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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以社会共治解决网络投票乱象1
家庭是幼儿语言活动的重要环境,为了与家长配合做好幼儿阅读训练工作,孩子一入园就召开家长会,给家长提出早期抓好幼儿阅读的要求。
我把幼儿在园里的阅读活动及阅读情况及时传递给家长,要求孩子回家向家长朗诵儿歌,表演故事。
我和家长共同配合,一道训练,幼儿的阅读能力提高很快。
规范网络投票不应止于校园2
该对朋友圈变味的投票说不了3
公职人员与15岁少女发生关系,啥性质?
4
喷雾致高铁急停,到底谁该道歉?
5
考研低年级化是在渲染焦虑6
储朝晖:
职业规划,从娃娃抓起7
张云泉:
中国超算“暂时有劲使不上”,怎么破8
刘仰:
低“商业化”媒体不可缺9
毕业致辞里网络用语泛滥倒不如亲切地叫一声“孩子们”10
丝路敦煌的历史随想11
以社会共治解决网络投票乱象
强调网络平台应尽守土有责的刚性义务只是遏制网络投票乱象的一个方面,建立由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更不可或缺
“亲,帮我家孩子投个票吧”“今天继续投哟,一天3票哦”……相信不少人在朋友圈或微信群中都收到过类似信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负担。
针对网络投票愈发泛滥的不良趋势,近期浙江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明确规定凡是涉及学生(幼儿)个人荣誉的各项评选活动,原则上不得采用面向社会的网络投票。
这一规定让网友纷纷点赞支持,并被建议向全国推广(6月28日《法制日报》)。
网络投票是近年来在互联网上流行的一种新型投票方式,对提高效率、扩大荣誉评比参与度和助力荣誉评比结果的公平公正,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公众基本上对其持包容和鼓励的态度。
然而,公众的包容和鼓励却被一些不法之徒当成了捞取不义钱财的机会,进而形成了网络投票的灰色利益链条。
可见,这种以逐利为目的网络投票已是剑走偏锋,对其严格监管,实乃题中应有之义。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
因为有利可图积极参与网络投票,对于个人而言,实乃逐利本性的自然流露,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负有监管义务的平台对已经剑走偏锋的不法网络投票行为不闻不问,那就是大错特错。
此举不仅有悖基本的商业伦理,导致各种荣誉评比沾满商业的铜臭味,而且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助长传销等违法活动,其危害不容小觑。
平心而论,网络投票沦为灰色利益链条滋生的温床,虽然有监管难度大的客观因素,但最关键的症结还在于网络平台没有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现实中,不少网络平台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忘记“一锤子买卖做不成百年老店”的商业价值观,对不法之徒利用网络投票赚取不义之财视而不见,既不履行审查把关职责,又因为自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而揣着明白装糊涂,明里暗里对一些不法之徒的违法行为予以默许。
换言之,网络投票蜕变为灰色利益链条滋生的温床,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网络平台没有守土有责。
故此,在网络平台与不法之徒本身存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瓜葛时,显然不能寄希望于网络平台通过自律担当起相应职责,唯有让守土有责成为其法律刚性义务,才能倒逼其兢兢业业地当好守门员,从而真正抓住遏制网络投票乱象的牛鼻子。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
”实践证明,只有把规矩挺在前面,才能真正实现治理的标本兼治。
