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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号第5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5年7月号第5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5年7月号第5辑
1.处理工作人员不是未婚证明事件的句号
2.“食堂演义”背后的公益悖论
3.恶搞花木兰:
创作的自由,边界的失守
4.留住成思危的“居高位讲真话”精神
5.受惩罚恐令“挟道德以打人”成常态
6.审视“民告官”应回到司法属性本身
7.别让“僵尸肉”真假之争偏离靶心
8.解剖“节俭型贪官”这只麻雀
9.留守儿童也是我们的未来
10.高温费,那一撮被调侃的“孜然”
11.“医疗费用年均增2成”背离医改初衷
12.公务员涨薪当推动更多改革进步r
13.孩子被忘车内是一种“常识性悲剧”
14.“一票制”下的凤凰古城,被扭曲了的营商生态
15.钱理群进养老院,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1.处理工作人员不是未婚证明事件的句号
龙敏飞
云南省纪委近日对6月10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所报道的胡女士为将户口从昆明迁至成都,花了8个月时间办理婚育证明的问题处理情况进行了通报。
通报称,相关单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存在严重不作为、人为设置条件、服务意识不强、敷衍漠视群众、推诿扯皮问题。
目前,多名涉事工作人员、相关责任领导已被处理、问责。
(7月11日《华商报》)
为了一纸未婚证明,胡女士在昆明与成都之间来回四趟,耗时八个月,还是无果,相关部门的办事效率,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可以说,如此难的“未婚证明”,与之前证明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我儿子是我儿子等奇葩证明,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所不同的,只是体现出来的表现形式罢了。
类似的事件不断上演,拷问的不仅仅是相关人员的失职渎职,更有相关规定的落实与执行情况。
可以说,这一起“未婚证明”事件,所映衬的现实,依然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尴尬。
而媒体调查也发现,中国人一生要办103个证明和证件,而证明与证件又有这样一些特点:
证件数量多,办证地点分散,办证材料重复。
这就是说,很多证明从很客观的角度来说,是毫无必要或多余的。
对此,李克强总理也进行了痛批,相关部门也表示,将着手进行调查并出台意见,尽量做到让证明的公章“少旅行”,让办事的群众“不受伤”。
可以说,奇葩证明之所以屡禁不止,诚如全国政协委员马邦河所言,“每一个证件上的功能单一,有时一个证件只有一个功能。
他认为,这是由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造成了‘信息孤岛’。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则源于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存在衙门作风,“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理念与意识,依然为一些人所尊崇与信仰。
这样的境况下,人为设置条件、服务意识不强、敷衍漠视群众等便会成为一种现实可能。
如今,针对胡女士“8个月开不了未婚证明”的事件,已经有18人得到了相应的处分,但很显然,这并不是此事的终点。
一则,被处分的18人,大多职位不高,且不是书面检查就是通报批评,处分不算严厉,难以形成必要的震慑力;二则,此事倘若没有媒体的关注,恐怕也不会有如今这样的结果,这就是说,此事仍然只能算舆论的胜利,并不值得庆贺;三则,和胡女士一样境况的人,今后他们的问题能妥善解决呢?
所以说,对于“未婚证明事件”而言,其终点应是“天下无奇葩证明”。
而这,显然需要科学的统筹。
这就是说,“未婚证明事件”是一种警示,各地政府都应积极打破行政管理壁垒,改革公民信息服务管理方式,建立公民信息数据库联网。
类似身份证联网系统一样,逐步实现“一证行天下,一网查所有”。
可以说,只有“一网查所有”了,“奇葩证明”才会失去其现实的土壤。
而除此之外,权力的傲慢与骄横,也是必须根治的毒瘤,那就需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
可以说,唯有打破信息壁垒与权力的傲慢与骄横,并保持信息的充分公开,方可防止奇葩证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
2.“食堂演义”背后的公益悖论
邓海建
日前,河南省教育厅就永城市实验高级中学部分学生冲击学校食堂事件下发通报:
5月14日晚自习后,该校部分学生因对食堂饭菜质量不满,到食堂理论并与管理人员发生争执,进而演变为群体性打砸行为。
河南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堂管理,各设立食堂学校要成立由师生、家长组成的膳食委员会,参与学校食堂日常管理和监督。
(7月12日
新华网)
这几年,大江南北,从高校到中学,“砸食堂”似乎成了转相染易的流感。
毋庸置疑,学生以暴力的姿态表达吃饭的诉求,并不契合程序正义,该责罚的自然也不容宽纵;但更值得反思的是,教学差一点、环境坏一点,学生都能忍,而为什么在吃饭问题上往往容易群情激奋、继而揭竿而起?
