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格非白银时代的资本伦理读《金瓶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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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格非白银时代的资本伦理读《金瓶梅》
《中国金融》|格非:
白银时代的资本伦理——读《金瓶梅》
作者介绍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著名作家,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本文摘编自格非的《金瓶梅》研究专著《雪隐鹭鸶》(译林出版社出版),文章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视角,透过中国经典小说《金瓶梅》中的人物和情节,对小说创作年代(明代)的经济金融现象进行了独特的解读。
文中索引主要来自《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李伟译注,岳麓书社,2008年版)。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
从文字上看,《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徽宗时期,但细加考察,其人物活动基本上反映出明朝中后期的社会风貌。
在反复阅读《金瓶梅》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把《金瓶梅》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经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透视,其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
《金瓶梅》所呈现的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我带来了极不真实的恍惚之感。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人皆商
《金瓶梅》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三百余人。
除了妓女和西门庆的家族成员之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人,一类是官员。
有些官员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商业活动——如周守备就出资在临清经营“谢家酒楼”;有些人虽不从商,但也将官场视为赚钱牟利之手段。
主人公西门庆既是商人又是官员——他以一个本色商人的身份,摇身而变为提刑所的副千户、正千户,执掌刑律。
作为一名商人,西门庆不仅从事长途贩运——所谓“江湖走标船、东平纳香烛”,其商船常年往来于南京、扬州和杭州一带;同时他又在清河本地开设了钱庄、生药铺、绸缎铺、典当铺等诸多店铺,甚至还向官吏放贷(查阅宋明两代的相关史料,在山东境内并无清河这样的县名。
《金瓶梅》的作者似乎是从《水浒传》中借用了清河这个地名作为故事展开的地点。
但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山东境内当时有一个临清州,跟《金瓶梅》中所描绘的情节背景颇为相似)。
西门庆苦心经营,逐步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钱过北斗,米烂陈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放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也有大象口中牙。
”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是靠贩卖生药起家的,走的是川广一线。
西门庆所交往的各色人等绝大部分也或多或少与商业有染。
比如,他的九个“拜把子兄弟”中,应伯爵的父亲应员外是开绸缎店的,应伯爵本人明里是帮闲,暗中则是商业经纪人;谢希大、吴典恩、孙天化、常峙节诸人,不是开小店铺做买卖,就是与官吏保债,充当商业中介;至于何官儿、葛员外之辈,更是典型的生意人。
西门庆的姻亲如乔大户、孟锐等也都是商人。
西门庆的家人伙计,如来保、来旺、韩道国等,个个堪称精明能干的商业买办。
小说中两位时常造访西门庆家的“佛门中人”——尼姑王姑子和薛姑子,表面上是去宣讲教义,实际上是为了向吴月娘、李瓶儿和潘金莲等人兜售手里的经卷,念的还是“生意经”。
就连住在清河县的“退休”老太监,居然也经营着砖厂。
如果再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卖鸭梨的郓哥,《金瓶梅》中的角色简直可以说是无人不商。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金瓶梅》通篇对农事稼穑竟毫无着墨,在当时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社会,作者这种选择性地“忽视”是颇不寻常的。
小说中人人皆商的极端化情景,反映了临清或以临清码头为依托的北方城镇经济的繁荣——南方的丝绸、稻米等各类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来并转送到北方各地。
同时,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商业意识的觉醒,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商人“四民之末”的处境。
在商业经济影响下,新的社会道德逐渐形成,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当然,《金瓶梅》中所描述的以临清为中心的北方经济繁荣具有某种偶发性,它受到特定政治文化与时空条件的多重刺激。
拥有大运河漕运之便以及钞关设立等因素,是临清兴旺发达的先决条件。
随着明朝不久之后的覆亡、铁路和海运的兴起,临清的这种繁华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
