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简单基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docx

基于简单基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docx

《基于简单基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基于简单基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基于简单基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旅游业人力资本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

孙盼盼1，2 赖丽君1

摘要：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利用2000—2015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计数据建立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以及该机制在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调节下的变化。

研究发现：

（1）高的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却受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以及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负向调节；

（2）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有助于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间接促进作用；（3）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未能促进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也不能通过提升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来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4）旅游院校和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调节效应显著，均导致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发生改变；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和中等职业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未改变原有作用机制；（5）各调节变量（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除外）使得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促进力度却会逐渐减弱；（6）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

关键词：

教育投入；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政府；旅游；中介效应

引言

在现代社会，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教育决定了社会的人才体系，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各个国家和地区均把教育视作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成为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美、英、法、德、日、韩等旅游强国均很重视政府教育投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作用，力图通过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进而提高整体经济的增长质量。

“教育与经济增长”这个话题一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自Schultz（1961）提出教育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之后，有关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持续不断。

宏观层面的多数研究表明，教育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存在的（Barro&Lee，1993；Mercan&Sezer，2014；Syamsul，Aimon&Yulhendri，2019），并且因区域和时期不同而存在差异（Collins，Bosworth&Rodrik，1996；Sylwester，2000）。

宏观层面关于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的发现，引发了本文对教育投入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关系的思考。

当前，我国旅游产业正处于由大转强、由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的攻坚时期。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人才强旅、科教兴旅”战略，试图借助教育投入推动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劳动力素质提升，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然而，在我国旅游教育尚不能完全满足旅游业发展的形势之下，政府教育投入通过提升旅游业人力资本来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或难以一蹴而就。

特别是作为正处于转型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使得政府教育投入的溢出条件发生改变，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作用机制是否遵循“教育投入→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规律？

如果存在这一规律，目前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否都发挥了中介效应？

作为旅游业人力资本来源之一的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这些问题亟待回答，既有研究却尚未给出答案。

既有研究不乏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却鲜少关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如何影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少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来探寻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如何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引入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进一步深入分析该作用机制如何变化的实证研究更是尚未出现。

如何发挥政府教育投入对转变产业发展方式的作用，从而找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路径，亟待重视和深入研究。

据此，本文以教育投入为切入点，探究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是否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了推动作用，并借鉴人力资本理论，以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中介变量，以旅游院校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化。

本研究属于旅游经济学与政府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交叉领域，主要的边际贡献有：

第一，现有政府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缺乏从微观层面对政府教育投入与产业结构转型关系的直接研究。

本文从产业层面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证据，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验证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路径。

第二，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识别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化，为政府更好地利用教育投入提高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可能路径。

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为了厘清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逐步剖析和检验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旅游业人力资本、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变量彼此之间复杂的关系，拓展和深化了该领域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不仅建立了简单中介效应模型，还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在进行逐一分析的同时加强对比分析，为旅游研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分析路径。

一、核心概念与理论分析

1.核心概念

（1）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指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以及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比例关系（张辉、厉新建，2004）。

囿于数据获取难度，本文聚焦于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比例关系。

旅游产业结构可用合理化水平与高级化水平进行评价。

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指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产业内部关系的前提下，保持产业结构的一定比例，使旅游产业保持长期可持续协调发展（何勋、全华，2013）。

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质内涵是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的过程。

该过程主要表现为，现有的和新增的生产要素资源从劳动生产率低的旅游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旅游部门转移，导致高劳动生产率部门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进而导致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刘春济、冯学钢、高静，2014）。

综合上述观点以及刘伟、张辉和黄泽华（2008）的观点，本文认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旅游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不单是一种定向的、有规律的份额变化，还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结构效益”的提升。

据此，本文认为，用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变化表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较为贴切。

（2）地方政府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的目的在于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并提高其智力水平，为这一目标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货币表现即教育投入（王善迈，1989；靳希斌，1997）。

