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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电建设的百年沧桑
中国水电建设的百年沧桑
中国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张建新
引子
2010年10月26日,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这天,三峡工程首次试验性蓄水达到设计要求的175米高程。
这是三峡工程建设运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三峡工程全面达到了设计标准,防洪、发电、航运、补水等综合效益将得到充分地发挥:
蓄水至175米,意味着三峡工程防洪调蓄能力达到设计标准,长江中下游防洪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三峡水库成为一座长达200多公里,平均宽1.1公里,库容393亿立方米的峡谷型水库,可拦蓄洪水221.5亿立方米。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即使出现千年一遇的洪水,在辅以分洪措施前提下也可避免千里江汉平原发生毁灭性水灾;
蓄水至175米,意味着三峡电站的发电量及调峰能力都大为提高,三峡水电站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将向中国电网提供年均950亿千瓦时的发电量,相当于12个大亚湾核电站。
三峡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中、华东、华南10省市区,其强大电力照亮了半个中国;
蓄水至175米,意味着宜昌至重庆航道加深扩宽,川江航运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川江河道平均水深变为约70米,平均宽度约1100米。
川江船舶每马力拖载量将增加7吨至10吨,是原来的10倍;货船单向年通过能力增加至5000万吨,是原来的5倍。
宜昌至重庆660公里的航道可直达万吨级船队,航运成本将降低四分之一;
蓄水175米,意味着三峡工程的补水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水库蓄水后,将充分利用调节库容,在枯水期向下游补水,以保障枯水季节下游航运、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需求。
在2006年百年一遇的大旱中,三峡水库为下游补水有效缓解了旱情,2009年枯水期也加大下泄流量,缓解了洞庭湖及鄱阳湖流域旱情。
这一天,三峡工程向世人发出了庄严宣告:
三峡工程从此转入全面收获期,将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中国人民赋予它的伟大使命!
这是中国水电建设百年沧桑的光辉顶峰!
一、星光初亮石龙坝
1910年8月21日,大清宣统二年七月十七,由云南民间资本集资兴建的中国大陆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在昆明市郊滇池出口螳螂川上开工建设,开创了中国人自己建设水电站的历史。
此前的1878年,法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水力发电站——耶格水电站,装机25千瓦;石龙坝水电站初始装机480千瓦,电站建设按国际招投标程序采购工程设计、机电设备,聘请了两名德国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设计和工程指导,而拦水坝、引水渠、发电厂房等水工建筑物则由中国当地的泥瓦工、木工、石匠们施工,水轮发电机组由德国福伊特和西门子公司制造,整个工程由云南民族工商业翘楚人物进行全过程建设管理运营,工程还同步建成了当时我国电压等级最高(23千伏)、线路最长(34公里)的输变电线路,建造了真正意义上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并运行至今,为昆明送来了第一缕现代工业之光,点亮了中国大西南使用电力的盏盏灯火,开始了中国水电事业艰难而辉煌的征程。
二、不堪回首小丰满
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虽然结束了满清政府的统治,但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任重道远,新老军阀的混战也从未间断。
而中国的近邻日本是个领土狭窄、资源匮乏、人口较多的岛国,对外扩张是其地缘政治的必然选择,积弱积贫、体大力衰、军阀混战割据、人民一盘散沙的中国,是它侵略殖民的理想对象。
所以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制定了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侵略对象的所谓“大陆政策”。
并在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屯驻关东军,设立经济侵略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进而逐步实施鲸吞整个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逐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以战养战”,利用松花江丰富的水能资源提供东北地区所需的电力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选择,关东军以“创造东北产业之原动力”为名,在1933年指令伪“满洲国”产业部对松花江进行综合调查,1936年伪“满洲国”政府将在松花江干流修建丰满发电站列入开发计划。
1937年5月,日伪水电局长、日本水力发电专家本间德雄正式提交了一份《丰满发电所计划书》,标志着丰满发电站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丰满水电站设计装机容量56万千伏安(相当于48.8万千瓦),于1937年7月正式动工修建,到1942年8月截断江流,开始蓄水;1943年3月两台机组开始发电,但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只完成土建工程的89%,安装工程的50%。
国民党政府接收时,电站实际装机容量13.25万千瓦。
工程实际投资约为2.37亿日元,全部由伪“满州国”国债支付。
也就是说,是用当时东北老百姓的钱修建了丰满水电站。
丰满水电站工程十分浩大。
其水坝长1080米,高91米,形成的人工湖面长160公里,水库库容107.8亿立方米。
如此巨大工程的修建,在当时生产力低下,没有像样的施工机械情况下,主要是靠人工完成的。