答案也许只有一个:
忍无可忍。
学生对饭菜质量不满,这自然是冰冻三尺之事。
校方若是不知情,则属于失察;若知情不理,则处置不力。
群体事件的肇因,固然是“乌合之众”的心理使然,但从学生的描述来看,亦有权益诉求不得彰的宿怨。
一碗饭、一份菜,都成为权力盘剥的唐僧肉,学生民怨沸反,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2013年9月14日,河南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发生了一起学生打砸事件,尽管“千人打砸”之说甚为夸张,但“当时确实发生了学生与餐厅人员争吵掀翻桌椅的情况”;2014年11月4日晚,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人和校区,部分学生因不满饭堂价格贵等原因,在宿舍以扔垃圾、起哄等形式抗议;2015年3月20日,贵州省普定县第一中学学生打砸学校,也与食堂有着直接关联……本该为学生服务的食堂,究竟怎么了呢?
这个问题,要回到学校食堂的属性与行为上来回答。
理论上说,学校里的食堂,应该与公立医院差不多,保障基本需求与安全的公益属性是第一位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学校食堂却多以外包的形式垄断经营。
学校坐收租金,反正价高者得,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校方以封闭式管理保障学校食堂的“刚需”,这算是对经营方出高价的投桃报李;而食堂则在垄断位置上作奸犯科,要么偷工减料、要么李代桃僵,我的地盘我做主,无视学生作为消费者的基本权益诉求。
一旦琐细争执成为压垮双方博弈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则场面失控而终不可收拾。
公共服务外包,契合效率优先的原则。
市场经济这么多年,学校当然也不能什么都做。
但问题是,食堂外包的意思,并不是圈地自肥,更不能甩手不理;而应该接受正态竞争,在更多监管责任与更严专业要求的规制下,保本微利,而非小本暴利。
“食堂演义”的背后,昭示的是学校食堂的公益悖论:
立的是为学生服务的牌坊,干的是比银行、地产、高速路更赚钱的行当。
可惜学生菜基数小、总价低,羊毛薅起来自然比较难看,东窗事发只是时间长短的区别。
化解学校食堂的危机,膳食委员会是治标之策,或能平衡各方意见与想法。
根本而言,还是要厘清食堂的属性定位,在租赁制度、职能监管、学校责任等层面给定基本范式,把可能的猫腻杜绝在明处,别让食堂成了少数学校金库的印钞机。
3.恶搞花木兰:
创作的自由,边界的失守
乾羽
“花木兰因贪生怕死而不敢奔赴前线,在军队中因吃亏被迫上战场成为将军,回归故乡后,去世的父亲留下一封信,从信中得知邻居恶霸看上他,父亲才骗其去当兵……”近日,喜剧演员贾玲在《木兰从军》小品中,身穿古装,嘴啃烧鸡走上舞台,将中国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恶搞成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傻大妞形象。
节目播出后,引起众多网友和观众不满。
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刊发公开信,要求贾玲及剧组公开道歉。
(7月12日新华网)
有时,恶搞确实是喜剧创作的捷径。
因为,喜剧来自于不对称、不协调,于是就有了反差,就有了冲击,也就可能有了笑果。
这种不对称和不协调可以是外观上的,如一个人的着装和谈吐,也可以是认知上的,如一个人的表现与形象。
而恶搞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颠覆人们的认知,创造出一个与原有认知截然相反的角色,从而引发诧异,制造笑料。
在信息由单一走向多元,社会由理想走向世俗时,恶搞尤其有市场,人们乐于看到世俗对崇高的恶搞与解构。
就像恶搞花木兰的小品,其塑造的新花木兰形象就与人们的原有印象完全相反:
之前的花木兰是聪慧的、孝顺的、勇敢的、刚毅的;小品中的花木兰就反其道而行之,塑造了一个蠢笨的、不孝的、胆小的,软弱的形象。
于是,反差开始产生,人们发现花木兰之前的形象是假大空的,真实的花木兰是如此不堪、真实、世俗、可笑;于是,人们找到了新的看点和新的笑料,花木兰的形象在人们的笑声中被一点点消解。
在一个世俗的时代,人们本能地对价值层面的东西保持警惕,那些世俗本身流行的东西,甚至是恶俗的东西更能让人信任或产生安全感。
结果,恶搞和解构成为搞笑的常规手段。
如何看待这种恶搞?
