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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诸子百家:
道家和墨家的智慧都高于儒家
一、《易经》的价值精髓与之后的文化倒退《易》的思想演进,在周文王姬昌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据传,伏羲氏(大概于5千多年前)最早研画出八卦的图形,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可以判断,伏羲氏发明的是一种记事的数字工具。
史载,周文王(大致前1152年-前1056年)被商纣王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在囚禁中“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
”这就是史书中说的文王“羑里之厄”,也是史学家司马迁所言的“文王拘而演周易”。
也就是说,周文王,在八卦的基础上演进为64卦,并且为每一卦提了名称,一卦中有六个爻,每个爻的下面分别记载着姬昌写下的文字。
从而形成了中国流传下来的最早也最为神秘的哲学奠基——《周易》。
八卦起源于一个被称之为“阴阳鱼”的太极图。
伏羲所创的先天八卦其用阴爻和阳爻的组合确定了八卦的八个方位和代表的物质元素。
后天八卦出自周文王,后天八卦只是和伏羲的先天八卦位置不同,基本含义不变。
八卦分别为乾、坤、震、巽、离、坎、艮、兑,相对应的象征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可以推定,《易》是中国最早的数学。
因为计数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种必须的活动。
可见,“一”、“--”便是计数而画出两个符号。
《易》中隐含着中国最原始的数学,然而,《易》中的数学却没有被之后《易》的研究者们所发扬光大。
汉朝的道家开始由易经中的阴阳、八卦、五行等创造出了术数。
由此,在汉代后,《易》便开始逐步走上了巫术的思维线路,到唐朝的8—9世纪,经过李中虚等人的再创造,把六爻规定为具体的内容——父母、妻财、子孙、官鬼、兄弟等,每个阴阳符号叫做“爻”,一卦共有六爻。
这与基督教上帝六天创造万物在冥冥中有一种契合。
宋代朱熹撰写《周易本义》,把八卦的象形意义系统化了。
邵雍在《皇极经世》中创新论述了八卦的排列顺序,从而先天八卦图开始流传。
我对《易》的本源面貌判断,她只是周文王姬昌对于自己思想以及社会活动的记载,是周文王的一部“日记”。
姬昌在羌里被幽禁期间,开始进行《易》的创作。
他的记事基础是运用阴、阳两个符合,每六个符号为一个组合,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即为一卦。
每一卦都体现一个思想的主体、活动的内容和主观判断。
即包括对治国安民的战略记载,也包括自己以及家人的一些日常生活琐事的记录。
当然,也包含着姬昌对自己关心的事情的未来演变和结果的预测。
阴阳两个符号只是姬昌用于记录事件的工具,具有数字的意义。
《易》是中国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文献典籍,从春秋战国到宋代,对于《易》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由于思维方法的限制,《易》在她出现后,不断被神秘化和巫术化,而其中包含着的真正的科学价值和人文精髓,却被淹没在巫术的泥淖中。
《易》的巫术化,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最大的不幸。
这种退化冥冥中注定了中华民族没有能力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首创者。
因此,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中,把《易》进行巫术化的解释,标志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严重的退化。
《易》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那就是:
《易》中的“天下文明”的社会理想、“开物成务”的产业思想以及对社会运动规律的高度概况“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等等,都体现3000年前中华民族揭示的思想精髓。
对于《易》的价值意义和思想光辉,由于后来研究者们思维方法和思维导向的错误,丢弃了《易》中对自然界物质的关注热情和方向,从而,便把《易》的思想精髓丢弃了。
八卦对西方的影响,据说,1701年秋末,54岁的莱布尼兹为创造乘法机冥思苦索、无路可走的时候,突然间收到了他的法国传教士朋友从北京寄给他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兹从这两张图中,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居然发现,八卦是象形文字的雏形,由坤卦经艮、坎、巽、震、离、兑到乾卦,正是由零数到七,这样八个自然数所组成的完整的二进位制层数形。
八卦中的“一”叫做阳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1”,而八卦中的“--”叫做阴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0”。
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六十四个自然数的完整的二进制数形。
在数学中八卦属于八阶矩阵。
总之,《易》的被神秘化和巫术化,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一次严重的倒退。
而这次倒退,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中华民族在之后的历史中无法真正走上科学技术的发明之路。
二、对“诸子百家”思想的点评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对当时思想流派众多的一种描述,事实上,有记载的流派并没有“百家”之多,主要包括道、儒、墨、法、兵、农等十几家之多。
与儒家孔子同时代的少正卯,其思想没有只言片语被流传下来,只有孔子对他的否定。
其实,在儒学弟子们的言论中,也从来没有提及少正卯这个人。
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情,是首先被荀子提及并且记载的。
不过,在公元前500年孔子做鲁国宾相参加鲁齐两国的“夹谷会盟”时对齐国演义人员的砍手剁足,却有着明确的记载。
“夹谷会盟”中孔子的表现以及诛杀少正卯的两件事情,表现了孔丘做为一个酷吏的邪恶形象和丑恶嘴脸。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开创儒家流派以及64岁之后潜心整理典籍文献的杰出贡献。
儒家流派之所以对中国历史发挥重大的影响,一是孔子是一位致力于讲学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不辞劳苦的儒学的传教者。
而其他的学术流派,老子是一个独立一人的思想家,他不但不传学,而且也不愿意记述和表达自己的思想。
要不是在他出关时,令尹的强行要求,他甚至不想留下任何文字。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虽然也讲学,但是始终存在于民间,而随着儒家被汉武帝“独尊”,墨家随之而成为“绝学”。
其实,道家和墨家的思想智慧,都高于儒家。
因为道家和墨家思想中,都存在着无比杰出的自然科学倾向和表述。
老子对于宇宙的起源,有着一种明确的揭示,《道德经》的24节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是老子对宇宙起源的描述和最朴素的哲学揭示。