揭辉和王成勇（2019）沿用此观点，提出教育投入即教育投资，指运用到教育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投资的总和。

借鉴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是地方政府为实现教育目的，向当地教育部门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货币总和。

（3）旅游业人力资本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

人自身所具备的技能和能力不仅是一种要素禀赋，还可以被看作一种资本。

Schultz（1961）在阐述人力资本理论时，提出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有别于土地、房屋、货币和设备等有形的物质资本。

Becker（1964）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包含知识、才能和技能，还应包括时间、健康和寿命。

借鉴上述概念，本文中的旅游业（或旅游院校①）人力资本，指存在于旅游业从业人员（或旅游院校学生）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才能、知识、技能、健康、寿命和时间等因素之和。

2.理论分析

（1）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既有研究基本认为教育投入对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梁来存、刘子兰，2011）。

Blaug（1970）发现教育投入具有提高人力资源质量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功能；Xie、Yang和Li（2018）发现教育投入能够支持和引导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也反过来对教育投入有反馈和促进作用。

蔡昉和王美艳（2012）、陈建军和杨飞（2014）提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取决于教育投入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匹配状况。

邓创和付蓉（2017）证实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门限性的促进作用。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同政府教育投入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认为政府通过教育投入，促进了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整体提高，加速了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流动，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直接或间接动力。

（2）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业人力资本

教育投入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有着密切关系。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最基本的途径。

通过教育，劳动者可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挖掘自我潜能、最大效用地利用各种资源，从而提升效率和生产力，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谭永生，2006）。

据此逻辑，加强教育投入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也被中国学者陆续证实。

于凌云（2008）发现教育投入较多的地区，其人力资本水平也往往较高；陈斌开、张鹏飞和杨汝岱（2010）发现，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低于城镇人力资本水平。

就我国旅游业发展实际来看，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影响比较复杂。

旅游业的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旅游业从业人数（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伴随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受教育人口总量也不断增加。

因此，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应具有正相关关系。

然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关系不确定。

旅游业从业人员主要由旅游专业人才和非旅游专业人才组成。

由于旅游业的就业门槛较低，旅游业中的多数从业人员，尤其是一线服务人员，往往未接受过旅游专业教育，并且高等旅游院校人才流失极为严重。

这导致旅游业从业人员中旅游专业人才的占比较低，中等及以下学历的非旅游专业人才占比较高。

另外，非旅游专业的从业人员在旅游业中的就业状况极其不稳定，年均流失率高达15%到40%②，这导致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无法保证。

据此，本文推测，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可能不具有实质影响。

（3）旅游业人力资本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带来大量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变革与升级，具体表现为：

伴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各类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状况得以改善；伴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知识外溢效果增强，从而诱发技术创新（Romer，1990）、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以及技术的引进、转换与吸收（Acemoglu，2003；Ciccone&Papaioannou，2009），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人力资本的存量不足和质量低下，可能会造成创新力不足，进而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张勇、王慧炯、古明明，2012）。

根据前文对我国旅游业就业现状的论述，以及旅游教育对旅游产业发展推动不力的现实，本文认为，即使旅游专业人才在旅游业从业人数中占比较少，我国教育规模扩增所带来的大量非旅游专业人才也能满足旅游业发展需要，即我国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基本存量是有保障的，有助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但是，旅游专业人才的较大缺口和旅游从业人员的高流失率，也导致了我国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不稳定，即现有的旅游人力资本质量未能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甚至带来羁绊。

（4）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变量性质及其作用

调节变量指可以系统地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强度和形态的变量（Sharma，Durand&Gur-Arie，1981）。

严格意义上，调节变量是纯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均不相关，却与自变量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有些调节变量可能是准调节变量，既与自变量或因变量相关，又与自变量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调节变量和准调节变量均可以作为调节变量，但调节机理有所区别，相应的解释也存在差别。

依据变量的特点以及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教育规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实践状况，本文将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视作准调节变量（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存在相关性和交互作用。

