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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人间词话》作者王国维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明确提出德智美三育主张的第一人
他是《人间词话》作者王国维,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明确提出德、智、美三育主张的第一人
人生有三境界,第一境界是“立”、第二境界是“守”、第三境界是“得”。
第一境界是立志、是下决心,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才会有第二、第三境界。
——王国维《人间词话》
011923年初冬,鼎鼎大名的胡适之博士,在北京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前辈学者王国维。
那几年,正是胡适在文化界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对王国维情有独钟,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凋敝零落极了。
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
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
不过,见到王国维的时候,胡适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直到晚年,胡适还跟身边人说起,这位王先生“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
两年以后,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恭恭敬敬地前往清华园拜访王国维。
门开了,当一个只有一米五几的小个子出现在他面前时,青木正儿吓了一跳,怎么也不相信这个龅牙微须,面色苍黄,相貌丑陋、垂着辫子、看上去邋里邋遢,声音喑哑而且口吃得厉害的“乡下人”,就是他慕名已久的大学者。
王国维早年在清华的学生、日后的汉语研究一代宗师王力,印象最深的,也是老师的辫子:
(王国维老师)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
据说,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有两条最著名的两条辫子:
北大的辜鸿铭,清华的王国维。
然而,就是这么一副“极其平庸乃至有些丑陋”的相貌之下,就是这么一个寡言少语、沉静内敛,被鲁迅称作“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学者,却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驱。
从他的同辈友朋,到百年后的晚辈后学,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他是划过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星空的那一颗最耀眼的流星。
王国维像
02王国维只活了五十岁,就是在这短暂的一生里,他的学问就一颗璀璨的宝石,每个切面都发出耀人的光芒:
他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
学者潘知常说:
由于他的诞生,我们必须把美学的历史划分为“王国维之前”与“王国维之后”。
也是由于他的诞生,我们突然意识到:
头足原来可以倒置,平原竟然都是丘陵,而国人眼中的金字塔实际却是海市蜃楼。
他的貌似枯槁的短句子中的蕴涵是如此丰腴,简直就是一场风暴,一下子就卷走了中国美学堆积千年的陈腐的思想垃圾。
在灵魂的境地从未学会站立的中国美学,也终于得以尝试着站立。
他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他将自己的学术视野,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国际平台上来观察、思考问题,在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认为是这些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奠基者,被誉为“新史学的开山”
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为出于巨大变迁中的中国学术,筚路蓝缕又大刀阔斧的开辟了新路。
梁启超说:
王静安先生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说:
王国维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法国学者伯希和曾说: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在王国维那个看上去陈旧邋遢的外表之下,有最鲜活大脑和最先进的思想。
作为世纪第一学人,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的出现,堪称奇迹。
历史造就他,其全部的意义就是要秤量过去的全部世界。
他似乎早已不仅仅是一位学者,而是一枚惊醒世人的炸药。
海宁王国维故居
031877年,光绪三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内双仁巷王宅中。
这里是清代乾嘉学派文风昌盛之地。
其父王乃誉聪明过人,能诗善画,长于篆刻,身后留下日记、诗歌、画、古钱考等杂著十几种,如今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
王国维5岁那年,祖父去世,王乃誉回乡,自此守孝课子。
他每天布置王国维习字、写诗,亲自批改订正。
16岁时,王国维州试中秀才,和同乡另三位举子并称“海宁四才子”。
他好读各类古籍,对科举应试兴趣寥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变法维新之说兴起。
这股新风也吹进了这座浙东小城。
王国维和同城来往的秀才们谈论起新学,他常常借来上海出版的《时务报》一读。
四年后,22岁的王国维在同乡好友许家惺的推荐下,奔赴上海,进入《时务报》馆工作。
在报馆里,王国维月领薪水12元,具体工作是校对报纸、代写信作文、校对书籍。
后得报馆准许,每天在工作之外去东文学社念三小时外文。
在那里,王国维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极大之人——罗振玉。
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王国维1901年留学日本,研读西方哲学、美学,开始了自己的“独学时代”。
拥有一颗极其“美丽之心”,正是王国维在清末民初教育界,首次提出“教育的最高之理想,存乎美丽之心”。
1906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教育宗旨,在于培养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
在他看来,“教育之事分为三部:
智育、德育、美育(即情育)是也”。
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教育历史上明确提出培养人物的德、智、美三育主张的第一人。
王国维的审美教育理念,诞生于清末民初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中,庙堂之上者大多匍匐西洋人脚下苟延残喘,庙堂之下者希冀西方的科技能够救亡图存,挽救大厦将倾的封建帝国。
人,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无比沉重而艰难的话题。
王国维的内心如同一泓秋水,丝毫没有被外界民智、民强、民富的鼓噪惊扰一丝波澜,他从一开始就把“人”字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而且,他思考的教育宗旨是那种人格健全、品质优秀、思想睿智的人。
王国维之为王国维,他的思想探索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
个人建构的价值、个人体验的意义、个人担当的责任、个人践履的信念、个人守护的尊严、个人坚持的自我,一句话,个人自我的美学,就是这样被王国维带入了这个顽固不化而又嗷嗷待哺的国度。
而这,也正是王国维的前人以及同时代的人所无力解决的问题。
王国维手迹
04在王国维诸多具开创性的学术成就中,殷墟甲骨文和中国古史研究是最具标杆性的。
他运用甲骨文上的记载,对照《史记》,释读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
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进一步对商周社会制度进行研究。
王国维认为: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周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开始,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