墨子最伟大的思想,表现在他对于“光”的描述方面。
从墨子对于“光”的揭示中,我们可以判定,墨子其实他的时代的一位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
墨子是一位有神论者,他相信鬼神的存在,但是,墨子对于神鬼存在的证明,只是根据《明鬼》文章中的几则事迹的记载和传说。
因此,墨子的精神世界虽然与佛教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但是,在本质上他的体系不是宗教性的,佛教中的释迦牟尼佛和诸多大菩萨,都是依靠讲述自身的前世经历和往生的去处而证明天国、地域的存在,墨子本人并不具备佛或者菩萨的那种神通,他只是用传说中发生的故事来证明鬼神的存在,并且把鬼神划分为天鬼、山林鬼、人死后转化成鬼等等。
墨翟是一个有神论者,然而,墨翟头脑中的“鬼神”,并不是他自己得到的一种证悟,他用各式各样传说中的“鬼神”故事来证明鬼神的存在,认为鬼有“天鬼”、“山林鬼”、“人死后化成的鬼”等等,虽然在形式上有与佛教相同之处,但是,本质上还是与佛教不同,在佛教中,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的诸佛及菩萨,都是一些自身便能够看到天堂和地域存在的人,而且,这些佛和菩萨也同时了然自身生命的前世的经历、作为以及来世去处。
而墨翟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墨翟的学说不具体转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宗教的能力。
墨家流派被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遗弃,这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中的又一大不幸。
墨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发明记载于对于“光”的认知中。
墨翟的发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据说他发明的飞行器能够飞行一天之久,而且,还制造过一些攻城的云梯等等。
墨翟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念,在后世中多半被简单化和误解。
“为往圣继绝学”,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一个宏愿。
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墨子的思想价值,尤其是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
光或者“光能”的突破,将是人类在物理学方面最重要的一次突破,而且,对“光能”的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现性社会的能源基础。
我们现行社会的能源体系,建立在对于不可再生的物质能源——石油、煤炭等物质的严重依赖上面,这是人类科学落后的表现。
对“光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将把人类社会建立在一种全新的能源基础上,从而引导人类社会的形态发生实质性的升华。
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的诸子百家中,老子、墨子等人的智慧要高于孔子以及孔子创始的儒学,但是,在统一的家族专制帝国汉朝建立后,通过儒家弟子们的努力,儒家终于被统治者确定为“独尊”的学派,汉朝皇帝的这一意识形态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之后2000年即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
李悝(前455——前395年),可以被视为法家最早的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主持魏国的变法。
他汇集的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现已失传。
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从法家的政治作为和价值观点两个方面来衡量,我们都不能给予法家流派较高的评价。
法家的实施带来两个严重的恶果,一是对中国阴谋权术传统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明确无误的抑商观点。
法家的价值以及社会政策实践,对于中国的以家庭(族)为核心的皇权专制政体的形成,历史上起到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
秦始皇的政策大多来源于李斯等人,而李斯和韩非子是同窗,都属于法家流派,强调“势、术、法”的作用。
抑商是法家的典型政策选择。
法家无论在社会价值还是在处事的文明程度上,都远远逊于儒家。
在20世纪的“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而出现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并且对法家推崇备至,用法家的观点批判儒学价值,无论从学术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哪都是一场幼稚的闹剧。
从现存的诸子百家的文献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道家和墨家两大家的思想,无论在价值体系还是在科学价值方面,都要比儒家学说的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要先进。
在公元前140年前后,汉朝的统治者——皇帝为整个社会选择和确定了儒术为独尊的价值体系,直到1949年,毛泽东又为全中国确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这与儒术和马克思主义无关,也不是儒术和马克思主义之错,而完全是统治者本身的专制需要,是统治者的专横、愚昧和追求极权的步骤。
春秋战国结束后,经历了短暂的秦朝,中国以家族为核心的专制皇权政治得到确立,并且,嬴政父子开辟了中国政治的最恶劣的传统——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
在延续到公元前140年前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即《易》被巫术化后的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又一场大倒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是一项单纯的文化政策,而且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国定的政治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模式。
随着统一的汉王朝的建立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执行,墨家的思想成为了绝学。
在之后中国社会中再也没有发挥普遍的影响力,即使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没有再次泛起较大的波澜。
而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却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直到1911年清朝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推翻为止,中国才迎来了20世纪文化的一缕曙光。