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伪满洲国通过“大东公司”等在天津、北京、上海、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湖南、湖北等省市骗招了大批劳工。
从1937年到1941年,从关内以各种手段被征招到丰满的劳工达到101410人。
同时,在东北各地还以摊派劳工、搞“勤劳俸仕”等方式,强制大批劳工到丰满水电站服劳役;据不完全统计,参加修建丰满水电工程的劳工总数超过12万人。
劳工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想逃出工地这个虎口更是难上加难,仅1938年即减员劳工14512人,其中,除极少数得以逃跑外,大多数人是病死、累死、因各种工伤事故死亡,或惨遭日伪杀害的。
丰满水电站工程的“万人坑”,就是中国劳工用血肉之躯筑成丰满大坝的历史见证。
1948年东北解放后,人民政府即委托苏联彼得格勒水电设计院做出丰满水电站修复和扩建工程的设计;首先为了确保大坝的安全,决定采取加固大坝措施,接着在坝基和坝体内进行钻孔灌浆,至1953年土建工程基本完成。
并从1953年起陆续安装由苏联制造的机组,至1959年电站竣工共新装了6台大机组。
现有机组共9台,共计装机容量55.375万千瓦,是东北电网中的一座骨干电站。
旧中国命运多舛,民不聊生,水电建设坎坷艰难,水电开发速度远不及欧美等强国,国民党政府统治的37年中,只建设过一些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1万千瓦;直到1949年解放,全国大陆水电总装机仅16.3万千瓦(含小丰满),当年发电量7.1亿千瓦时。
三、意气风发新安江
新中国建立时百废待兴,水电事业和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一样,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水电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建国不久的1954年,即由毛泽东主席点题,随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震林拍板、苏联专家选定坝址,周总理亲临现场指导,数万建设者风餐露宿艰苦奋战,20余万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牺牲奉献,开始建设并在1960年发电投产的新中国“自主设计、自制设备、自己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就是我国水电建设的光辉范例。
新安江水电站主坝坝型为混凝土宽缝重力坝,最大坝高105米,坝顶长度465.4米,是当时全国第一座百米以上的高坝大库。
总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8.6亿千瓦时,兼有防洪、灌溉、养殖、旅游等效益。
控制流域面积约1.05万平方公里,总库容达220亿立方米,水库面积达590平方公里,现在国人皆知的旅游胜地千岛湖,实际上就是新安江水库。
电站建成后在防洪、灌溉、航运、渔业、林果业、旅游业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贡献。
水库商品鱼捕捞连年稳产高产,仅1989-1998年渔业总产量即达4.55万吨,库区590平方公里内有大小岛屿1078个,水碧山黛,景色旖旎,被誉为“绿色千岛湖”,成为国家级示范森林公园。
工程于1956年6月被列为国家“一五”计划,1957年开工,1960年4月即投产发电,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例,是中国水利电力事业上的一座丰碑,为国家建设大型水电站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国内多座大中型水电站输入了大量人才。
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资金,更缺乏建设大型水电站的经验,无论是勘测、设计、施工都遇到极大困难。
特别是技术人才缺乏、施工机械很少、钢材水泥时常“断顿”、干部职工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是那时人心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干劲冲天。
人民政府从各地各行业调集人才,大家千方百计学习苏联经验,土洋结合,首创中国特色的木笼围堰等一系列技术。
并且在1959年战胜了大洪水、大塌方等一系列难题,一机部也组织国内有关单位协作攻关并由哈尔滨电机厂制造及时提供了9台国产7.5万和7.2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和电器设备,而第9号机组为双水内冷新型机组,是国家发展巨型水轮发电机组的重大科学试验项目。
水电职工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高速度、优质量、低成本、高效益。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时期,中国掀起了两次水电建设的高潮,自力更生建设了福建古田溪、浙江黄坛口、安徽佛子岭、北京官厅、辽宁大伙房、四川狮子滩、江西上犹江、云南以礼河、广东流溪河、湖南双牌、贵州猫跳河等一大批中小型水电站,就连新疆和西藏民族自治地区也分别在1955年和1956年建设投产了乌鲁木齐乌拉泊水电站(2400kw)和西藏夺底水电站(660kw);同时期规划和建设了河南三门峡、甘肃刘家峡、盐锅峡、宁夏青铜峡、湖北丹江口、湖南柘溪、凤滩、广西西津、大化、四川龚嘴、贵州乌江渡等大型水电站,开工了湖北葛洲坝、吉林白山、湖南东江、陕西安康、青海龙羊峡等大型特大型水电工程。
其中刘家峡在1969年首次投产单机容量22.5万kw、1974年首次投产单机容量30万kw国产发电机组,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优质的电力能源。
我国的水电建设工作者还在“履行社会主义国际义务”过程中走出国门,于1969年开工援建了装机50万千瓦的阿尔巴尼亚菲尔泽水电站,援建了装机7.4万千瓦的刚果布昂水电站等国际工程,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这一时期建设的河南三门峡水电工程,由于对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片面强调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加之急于求成,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上存在盲目性,造成工程蓄水后泥沙很快淤积、工程失效、不得不进行重大修改的重大失误,给我国水电建设战线提供了一个深刻教训。