所以说,人人皆商社会确实在明朝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和地域孕育出了全新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客观上对传统社会形态造成了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伦理轨迹。
金钱崇拜
小说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染下沉疴,药石无效,名医束手。
眼看着就要命归黄泉,西门庆对守在身边的潘金莲和吴月娘简单嘱咐了几句,便把女婿陈敬济叫到了跟前,留下了他的最终遗言:
“我死后,段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
教傅伙计把货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
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
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教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罢。
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
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
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
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
接了来家,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儿每盘缠。
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欠我本利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去。
到日后,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娘儿们顾揽不过来。
”
西门庆死到临头,于神思恍惚、时昏时睡之中,仍能一笔一笔、准确无误地向陈敬济报出如此详尽的遗产明细,一个为钱而生、也为钱而死的新型商人形象跃然纸上。
读者也许会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那个严监生。
西门庆和严监生对于金钱的痴迷或崇拜如出一辙。
所不同的是,严监生对金钱是守财奴般小心翼翼的积攒与存有,而西门庆则是大肆挥霍并将钱作为资本继续赚钱。
在小说的第五十六回,西门庆在与应伯爵聊天时,说出了这样一段富有现代经济学哲理的话:
“兀那东西(银子),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
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
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
在西门庆看来,金钱必须周转——投入到再生产流通环节中成为赚取更大的利润资本;悭吝守财不过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西门庆的这段话简直犹如出自现代资本巨头洛克菲勒或卡内基之口。
据清代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的研究结果,西门庆除了挥霍之外,死后留下的财富也至少值白银十万余两,初看似乎并不算多。
但当时明朝一个七品官员,一年的官俸也不过是区区四五百两——也就是说,西门庆留下的财富,已达到七品官员年俸的两百余倍。
通览整部作品,西门庆撒泼使钱极为“豪爽”,对家人伙计乃至一般的朋友近邻也慷慨大方。
比如,西门庆的生意伙伴黄四,因丈人陷入人命官司而焦头烂额,登门请西门庆设法搭救。
西门庆“沉吟良久”后,答应请临清钞关钱老爹出面,转求雷兵备,以平息此事。
黄四为此奉上一百石米帖外加两封银子,让西门庆转送钱老爹,作为打点之资。
西门庆拒不接受,只是说,事成之后,他自己备礼答谢钱老爹。
后经伯爵多方劝说,西门庆只收了他的礼帖,银两悉数退回。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为朋友办事出头的地方甚多,但很少收礼。
连《金瓶梅》绣像本的批评者也禁不住赞叹西门庆“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
《金瓶梅》崇祯本的眉批曾这样评价西门庆:
“西门庆不独交结乌纱帽、红绣鞋,而冷亲戚、穷朋友无不周济,亦可谓有钱而会使者矣。
”
在朋友家人面前,西门庆临财一掷千金的仁义慷慨,与他在生意场上精于算计、锱铢必较的商人本色,以及他在官场上贪墨狠毒、不顾天伦人常的行事风格,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而正是这种反差或内在矛盾,反映出西门庆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不同于一般的守财奴。
西门庆作为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新型商人,他有着迥异于传统伦常的金钱观——积攒与挥霍并举。
他的形象折射出明代中后期新兴的商业经济伦理:
在摆脱传统道德束缚的同时,尝试用一种新的“金钱秩序”来取代旧有的“宗法或道德秩序”。
因此,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的西门庆,不仅仅是一个荒淫无度的好色之徒,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个经营有方、出手阔绰的“商业英雄”。
白银世界
史学界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的中国,白银逐渐成为主导货币。
在《金瓶梅》中,处处可见白银流通。
不论是朝廷的赋税与货币结算,还是民间的买卖和日常用度,基本上都以白银折算,以铜钱作为货币媒介的场景极其罕见,更不用说纸币和“宝钞”了。
根据小说中的情节统计,西门庆一家经手之白银,按粗略估算可达十五万至二十万两。
这种银本位的货币体系,完全印证了明代中后期的经济金融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瓶梅》中,无论达官巨贾还是贩夫走卒,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银子,但各类人群手中的银子往往成色不一。