对于网络平台放任不法之徒利用网络投票骗取不义钱财的行为,监管部门必须对其套牢义务的笼头,有针对性地出台一系列硬性规定,并对没有尽到监管义务的网络平台给予停业整顿、关闭平台、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高额罚款等严厉处罚,让其承担高昂代价。
只有依法依规地让网络平台履行刚性义务,才能让其长记性,进而主动提升自律意识,牢牢守住基本底线。
当然,强调网络平台应尽守土有责的刚性义务只是遏制网络投票乱象的一个方面,建立由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更不可或缺。
但不论怎么说,强调网络平台履行守土有责的刚性义务是遏制网络投票乱象的第一步,丝毫不得有半点松懈。
否则,对网络投票乱象的治理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张智全)
规范网络投票不应止于校园
据报道,近期,浙江省教育厅出台了一个令众人叫好的文件《关于规范校园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对网络投票过程中的拉票行为,进行了规范和管理,坚决杜绝刷票、拉票行为。
从通知中看出,浙江省教育厅阻止学校网络拉票的理由,主要是两条。
首先是不真实。
参与学校网络拉票者,不外乎以下几类人。
一是自家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是自家人的亲戚、朋友,比如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老乡、微信群友等,甚至扩大到朋友的朋友。
这些投票者中的大多数,对投票的对象并不了解,有些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只是因为情面,按要求“执行”,叫投几号,就投几号,叫投几次,就投几次。
这样的投票方式,要达到真实,几乎没有可能。
投票缺乏真实性,就会带来第二个问题,不公正。
如果评优以网络得票多少为唯一标准,那么,得票高低的原因,并不是学生在校的表现优秀与否,而是父母的动员能力强弱。
父母人脉关系广,动员能力强,孩子获得的票就多,反之,尽管孩子很优秀,但却很可能名落孙山。
如果父母拉票时还采用了经济手段,那么“票选”的结果,还与父母的经济实力有关。
父母有钱的,可以通过或明或暗的近似贿选手段,拉到更多的票;父母经济拮据的,或者虽不缺钱,但不屑于采取这种不光彩行为的,孩子只能望票兴叹。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影响到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
如果他们从小生长在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环境里,很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理念:
不必老老实实学习、做事,只要会钻空子、会找门路,就可以轻松“成功”;甚至也不必自己亲力亲为,只要父母“聪明”或者富有,想要的荣誉、财富,都能唾手可得。
反过来,那些从小被不公正对待的孩子,在这种不良环境熏陶下,有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吃一堑长一智”,从不断的挫折中渐渐变得“聪明”起来;二是对社会失去信心,继而产生仇恨心理。
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
学校的网络刷票盛行,是社会歪风影响和渗透的结果。
规范运用网络功能投票,既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还有更加准确和公平的良好效果。
可是,有些心术不正者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恶意刷票日渐流行。
地方荣誉的评选,经济、文化项目的竞选,商品的宣传推广,喜欢走捷径者都会运用网络拉票、刷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屡屡上演。
笔者赞赏浙江省教育厅的勇气。
但是,解决源头上的社会歪风,单靠教育部门那是远远不够的。
有法规制定权的机构,针对恶意刷票行为,亟须填补空白,制订相关的法律政策予以规范,发现了坚决查处。
不能让这种正直人所不齿的“小聪明”“小伎俩”,贻害当代,贻害国家。
(作者:
张登贵,系宁波日报评论部原主任)
该对朋友圈变味的投票说不了
“亲,帮我家孩子投个票吧!
”“今天继续投哟,一天3票哦!