三、20世纪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语言形态的丰富和发展,是崭新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形成的前提条件。
因此,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对于这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语言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以部分。
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全部历程中,其实,人类忽视了对于“语言”形态的研究。
人类语言有声音、词义、文字等要素构成。
语言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载体和表现,是人类生命能量的一种释放和表达。
中华民族的语言形态以汉语为主体。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复杂的笔画和结构,这样的文字加之以毛笔为主要的书写工具,造就了汉语的主要特征。
语言决不是制约科学复杂与思想丰富的因素。
在20世纪初,中国、中华民族这些词汇开始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
尤其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国——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的名称而得到运用。
在这之前的1902年,梁启超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的一座丰碑和分水岭,也是中国文化体系新旧语言形态上的一道屏障和巨大的鸿沟。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的语言形态发生了一场巨大的进步,一是白话文成为人们书写的形式,另外是中国语言本身的极大丰富。
一系列崭新的词汇走进了中国,诸如世界、社会、国家、主义、哲学、民主等等以及各种科学门类和人文学科的门类,广泛地从西方翻译、吸收和传播开来。
在20世纪百年的大变局中,语言的丰富和扩充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选择了以“民主、科学”两大概念为核心的价值旗帜。
语言形态的变迁,同时与中国国内的政党政治的兴起直接相关,首先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在1949年之前,马克思主义仅仅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开始直接影响全社会的话语,随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革命、解放、专政等等词汇成为主导整个社会成员的主流话语。
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兴起后,孙中山先生为主要创办人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来自美国为主的价值体系——三民主义,而1921年成立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来自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欧洲19世纪社会发展史上的一种思想体系,是全部欧洲思想史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使得工人阶级和自己的理论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在1949年后选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着极其复杂的现实原因。
一方面,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从中国内部的文化体系中,根本无法产生出能够统领全民族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国际上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树立起一个具体的社会标杆和目标。
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人类理论的最高峰,同时更不是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但是,在1949年的关头,毛泽东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明确告诉全体人民“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行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像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类似的成分,毛泽东选择了从苏联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这个主义作为整个国家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加以推崇。
而毛泽东信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他的头脑中只有暴力方式的“阶级斗争”。
因此,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的进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恶果。
马克思主义对于21世纪的中国价值体系的建设和确立,仍然是一道无法绕过的风景。
但是,这仍然是一道无限美好和引人入胜的风景,那些诋毁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多半是把现实中的一些政治权力者们的错误,归罪到马克思主义的头上。
殊不知,在中国的20世纪,的确没有涌现几个真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那些被冠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当权者们,其实大多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糟蹋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历史罪人。
中华民族需要树立起文明的历史观。
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以及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普及,是中华民族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形态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依然是21世纪中国必须师从的一种伟大理论。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能动的、积极的、先进的劳动阶级,这个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他们处于社会形态的劳动分工中,是变革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力量,因此也是推动和引领历史进步的力量。