首先应该承认的一点是,恶搞也是一种创造。
尽管,在很多人眼中,恶搞就是一种恶作剧,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当他们恶搞,尤其是认真恶搞时,他们也在借用恶搞表达着一些什么。
虽然,对于这种恶搞很多人可能反感,但是在一个越来越开放、多元的社会,恶搞确实是一些人创作的手段和自由,他们在用一些人不喜欢的恶搞方式进行着自己的创作。
所以,对于这些恶搞即便是意见满腹,也最好承认他们的自由,实在不必上纲上线喊打喊杀,这种容忍有助于社会的多元和文化的繁荣。
只要,这种恶搞没有成为主流,社会就应该有容忍的雅量。
当然,把恶搞视为一种创作自由,并不意味着恶搞就有理了。
毕竟,恶搞带有一定的破坏性——恶搞虽然能够带来笑果,但恶搞不是建设性的,而是以解构为基本手段,对已有形象和文化进行破坏。
这就要求恶搞者有其表达的节制,有其坚守的底线,如此恶搞才能在合适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搞笑本领。
这个边界其实很清楚:
真、善、美。
恶搞可以,但恶搞不能对真善美进行恶搞。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将《背影》里父亲为孩子越过铁轨的行为解读为违章,不能接受将堵枪眼的英雄行为解读为不小心摔上去的,不能接受将雷锋做好事的动机解读为想出名想疯了;因为,这些解读已经触底了恶搞的边界和底线,已经对真、善、美进行了恶搞。
此时,我们无法去笑,因为笑过之后,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填充我们内心,成为我们内心价值观的支撑。
即便是在最世俗的社会,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也是共同的。
如果,一个社会连真善美也可以随意玩笑,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价值观沦丧的社会。
对比一下美国电影《花木兰》吧。
一个中国的历史故事,被美国人以西方文化的视角进行了改编和解构。
电影中也满是搞笑的场景,比如误会、巧合、滑稽,但是,电影没有对花木兰身上的真、善、美进行一点恶搞,因为一旦恶搞就可能是一种亵渎,就可能是一种伤害。
难道,这样的创作方式与创作理念,我们至今还搞不清楚?