”……相信不少人在朋友圈或微信群中都收到过类似信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负担。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明确规定凡是涉及学生(幼儿)个人荣誉的各项评选活动,原则上不得采用面向社会的网络投票。
这一规定让网友纷纷点赞支持,并被建议向全国推广。
技术的进步有时会给人平添烦恼,比如微信群成了无时不在的工作群,还有就是被“朋友”绑架的朋友圈投票。
由于朋友圈是一个熟人社交平台,面对熟人的拉票请求时,许多人都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回绝。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就这一话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45.6%的受访者曾参与朋友圈投票活动,44.7%的人表示绑架式朋友圈投票让人烦恼。
在这些投票中,绝大部分都是各类评优评选活动,其中又以给学生投票为主。
其实,不少家长同样为此感到烦恼,因为他们同样被绑架了,幕后的“黑手”就是规则的制定者。
为了让自家孩子得到更多的票数,很多家长不得不放下脸面求助别人投票,还有的更是大搞网络刷票。
可以说,无论是家长还是朋友圈里的“朋友”,都是网络投票的受害者,笑着数钱或者借此标榜活动影响力的是那些投票操盘手,包括活动的组织者、投票平台、刷票公司等。
投票是表达观点的一种方式,极为重要也不可或缺,而且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
但是,像朋友圈这样的投票,则完全变了味道。
因为这不是一个人发自内心地表达观点,只是借参与投票表达友情;也不是真心实意地在参加一项评选活动,只是被迫完成一项任务。
更重要的是,投票的结果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充其量只是家长虚荣心、社会关系、功利程度的比拼结果。
而对活动的组织者来说,大多也是将网络投票当作炒作噱头,看重的也不是通过投票把真正优秀的投票选出来,而是借此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哪怕是与活动毫无关系之人。
只要能发动更多人关注、点赞、转发、投票,“营造”朋友圈刷屏之势,好像就能“证明”活动举办得很成功。
这样的炒作和自嗨,已经让网络投票完全丧失了原有的评价功能,而沦为一些机构获得虚假影响力的手段,以及一些网络水军刷票牟利的工具。
变了味的投票,就是作假。
在朋友圈投票流行之前,各类作假的网络投票其实早已有之。
笔者7年前就曾作过一组报道,关注的便是一些地方借助网络投票评选当地“十大杰出人物”,而且投票方式是“一元一票,不设上限”。
这样的投票,已经不局限于朋友之间的拉票,而是要真金白银地刷票了,结果可想而知。
如此堂而皇之的舞弊,让那些刷票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也让那些靠刷票获选的“杰出人物”多了一项可以吹嘘的荣誉,但整个评选的公信力却因此荡然无存,那些相信自己实力、不屑肮脏手段的人也只能落得“陪评”命运。
如今,变味的投票从互联网转战移动互联网,技术在进步,手段在强化,但本质并没有变,依然充斥这一个“假”字。
“假”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杂的利益链条,想要获取影响力的平台、想要牟利的水军、想要盗取用户个人信息的“黑手”,以及想要证明“优势”的那些人。
网络投票本无错,奈何怀揣特殊目的的人多,从而使好的东西变了味。
对于朋友圈各种变味的投票,是时候说“不”了。
学会自持,不被人情“关系”绑架,不助长网络投票的虚假繁荣之势,方能让烦恼少一些、人际关系清爽一些、各类评选评优更加公平一些。
(丁建庭)
公职人员与15岁少女发生关系,啥性质?
当地镇政府的回复有为自身公职人员脱罪之嫌。
6月30日,华商报渭南记者站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网络微博爆料‘陕西华阴一镇政府公职人员长期胁迫15岁少女发生性关系警方:
不予立案’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落款为华阴华西镇人民政府。
说明称,雷某与王某属男女朋友关系,两人之间发生关系属实,但不存在所谓的强奸犯罪嫌疑。
因违反相关党纪政规,6月29日上午,华西镇纪委提请镇领导办公会研究决定给予雷某记过处分。
该事件起因于少女的母亲高女士在网络上发布材料并实名举报,有妻儿的雷某以公职人员身份长期诱骗、恐吓她15岁的女儿陪其过夜,有一次还刀架到女儿的脖子上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已对她女儿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
因涉及公职人员以及未成年少女,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大量关注。
其实,即便少女在诱骗下与雷某自愿相处过,若是她在得知真相后拒绝继续相处,而雷某如同举报所言,实施了用刀威逼等强迫手段,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则依然构成强奸罪。
此外,即便少女自始至终是自愿的,若这种“关系”始于少女未满14岁时,雷某也将构成强奸罪。
但遗憾的是,当地镇政府的情况说明,显然是过于草率了。
首先,在回复内容上,镇政府并没有回应雷某是不是已婚,这是不完整的。
更严重的是,镇政府认定,自身的公职人员与一名年仅15岁的少女属于“男女朋友关系”,但这显然有悖伦理与公德。
尤其是在少女家属本就质疑,雷某虚报年龄、谎称未婚的背景下,如此轻率认定显然难以让人认同。
其次,认定是否涉嫌强奸、是否存在犯罪、是否应该启动刑事程序,这本是刑事追诉的范畴,属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的职能范围。
而镇政府在经过两天的所谓“经过多方核实”后,在几乎没有对所举报内容与细节做任何正面回复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不存在强奸犯罪,不仅吊诡,更已经远远逾越了自身的职权。
再者,在处理结果上,即使镇政府所言属实,所给予的记过处分,也着实有罚酒三杯之嫌疑。
如果雷某确实没有采取强迫手段,且少女与其发生关系时已满14岁,这虽然不构成强奸罪,但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务员有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须给予开除处分。
公职人员与15岁少女发生“关系”,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难道还不严重?