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阶级当然是最有组织力的产业工人阶级。
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财富(包括剩余价值)主要是由雇佣工人阶级创造的。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工人阶级的解放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革命、解放、专政等都是极其重要的概念。
在中国,这些概念也是曾经被严重误解和应用的概念。
在马克思哪里,革命决不是一种无休无止的阶级暴力,而是劳动者对于传统生产方式的创新;解放决不是任何一种军事战争的结果,而是劳动者与落后的生产过程的分离;专政决不是某一个政党或者社会组织垄断国家政权,而是国家政权必须全体公民服务。
在整个20世纪里,中国的主要的思想家都通过过去的历史来判断未来社会的研判。
然而,在21世纪,继续沿用这种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注定会犯不可饶恕的要种错误。
鲁迅先生是成长与并且成熟于五四运动中的伟大思想家,他首先看穿了中国历史的实质,并且用“吃人”两个字概括中国历史。
鲁迅先生对于现实和未来的探索,也是立足于过去历史的基本面貌来衡量的。
鲁迅先生对于现实的方法和未来的情景,没有进行过多的揭示。
一方面,在“一个四周黑洞洞”的中国,鲁迅先生很难分辨出现实的正确出路和未来的明晰的状况;另一方面,鲁迅先生是致力于对于历史和现实的黑暗进行揭露、抨击和批判。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这表现着鲁迅先生的掷地有声的历史观。
在20世纪的政党政治中,中国出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意识形态。
20世纪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着许许多多闪烁着人类真理光辉的价值概念和思想内核,必须重新加以充分的诠释、注解和利用。
否则,中国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很难走上一条顺理成章的康庄大道。
而对于中国,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和准确性,整个社会生活就将丧失主心骨。
进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事业也将在纷乱的意识形态纷争中而无所适从。
四、21世纪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文明回顾全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在遥远的3000年前的《易》中,中华民族的先贤就明确无误地提出了“天下文明”的理念。
在西方,“文明”概念的使用,则是17世纪的事情。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写作的《文明史》中记载——在欧洲,“文明”是一个新词,1752年才出现在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1727—1781)笔下。
但是,杜尔哥写作的一部通史没有发表。
“文明”最早出现在出版物中,是1756年一部名为《人口论》的著作。
到1772年左右,“文明”这个词汇已经传到英国,由此传遍整个欧洲。
不过,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开始被用作复数形式,在此之前则一直是单数形式。
显然,“文明”这个概念在欧洲,是一个在文艺复兴之后而出现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易》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和使用,这要比欧洲早上2500年。
在欧洲13—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逐步确立起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一系列概念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
这些社会价值于今仍然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198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正迎合了世界上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的浪潮,即全球化的浪潮。
在中国经历了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在21世纪里,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历史观的重新树立和意识形态的再造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不可绕过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必将以“文明”这个概念为核心,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概念,自由、民主等价值必须以文明委基准,21世纪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建设,必须借鉴和发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涌现出来的所有伟大思想家的价值,同时,吸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确立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概念内涵,并且把这些人类价值,统领在文明的旗帜之下。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全球化的国际潮流中。
如何在全球化的局面中丰富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
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局面的中国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是一切关注中华民族命运面临着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在创建21世纪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体系过程中,尤其是在树立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观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并且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的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文明概念,从而树立起崭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且使得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得到普遍的升华。
