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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诗词中的民本思想
范仲淹诗词中的民本思想
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北宋名臣范仲淹长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吸取其精华,以人为本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思想之中。
他寒微之时,便立下“利泽生民”的雄心壮志,不能为良相,便愿作良医,上安社稷,下利生民。
日后,他矢志不渝,从政时始终把利泽生民摆在首要位置,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经世致用,关爱苍生,因此,成为宋朝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之一。
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为民,它包含着重民、爱民、养民、顺民、济民以及乐民等基本要素。
范公的民本思想,在他的上书奏议中有大量的阐述,而在他的诗词中也有所反映。
本文就其诗词中的民本思想作一梳理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唯邦本,重民爱民
范仲淹诗词中民本思想的基本要素之一是重民、爱民。
我国“以人为本”的观念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
其他一些古代思想家也都对民本思想作过论述。
我国先哲认为: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国为君之本”,君由民立,国由民兴,故《尚书》说:
“民可近,不可下;民唯邦本,本固邦宁。
”而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苟子则提出“民水君舟”之论。
他说: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范仲淹继承了儒家民唯邦本的思想,在《上执政书》中提出的首项改革建议,便是安邦本,措施是举县令,择郡长,以救民弊。
他认为民富才能国强,民安才能邦固。
县令、郡守直接统治当地百姓,其得其失,与人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
因此,他主张裁减几百名不称职的县令,降黜和惩罚那些老迈懦弱、贪赃枉法的知州、通判,挑选任用一批较为精明强干的官员,以澄清地方政治,“为国家磐固基本”。
范仲淹认为,民众是社会经济、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根本、最基础性的要素。
因此在《君以民为体赋》中,提出君为民设,“君育黎庶,如彼身体”。
君应“正四民而似正四支”,“调百姓而如调百脉”,“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
“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
”君应视民为肌体,而君则为肌体上之发肤,不能因发肤而毁本体。
他还提出,人主“当用天下心为心”,“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
他深刻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并且以管子提出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为依据,撰写《政在顺民心赋》。
强调:
君以民为体,政在顺人心。
明主施政,应“顺民心而平和”。
他说,“政者为民而设,民者惟政是平,违之则事悖,顺之则教兴”,“布政从民者,黎元克信;驱民从政者,群心不循。
思柔远而能迩,必去逆而效顺”。
他主张“政为民而设”,处处以民为本,围绕“为民”来制定治国方略。
范仲淹在《周人》一诗中阐述了国家兴废关键是否顺天意得民心的道理。
诗云:
斧钺为藩忍内侵,商人涂炭奈何深?
不烦鱼火明天意,自有诸侯八百心。
诗中揭示:
商纣失道,昏乱暴虐,涂炭生灵,周武王顺天意民心,率师到盟津,准备伐纣,大得人心,八百诸侯不期而会。
过了两年,武王率诸侯共讨暴君,消灭商纣。
范仲淹民本思想在《四民诗》中作了充分的阐述,既表现了对农工商的同情,也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腐败,极力主张加以纠正。
他建议皇帝效法先王:
“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
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
”“国俗俭且淳,人足而家给。
”“先王教百_丁,作为天下器。
”“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
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
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
”
在《四民诗·士》中,范仲淹将士、仕共论。
士、仕作为统治阶层,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但北宋前期,社会道德沦丧,士风、官风腐败,因此,范仲淹慨然发出感叹:
“此道(仁义之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不辨)”,并且激切指斥士人,“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
”范仲淹对此深感忧虑,认为士风败坏,长此下去,人们行为失去准则,将会导致“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
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
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
他指出这种种现象,无疑给时人起警示的作用。
他批评世人听信术士异端邪说,将士风的堕落“归诸命与天”。
以天意来推诿自身的责任,以至于“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
范仲淹此诗,旨在警示士人要以德为先,极力提倡恢复儒家关于仁义忠孝的道德规范。
上层建筑中士风、官风的腐败,必然加深对农T商平民阶层的压迫与剥削。
为此,范仲淹在《四民诗》中作了充分的揭露,并对平民百姓表示深切的同情。
其《农》诗云:
“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
一夫耕几垄?
游堕如云集。
一蚕吐几丝?
