

　　如果去看城市当中那些更微观一些的城市步行公共空间，也能清楚地看到“开放”和“封闭”之间的持续战斗。

拿北京和上海做比较，人们会看到上海的城市步行公共空间就比北京的“开放”得多。

究其原因，这是和城市结构的“开放度”程度的不同紧密相关的。

北京的城市结构是典型的格棋盘形结构。

这表面上看和巴塞罗那或华盛顿的城市结构十分类似，但却具有本质的区别：

北京的用地尺度大得多（小的地块300m见方，大的超过500m，而巴塞罗那或是华盛顿的地块一般不超过120m边长），而且具明显的自我封闭特点。

地块之间的快速道路基本只剩下交通功能，地块上的建筑物在满足绿化和规划退界的要求之后，几乎不对道路产生关系，难以给道路行人以功能支持，致使道路两侧的空间空旷，界面封闭，步行环境无从谈起。

少数地块内部有城市支路穿过，或是开放出来一部分，倒是创造出一些比较有趣的步行空间（如鼓楼附近的一些街区，一些老胡同对城市开放，插入一部分商业功能，空间较有特色）。

而上海的城市结构源于传统的多中心结构和租界时期留下来的路网结构，地块尺度小得多（一般边长在100m以下，大的也不超过150m）。

很多老区的建筑都贴着城市道路，底层开放成商业，对行人开放。

比如在原法租界和日租界的街道，都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性道路，机动车道路窄，人行道较宽，两侧的建筑富有特色，功能多样，游客和居民络绎不绝，“公共性”有着充分的体现（图12）。

　　对于很多城市的新建成区而言，“封闭型社区”正在成为“公共性”最危险的敌人。

在房地产急剧发展的阶段（1999年以后），几乎每个城市都出现了很多特别巨大的“楼盘”。

这些住宅区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内部的空间是不对外开放的。

同时，城市道路作为负面因素被刻意屏蔽在外面，沿街用绿化带和围墙相隔。

在这样的城区，沿道路的城市空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功能支持而消失了。

这有点类似于把美国郊区发展的模式用到了城市的内部。

这种在世界范围已经被证明对城市十分有害的模式正在损害着中国城市。

　　4.2功能混合对抗单一功能

　　只有混合的城市功能才能为公共空间带来混合的人群和活动，才能将公共空间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真正联系在一起，这是城市公共空间里“公共性”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

目前，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最缺少的也就是功能混合。

尤其是在那些本应该成为城市最重要场所的地方，往往因为某一种功能的突出影响，压制了其他功能的存在，导致“公共性”消失。

例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国家形象、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展示的场所。

正是因为政治功能过分突出，导致了它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公共空间。

环绕整个广场，除了宏伟的设施和一些封闭的国家机关用地之外，并没有和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功能设置。

而广场本身与周边的建筑被车行道路相隔，坐落于广场上唯一的建筑——毛主席纪念堂也不能对广场提供功能和活动支持。

广场除了在阅兵等政治军事活动时起到一定作用之外，其他时间只是一块光秃秃的场地，供游客拍照，不具有一个良好城市公共空间所具备的功能混合，活动多样，环境舒适的特点（图13）。

但是这种广场模式（政府建筑为中心，辅以文化、会议或其他设施形建筑，外加大片空地）却被中国的其它城市广为模仿。

　　一些其他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却面对着另一些问题：

一方面，商业功能过于强大，进而挤压其他功能的存在。

商业优胜劣汰的特点，使那些更高端、利润更高并能够支付更高房租的商业类型（如百货、品牌店等），在商业规则的驱使下必然代替那些更平民化、利润低却更有特色的商业（如饮品店和画廊和便利店）；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和住宅价值的差异，往往会商业挤压住宅的生存。

上海的新天地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项目通过改造老式里弄空间，形成富有特色的新旧结合的城市公共空间，再通过引进高端品牌，将这个地块打造成上海最富有特色的商业空间之一。

就其公共空间的形态而言，是比较有特点的，但从功能构成上看，商业的业态和档次比较单一，没有与住宅的有效混合（仅有一处非常高端的产权式公寓），因而整个地块的“贵族化”倾向十分明显，几乎完全变成旅游景点和外来游客消费的地方，本地居民也较少光顾（图14）。

相比之下，上海的另一处也是由里弄改造转换而成的区域田子坊，因为住宅、商业、旅馆和办公的有效混合，成为更有生机和更可持续的城市街区。

　　“功能混合”与“单一功能”的战斗还体现在一些贯穿于住宅区之间的公共空间里。

由于住宅区规划功能过于单一，或是缺乏住宅类型和档次之间的有效混合，这些空间的也显示出“公共性”不足的问题。

比如苏州河沿岸的城市公共空间。

苏州河贯穿上海主城区，是上海主要的生活性河流。

历史上苏州河沿岸是上海工业和仓储业的聚集地之一。

随着污染的改善和工业用地的外迁，沿岸的土地自2000年前后成为住宅开发的热土。

2004年出台的“苏州河沿岸景观规划”对沿岸的公共空间和绿化系统虽有整体规划，但很多都已经不可实现。

因为早在规划颁布之前，很多沿岸地块的产权都已经被并入住宅开发产权，致使河岸多处被阻隔，连续的步行空间难以形成。

新规划的沿岸用地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住宅用地相对其他城市功能而言比例过高，致使沿岸公共空间的活力不足；二是对于住宅用地的住宅类型没有进一步划分（这在中国是普遍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规律操作，致使住宅用地地价攀升，低收入住宅、社会住宅被完全排挤出去，所有住宅用地清一色都是高价住宅，容积率都很高，建筑类型单一，楼盘之间彼此封闭，居民社会阶层同化，贵族化倾向明显。

这在中国的住宅开发过程中似乎是普遍现象。

　　4.3实效对抗炫耀

　　在中国有一句俗语是用来嘲笑头脑发热建筑师的“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中国的政府正已经证明他们有把这些“纸上和墙上的东西”东西变成现实的强大能力。

中国过去的十多年里所兴起的超高层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狂潮是例证之一。

在公共空间方面与之相关的是各种广场的建设。

这些广场的宏伟程度往往是惊人的，他们都拥有硕大无朋的尺度，刻意追求轴线对称或放射形构图，广场上的公共建筑光彩夺目。

作为项目开发者和决策者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项目的政治作用，即广场的整体视觉效果是否显得富丽堂皇而显示出政府造福于城市的决心和效果，而对于那些与市民的实际使用更相关的因素如可达性，功能的混合程度，人性的尺度景观设计和空间活动的多样性往往缺乏细致的考虑。

比如在深圳CBD核心区，其宽大宏伟的绿化带轴线的设计和巴西利亚政府中心就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轴线一端的市民广场是依附政府建筑的宽大而缺乏内容填充的广场，而另一端所连接的广场被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等豪华的文化建筑环绕，虽然视觉效果富丽堂皇，却显示出人气不足、缺乏活动、人群社会阶层单一（往往是游客为主）的问题，“公共性”十分缺乏（图15）。

　　相反，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或是小城镇当中反倒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城市公共空间的产生。

笔者曾经到过贵州省西南的小城市兴义，那里的城市中心区被规划成纯步行区域，仅有限的道路允许机动车通行，而六条步行路在一个椭圆形中心广场汇集（被称为“街心花园”），无论是街道还是广场都有着很连续并变化的建筑界面，风格并不统一，却生机盎然。

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生活在和城市公共空间融合在一起，市中心常见的“贵族化”倾向在这里也不存在（图16）。

　　还有一类公共空间很令人费解。

那就是在一些高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