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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规律
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规律
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
但是,公平与效率这两大目标是对立统一关系,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互相对立、互相排斥,构成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规律。
一、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规律的内涵
1、公平的定义
公平,指公开、公正(公道),平等、平均,既包括经济公平、政治公平,也包括社会公平,但更主要地是指社会公平;既包括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主要是“游戏规则”的公平),也包括参与社会活动的结果公平。
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
公平的客观性是指公平与公平观的差别性,即公平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公平观则是主观的,是一种感觉、心理现象。
无论是财富或收入分配、财产占有,还是就业、政治平等,等等,人们在客观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总是具有一种客观的公平标准或度量,至于在一定时点上所推行的经济法律、社会政策等是否完全合乎公平内生的客观标准,则是另外一回事。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只能是相对的、具有历史性的。
世上有公平的经济制度,而且有许多种,但却不存在哪一种是永恒和绝对的公平制度。
也就是说,公平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几年~几十年),没有哪种经济制度能保持长久的公平性。
一种公平的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在这个时候、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东西,过几年几十年它就会演变成不公平的。
人们要使社会长久公平,保持经济正常运行,就要经常调整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经济公平应是指经济领域中主体之间竞争的公正性、分配中的平等性和数量上的平均性,其含义应着重于经济投入与经济回报之间比例的合理性。
政治公平应是指在政治领域中主体之间竞争的公正性,参与政治活动的公开性、政策制定的公正性、政治结果的平等性,其含义应着重于政治结果的合理性。
同样,社会公平应是指在社会领域中主体之间竞争的公正性,其含义应着重于社会活动的公开性、参与社会活动的平等性、社会活动投入与社会回报之间比例的合理性。
参与社会活动的“起点”公平指人们在比赛时起跑平等。
由于在五十年代我国对资本主义实现和平赎买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现在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起点实现了基本公平,劳动者之间是平等的、自由的,每一个劳动者不受其它生产者强制和奴役,自主决定是独立生产劳动或与别人结合生产劳动或休息;每一个劳动者都有选择其它劳动者从事的生产项目的权利,任何劳动者没有垄断独占一项生产项目的权利,劳动者之间自由平等竞争;劳动者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在交换商品、劳务时是平等的,在交换与否,交换价格方面不受强制;但是也还不是绝对的起点公平,人们的出身不完全一样、受教育的内容、程度也不完全一样、天赋禀性不相同,因而起点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参与社会活动过程的公平,指人们拥有对社会活动的同等参与权、类似的选择权或被选择权、同样规则的制定权、社会决策的同等表决权等等。
参与社会活动的结果公平指人们通过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最后的结果在质量上是平等的,在数量上是平均的,基本没有什么差距或者差距不大。
2、效率的定义
效率通常指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在企业中衡量指标主要是企业生产率,对国家而言则主要指经济增长率。
效率也分经济效率、政治效率和社会效率,但更主要地是指经济效率。
查尔斯.沃尔夫在《市场或政府》中说:
“所谓的市场产出的高效率,是指已不能用更低的成本来取得与已获得的总利润相等的利润,换一种说法是,在相同水平的成本情况下,已不能获得更大的利润”。
沃尔夫也把效率分为静态效率(即实现产出或产品对投入或成本的高比率)和动态效率(即长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著名数理经济学家帕累托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指出:
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在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也是有效率的。
“诺思”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了制度效率,即指在一种约束机制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而无效率则是指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
实际上,制度效率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制度能够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利益的规则,为人们制定一套行为的规范,为人类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大的空间,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并让生产、交换和消费获得帕累托最优效率。
3、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规律
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关系,双方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互相对立,互相斗争,构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而且它们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首先,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是相互依存和互相促进的。
第一,经济效率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前提。
效率和公平相比,永远是第一性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不患寡,只患不均”思想,既没有带来社会公平,也无助于生产力提高。
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生产力是第一位的,生产关系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效率的提高。
只有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才能兼顾公平的原则。
不仅社会公平问题的产生以一定的经济效率为前提,而且经济效率可以使社会公平建立在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社会公平的最终实现也要以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
社会公平的最终实现就是达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这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社会公平也会促进经济效率。
一般来说,社会公平有利于减少人们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形成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能够促进生产要素优化、合理配置,尤其是能促进劳动力、科学技术与各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从而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经济效率提高。