罗绮如山人。
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
神农与后稷,有灵应为泣。
”其《工》诗云:
“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
四海竞如此,金碧照万里。
”其《商》诗云:
“经界变阡陌,吾商苦悲辛。
四民无常籍,茫茫伪与真,游者窃吾利,坠者乱吾伦。
……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
”这三首诗,都说明了农、工、商在为豪门贵族和官僚阶层忙碌服务,供其享受,自己辛苦劳动,所得无几。
豪贵们不知节俭,范仲淹不禁发出呐喊,为百姓说话:
“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
”“可堪贵与富,侈态日日新。
万里奉绮罗,九陌资埃尘。
”
《四民诗》一方面针砭时弊,痛斥官僚贵族骄奢淫逸之风,批评“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的侥幸心态,另一方面对日夜辛劳,不得温饱的农民、手工业者和长年累月颠沛奔波的商人表示关爱之情。
此诗是范仲淹对人生百态的感悟,它对现实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不啻是天外的惊雷警钟,给世人无尽的警示与震撼。
除《四民诗》外,范仲淹在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还写下不少重民、爱民的诗词。
景祜元年(1034),范仲淹被贬谪睦州,当他所乘之船航行到淮上时,遇到了狂风的袭击,有诗云: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信,皎䆴出沒多。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一樟危如叶,傍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怱险中人。
在狂风的袭击下,范仲淹全家随时都有葬身鱼腹的危险,可他心中想的却是“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其爱民、忧民之情,实是感人至深。
清初诗评家吴乔认为,范仲淹和杜甫诗歌所表现的人格极为相似。
他指出,范仲淹这首诗“直是杜诗。
余谓是子美之人,方可作子美之诗,于希文验之矣。
”诗中体现了一种由己及人的仁人之心。
在睦州期间,范仲淹还写了一首情节非常感人的长篇叙事诗《和葛闳寺丞接花歌》:
江城有卒老且贫,憔悴抱关良苦辛。
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诉?
‘
窜来江外知几年,骨肉无音雁空度。
北人情况异南人,萧洒溪山苦无趣,
子规啼处血为花,黄梅熟时雨如雾。
多愁多恨信伤人,今年不及去年身,
目昏耳重精力减,复有乡心难具陈。
…….
这首诗如泣似诉地叙述了一位原为花吏的老卒的不幸身世,并联系作者自己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一些腐败黑暗现象。
诗中的老卒原在御苑当花吏,以高超的接花之术,赢得了“白银红锦满牙床”,原打算“一心岁岁供春职”,却不料命运蹇足,“中途得罪”天子而“窜来江外”,骨肉分离,多年音讯全无。
由于愁恨交加,贫穷潦倒,故形容憔悴,目昏耳重,身体日差。
作者听罢老卒悲诉,不禁为之叹息不已。
范仲淹在贬守苏州期间,写了一首寓意非常深刻的五绝《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关。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这首古诗形象鲜明而富哲理,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辛苦和勇敢,同时用对比方式揭示了剥削者与劳动者生活地位对立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长年累月不畏风险的渔民表示深切的民情,提醒人们注意:
生活中的一切享受,都来自百姓的辛勤劳作。
此诗立意和唐代李绅《悯农》之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异工同曲之妙。
诗人把自己对人生的关怀和“先忧后乐”的胸襟与情怀,含蓄地展现在“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之中。
从康定元年(1040)起,范仲淹担任西帅。
在戎马倥惚之中,他曾写下了不少反映西北边塞寒苦、将士英勇抗敌的诗词。