社会不能接受假大空的崇高,社会当然也不能接受恶搞真善美的世俗。
关于改革,成思危还发表过更加一针见血的言论,他说,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应该着力于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有资源分配权的人不应该有优先选择权,这就好比是在分一块蛋糕,切蛋糕的人应该最后一个拿。
显然,他将当下部分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或者是切蛋糕过程中,先把自己那块留下的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而这才是更加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言论。
在“砖家”和“叫兽”出现的频率比选秀明星还高的当下,成思危在高位仍然敢讲真话的真性情,向世人呈现出了我国知识分子最应该拥有的一个态度。
应该说,成思危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提过很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但最应该让中国学人继承和发扬的则应该是他拒绝犬儒主义、学以致用的学界良心。
5.受惩罚恐令“挟道德以打人”成常态
张楠之
7月11日上午10时许,在哈尔滨一辆挤满乘客的64路公交车上,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上车后见无人让座,便挤到一坐着的女孩旁,边骂边要求女孩让座。
女孩当时正在低头玩手机,听到骂声后随即起身,说:
“没看见你在边上啊,但没有这么要座的,还骂人。
”老人听后暴怒,随即给了女孩一耳光。
(7月12日
东北网)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很显然,这位老人在公共场所公然殴打他人,是违法行为,理应受到相应的处罚。
而在与之相类似的事件中,那些对他人暴力相向的人,无论其情节轻重,都已属违法。
但不幸的是,一旦事涉老人,并且涉事老人打人的原因里出现“未让座”、“拒不让座”之类的关键词,似乎就成了只关道德不关法律的事情。
而一旦一件事情被认定为道德事件,其中的是非曲直有时就很难分得清,讨论来讨论去最终搅成一锅浆糊。
而且,在这类的事件中,被打的一方当事人有时也有“理亏”之感——无论未让座的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愿再纠缠下去,以免急得了理却让自己陷入“不尊老”的道德指责中去。
实际上,一些为老不尊的老人正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一点,首先将自己置于一个道德的至高点,通过道德指责掩盖自己的违法行为,使对方和旁观者“敢怒不敢言”。
且不说被打者是否有让座的义务,即使其有让座的义务,即使其态度蛮横地拒绝让座,别人也没有对其实施殴打的权利,因为让不让座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
所以,这种老人殴打不让座者而得不到处罚的现象终归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更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
正常情况下的正常做法是,当一个人殴打了另一个人,无论施暴者是何种年龄、何种身份,也无论被打者是否有过错,殴打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施暴者必须因此而受到惩罚。
具体到此类事件中,施暴的老人都应该因其行为及其行为造成的后果的轻重程度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处罚只有轻重之别,没有有无之分。
不能任由类似的“不让座就打你”的事件继续这样有头无尾地发生下去了,否则,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使一些人产生这样一种心理:
只要我占据了道德高地,就可以挟道德打那些“不道德”的人,而且打得理直气壮,打得得意洋洋,打得扬眉吐气。
而受害者恰恰是那些真正有道德感的人——正因为有道德感,才会当别人以“不道德”相指责时会感到羞惭,会息事宁人。
这对整个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6.审视“民告官”应回到司法属性本身
龙敏飞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政府71次被推上被告席。
6个月当了71次被告,比去年同期多了30件。
安徽省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应诉处副调研员章荣高预计,5月1日新行政诉讼法实行后,行政应诉案件明显增多,下半年可能要达到100件以上。
71件案件中,上半年合肥市中院审结了20件,其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8件,确认省政府行为违法1件,撤销省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1件。
即到目前为止仅一起案件败诉。
(7月12日《新京报》)
安徽省政府今年上半年71次被推上被告席,比去年同期多了30件,这在情理之中。
毕竟,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行政诉讼法》,一方面给“民告官”撑腰了,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公众的权利觉醒。
之所以能给民众撑腰,就在于新《行政诉讼法》有不少亮点,如可以要求法院连带审查“红头文件”的合法性、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以及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立案等,这些新举措,都是法治进步的一种写照。
一直以来,对于“民告官”,都有两重大山,一是立案难,二是胜诉难。
如今第一座大山在新法的督促下有望得到改善,第二座大山呢?
似乎依旧。
以此次安徽省政府为例,20起审结的案件只有1起败诉,民告官胜诉率仅为5%。
当然了,因为每起案件都有自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相关司法人员存在失职渎职的嫌疑,但这样的“胜诉率”,似乎是“民告官”难于上青天的现实缩影。
置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1990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91万多件,年均83168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比例不超过2%。
在已经立案的“民告官”案件中,只有27%左右得到实体裁判,原告胜诉的只占一成。
在这样的数据面前,再怎么振奋人心的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
客观来说,多数敢于告官的民众,并非无理取闹,而是确有冤屈的,即便如此,胜诉率还是如此之低,这的确值得审视。
何以至此呢?
以案说理似乎更有说服力,也更能窥见真相。
据悉,河南省从2013年起试点民告官案件异地审理,信阳、南阳、安阳成为改革试点地。
结果,截至2014年5月,仅信阳一地行政机关败诉率就上升了17%。
这样的现实,最起码说明一点,因为所谓的“辖地管理”,地方法院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如此境况下,又怎能确保必要的客观公正呢?