其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又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排斥关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间、空间内,做事考虑公平多,兼顾效率就差;注重效率多,考虑公平就少。
具体分析社会公平对经济效率到底起促进或是阻碍作用,关键在于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把握。
过与不及都会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
当社会存在极度的不公平现象时,会造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必然就削弱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降低经济效率,甚至可能最后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
同样,绝对的公平也会影响经济效率。
过去,我们就因片面追求社会公平,在分配中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以致形成“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结果挫伤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整个社会经济都出现低效率局面。
因此,一般来讲,只有适度的社会公平,才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其三,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周而复始的。
公平的经济制度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所谓公平的经济制度,在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其公平性必将遭到破坏和改变,致使生产效率下降,因此,公平的经济制度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存在长久、永恒的公平经济制度;人们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会生产率,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设计、建立“新”的公平经济制度,原来公平的经济制度在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出现新的不公平现象,又会再度产生公平与效率矛盾的问题,如此周而复始,循环演变。
二、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关系在当代的主要表现
公平与效率在当代,既实现了历史以来最好的结合,又形成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斗争、矛盾、排斥关系。
资本主义比在它之前的任何社会都有效率,这是不容否认的,但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即使是在号称机会最平等、生活最自由、最受人羡慕的美国,由于贫富悬殊、市场机制经常失灵、接受教育环境不同、生活质量高低悬殊、种族性别多方歧视等缘故,人们在参与社会活动、进行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机会和权利、起点和结果都有极大差距。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指出:
“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
……和财产差别相比,工资和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阶级差别也还没有消失:
今天,较低层的或工人阶层的父母常常无法负担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商学院或医学院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个高薪职业之外。
”近几年,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全球富人总收入与特贫阶层总收入已从1979年的9倍上升到了1997年的15倍。
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所增长,但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贫富差距却在日趋扩大!
据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内税务局等发表的调查报告披露,1989年以来10年间在全美国家庭净资产(包括住宅、其他不动产、股票、债券、汽车和银行存款等)中,1%的最富家庭占37%,另外9%的富有家庭占31%,其余90%的家庭仅占32%;布鲁金斯研究所经济学家柏特里斯的研究发现,美国5%最富有的人收入与5%最贫困的人收入差距已从1969年的11.7倍上升到1995年的25倍。
美国2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49.7%,20%收入最低人口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3.6%。
不公如此,而且富者正在越来越富,穷者正在越来越穷。
据美国联合争取公平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一项报告声明,从1990年到2000年11年间,美国企业总裁的工资增长幅度高达571%,而普通工人工资的增长水平只有37%,扣除10年来的通货膨胀幅度32%,工人实际平均工资增长无几。
另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目前美国老板的平均薪水是一般工人平均薪水的531倍!
2000年,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110万人,贫困人口占人口比重11.3%。
其中黑人贫困率22.1%,白人贫困率7.5%。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
这一点就连西方资本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
美国费希尔和唐布什合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也认可了公有制国家的较高效率:
“计划体制运行得如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内,苏联的增长虽然没有日本快,但比美国快。
”一个重要事实是,被联合国确认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全都是私有制国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效率是很高的,保持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举世瞩目,为全世界所公认,而且这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的综合国力,1949年排名世界第13位,1962年列第10位,1988年进入世界第6位;改革前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1%(与日本战后的年均增长率也差不多)。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八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前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万亿元。
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用7年时间又翻了一番。
“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之最。
80年代,韩国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居世界第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居世界第二。
在近代史上,英国完成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用了58年,日本用了34年,印尼用了17年。
韩国用了11年,中国仅仅用了10年不到时间,且中国是背负12亿人口翻番的。
中国经济还创造了世界贸易增长之最。
199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235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九大贸易国。
1978年的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逆差11.4亿美元,处于世界第35位!
从1978年的第35位猛升到1994年的第9位,中国的世界贸易增长了10.4倍,15年间平均年增幅高达64%,创造了世界贸易增长史上的奇迹!