《渔家傲·秋思》,就是其中的一首: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幛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记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
”
词的上阕写景,下阕以抒情为主,浊酒一杯难浇离家万里的乡愁。
在干戈未息、壮志未酬、欲归不能的情形下,将军愁绪万千,唯有借酒消愁。
深夜里,羌笛悠悠,银霜满地,他实在难以成寐。
备尝军旅辛劳的将军,久戍边城,已生白发,而广大征夫远离家乡,思念亲人,不禁暗地伤心落泪。
在这首词里,范仲淹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决心抗击西夏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念家乡的愁绪以及征夫生活的艰苦。
“将军白发征夫泪”一句,苍凉悲壮,慷慨生哀。
范仲淹爱兵怜兵,关心士卒生活疾苦,他认为:
“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
故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
”因此,他在生活上与士卒同甘共苦,在作战中注意将士安危。
他爱惜生灵,认为战争关系到生死存亡之道,“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不见其可”。
于是采取以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战略战术,既有效地抵御西夏的入侵,保卫了边疆,又保护了广大将士和边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范仲淹在知邓州期间,有《和李光化秋咏四首》,其《晚》诗云:
“晚色动边思,去年犹未归。
戍楼人已冷,目断望征衣。
”此诗描写了诗人的边关情思,秋天的晚色使他不禁想起了戍边的将士和城楼。
范仲淹知杭州时,应好友韩琦之邀,作《阅古堂诗》,其中写道:
“仆思宝元初,叛羌弄千镡。
王师生太平,苦战诚未禁。
赤子喂犬彘,塞翁泪涔涔。
中原固为辱,天子动宸襟。
乃命公与仆,联使御外侵。
历历革前弊,拳拳扫妖裎。
二十四万兵,抚之若青衿。
”此诗依旧表露出重民、爱民的情怀。
范仲淹还有一首《书酒家壁》诗云:
“当罐一曲《竹枝歌》,肠断江南奈尔何。
游子未归春又老,夜来风雨落花多。
’,此诗写远方游子听到凄婉感伤的《竹枝歌》,不禁“肠断江南”。
眼看春老难归,加上夜来风雨,落英缤纷,难免触景生晴,从而引发一抹离乡思乡的情愁。
二、善政养民,必先务农
范仲淹诗词中民本思想的基本要素之二是养民、顺民、济民。
我国先秦思想家民本思想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归宿,强调治国为政者的首要任务是富以养民。
范仲淹继承这一养民理念,其《王者无外赋》云:
“宅六合而化……育兆民而道。
,’他认为既要养民,就得重谷。
其《稼穑惟宝赋》云:
“谓养民而可取,必重谷而无舍。
惟农是务,诚天下之本欤!
”他推动以澄清吏治、重视民生为主要内容的庆历新政,其理论依据来源于他清晰而又牢固的儒家民本思想与仁政理念。
他提出的十项改革措施中,“厚农桑’’和“减徭役”两项是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的。
在解释“厚农桑”时,他引用《尚书》“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为依据,开宗明义地指出:
“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
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肤体,爱肤体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盗白息,祸乱不兴。
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
”在范仲淹看来,最好的治国方略,其要义在于养民,以民为本;而养民之法,在于重农、厚农。
简言之,治理国家,政治上以民为本,经济上以农为本。
首先,在善政方面,范仲淹强调,“政必顺民,荡荡洽大同之化;礼皆从俗,熙熙无不获之人。
当其治国牧民,代天作主”。
皇帝和政府官员要关心平民百姓,要“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
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
”其《上汉谣》诗亦云:
愿天赐吾君,如天千万春。
明与日月久,恩将雨露均。
帝力何可见?