可见,镇政府的回复不仅越俎代庖,更有为自身公职人员脱罪之嫌。
应当说,镇政府的本次说明没有任何权威性与终局性。
我们期望,当地县级以上政府以及公安、纪委、监察等部门,能够高度重视此事,不仅要给少女及家属一个公正的交代,更须给公众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
喷雾致高铁急停,到底谁该道歉?
铁路总公司应该因为自己在专业上没有合理预见,向该女士道歉,以及向该次列车乘客道歉,并改进后续工作。
6月26日,郑州东开往安阳东的高铁上,烟感探头报警,导致列车急停、延误3分钟,后续列车也陆续受影响而晚点。
事故的原因,是一位女乘客患遮光性皮炎,必须要抹防晒喷雾,而喷雾引发了探头报警。
事后,铁路警方表示,考虑到乘客是因病使用喷雾才导致列车停车,并且认错态度特别好,一直在道歉,因此仅对女乘客批评教育,并没有进行其他处罚。
事情到这里,似乎很完美。
但是,实际上却是黑白颠倒,高铁上不能抽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规矩。
此前,偷偷躲在卫生间抽烟,引发高铁降速的事很多,这些违规者事后也受到了惩罚。
既然明知故犯,公众也认为他们是自作自受。
但是,这次女乘客的事情却不同。
铁路公安给出的处理,字面上理解,是应处罚,但看到态度好的情况下,未处罚。
行政处罚,需依据法条而行,那么,我想问的是,这位女士违反了哪一条呢?
是否有不准乘客在高铁卫生间使用喷雾这一条呢?
显然,从来没有任何规定告知乘客,不能在卫生间使用防晒喷雾,那么,铁路警方又是凭据哪一条在批评该女士、教育该女士呢?
如果这位女士据理力争,说自己没有错,不道歉,岂不是就可以因为“违法且态度不好”被处罚呢?
孔子有个弟子,名叫颛孙师,字子张。
有一次他问孔子:
“怎么样才可以治理好国家的政事?
”孔子说:
“尊奉五种美德,除掉四种恶政,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而孔子所说的四种恶政之一,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意思是说,不加以教育到时候就杀人,这叫虐。
后世流传中,“不教而杀”演化为“不教而诛”的成语。
虽然没有拘留等等措施,但批评、教育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处罚。
那么,没有具体的规则、没有告知、没有宣传普及,就处罚公民,实际上,就是“不教而罚”。
的确,这位女士的行为造成了不良后果,但高铁作为服务提供方,对列车的性能、技术指标、各种技术状况都更加熟悉,理应预见到喷雾会引发的后果,并制定各种规章,提前告知顾客,保障列车的安全运行。
如果高铁方都没有预料到,怎能要求普通乘客预料到呢?
但现在,毫无过错的公民却不断道歉,工作存在疏漏的铁路部门却站在处罚者的位置,表现出宽宏大量。
这真是黑白颠倒,还觉得理所当然!
这样做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就是,既然错在乘客,高铁方没错,那么,改进自然无从谈起。
规则不改,自然也不会有相应的宣传。
那么,乘客到底能不能在高铁上使用各种喷雾呢?
香水、哮喘喷雾、云南白药,到底还能不能用呢?