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再则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其二是庙数之制。
其三是同姓不婚制。
“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
”由此,他把甲骨文研究从古文字发展到史学,使其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
这次,一向谦虚低调的王国维禁不住自我肯定说:
“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顾炎武)。
”1925年在清华开设“古史新证”课时,王国维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研究新方法——“二重证据法”,即运用地下材料(考古)与纸上材料(文献)相互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该方法很快成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王国维著作
05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1927年,王国维先后在日本、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7年,这是他生活最静谧、学术成就最高、情感经历最复杂,也是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美丽时光。
他先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又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英国人哈同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
1922年,王国维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聘担任校外通信导师。
1924年秋,清华决定从留美预科学校变更为大学,并筹备国学研究院。
时任校长曹云祥特意向胡适咨询意见,胡适表示:
“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
我实在不敢当。
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第二年2月,吴宓去王国维家中送清华聘书。
一进厅堂,他先恭恭敬敬行三鞠躬。
王国维到职后,对吴宓说:
“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最终,清华国学院聘得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李济为讲师。
为表示他们的身份高于一般教授,并称为“四大导师”,极一时之选,堪称中国学术史上再难复制的“神话”。
在清华园的两年,是这位常年生计窘迫的穷书生一生里难得的安舒时光,也是他个人学术成就的顶峰时期。
他租下了清华西院的16号和18号房。
16号是王国维研究写作的所在。
正中一间房为客厅,西边就是他的书房。
书房前面临窗,其余三面墙被高至墙顶的书架所覆。
每次王国维写起文章来,桌上、椅上、茶几上,甚至地上,都摊着翻开的书。
每次,他都是写完文章才会整理。
等到第二篇著作将要动笔之前,书又随处摊满了。
这地方,他从不让人整理。
中午,他穿过后门回18号午饭,稍事休息,抽支烟、喝杯茶,与家人闲聊数句,一点多钟又回书房工作了。
下午两点钟,18号东间房传来王家孩子的读书声。
王国维没有娱乐消遣,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
在北京城,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在那里可以消磨上大半天。
迁居清华以后,他去的次数少了。
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满是笑容,到了房间把随身的包裹打开,里头是一本书。
他告诉太太:
他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里头的一页旧书。
在安静清雅的清华园里,王国维把离世前的最后两年倾注在蒙古史、元史的研究和撰写上,完成了大量著述。
陈丹青:
《清华国学院》06在清华园度过平静安宁的两年后,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一头扎进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之死,是20世纪文化界最大的公案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一桩重大事件。
听说王国维的死讯,梁启超非常惋惜,在他看来,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他认为王国维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
“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
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
”胡适没有向舆论界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只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此老真是可爱可敬的,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
”顾颉刚则感慨,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
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
王国维所处的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礼乐”崩坏、精神断裂的时代,他又极具敏感的诗人兼哲人气质,如他自己所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
王国维生前知己陈寅恪曾说:
“纵览史乘,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有人说,为人类提供巨大精神支持的,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
绝望者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真正热爱生活。
”
王国维遗书手稿
071904年8月,王国维曾发出这样一问:
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现通译“荷马”——群学君注)、英之狭斯丕尔(现通译“莎士比亚”——群学君注)、德之格代(现通译“歌德”——群学君注)者乎?
吾人所不能答也。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一大文学家胜过百政治家。
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此前不曾有人敢这样说,此后也很少有人能有所继承,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王国维之问”却依旧被悬置。
在王国维去世16年后,一个年轻人考进清华大学,师从朱自清、闻一多——从辈分上说,他是王国维的“徒孙”了。
到了八十年代,这个名叫“王瑶”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著名学者,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他继续了“王国维之问”:
为什么晚清以降的学者,从王国维、梁启超到胡适、陈寅恪,一直到我们这一辈,总的感觉是学问越做越小,一代不如一代?
在王瑶先生看来,晚清及五四那两代学人,既有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泡,又曾满腔热情拥抱西学,视野的开阔、知识的丰满以及立场的弹性,均非后世学者所能企及。
又过了三十年,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上,王瑶的学生陈平原,再次重提“王国维-王瑶之问”,在陈平原看来,“学科初创期的混沌与开放,给第一代学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即便论述粗疏,整个学问也都气象万千。
而我们这一代的学问,特点是专精了,但不够大气。
其实,这跟学科体制的日渐凝固不无关系”。
今天,我们怀念王国维,也应该剥离开对大师辈出的民国之狂热想象,以及自沉殉清的传奇色彩,或者是“人生三境界”等《人间词话》中的隽永断章。
唯有回到历史现场,清理其的思想脉络的发生与演化,才能真正地打开重新释放经典的可能性。
编辑:
沈小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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