物情自欣欣。
人复不言天,天亦不伤人。
天人两相忘,逍遥何有乡。
吾当饮且歌,不知羲与黄。
范仲淹十分推崇古代推行仁政、德泽及民的贤守循吏。
其《河朔吟》云:
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
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
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
民得挎襦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
诗中对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留侯张良和抗击匈奴,屯田军垦,保边安民的赵国名将李牧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被贬知睦州。
这里属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风物皆堪喜,民灵独可哀,稀逢贤太守,多是谪官来”。
针对地方失政、百姓受罪情况,范仲淹虽则被贬,但不忘善政养民的要旨:
“不称内朝裨耳目,多惭外补救皮肤”。
他认为虽然不能再在朝中担任耳目官了,但外补为地方官,多少也能起到一种救皮肤的作用。
因此,他深入调查研究,广求民间疾苦,认真整顿地方政治,结果“吞夺之害,稍稍而息”。
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知邓州。
他没有因贬谪而消沉下去,仍表示要“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他摆脱儒家积极用世中的“独善其身”的消极因素,摆脱个人得失,仍处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当时,他的好友王洙(字源叔)任襄州知州。
王洙勤于政事,以千金赎回羊祜祠旧基,进行重修。
羊祜乃西晋开国元勋,他出镇襄阳十年间,保境安民,惠政于民,甚得军心。
羊祜去世后,百姓不忘其惠爱,于岘山羊祜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以纪其德。
百姓望碑,想起其平生惠政,莫不堕泪流涕,杜预因名之为“堕泪碑”。
后人因用“羊碑”称颂于官吏有惠政于民者。
羊祜祠重修毕,范仲淹有《寄题岘山羊公祠堂》诗云:
“休哉羊叔子,辅晋功勋大。
化行江汉间,恩被疆埸外。
中国倚而安,治为天下最。
开府多英僚,置酒每高会。
徘徊临岘首,兴言何慷慨。
此山自古有,游者千万辈。
湮灭皆无闻,空悲岁月迈。
公乎仁泽深,风采独不昧。
于今堕泪碑,观之益钦戴。
”并称赞王洙:
“千金赎故基,庙貌重营绘。
襄人复其祀,水旱有攸赖。
太守一兴善,比户皆欢快。
源叔政可歌,又留千载爱。
”该诗一方面记述了羊祜的仁泽风采,另一方面又称赞王洙的善政,认为可留千载爱。
在邓州期间,范仲淹和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李宗易(字简夫)酬唱较多。
范仲淹在和诗中酬唱道:
老来难得旧交游,莫叹樽前两鬓秋。
少年苦辛名共立,晚年恬退语相投。
龚黄政事聊牵强,元白邻封且唱酬。
附郭田园能置否?
与君乘健早归休。
龚、黄即西汉时的龚遂和黄霸,是古代循吏的代表,世称龚黄。
《汉书.循吏传》载,龚遂为渤海太守时,劝百姓卖剑买牛,勤勉于农事。
黄霸为郡,户口年年增加,治绩为当时第一。
范仲淹在给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富弼和诗中,再次提及龚黄:
“龚黄政事追千载,齐鲁风谣及万箱。
”富弼是范仲淹的好友及门生,他的任所正是龚遂担任过太守的地方,故范仲淹祝愿他能像龚黄一样,成为善政爱民的好官。
从上述两诗中,可看见范仲淹是十分推崇和钦佩龚遂和黄霸的。
在邓州,范仲淹还有一首<<送郧乡尉黄通》的诗:
少年好逸骥,老者重安车。
争先尚逐逐,致远贵徐徐。
勿言一尉卑,千户系惨舒。
外矜固不足,内乐则有余。
子游与季路,作邑宁欷獻?
五斗对万钟,所问道何如?
黄通担任均州郧乡尉,负责地方社会治安。
可能嫌官小,不安心其职,因此范公劝勉他勿言乡尉官卑职小,它关系到千家的安危与陇乐。
在《阅古堂诗》诗中,范仲淹再次表达了对往昔贤太守的敬慕之心,表示要效法他们:
堂上绘昔贤,阅古以儆今。
牧师六十人,冠剑竦若林。
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
彼或所存远,我将所得深。
仁与智可尚,忠与义可钦。
吾爱古贤守,馨德神祇歆。
典法曾弗泥,劝沮良自斟。
跻民在春台,熙熙乐不淫。
耕夫与樵子,饱暖相讴吟。
王道自此始,然后张熏琴。
其次,在重农、厚农方面,范仲淹深刻认识到“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
他主持制定的庆历新政磨勘法规定,今后“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者,方可迁官升职。
范仲淹认为,既要养民,就得护民,为民纾困解难。
其长水车赋》云:
“弗驰弗驱,白解成汤之旱。
”他身体力行,在泰州修捍海堤,在苏州治水,在江、淮赈灾,在庆州、邓州掘井抗旱,在杭州施行“钱塘荒政’’救灾三策。
他的诗词中也有许多重农、劝农的内容。
在《四民诗.农》中,他为农桑人请命:
“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
”他提醒朝廷,农民赋税不堪重荷,应戒奢靡挥霍之风。
其《河朔吟》诗,对“李牧耕桑”赞赏有加。
他后来担任西帅时,效法李牧,屯垦戍边,移兵就食,德泽及民。