又如何保证司法不受外力干扰呢?
这个难题,显然是亟待破解的。
“民告官”就是一场公民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的角逐,这种对决往往是此消彼长的。
当然,对于“民告官”而言,胜诉率并非越高越好,甚至可以说胜诉率与公平正义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只是当“民告官”胜诉率极低时,就有必要审视这背后是否公平与公正了,而如今,正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因而,民告官的关键,仍然是要告别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让类似事件回归到司法属性本身,这才是争议“民告官”事件的最终落脚点。
7.别让“僵尸肉”真假之争偏离靶心
陈广江
问题又回到原点:
冷冻四五年的冻肉算不算“僵尸肉”?
“70后”猪蹄、“80后”鸡翅究竟有没有?
“封存数十年的冻肉”的消息到底来自哪里?
这些问题事关公共食品安全,也关乎整个冷冻行业,绝不能含糊其辞或不了了之。
在“僵尸肉”真假之争上,我们亟需权威声音的直接回应和正面回应。
“僵尸肉”真假之争,争的是事实真相,忧的是食品安全。
“僵尸肉”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肉龄”,而在于安全,在酷暑中即使一块鲜肉也会在短期内变质,那么“冻肉走私”中食品安全隐患可想而知。
公众的安全感,不仅要靠相关部门的高效监管,也靠相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所以,比“僵尸肉”真假更重要的,是我们餐桌上冷冻过的肉是否有安全保障。
在这个意义上,权威声音要及时,直面事实真相,澄清社会疑虑,以避免争论偏离方向,甚至沦为一地鸡毛的口水仗。
8.解剖“节俭型贪官”这只麻雀
吴龙贵
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是吝啬鬼的典型代表,让人印象深刻。
但谁又会想到,现实生活中也有“葛朗台式”的人物,还是个贪官。
他就是镇江市民防局原局长朱冬生。
一方面他大肆受贿,把持审批权,搞权钱交易。
另一方面,他又在生活中极端节俭。
为了省汽油钱,他坐公交下乡买豆腐,平时穿着也不讲究,都是掉色破损的旧衣裳。
近日,朱冬生因犯受贿罪被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
(7月13日《现代快报》)
法院最终认定的朱冬生的受贿金额,接近200万元。
200万元虽然不少,但放置于动辄贪腐上亿的大贪、巨贪面前,朱冬生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只小“苍蝇”。
不过苍蝇虽小,却不乏看点,朱冬生的吝啬与其贪腐形象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让朱冬生成了贪官群体中颇为另类的一个。
事实上,近年来曝光于媒体的“节俭型贪官”并不在少数。
比如“一日三餐馒头稀饭”的原盐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比如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的魏鹏远,人前是穿衣朴素、长年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家中却被查出上亿现金。
再比如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平时不抽烟不滥酒,一双皮鞋底子换了3次还在穿,但受贿的赃款却塞满了整整5个保险柜。
“节俭型贪官”已然成为腐败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类型。
对于这种类型的贪官,舆论的一种普遍看法是,表面上的节俭乃至吝啬,只是为了增加贪腐的欺骗性和迷惑性,是腐败分子为了掩饰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使出的一种伎俩。
现实中不乏这样的“双面人”,一些官员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被发现贪腐之前,甚至可能是一个廉政典型,以至于落马,常常让当地官场一片诧异。
不管是否主动为之,低调而俭朴型的贪官显然要比那些高调张扬的贪官更具隐蔽性。
以朱冬生为例,其贪腐“生涯”之所以能够长达近10年之久,与其“节俭”的外在形象是分不开的。
但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些贪官的节俭,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本性使然。
很多官员都是贫苦家庭出身,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节俭的习惯已经渗透到了骨子里,即便当了官也难改本性。
再者说,官员毕竟不是演员,伪装节俭一天两天不难做到,但是长年累月地装,还得让人看不出破绽,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本性节俭,但却一步步堕落为贪腐分子的官员,显然更具有解剖价值。
一般而言,官员腐败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追求更好更奢侈的物质享受。
换言之,他们付出极高的法律成本,总是希望将自己的贪腐行为转化为非常现实的利益。
这是一种人性弱点,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那些“节俭型贪官”,他们贪腐的动机何在?
