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蕈太炎对王船山的评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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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蕈太炎对王船山的评述
辛亥革命时期蕈太炎對王船山的评述
摘要: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也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中,章太炎是對王船山评述最多,也最为推崇的学者之一。
在章太炎對王船山的评述中,主要集中在對王船山的民族思想、王船山的历史观,以及對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的比较等三个方面。
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章太炎不但高度评价了王船山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同时在民族思想、进步的历史观等方面继承和光大了王船山的思想。
关键词:
辛亥革命;章太炎;王船山;评述
章炳麟(1867-1936年),字枚叔,初名学乘。
后改名绛,自号“太炎”,世人称之为“太炎先生”。
浙江余姚人。
青年时为晚清著名汉学家俞樾的弟子。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朴学大师。
其研究范围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等诸多方面,一生著述甚丰,约400余万言。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同时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以及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和王船山的影响。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薹斋,湖南衡阳人。
因晚年隐居于湘西石船山下,故世称“船山先生”。
王船山一生著述宏丰,留给后人的著作多达140多种,400多卷,近千万言。
其内容涉及到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多个学科。
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一、對王船山民族思想的评述
王船山一生风骨嶙峋,誓不降清,他的人格和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象征。
在晚清,无论是维新先驱,还是辛亥志士,都在大力高扬船山民族思想的大旗。
从谭嗣同、杨度,到杨笃生、章士钊、陈独秀、孙中山,都是如此,章太炎也不例外。
不说谭嗣同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的志向,也不说杨度的“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的感叹,在辛亥革命中,王船山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当时革命党人一时称颂的精神向导。
杨笃生在《新湖南》中说:
“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瘘者之思起也,如痦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
虽以黄梨洲之刚侠,至其沈酣没溺,持此为第一义,谛为毕生归根立命之所。
”章士钊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中赞扬王船山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并说:
“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
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
”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也是以王船山等人作为民族复兴思想旗帜的,宣言的第一段即为:
“维我黄祖,恒恒武烈,勘定乱祻,实肇中邦,以遗子孙。
有明之世,遭家不造,觏此闵凶,蕞尔建虏,包藏祸心,乘间窥隙,盗窃神器。
沦衣冠于豕鹿,夷华胄为舆台,遍绿水青山,尽兽蹄鸟迹,盖吾族之不获见天日者二百六十余年。
故老遗民如史可法、黄道周、倪之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
或遭屠杀,或被焚毁,中心未遂,先后陨落。
而义声激越,流播人间,父老遗传,简在耳目。
”孙中山推崇王船山,是把他作为民族英雄来加以褒扬的。
这一点,章士钊也说得很清楚:
“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
……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
”
作为辛亥革命的斗士,章太炎是一个著名的排满激进者,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倾向,深受王船山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章士钊回忆说:
“太炎于前朝遗老,推服船山至上。
其所为推服之故,则在船山人山惟恐不深,志与‘群胡’断绝关系。
”章太炎對自己反清排满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说法:
“余年十三四,始读蒋(良骐)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以清代明,宁与张(献忠)、李(自成)也。
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祥,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
”《黄书》是王船山关于政治问题的著作,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
《黄书》的主旨就是“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
《黄书》共七篇,构成了王船山一整套完整的治国方略。
首论《原极》为全书之纲,论证圣王严华夷之辨是效法天则,其余六篇则是分专题论述:
《古义》论立国遵古;《宰制》讲军区设置;《慎选》言慎重选举;《任官》明任官勿疑;《大正》申廉正之风;《离合》阐治乱交替。
在辛亥革命时期,王船山的《黄书》一直被革命党人作为反清排满的锐利战斗武器,也最为章太炎所看重。
章太炎曾感慨地说:
“观于《黄书》,知吾民之皆出于轩辕。
余以姜姓之氏族,上及烈山,则谓之皆出于少典可也。
海隅苍生,皆少典之胄;广轮万里,皆少典之宅。
以少典之宅,而使他人制之。
是则祭寝庙者亡其大宗,而以异性为主后也,安论其戎狄与贵种哉?
”
王船山的夷夏之别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被革命党人所接受和继承,进而发展成为反清排满思潮。
胡适在为上海《申报》50周年纪念专刊所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曾历数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学术著述史,认为只有七八种书能够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资格,是精心结构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论构架并且能自成体系的,其中就有章太炎的《訄书》。
这应该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而在章太炎的《訄书》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王船山《黄书》的影子。
章太炎在《訄书》中谈到夷夏之别时,即引用了王船山的观点:
“建国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
太嗥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和齐,以遵率王道者,数矣。
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化。
是故淳维、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窜而为异,即亦因而异之。
冉陇朝蜀,瓯越朝会稽,顺而为同,同则亦同也。
然则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
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
自尔有归化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厥角,以奔明氏,明氏视以携养檗子,宜不于中夏有点。
若其乘时僭盗,比于归化,类例固殊焉,有典常不赦。
善夫,王夫之日:
‘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以独贵。
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
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问之。
’不其然乎!