小说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之时,按约定,兄弟们每人都须交纳“分资”(凑份子),以备结拜之日的花销。
花子虚最大方,他送来了一两银子,而且是“一两无虚”,表明他的银子成色很好;而应伯爵只拿来了一钱二分的银子,且纯度只有八成。
至于其他的那些个弟兄,有送三分的,也有送五分的,不仅小气寒碜,而且银子的成色极差。
与西门庆在正式和重要场合使用的官银、纹银或雪花银不可同日而语。
难怪西门庆夫人吴月娘嘲笑说:
你那些狐朋狗友送来的份子钱,“都是些红的,黄的,倒像金子一般”。
《金瓶梅》中流通的白银良莠不齐,说明当时的白银开采、冶炼技术高低不一,银子的来源渠道和使用阶层也大相径庭。
不同成色的银子在交易流通时,其实际价值和购买力也有很大的差异。
小说中多次提到的钱铺和“银行”,即是为不同成色白银(包括钱币)之折算、估价和兑换的场所。
按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中的描述,中国古代最早征收赋税(包括交易媒介),多用粟帛。
“三代”(夏、商、周)以后,铸钱与粟帛互为补充。
直至唐代,始终维持着钱帛同时使用的局面。
黄宗羲认为,唐以前的赋税和民间商业交易,与金银几无关涉。
自宋代开始,逐步形成了以铜铁铸钱为主、纸币为辅的局面,而绢帛作为货币的功能则逐步丧失。
白银虽然也开始少量进入流通,但仍以钱币为重。
白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合法流通,始于元代。
元代的货币政策,将统一发行的纸币与作为保证金的现银联系起来,纸币和白银同时进入流通,两者可以互相交易。
明兴之后,朝廷一方面沿袭了元代的纸币制度,实行钱、钞兼行,大力推行所谓“宝钞”,并有意减少铜钱的供应量,与此同时,朝廷明令禁止金银在市面上流通。
百姓可以用金银向政府兑换纸币,但不允许民间以金银私自交易。
与元朝不同的是,明朝将纸币的发行与现银准备金脱钩,导致了纸币的滥发和贬值,整个金融系统很快崩溃,纸币的信誉更是一落千丈。
据《明史》记载,至明仁宗监国,货币体系的混乱局面已不可收拾。
一方面朝廷禁止用白银交易的法令越发严苛:
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
但另一方面,禁令加剧了民间对于金银的崇拜,以至于民间实际上的私下交易“惟用金银”。
到了正统元年(1436),英宗迫不得已,开用银之禁。
朝廷禁令一开,遂出现“朝野率皆用银”“钞壅不行”的状况。
问题是,尽管朝廷可以一道圣旨宣布白银成为合法的流通货币,但现实中白银要像《金瓶梅》所描述的那样几乎成为唯一的货币则并非易事。
如此巨大的白银需求,其供应量如何保障?
这其中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的白银储量;开采及冶炼技术;银矿开采的成本、代价及其政治后果。
明代的金银采矿及冶炼技术十分低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史料记载,成化年间,朝廷开采湖广金矿,二十一座金矿每年使用民夫五十五万人,死伤无数,最后只炼得黄金三十五两!
另外,明朝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申采银禁令,其实是有一定顾虑的。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时,即有大臣屡请开银场,而太祖不为所动,仍严令禁止。
他的理由是:
“土地所产,有时而穷。
岁课成额,征银无已。
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
”尽管洪武十九年后,银矿开采禁令稍有松弛,但实际的开采量极少。
浙江七县之银场,一年向朝廷上交的白银,不过区区两千余两。
明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疏浚扩建,并由此促进了沿岸地区的经济繁荣,南北商业交往日趋活跃。
在纸币信誉日渐低落的情况下,朝野上下对硬通货黄金白银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至宣德、弘治以后,朝廷禁开银场之令几成一纸空文:
盗矿蜂起,屡禁不止。
贪吏趁机加紧向朝廷游说,建议索性由朝廷督开银场,利益归于中央。
万历年间,朝廷终于决定大规模开采银矿,“中使四出,无地不开”。
然而,由于前期矿穴私采严重,矿脉久绝,所获甚微。
实际上,万历年间的全国性金银开采,不过是给了贪官暴吏搜刮民财、凌辱百姓的机会而已,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惨相。
为此,河南巡按姚思仁果断上疏,极言开矿之八大弊端,并痛心疾首地呼吁:
“(如不阻止银矿滥采)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
”可以说,自明代肇兴直至灭亡,银币制所导致的问题,特别是银荒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统治者。
《明史》甚至认为,明朝最终之覆亡,“实兆于此”。
尽管银荒是明代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痛,但我们在阅读《金瓶梅》的时候,不仅没有感受到白银供应短缺,相反,小说中写到的清河或临清,却不啻是一个大银窖——从商业往来到行贿送礼,其中流通的白银何止百千万两,大可谓“钱过北斗,金银遍地”。
在一个长期处于银荒的社会,《金瓶梅》中充盈于市的白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根据现行研究,明代中国社会流通的大量白银,其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是由墨西哥经菲律宾马尼拉运来的美洲白银;二是从盛产白银的日本流入(史料显示,明代中期大量白银从日本走私到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困扰中国的“倭寇之乱”实际上也与此有关)。
在逐利原则的驱使下,这些白银“舶来品”理所当然地选择流向经济发达、商贸兴旺的地区,比如《金瓶梅》中的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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