三门峡工程经过改建、大幅降低原设计经济指标后,仍然不失为一个利大于弊的工程,对黄河的兴利除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一时期,国家分别于1954年、1958年、1977年对全国水能资源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普查,共查勘全国大小河流1400余条,计算河道长度38万余公里,查明全国大陆水能资源蕴藏量6.8亿kw,可开发利用量3.8亿kw。
初步摸清了我国的水能资源“家底”,为国家制定中长期能源规划、设计和调整能源结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通过这一时期大量的工程建设,我国培养、锻炼和壮大了水电设计、施工、设备制造队伍,积累和发展提高了工程设计经验、施工技术和机电装备水平,为中国水电在新时期的加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万里长江第一坝
在中国“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的1970年的湖北省,宜昌及鄂西地区,十堰及鄂北地区都成为三线建设重点。
至1967年夏已有十多个大中型企业兴建于宜昌。
之后,一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落户于宜昌山区。
一下子增加这么多用电大户,湖北全省及邻近省份陷于电力严重短缺的困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开国上将曾思玉和复出不久的原湖北省长、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正在天天为“缺电”的事弄的焦头烂额:
武钢告急;二汽告急;焦枝铁路告急;066基地告急……;到处都在告急!
怎么办呢?
湖北省党政领导们认真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的一位普通技术员邱忠恩先上葛洲坝的建议后认为,既然现在战备时期不能上三峡,但是先上葛洲坝确实既可解决缺电问题、又可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于是众口一词:
上葛洲坝!
葛洲坝水电工程在“长办”的《长江流域规划报告》中,原本也是有的,但它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应该在三峡工程之后修建,且全部设计文件只有一个《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现在匆促上马,会是什么结果?
不知道!
湖北的领导们特别是张体学很执着,他们找水电部、找国家计委、找李先念副总理、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也正在考虑应该把三峡工程实施准备工作列入“四五”计划,上规模较小的葛洲坝工程确实可以起到三峡工程实战演习作用,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周总理让湖北省向政治局写出正式报告,并报告到毛泽东那里,于是才有了12月26日毛主席那段高瞻远瞩的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
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
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
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
1970年12月30日,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电工程正式开工。
葛洲坝水电工程是完全由中国自行研究、设计、在长江干流上建设的第一座特大型水利枢纽,兼顾发电,防洪和通航功能。
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属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反调节工程,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坝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约3公里处。
大坝全长2606.5米,最大坝高53.8米,三座船闸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为5000万吨,其中1号2号船闸可通行万吨级船队。
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总库容量15.8亿立方米,库区回水110~180公里,使川江特别是西陵峡江段航运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电站安装发电机组共21台,设计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141亿千瓦时,电站以500kV和220kV输电线路并入华中电网,并通过500kV直流输电线路向距离1000公里的上海输电120万kW。
它既是当时全中国最大的电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径流式电站。
它是我国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是体现当时我国综合实力的标志性工程。
葛洲坝工程分两期建设。
一期工程包括二江的发电站、泄水闸和三江的二、三号船闸、冲沙闸及其他挡水建筑物;二期工程包括大江电站、一号船闸、大江冲沙闸和混凝土挡水坝等。
工程于1970年12月30日开工,1981年1月3日大江开始截流。
6月21日三江船闸正式通航,7月31日二江电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至1988年葛洲坝工程全部完成,工程总投资48.48亿元。
葛洲坝工程建设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设计没有完成、地质情况没有完全查清条件下仓促开工,采取的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方式,因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不得不于1972年主体工程暂停施工,进行补充勘测设计和辅助工程系统建设,后于1974年恢复施工。