该交互作用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

此外，虽然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具有积极影响，但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可能对旅游业人力资本没有影响。

因为旅游学科设置不合理，旅游院校学生数量大大减少，还使得学生对专业的认可度低，导致毕业生行业内就业率偏低，企业人才流失严重，造成旅游院校人才供给与旅游产业发展需求的结构性失衡（王金伟，2018）。

因此，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可能只体现在后半路径上。

本文拟从多角度考察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所选表征指标较多，相关的调节机制之间或存在微妙差别。

所以，调节方向和调节路径暂不指定。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通过图1展示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作用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制，以及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对此作用机制的可能调节效应。

值得指出的是，鉴于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衡量指标的多样性，以及各衡量指标在直接和间接路径上的复杂调节效应，图1未体现这些指标在该作用机制中的具体表现。

图1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机制的理论建构

Fig.1The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theimpactmechanismof lgei onthe outis

注：

实线表示具有实质影响，虚线表示不具有实质影响，下文同

二、研究设计

1.变量选取及衡量指标

（1）因变量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optimizationandupgradingoftourismindustrystructure，outis）是本文的因变量。

本文用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ourismindustrialstructuresupererogation，tiss）来反映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质上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测度（刘伟、张辉、黄泽华，2008）。

鉴于旅游产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严重缺失，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完备性，本文在刘春济、冯学钢和高静（2014）以及刘伟、张辉和黄泽华（2008）的研究基础上，利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产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测度其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测算公式为：

公式

（1）中，tissit 是第i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t年的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Pit 和Pimt 分别为第i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t年旅游产业总收入和第m 部门的收入，LPit 是以2000年为基期，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第i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t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n 为部门数量（在本文中为3，主要指旅行社、酒店和景区）。

tissit 的值越大，说明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越高。

（2）核心自变量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localgovernmenteducationalinvestment，lgei）是核心自变量，用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来衡量。

综观《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各地方的教育经费投入主要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非国家财政性支出（即社会投入）两部分组成。

因此，本文使用31个地区每年获得的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各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与学生总数的比值）作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衡量指标。

该数值越大，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越高。

鉴于当期旅游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滞后于当期自变量的变化，本文将取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一阶滞后（l.lgei）作为自变量。

（3）中介变量

旅游业人力资本是中介变量。

当前，主流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有成本法、收入法和教育存量法3种。

由于指标数据易得和计算过程简单等特性，教育存量法被学界使用较多（胡鞍钢，2002；赖明勇、张新、彭水军等，2005；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2006）。

教育存量法的理论依据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元素，教育存量的多少不仅能反映受教育主体的人力资本投入成本，还决定其未来收入水平。

但如何测度教育存量，现有研究所选的指标有所差异，有平均受教育年数和总受教育年数，也有成人识字率、入学率、教育健康综合相对数等其他形式的替代指标。

然而，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主流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无法较好地应用于旅游人力资本测度。

在现有的少数涉及旅游人力资本的测算研究中，刘长生、简玉峰和尹华光（2009）采用了受教育年限法，以住宿和餐饮业的就业者受教育程度数据作为替代指标，或与旅游人力资本实际状况存在一定误差。

翁钢民和陈林娜（2014）将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数量作极值化处理后计算出旅游人力资本丰度指数，但该指数只是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另外一种形态。

综合上述观点和短期内旅游数据匮乏状况无法改变的现实，又希冀可以兼顾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本文将旅游业从业人数（numberoftourismlabor，ntl）作为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衡量指标，同时将旅游业职工培训人次占比（ratiooftrainedemployees，rte）作为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的衡量指标。

旅游业从业人数越多，表示旅游产业人力资本的数量越多；旅游业职工培训人次占比越高，表示旅游产业人力资本的质量也越高。

（4）调节变量

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是调节变量。

本文将旅游院校学生数量（numberoftourismstudent，nts）作为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衡量指标，将高等旅游院校学生数量在旅游院校学生总数中的占比（ratioofhighercollegestourismstudents，rhcts）作为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的衡量指标。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层次的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调节效应，将旅游院校学生数量细化为高等旅游院校学生数量（numberofhighercollegestourismstudents，nhcts）和中职旅游院校学生数量（numberofsecondaryvocationalcollegestourismstudent，nsvcts）。