范仲淹在贬守睦州时作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详细地描写了茶农采茶、制茶以及民间斗茶的情况。
《和葛闳寺丞接花歌》,叙述了老卒原为花吏时高超的接花技术。
范仲淹知苏州时,有一首《依韵和庞殿院见寄》诗:
吴门歉岁减繁华,萧索专城未足夸。
柳色向秋迎使馆,水声终夜救田车。
丘山在负思朝寄,毫发经心愧道家。
不似桐庐人事少,子陵台畔乐无涯。
诗中一句“水声终夜救田车”,可以看出当时百姓夜以继日救灾的情景。
难怪诗人发出“不似桐庐人事少,子陵台畔乐无涯”的慨叹。
范仲淹宣抚河东时,路经并州,有《晋祠泉》诗一首:
神哉叔虞庙,地胜出嘉泉。
一源甚澄静,数步忽潺湲。
此异孰可穷,观者增恭虔。
锦鳞无敢钓,长生同水仙。
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
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
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
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
诗中描写在嘉泉的灌溉下,千家稻田茁壮成长,仿若江南水乡。
他希望北方苦旱之地“皆如
晋祠下,生民无旱年”,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范仲淹在知庆州时,有一首《劝农》诗:
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字同;
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自愿听豳风。
周祖后稷一贯重视农业生产,其四世孙公刘在庆州等西北地区“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周道之兴白此始,故诗人歌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
”豳风,就是大力倡导重农之风。
范仲淹见贤思齐,在庆州城北修建兵马营寨时,发现有许多无主骸骨,于是用自己的俸钱“买近阜民田聚而葬之……是岁久旱,已而复雨,佥谓公之阴德,故天报之”。
大家都说是由于范仲淹行善积德,感动上天,使庆州久旱得雨。
庆州地势很高,范仲淹经过考察,“命匠氏直城之西北凿及甘泉,凡百余井,人无一金之费,日用以足”。
这样,既解除了敌军围城切断水源的危机,又保证了军民日常用水。
庆历六年(1046)秋冬,邓州大旱,大小麦眼看无望,作为一郡太守,范仲淹更是忧心如焚。
幸而得到了隆冬,下了一场大雪,这才缓和了旱情。
这时,河东提点刑狱张焘恰好因事出使邓州。
范仲淹有贺雪诗与他唱和:
“南阳风俗常苦耕,太守忧民敢不诚。
今秋与冬数月旱,二麦无望愁编氓。
”“昨宵天意骤回复,繁阴一布飘寒英。
裁成片片尽六出,化工造物所其精。
散乱狂飞若倚势,徘徊缓舞如含情”。
“君起作歌我起和,天地和气须充盈。
当年此乐不可得,与雪对舞摅平生。
共君学取雪好处,平施万物如权衡。
””范仲淹关心人民生活疾苦,“太守忧民敢不诚”,说明他对劳动人民怀有较深的感情,因此,当喜降瑞雪时,他高兴得和友人又歌又唱,并表示要学取雪的好处,“平施万物如权衡”,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百姓。
范仲淹在依韵酬答襄州通判贾黯的贺雪诗中云:
“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
白秋徂冬渴雨雪,旬奏空文惭转邮。
得非郡国政未洽,刺史闭阁当自尤。
”范仲淹不仅为百姓发愁,而且还记述自己焦急之心,每十天即向朝廷报告一次灾情,并且闭阁反省,检讨为政是否有不当之处。
当一旦下起瑞雪,他的心情顿时开朗起来,仿佛看到了明年黍稷盈畴,百姓安居乐业,一派喜庆丰收、繁荣热闹的景象:
“同云千里结雪意,一夕密下诚如羞。
浑祛疠气发和气,明年黍稷须盈畴。
烟郊空阔猎者健,酒市暖热沽人稠。
光精璨璨夺剑戟,清寒拂拂生衣裘。
铃斋贺客有喜色,饮酣歌作击前筹。
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
谁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
”诗末两句:
“谁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
”范仲淹对贾黯这位年青新科状元,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其后在知杭州时所作《依韵和孙之翰对雪》诗中,又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江干往往腊不雪,今喜纷纷才孟冬。
乃知王泽寝及远,益明天意先在农。
有年预可慰四海,大瑞且当闻九重。
”
再次,在济民方面。
范仲淹不仅重民、爱民,还竭尽全力,救济灾民,帮助一些贫民。
富弼所撰《范仲淹墓志铭》云:
“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
”在知苏州时,
正好遇到严重水灾,他乘船到了海上,亲自部署,指挥民工开决积水。
部役就绪,便赶回郡中救济灾民。
关于救灾情况,他在写给晏殊的一封信中说道:
“灾困之氓,其室十万,疾苦纷沓,夙夜营救,智小谋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济。
”①范仲淹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仍未见有显著成效,他对自己未能及时解除十万户受灾百姓的疾苦而深为内疚。