”章太炎在夷夏之别问题上,确实是十分赞赏王船山的夷夏观,说:
“衡阳王而农有言:
‘民之初生,统建维君,义以自制其论,仁以自爱其类,疆干善辅,所以凝黄中之氤氲也。
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云云?
’悲乎!
言固可以若是。
”故此,章太炎在得友人赠送船山遗书之后,對王船山和他的《黄书》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天闻衡岳竦南条,旁挺船
山尚建标。
凤隐岂须依竹实?
磨游长自伴松寮。
孙儿有剑言何反?
王者遗香老未烧。
一卷《黄书》如禹鼎,论功真过霍嫖姚。
”《黄书》的功劳要盖过“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西汉名将霍去病,由此可想而知,它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
二、對王船山历史观的评述
章太炎与王船山一样,對中国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有着自己独到的史学观点和思想。
所不同的是,章太炎已经初步接触了西方近代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也接触和了解了西方历史。
因此,较之王船山来说,史学的视阈要更加宽广,史学的方法和手段也更加科学。
进入清代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各种原因,如“文字狱”等,使得汉族士人学者逐渐偏离政治,在学界兴起了考据之风,出现了历史上的“考据学派”,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称的“汉学”,其影响至今犹存。
其中著名的代表有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赵翼(著《廿二史札记》)等人。
受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受中国近代“史界革命”思潮的影响,章太炎對史学流派是这样理解和划分的:
“史学分‘浙派’、‘别派’,尚非允惬、代嬗之间,知明代旧事者,自以浙人为多,然所重则在作史耳。
‘作史’、‘考史’二者才本不同。
今宜将‘作史’、‘考史’分列,不必以‘浙派’、‘别派’分列。
‘作史’者,如万斯同(《明史》),温睿临(《南疆绎史》),王夫之(《永历实录》),皆端然自成一书。
而陈黄中之于宋史(《宋史新编》),吴任臣之于九国,邵晋涵之于南宋事(《南都事略》),谢启昆之于西魏,皆‘作史’者也。
毕沅之《续通鉴》,虽不逮温公,亦有所出于正史外者。
余如补表诸家,皆当以‘作史’论矣。
若王鸣盛、赵翼,则‘考史’者也。
钱之《廿二史考异》,虽校王、赵为精,亦‘考史’者也。
”史学流派不再是依照史学家的地域划分,而是以他们的治史方法和手段来划分,较之王船山的史学观来说,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在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上,章太炎将中国古代的史学分为具体记述法、历史分析法、历史演绎法以及历史哲学等几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王船山的史学方法属于历史演绎法,“其文辨反覆,而辞无组织”,评价并不太高。
章太炎指出:
“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
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苟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
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最近分析法矣。
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信,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
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法,乃其文辨反覆,而辞无组织,比如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
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源,斯人暗焉不昭矣。
王、钱诸彦,昧其木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
”
對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章太炎与王船山两人在个体上是有同有异,不尽相同。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另一方面还在于时代的变迁和进步,西方文化的东渐。
以评价诸葛亮为例,章太炎基本上赞同王船山意见。
“王而农言孔明、元叹分相吴、蜀,元叹任德,孔明任刑,故吴亡而人思之,蜀亡而人不思。
此亦与崔浩所谓‘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相似。
观《襄阳记》所载,陈承作《目录》所称,徵以今世俚人祭报之事,安得谓蜀人不思邪?
但吴亡以后,旋为江表帝都,蜀亡无几,即为夷獠所没。
文章声气,隐显有殊,故思吴者为人所称,思蜀者不可见耳。
”但是,對于明末佞臣光时亨的评价,章太炎与王船山却大相径庭。
王船山痛恨世之巨变,国破家亡,天崩地解,把这些灾难归结到那些佞臣的头上。
而章太炎认为,要根据不同的时代进行具体分析,不能过于偏颇,對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能做到意见一致。
指出:
“昔光时亨说愍帝以死守社稷,无去旧都,因以失国。
衡阳王夫之痛明之灭,发愤于时亨,而归狱宋之李纲。
夫不察古今宪度不同,利害相反,欲以一必见相齐,盖多类此。
仆谓考迹成事者,则宜于此焉复矣。
”李纲是忠臣,光时亨是佞臣,两人是有区别的,不能同日而语,也不可加以并列。
因此,章太炎不同意王船山的评价。
三、對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比较
章太炎一生狂放自傲,嗜书如命,在多方面的造诣已趋极致,连胡适都自叹弗如。
但是,他對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却是十分崇敬。
章太炎改名绛,自号“太炎”,即是崇拜顾炎武之故。
同时對明末清初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大儒也是赞赏有加,如對孙奇逢的评价:
“夫孙卿死而儒术绝,自明季五君之丧,道学亦亡矣。
”對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章太炎有着自己的评价与比较。
在总体上,章太炎认为,顾炎武、王夫之两人的地位要高于黄宗羲。
“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远甚。
守节不孙,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
然名与二君齐。
”黄宗羲虽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但是,在学术上不如顾炎武,在气节上又不如王夫之。
在對社会流弊进行攻击,要求进行社会改革这方面,黄宗羲更不如顾炎武和王夫之。
“世更以虚玄病之,顾宁人、王而农攻之为甚。
”
在学术渊源与传承上,章太炎认为:
“宁人学术近陈、吕、魏、王,其异涂无足怪者。
而农乃本张子厚者也。
子厚盖云:
‘洪钟无声,因扣乃有声;圣人无知,因问乃有知。
非谓其如木石也,有不知,故有知;无不知,故无知。
故日:
圣人无知,因问乃有知也。
’此其义近实相矣,虽玄远不为诞矣!