在全球化时代,信息和数据将成为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
社会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将主要地来源于对信息源和各种数据的判断。
同时,信息和数据也将成为激发劳动者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新型服务方式创造的动力。
中国的政治以及一切社会决策,必须建立在对于各种社会信息和数据的准确而正确的判断基础上。
全球化呼唤着中华民族崭新的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成熟,历史上,在中国的政治中,皇权的政治模式直接植根于家庭(族)的模式,可以说,封建(专制)皇权的国体完全来源于对家庭(族)组织结构的摹写。
在20世纪的1911年,封建(专制)皇权的国体形式被新型的政党组织所取代,但是,在整个20世纪的百年里,中国的政党政治始终处于一种不成熟的“一党专政”体制下。
在西方工业化生产方式成熟之际,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做为西方历史上对以资本为核心因素的生产方式的批判,却始终没有明确地提及“资本主义”的概念。
马克思使用的是“资本家”、“资本家时代”、“资本家的生产方式”、“资本的人格化”等等。
到后来,经由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试图建立起一种不同以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才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模式的概念来使用,并且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与资本主义向对立。
人类社会根本就无法简单地用“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两个概念来进行概括和描述。
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创造,也决不能使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区分。
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正常发展的一个开端。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暴发型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
显然,历史地说,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肇造崭新文明的开端。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这个历史时期后,之后的社会运动方式及其社会表现,与改革开放之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的社会质变。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第一次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的过程。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主流国家中的一员。
显然,中国在社会的价值体系创建方面,已经无须像20世纪百年哪样向西方学习和借鉴,必须进行一场“反求诸己”的社会文明价值的阐述、宣传和落实的实践活动。
在20世纪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移植西方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各个流派的价值却被丢弃了,尤其是对于儒家价值的批判,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后果。
而从西方借鉴而来的意识形态,欲要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必须解决社会条件的“水土不服”的问题。
文明、大同、仁善、科学、幸福——这些概念不仅源自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而且同时是全人类社会行为应该遵循的价值。
文明是人类从事一切社会实践必须遵循的最该价值准则。
无论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还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革命、解放、斗争、专政,都必须统一在文明的旗帜下,并且符合于人类文明的要求,才能够不断地有限地达成人类幸福的目的。
在世界范围内,“文明”概念是源自于中国3000年前的一个古老词汇。
而这个词汇在西方的传播和运用则开始于18世纪。
人类文明只有发展水平、程度、规模、范围的不同,没有实质的差别、冲突、对立和矛盾。
文明是贯穿于人类社会运动全部过程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人类获得幸福生活和达成幸福目的的唯一的方式方法和渠道途径。
一切偏离文明的社会思想和行动,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危害。
所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实就是人类文明水平的不断升华。
人类文明系统,首先依赖于人类自身的头脑中智力的不断进化,从外在因素而言,依赖于价值体系的进步、制度体系的公平以及产业体系的创新。
五、结论在当下,人们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问题。
然而,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如果没有基于文化上的伟大创新,这个民族便不会解决好一系列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且也不会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伟大民族。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一项有着矫正和指导社会运行功能的因素。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不具备优秀的文化素质的民族,就无从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
文化的实质是引导、推动社会的文明。
因此,文化即是人类的文明之化。
如果一种文化体系缺少文明的基因,那么,这种文化肯定就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危害力的文化。
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中,都包含着文明和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多种元素,而人类的任务,即是选择符合文明的文化种子,并且把一切文明的种子深埋于社会生活之中,从而不断地从整体上提升全人类的文明水平。
中华民族自从有文字记载的以来,在文化形态的演进方面,表现着的是一步步的不断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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