当时正处于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基础较弱的计划经济时期,施工设备差、工程范围大,土石方工程量达10,804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1,145.8万立方米,钢筋制安22.3万吨,金属结构制作安装7.7万吨,水电机组制造安装271.5万千瓦,工程施工强度和技术难度都堪称举国之最。
工程兴建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科研技术工作,解决了大量复杂的技术问题。
如在枢纽布置方面创造性地采取“一体两翼”、“静水通航、动水冲沙”的方案,合理解决了水流、泥沙之间的矛盾,使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能满足截流导流的要求,工程建成后,能满足正常运用的通航、发电、泄洪和排沙的要求,确保了工程正常、安全地运用;又如大流量泄水闸的消能防冲问题、复杂地质坝基抗滑处理问题、大流量高流速导流截流和围堰工程问题、特大型卡普兰水轮发电机组和水工金属结构、通航建筑物设计安装问题、中华鲟鱼人工繁养保护问题,等等,通过广大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发挥聪明才智,进行了大量科技攻关和技术创造,创造了100多项中国水电施工新纪录,将中国水电工程施工技术一举推向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水电人用自己的实践向世界表明:
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建成任何一座我们需要建设的水电工程!
葛洲坝工程建成后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大提高了中国水电建设方面的科学技术水平,同时,葛洲坝工程还培养锻炼了一支具有高水平的巨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科研、设计、施工、管理队伍,为中国的水电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确实为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进行了实战准备。
五、改革潮头鲁布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中国水电建设的发展注入了创新前进的活力。
在原来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水电建设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渠道单一,以施工单位为主体的自营管理模式导致的效率较低、浪费较大的弊端十分明显,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匮乏严重制约了我国水电事业的发展。
因此,积极寻找建设资金的出路,探索引导建设体制的改革,成为中国水电在新时期加快发展的重要课题。
云南鲁布革水电站有幸成为了中国水电建设体制改革大潮的弄潮儿。
坐落在滇黔边界黄泥河上装机60万千瓦的鲁布革水电站在1981年6月经国家批准建设,由于资金制约进展缓慢,1983年底水电部决定在鲁布革工程采用世界银行贷款。
几经周旋后,1984年3月12日,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鲁布革水电站利用世界银行1.54亿美元贷款的协议》,鲁布革工程成为我国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水电建设项目。
但是根据与世界银行的协议,工程引水隧洞工程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国际招标。
在与8国承包商的竞争中,日本大成公司以8463万元最低报价中标。
大成公司派到中国来的仅是一支30人的管理队伍,他们从中国水电十四局雇用了424名劳务工人并发放原标准3倍的工资,采用了先进的施工设备,编制网络进度计划进行管理;隧洞开挖23个月,单头月平均进尺222.5米,相当于我国同类工程的2至2.5倍;还创造了单头进尺373.7米的国际先进纪录。
1986年10月隧洞全线贯通,工程质量优良,工期比合同提前了5个月。
1985年底,在引水隧洞工程示范作用强烈冲击下,水电十四局开始在鲁布革厂房工程试行外国先进管理方法,在全国率先进行项目法施工的尝试。
参照日本大成公司鲁布革事务所的建制,他们建立了精干的指挥机构,使用配套的先进施工机械,优化施工组织设计,改革内部分配办法,产生了我国最早的“项目法施工”雏形。
通过试点,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和工程质量,加快了施工进度,取得显著效果。
随后水电部还在鲁布革试行了国际通行的工程监理制(工程师制)和项目法人负责制等管理办法,取得了投资省、工期短、质量好的经济效果。
水电十四局也在全国水电施工单位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水电建设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鲁布革工程开创了利用外资、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模式改革的先河,在水电建设管理上乃至全国基本建设领域形成了“鲁布革冲击波”,使80年代中后期开工的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广西岩滩、云南漫湾、福建水口、湖北隔河岩五个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均采用了外资贷款和多渠道筹资建设方式,并相继实行了业主负责制、招标承包制、建设监理制,这些项目在工期、质量、造价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和进步,成为中国水电建设战线上改革开放时期的“五朵金花”。
于1991年9月正式开工建设、装机330万千瓦的四川二滩水电站,是我国首次完全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土木工程菲迪克条款进行国际招标、并将大坝和发电厂房两个主体工程标的授予国际承包商联营体的当时国内最大的水电工程。
通过国际招标,中国引进了240米高拱坝和特大型地下厂房施工技术,引进了单机容量55万千瓦的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制造技术,中国施工单位通过参加联营体或工程分包,逐步学会和熟悉掌握了国际土木工程菲迪克条款的运作规则和管理经验,培训了大批管理技术人员,为日后中国适应WTO环境下水电施工队伍走出国门承包国际水电工程打下了基础。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后,国家水电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十四大精神和《公司法》要求,充分发挥各省市地方筹资办电的积极性,相继对清江、五凌、乌江、黄河上游等水电公司进行了组建流域梯级开发公司的改制,逐步完成了水电建设公司从以业主负责制到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根本性转变,极大地推动和加快了我国水电事业的发展。