“八五”期间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中国还创造了世界生产增长之最。
中国1950年的钢产量为61万吨,居世界26位,1994年达到8960万吨,居世界第4位,1998年达到1159万吨,比1949年增长721.4倍。
1950年煤产量为0.43亿吨,居世界第9位;1991年达11.5亿吨,上升为第1位,占世界总产量的22.5%。
原油1950年为20万吨,居世界第27位,1994年达2亿吨,上升为第5位。
发电量1950年为46亿千瓦小时,居世界25位;1994年达8395亿千瓦小时,上升为第4位,1998年达到11670亿千瓦小时。
水泥、棉布、服装、谷物、棉花、油料、肉类等都已由原来的世界第二、三、四位跃居世界第一。
1978年,中国的彩电、洗衣机等轻工产品还是一片空白;到199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电视机和洗衣机第一生产大国。
1988年,中国的水产品产量突破1148万吨大关,跃居世界第3,1990年又达到1218万吨,跃居世界第1,1998年达到3854万吨。
1991-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8%,1997年经济增长8.8%,而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仅上涨0.8%,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良好态势,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开始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轨道。
可见,高效率是离不开以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
但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为经济发展的高效率以及比私有制更多的机会均等开辟了客观可能性,而要将这种可客观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以科学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机制为中介。
因我国生产力落后,发展不平衡,商品经济不发达,公平与效率还比较难兼顾,而且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动态发展的,即使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内实现了较完美体现和有机结合,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和离开一定范围,则他们之间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排斥、斗争关系。
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关系,才推动了我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
在我国现阶段,公平与效率还不能很好地结合、兼顾,主要表现有:
一是竞争起点的不公平。
虽然我国已发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我国仍然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公民个体和家庭拥有的社会财富都还存在多少不一现象,义务教育也只普及到初中,公民存在受教育内容、程度的不同、天赋禀性的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差别等等,因而参与社会活动的起点还不公平,也不可能完全公平。
二是竞争机会的不公平。
在我国,公民个体、企业在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等许多方面都还不能做到完全公平、还有一定差距,因为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还存在出身不完全一样、受教育的内容、程度也不同、拥有财富不平等等差别,因而客观上确实存在每个公民拥有的机会不平等现象,如法律虽然规定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但是实际上并非每个人都有被选举的机会,又如在我国现阶段,办事凭关系现象极为严重等等,这都是竞争机会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三是竞争过程的不公平。
其一,政治体制有待完善、成熟,目前,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治上没有实现全民直接选举,且许多公民并不拥有实际上的被选举权,也没有较多的知情权;其二,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成熟,市场竞争环境还不优化、合理,公民或企业仍然是有限制地就业和创业,很多行业还存在自然垄断现象。
其三,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许多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缺乏社会保障,还有“后顾之忧”。
四是竞争结果的不公平。
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造成贫富悬殊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1)贫富差距在继续扩大。
有数据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仍在提高。
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趋势不仅一时难以遏制,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同时也反映在财富的占有上。
截至2000年底,我国社会资产性财产总量共有38万亿元,其中,国有资产占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57%,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
也就是说,改革前那种几乎是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的状况,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并且这种财富的拥有是相当不均衡的。
在20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80%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
换言之,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资产。
(2)贫富差距扩大已出现失控的趋势。
第一,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当中,已经在实现按生产要素分配,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个人手中;第二,不合法的和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使得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和招商引资等等方式,国有资产正大量地流向个人手中,并且资本量越大,越容易获得低价收购国有资产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正感受到“资本”的力量。
第三,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
在有的国家中,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
比如,社会中收入最高20%的人收入对比收入最低20%的人收入,在税前可能会高达10倍,但通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可能会缩小到5倍。
但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显然还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如在我国现阶段某些地方实行按工资征收个人所得税,正科收多少、副处收多少等等,并没有实行差额累进税率,而且在很多地方、有很多人都存在十分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
(3)贫富悬殊开始固化为社会结构。
主要表现为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并成局面已然形成。
在经济上形成的强势群体,正在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如实业家参政,知名企业家角逐政协副主席,并且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开始经商,如高干子弟经商、公务员下海等等。
强势群体中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开始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产生影响,对社会公共舆论和话语形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客观存在并在逐步加强和巩固。
在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