难道只是为了没事在家数钱玩?
葛朗台式的吝啬鬼和偏执狂毕竟只是极少数,一名官员到了能贪腐的地步,也大多不缺少智商。
“节俭型贪员”看似漫无目的,恰恰能说明腐败的本质。
从人性的角度说,任何一个人只要手握权力,都可能有腐败的内在冲动,哪怕什么都不为,因为兑现权力、挑战党纪国法的过程本身就有诱惑力。
从权力的角度说,腐败与官员的人品、出身、行为习惯和爱好没有太多的关系,它只与制度有关。
制度严密,腐败的风险足够高,那么再大的欲望也会收敛,反之,则再节俭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花钱的人,都会有事没事贪上一把,并且具有成瘾性。
9.留守儿童也是我们的未来
高亚洲
农村留守儿童目前至少有6102.55万。
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
20多年来,进城的农民工们贡献了飞速现代化,被迫留在乡土的孩子们,却成了这一宏伟进程的被忽视者。
在故乡留守甚至流浪,他们成了悲剧主角,自杀、被性侵、误入歧途……这个数字还在扩张。
(7月13日《新京报》)
事实上,留守本是对一种存在形态的客观描述,尤其是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当下,留守更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存在。
那么,它缘何会成为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代名词?
换言之,这些本应沐浴于关爱之下的儿童,为何会屡屡成为社会的悲殇呢?
对留守儿童父母的责怪,对当地政府的质问,对当地村民的诘责,甚至对社会公益的反思,常常成为当下“挺身而出”的重要因素。
以更宏大的视野审视,或许还可以来一番社会历史的溯源,时代发展的探幽。
于此,或许正如有论者所言,任何草率的归因都显得没有说服力,任何试图力挽狂澜的个体都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仍需得以郑重道明的是,对留守群体的关心,它不是基于某种情绪下的激愤或者说同情,在同一的社会形态下,对他们的关心,其实就是关心我们的未来。
这不是发乎朴素情结上的浅吟低唱,姑且不去来一番“少年强,则国家强”的宏大抒情,留守者的生存孱弱,并非发生于一滩闭环的泥淖中,他们所遭遇的困顿和现实的孱弱,所投射的正是我们每一个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
谁能保证自己的孩子,不会因于自己生存逼仄,而成为被遗忘的留守儿童,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于此,关心今日的留守者,谁说不是在关心我们的未来呢?
再者说,一个现代社会文明的建成,从来都是建立在社会不同群体的整体向好。
如果留守儿童依然在困顿和不安中,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短板所在,那么,所谓文明、所谓现代,不过是空想。
一番情理上的疏浚过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我们当如何关心这些面临枯寂人生的留守者呢?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审视的是,那些被吞噬的枯寂人生悲剧是如何上演的呢?
是因为贫困吗?
是因为政府帮扶不力吗?
是公益介入虚置吗?
或许不能否认那些现实的贫困,不力的制度救济以及有心无力的公益,但是,从此前的数起悲剧来看,贫困似乎并不是直接的根源,政府的救济并未缺失,甚至公益也未曾缺席,真正压垮留守儿童最后的希望,竟然是情感上的贫瘠。
抚养和帮扶,如果只是停留于物质上的满足,精神上的困顿和情感上的空虚,成为留守者无尽的伤痛。
如此说来,有温度和人性的制度救济和公益帮扶,是多么地值得期待。
而就在6月18日,来自一项名为《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正式发布,根据这份白皮书的结论,与其他相比,留守儿童更需要心灵抚慰。
于此而言,来自亲情的陪伴关爱,或是是最值得期待的关心,如何实现留守者与至亲最长情的陪伴呢?
这依赖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均衡的区域发展、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机制。
当为人父母者,不再为生计而远游,或即便远游也能长情陪伴于孩子之侧,让他们能真正地“少有所养”,真正分享到社会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正如习总书记日前在贵州调研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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