在《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诗中,他也提到了这次救济灾民的情况:
“岂辞云水三千里,犹济疮痍十万民。
”②
宝元年间,范仲淹知越州,户曹孙居中不幸去世,遗下两个幼子和一位少妻。
范仲淹见其家贫,以俸钱百缗蜩济他们,助孙氏归葬家乡,其他郡官见状,也纷纷解囊相助,其钱数超过范仲淹一倍之多。
范公为孙氏遗孀备办一艘大船,派遣办事有经验的老衙校护送他们回乡。
他写了一首七绝,叮嘱吏役道:
“遇到关津,就将我的诗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诗曰:
十口相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
关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儿寡妇船。
范仲淹这类悲天悯人、体恤民情的善举,一生不胜枚举。
晚年,范仲淹竭尽余俸置办范氏义庄,“以聚疏属”。
以致自己去世之日,“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
这种舍己济民精神,留下千古佳话,实在可嘉。
范仲淹关于养民、济民等一类诗歌,不仅流露出对苦难苍生的深厚同情,更体现出他有为百姓舒困解厄的积极愿望和热忱。
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
乐民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儒家奉行“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最后归宿和落脚点为平天下。
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他们追求的理想目标。
他们提倡在情感上与老百姓同忧乐。
孟子提出,治国者不可“独乐”,力主“与民同乐”。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范仲淹深得儒家思想之精髓,在《岳阳楼记》中进一步提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乐观,为自己也为后人的立身处世,提出了一条高标准的行动准绳。
它激励着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献身。
范仲淹在《今乐犹古乐赋》中,对先忧后乐作出明确解释,先忧而后与民同乐,“但无求于独乐”。
他追求的与民同乐,是建筑在“民之乐”和“君之乐”基础之上的。
天下太平、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自己也就自然乐在其中了。
范仲淹乐民思想包含两项重要内容:
其一是对百姓安居乐业生活的赞美和讴歌。
《赠张先生》诗云:
“浩歌七十余,未尝识戈兵。
”《和人游嵩山十二题。
公路涧》诗云:
“近代无战争,常人自来去。
,’范仲淹对多年没有战争,老百姓免遭兵燹之祸,感到由衷的高兴。
《和僧长吉湖居五题.湖山》诗云:
“渔父得意归,歌诗等闲发。
”《萧洒桐庐郡十绝》诗云:
“家家竹隐泉”,“春山半是茶”,“萧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
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苏州十咏.洞庭山》诗云:
‘‘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
”《观风楼》诗云:
“t~Jll千里色,语笑万家声。
,’《和韩布殿丞三首.渔父》诗云:
“月色满沧波,吾生乐事多。
何人独醒者,试听渥濯歌。
”《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云:
“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
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
旋拨醅头酒,新無缩项鳊0,,(‘只应天下乐,无出曰高眠。
”《送谢景初廷评宰余姚》诗云:
“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
烟水万人家,熙熙白翔集。
’’《酬李光化见寄二首》之二云:
“万里承平尧舜风,使君尺素本空空。
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
石鼎门茶浮乳白,海螺行酒滟波红。
,’上述这些诗歌,既反映了老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景象,又抒发了范仲淹乐民的喜悦心情。
其二是抒发了与民(友)同乐的情怀。
《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诗云:
“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
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黄。
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
””此诗反映了范仲淹在海陵时与同年滕宗谅等人高谈阔论、弹琴作乐的情景。
《新定感兴五首》之五云:
“江上多嘉客,清歌进白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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