（5）控制变量

国内研究者对产业结构的关注度较高，将引发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归结为多个方面，如基础设施、固定资本投资、科技创新、产业集群、资源供给、社会需求、产业政策、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姜泽华、白艳，2006；王兆峰、杨卫书，2008；韩颖、倪树茜，2011；冯芳芳、蒲勇健，2012；梁树广，2014；张翠菊、张宗益，2015）。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选取了地方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fficinfrastructure，ti）、科技水平（technologylevel，tl）、旅游固定资本（tourismfixedcapital，tfc）、旅游资源禀赋（tourismresourcecapability，trc）、酒店接待能力（hotelreceptioncapacity，hrc）、旅行社数量（numberoftravelagency，nta）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是复合性指标，包括铁路建设水平、公路建设水平和市内交通状况，分别用铁路网密度、公路网密度③和每万人拥有的公共交通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加以表征；地区旅游固定资本用旅游业固定资本数量表征，采用孙盼盼和夏杰长（2014）的方法④，由人均旅游固定资产数据转化而得；科技水平从创新产出的角度进行度量，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人均专利授权量表征；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用对区域旅游吸引力和收入贡献力较大的AAAA和AAAAA级景区数量表征；酒店接待能力和旅行社数量分别用星级酒店数量加权平均值和旅行社数量的极值处理值表征。

2.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根据变量和数据情况，本文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地区固定效应回归方法，达到实证分析目的。

该实证检验过程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利用无调节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如何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第二，利用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在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下，上述作用机制如何变化。

两个方面均包括3个步骤和3个模型。

（1）无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1用于分析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模型2用于考察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影响，从而为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提供支撑；模型3用于实证检验和分析地方政府教育投入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包含直接路径影响与间接路径影响。

模型1至模型3中，lntiss 是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数，即因变量；l.lgei为人均政府教育投入，是核心解释变量；tihc 为旅游业人力资本（tourismindustryhumancapital，tihc），可分别替换为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ntl）和质量（rte）以进行不同分析目的的回归分析；Xit 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交通基础设施（ti）、科技水平（tl）、旅游固定资本（tfc）、旅游资源禀赋（trc）、酒店接待能力（hrc）、旅行社数量（nta）等；fi 为地区固定效应，εit、τit、ωit 是随机误差；i 表示第i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t 表示年份；α、β、γ 均为回归系数，当其表现为统计学显著时，说明相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影响。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当α1 表现为统计学显著时，若β1 和γ2 也均表现为统计学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如果β1 和γ2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对β1 和γ2 乘积（β1×γ2）的显著性进行Bootsrap检验，以进一步确定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在中介效应显著的前提下，如果γ1 表现不显著，则此时为完全中介效应，否则为部分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不仅对旅游产业结构具有直接影响（γ1），还可以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或质量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间接影响（β1×γ2）。

（2）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影响过程的调节，主要体现为对直接影响路径、前半中介影响路径、后半中介影响路径的调节，包括3个步骤，依托3个模型：

模型4用于检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的总体影响是否受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模型5用于检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影响是否受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模型6即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与模型5一起，用于分析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对中介过程的调节机制。

模型5和模型6中，tchc 表示旅游院校人力资本（tourismcollegehumancapital，tchc），可以依据不同分析目的，替代为旅游院校学生人数（nts）、高等旅游院校学生人数（nhcts）、中职旅游院校学生人数（nsvcts）、高等旅游院校学生占比（rhtcs）；gei×tchc 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如果回归系数α3 表现为统计学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受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如果回归系数γ3 表现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路径受到调节；如果β1 显著且γ5 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后半中介影响路径受到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