这些乘客急需知道的问题,再无下文。
于是,下一次,公民又被“不教而罚”。
而高铁的潜在技术、规章的疏漏之处还会继续存在,造成安全上的隐患。
所以,合乎法律、合乎情理的结局应该是,首先,铁路总公司应该因为自己在专业上没有合理预见,向该女士道歉,以及向该次列车乘客道歉,并改进后续工作,做出新的规章,宣传普及;而铁路公安部也应该道歉,因为他们的错误把该女士置于了一个应该被处罚的地位。
考研低年级化是在渲染焦虑
作者:
王彬
除了外部的焦虑渲染,大学生的自我焦虑渲染,也是“考研”低年级化倾向诱因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要想冲破迷茫的阻碍,疏解所谓的焦虑,主要还是得看学生自我的主观意识和现实践行。
“达康书记”扬起手指向前方,张开的嘴巴以及眼神中透露着几分急切。
这不是电视剧的场景,而是印在考研培训机构传单上的画面。
据《工人日报》报道,在“达康书记”急切面孔的下方写着一行字:
“大二考研的你,抓紧扫一扫。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考研低年级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现在的考研,在大多数大学生心里还是神圣和令人向往的。
毕竟其往高端说,意味着“去更大舞台再深造”,俗话说“人往高处走”,这也是人性使然;往浅显说,其至少还是一个目标,一个努力的方向,在对于大多数相对迷茫,对未来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大学生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定心丸。
这些都是最真实的状况,本质上是没问题的,但也不能过度放大与延伸,否则,就会出现一些现实偏离的奇葩倾向。
考研培训机构渲染焦虑,从那张“达康书记”代言的考研班传单就能凸显出来。
虽然,其所秉持的是“尽早开始,考上好学校的几率更高”,这一看上去很有道理的依据,但是“尽早开始”是将考研准备延伸到两年甚至三年。
这其实就与现实有所脱节,显现出来的不是脚踏实地的准备思路,而是浮躁功利的考研氛围。
考研培训机构这种行为,在高校还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笔者读大二时,就接到了无数个考研培训的电话,厕所、学校路上也被相关广告贴满,甚至还有宣传人员主动来拉人等。
如此情况,便会很容易把这种焦虑传递给那些低年级的大学生。
这并不会疏解他们的迷茫与困顿,反而是一种异化的加剧。
除了外部的焦虑渲染,大学生的自我焦虑渲染,也是“考研”低年级化倾向诱因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要想冲破迷茫的阻碍,疏解所谓的焦虑,主要还是得看学生自我的主观意识和现实践行。
坦然一些,便是应有的心态要求;稳重一些,便是应有的实践要求。
储朝晖:
职业规划,从娃娃抓起
2018-06-3000:
46 环球时报 储朝晖
随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使得舆论对2018年大学生就业情况格外关注。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2018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20万人,超过2019年的795万,高校毕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然而,较长时间以来,很多人总是习惯将毕业生就业难归咎为企业招聘人数少、大学生眼高手低等,或者认为在即将毕业之际对大学生开展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的培训就能解决问题。
其实,更深层次问题在于大学毕业生意识和能力与就业岗位的需求不匹配,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又在于自幼儿园到大学经历的不当教育管理与评价。
从小学入学到大学毕业,中国的教育管理取向是将学校与社会分开,学生进了学校就缺少与自然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就很难了解社会的需求,没有社会活动的体验,缺少对职业的了解,没有发展其职业活动的能力,缺乏从事某一职业与就业的欲望。
同样,在十多年的教育过程中评价标准始终侧重于要求学生拿高分,而忽视了学生参与社会的实践能力。
这就造成了大多数学生在临近毕业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
也正是由于中国教育评价标准侧重于拿高分,限制了许多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的接触,生成不了与自己相适合的职业愿景。
与之相比,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过程中都安排了学生有充分的时间、空间和自主性参与社会活动。
比如美国的中小学校有志愿者活动、日本的高中大学允许学生去校外打工等。
学生在学校学习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随时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并且在评价上要求有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以及效果的内容。
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形成有机统一,学生在上学期间通过接触社会,能够形成明确的职业规划,或者说知道自己今后想要做什么。
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并没有与社会充分统一协调起来,这就导致许多大学生临近毕业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