在此期间,我国的水电建设勘测设计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深化改革,由改革初期的“项目管理、预算包干、节约分成”逐步过渡到企业性质的“技术经济责任制”,逐步试行了“院长负责制、勘测设计招标制、设计为主两头延伸”等经营管理方式,特别是为了解决水电项目前期工作经费不足问题,将水电项目开发的多渠道筹资方式移植到水电项目前期工作领域,对加快水电项目前期工作进度、加大水电项目储备起到了显著作用。
六、山清水秀索风营
200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视察了中国华电集团贵州乌江水电开发公司索风营水电站建设工地。
驱车进入索风营电站建设工地,干净整洁的进场公路两旁,青草绿树映入眼帘,峡谷碧波秀色宜人。
如果不是施工机具的轰鸣声和来来往往的大型施工车辆,你还会以为进入了一个风景名胜区或是已经建成的花园式水电厂。
索风营水电站是乌江干流规划梯级电站的第二级。
下游距乌江渡水电站74.9公里,装机容量6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20.11亿千瓦时。
工程以发电为主,兼有养殖、旅游等效益。
工程于2001年1月开始筹建,2002年7月开工,同年12月18日截流。
第一台机组于2005年8月发电,电站2006年6月投入商业运行。
“开发乌江、建设绿色水电公园”是乌江水电开发的管理目标之一。
按照环保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原则,索风营在筹建初期便提出了建设绿色水电公园和科普教育基地的规划,针对索风营水电站坝址两岸地势陡峭,分布有四块不良地质堆积体特点,建设公司及时采取固化、绿化相结合的措施进行治理,施工区已完成绿化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美化了库区环境。
通过在工程建设同时实施环保措施,“绿色水电公园”如今已经呈现在人们眼前,这里自然生态保护完好,峡谷两岸风光秀丽,库区鸳鸯、白鹭、野鸭等飞鸟成群,并有珍稀鸟类蓑羽鹤出没其间,索风营水电站已经成为乌江七峡中一颗璀璨的水电环保明珠。
事实上,索风营水电站只不过是我国水电建设一直以来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
早在20世纪50年代,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编制《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和《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时,就对工程可能引起的一些环境影响问题如库尾回水、库岸稳定、地震、泥沙、生物、水库淹没和移民、自然疫源性疾病等,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初步成果并编入了报告中。
以后,这类环境影响研究工作一直没有间断,直至1992年国家环保部门正式批准《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除了三峡工程以外,1982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福建水口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研讨会”;1983年3月,水电规划总院召开全国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专题会议并下发文件,要求各级设计单位和工程管理局,在水电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和初步设计阶段,都必须同时编制“工程项目环评报告书”。
1986年完成的《河流水电规划编制规范》目录中明确设定了水文泥沙、工程地质、水库淹没、环境影响四个必须章节;因此,至8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的水电工程建设项目和河流流域开发规划的勘测设计研究工作中,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和环保措施已经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水电建设环保立法方面,1981年5月国家计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基本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办法》;1988年水利部和能源部联合发布《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规范》;1992年发布《江河流域规划环境评价规范》;比提出和增加“规划环评”内容的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整整提前了10年!
与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水利水电和电力建设系统是最早开展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行业之一,也是最早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行业之一。
七、举世无双大三峡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正在主持讨论周总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
尽管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以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情怀的笔调已经在两年前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壮丽诗篇,尽管在此前的南宁会议上和前几天其他议题讨论中他带头批评“反冒进”,带头鼓动全国“大跃进”,但是,在“与人奋斗”战场中已几无对手的毛泽东,在“与水奋斗”时面对浩浩荡荡直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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