有不知,故有知;无不知,故无知;即释氏起见则有不见,不见故能遍照之说,辞有反覆耳。
圣人无知,因问乃有知,即释氏有依他性、无字依性之说,说皆高远,而亦实相之言。
而无阡陌可以从入。
孰与文成以‘无善无恶’称性体者,为知臧识无覆无记,故本无善恶乎?
故日,以文成为虚玄者,非也。
”这里可以看出,章太炎在哲学上至少有有两个倾向:
一是客观唯心主义,一是受佛教唯识宗影响。
张载(1020-1078年),北宋哲学家,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字子厚,大梁人,后举家迁徙凤翔横渠,故人称“横渠先生”。
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为“北宋五子”。
中国古代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一生的抱负和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大多继承了张载的衣钵,也自认为是张载的传人,其自题的墓志铭写道: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按照任继愈先生的观点,章太炎的认识论是“借用法相唯识宗的思想,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而建立起来的,而王船山在晚年作《相宗络索》一书,研究唯识宗的思想,意在贯穿包罗相宗的全部思想,使学者容易了解和研习。
在这一点上,章太炎是与王船山相通的,也继承了王船山在认识论上的一些成分。
對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各自研究的专长及其学问,还是各有专精的。
章太炎认为:
“尊奖廉耻,创惩贪墨,是宁人(顾炎武)所长也;均田
废钱,贫富不切,是太冲(黄宗羲)所长也;种族自卫,无滋蛮貉,是而农(王夫之)所长也。
”我以为,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关于一生行事为人,章太炎无疑是對王船山最为推崇备至的,顾炎武次之,黄宗羲又次之。
因为王夫之气节最高,种族之义最正。
“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
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
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
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
征辟虽不行,群盗为之动容,使虏得假借其名,以诳耀天下。
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
要有规划,则不得不处都市。
王与顾,未有以相轩辋也。
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
昔文天祥言以黄冠备顾问,世多疑其语为诬。
端居而思,此不亦远乎?
以死拒征,而令其子从事于徐、叶间,谅日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
以《黄书》种族之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
”王船山居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民族气节最高。
顾炎武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心可嘉。
黄宗羲陈义虽高,且以死拒征,尚可钦佩,但令其子从事于徐、叶间,并原谅说“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应该是遭诟的。
同为明末遗民,一些著名的学者,虽然认为当时已无力回天,恢复不了大明江山,但都把光复的希望寄予了后人。
然而黄宗羲却没有。
章太炎评价说:
“昔清氏僭乱,夏人起而仆之。
非吾兵甲足与为敌,循百姓之心,宰制于异族者三百年,故发愤期与俱尽;师出有律,又人所乐宾也。
清之当黜,久矣。
自王夫之、顾炎武、朱之瑜、吕留良、戴名世、全祖望之流,隐显不常,皆以光复期之后嗣。
”在这一点上,黄宗羲不但比不上王夫之和顾炎武,也比不上诸如朱之瑜、吕留良、戴名世、全祖望等人了。
對于明亡后,去做逸民隐士,章太炎是持赞同意见的。
他说:
“明之亡,不降其志者,其王而农、刘伯绳、应嗣寅、沈郎思邪!
宁人、太冲欲行其学,不能与清吏无酬酢也。
磨而磷,涅而不缁,吾于宁人尤信。
吴三桂引虏入门,毒敷诸夏,后虽抗清,不足以自赎。
故王而农坚卧不与其事;以不祥辞者,薛方诡對之类也,贤者避世可也。
”
要之,章太炎對王船山的最准确的评价是:
“当清之际,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矣。
”这是章太炎在《重刻船山遗书序》中所言,基本上反映了船山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和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而《重刻船山遗书序》则是章太炎對王船山一个最全面的评价了,也對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有所比较,孰优孰劣,一看自然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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