五是效率下降和难以持久问题客观存在。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二十多年之后,要想继续保持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非常难得,而且几乎不可能。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在全世界仍是较高的,但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显然速度有了较大的放缓。
而且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困难重重。
其一,存在体制性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明显滞后,其它配套体制改革也滞后,并已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和连续性;其二,存在结构性障碍,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调,生产力发展区域结构失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等等;其三,存在制度缺限,如企业产权制度不完善,分配制度不健全等等。
因此,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前有所下降。
六是公平与效率难以得到长久的持续的有机结合。
在社会主义建成初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实现工商业公有化,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人人处于平等地位,职工不再为资本家干活,平均分配收入,人们心情愉快,生产积极性高,生产效率提高,很快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因为后来实行“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都不公平,人们生产积极性下降,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
改变这种状况,必然要求设计新的生产关系、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应运而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可发或多发奖金,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调动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公平再次产生了效率。
单一的按劳分配不能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后,又实行了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再一次地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此,人们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会生产率,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设计实行“新”的公平的经济制度。
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对公平的状态中实现高效率,是改革的目标。
三、发挥政府作用,兼顾公平与效率
研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前提条件就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重点要研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实践与现实,当然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假设,比如关于自由市场的假设、政府掌握完全信息的假设、竞争均衡的假设、“经济”人的假设、理性人的假设等等。
检验政府作用发挥的好坏、大小,主要标准就是是否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正如斯蒂格里茨在《公共经济学》所说:
虽然“在保持竞争之处均衡可能不存在,而均衡存在之处又可能达不到帕累托效率”,但是“理想的结果是实现公平分配的手段不损害效率”。
社会对由于效率及其他各种因素拉开的收入差距,即社会不公平的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市场既不可能自动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也不能自发地、长久地维持竞争效率。
这就必须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维护社会公平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产业制度等来维护社会公平。
要提高经济效率,政府必须通过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培育市场体系和重构宏观调控体系,在经济运行机制中引入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弱化权力垄断和人为垄断;并且提高政府在公共领域运作的效率。
1、 管好财政收入,发挥培基固本作用
财政收入是政府筹集财政经费的手段,是政府发挥职能作用、实行社会经济管理的经济基础。
财政收入,也称为公共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国债收入、企业收入和规费收入及其他收入,税收收入是最主要的收入。
一个好的税收体系应该满足5个方面的要求:
公平、效率、管理简便、灵活性、透明度。
公平是第一标准,税收公平原则指税收必须有助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优化,实现社会成员个人收入、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公平,它有两个方面含义,即通过税收促进公平和征税本身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即具有相同或相似情况的人应当交纳相同或相似的税,即税收负担公平,也包括使税前具有相同福利水准的不同纳税者在税后仍然拥有相同的福利水准;纵向公平,即境况好的人应当交纳更多的税。
但公平不是吃大锅饭,否则会影响效率。
效率是税收体系第二重要的标准,它的含义是,税收必须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优化起促进作用,即税源的分布、税率的构成及税收额都应该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
管理简便含义是指税收的征收管理时要适当简化税收征管程序、制度和手续。
灵活性是指税率应能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
透明度是指纳税人应明确知道他为何而纳税。
对照这5个要求,我国必须深化税收体制改革。
一是税收征集要由以流转税为主转变为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以所得税为辅的税收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都在扩展,如继续采用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可能会干扰市场机制作用发挥,而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效率公平稳定作用的发挥,因为所得税比流转税对市场运行的扭曲要少,更有利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能较好发挥税收的效率;所得税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现象具有较强的矫正作用;所得税与财产税是实现社会公平分配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之一。
所得税是以纳税人的纯收入或净所得额为计征依据,一般实行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超额累进征税方式,以量能课税为原则,并同时规定起征点、免征额和扣除项目,既可以照顾低收入者,又使高收入者随着收入的增多而不断加大纳税额,从而促进分配公平;财产税一般以纳税人或支配的动产与不动产数量或价值为计税依据,量大价值高则多征,量少价值低则少征,同样能体现量能纳税原则,促使拥有财富多者多纳税,从而促进社会分配公平。
二是要开征社会保障税。
我国正逐步进入工业化阶段,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并已进入就业高峰时期,社会就业压力极大,支付社会保障费用有增无减,不开征社会保障税,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支出没有保障,同时,西方国家开征社会保障税由来已久,且有成效,值得仿效与借鉴,并且开征社会保障税,能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体现社会公平,解除劳动者后顾之忧,促使年老者退休、年轻力壮者上岗,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效率提高。
三是要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800元以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这800元的扣除部分俗称起征点,其含义是扣除医疗、社会保险等费用。
这一标准自1980年制定,20余年未曾调整。
20年过去,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物价总体水平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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