虽然一些大学开始在学生毕业前夕提供职业规划辅导,但在大学生毕业前夕的几次职业规划辅导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难以从深层次解决就业的职业兴趣、取向、能力等问题,也不足以帮助学生明确今后的择业方向。
因此,应该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为学生提供职业体验的机会,为学生提供接触社会了解职业的机会,丰富学生们的生活,让不同学生在各自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优势潜能和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两者间建立对应联系,进而自主建立清晰的职业规划意识。
最后,大学不应与社会脱节,大学应服务于社会。
长久以来,人们都习惯以科研和教学能力来评价一所大学的好坏,而忽视了大学需要培养能够服务社会的人,明确这个目标并落实到整体教学、管理、评价之中,而不是在学生临毕业时才去抱佛脚,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也会更彻底一些。
(作者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张云泉:
中国超算“暂时有劲使不上”,怎么破
2018-07-0200:
20 环球时报 张云泉
超级计算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是推动国家安全与创新发展的强力引擎,为解决国家安全、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性问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水平和性能已经居于全球领先水平,“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多次荣膺全球超算速度之冠,中国称霸全球TOP500排行榜冠军达创纪录的五年之久。
不过,2018年6月美国在五年之后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中美两国进入交替领跑世界超算的局面。
软件跟不上发展
但在超算应用水平方面,虽然2019年和2019年,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超算应用“千万核可扩展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器”和“非线性地震模拟”蝉联“戈登贝尔奖”,可实际上我国超算应用发展还远远滞后于超算研制能力的发展。
其一,超算应用软件的可扩展性偏低。
科技部通过一系列重点研发计划,在重点应用领域部署了一系列课题,进行几十万核乃至百万核并行算法与软件研制的重点突破,但目前日常运行的大部分超算作业,其并行规模仍停留在几千或几万个处理器甚至更低的量级,没有充分发挥出亿亿次超级计算机上并行的能力。
我国应用软件仍处于初级阶段,应用领域与软件研发存在脱轨现象。
其二,受制于国外垄断,国产商业应用软件发展滞后,市场占有率几乎是空白。
在超算应用比较多的制造业和基础科研等关键领域,大部分商业应用软件都被国外垄断。
我国不仅支出巨额软件采购费用,软件升级还受制于外方。
我国超级计算机特别是国产超级计算机上运行的大规模并行软件几乎都是科研用软件,不具备大规模商业推广的能力。
其三,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模式一直以来都是政府科技部门主导,地方政府参与,企业承担研制任务,国家超级计算中心负责运维和推广。
虽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国超算的研制和发展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为了取得TOP500世界冠军而忽视实际需求,研制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的机器的做法也越来越值得我们反思。
思想和人才的制约
我国超算应用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在建设思路上,采取了超算系统性能优先发展再拉动超算应用发展的策略。
欧美日等国家一般根据各领域实际应用需求,针对性地研制能满足实际应用需求的超算系统,能够避免对机器的浪费。
而从实践来看,我国的超算发展偏重于先发展超算计算能力,往往会导致超算系统的初期应用效率偏低的情况出现,需要一定时间的过渡期才能将机器用起来。
其次,“重硬轻软”的思想导致经费投入比例严重失调。
美国能源部建议的对超算软硬件的投入比例约为1:
1。
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超算系统的软件经费投入,在项目申报时已经能占20%至30%,比过去的不到10%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离1:
1的比例还有很大差距。
再次,研发力量分散。
我国超算应用软件的研发人员大部分分散在一些小的实验室、研究所,或者依附在以硬件研发为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仅在核物理、石油、气象、地球物理等个别领域建有专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但是未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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