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中修身齐家的儒家思想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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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中修身齐家的儒家思想资料
杜甫诗歌中修身齐家的儒家思想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
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
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诗人,“文章四友”之一。
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
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
”(《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从诗人生平的思想与经历来看,他确实是把“奉儒”与“写诗”当成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由于他秉性正直敢言。
又未遇明主识察重用,因此只做了很短时间的小官,结果还没能守住,这“奉儒”就只好到诗歌中去表现了。
对于杜甫的儒家思想,在诗人身后的一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里,备受统治阶级的推崇赞赏,他们将杜甫树为“每饭不忘君”“忠君爱国”之忠臣节士的楷模典范;而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他又因“奉儒”而屡遭指责,甚至批判。
那么,从杜甫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究竟是否全都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思想行为规范呢?
它对于诗人自我道德的修养、理想人格的树立起了哪些作用呢?
或者说,儒家思想给予杜甫的主要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呢?
下面试作具体辨析。
一、“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与“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周谷城教授在《儒学别解》中说:
“‘仁’这个字,是由‘人’、‘人’合成的”,“‘人’、‘人’意即象人或把人当成人。
对自己讲,要争取做人;对别人讲,要把人当人。
”从“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出发,杜甫特别重视人民的生活状况,始终把关心民生疾苦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
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
”(《宿花石戌》)“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兵车行》)“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儒家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倡“节用面爱人”(《论语•学而》)孔子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他的弟子冉求为大贵族季氏“聚敛而附益之”,他闻讯非常气愤,不但宣布脱离师生关系,而且还要其他弟子“鸣鼓而攻之”。
杜甫反对加重人民赋税既出自于儒家思想,也与他在中下层人民中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对老百姓的痛苦深有体会有关。
他认为老百姓痛苦的根源,一是朝廷租税太重,二是贪官污史盘剥勒索,三是统治集团奢侈浪费。
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诗人不仅揭露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样的客观事实,而且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双比鲜明的形象画面一针见血地对贫富对立问题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
在《岁晏行》中,他还说: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
高马达字履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
”这些见识虽然来自对生活的观察,但也与儒家“薄赋敛则民富”(《说苑•征理》)思想是一致的。
出于儒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思想,杜甫在同情劳动人民时特别具有“推已及人”的精神。
如当他在安史之乱前去奉先县探亲时,见到一家老小冻饿交加“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惨景,诗人虽悲痛欲绝,但由此想到的却是“生常免租赋,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
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
”(《自京赴奉先咏怀》)他由自己这个享有种种特权的家庭尚且遭此不幸想到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贫苦人民比自已更为不幸,更难以生存下去,当诗人在成都时自家草堂被秋风吹破,诗人瑟缩在凄风苦雨之中,寒冷难当,彻夜难眠时,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底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时,诗人不仅由自己的挨冻想到广大挣扎在饥寒线上的人民。
而且愿意以自己的“冻死”作为代价来换取他们的温暖。
这样的精神境界已经超越了儒家恕道思想,宋人黄彻说杜甫“宁苦身以利人”(《碧溪诗话》卷九),这种以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利他主义,对于一个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封建知识分子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忧国忧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杜甫的社会责任感。
一方面表现为儒家特定的“忠君”“爱国”思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愤恨与指责。
由于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士大夫文人心中的爱国思想往往和忠君思想交织在一起。
在杜甫的观念里,也理所当然地把君主视为国家的主宰和代表,常常是君国二位一体。
但必须指出,杜甫并非不分是非黑白的“愚忠”,对于统治者不恤民情的行为,如穷兵黩武、荒淫奢侈等,杜甫在《兵车行》《斗鸡》《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诗中均有大胆揭露,有人说,杜甫的批判也是出自于对皇帝的忠诚,这固然不错,但它无疑也体现了先秦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
出于儒家“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杜甫从年轻时起就热切希望进入仕途,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的政治理想。
他说:
“许身一何愚,窃此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咏怀〉),和李白要做帝王的师友不同,杜甫是立志要做一个贤臣良吏的。
他在安史之乱前居住长安的十年当中,也曾拜谒权门,也曾献赋金殿,希望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识拔重用,有人说杜甫这是一种“往上爬”“巴结讨好”的庸俗行为,但我觉得杜甫并非为个人的荣华富贵,他希望进入官场是为了实现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
作为一个学成文韬武略的知识分子。
他的积极用世,也主要是想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种参与意识是应该肯定的。
因此,当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从长安叛军的围困中逃出时,并不急于马上看望家小是否平安,而是历尽艰辛困苦、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投奔在凤翔的肃宗,希望在国难当头之时尽忠报国。
当他获得进入朝廷的机会后,他不顾自己左拾遗位卑职小,一直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说: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第二天早上要向皇帝进言,先一天晚上觉都睡不安稳,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可想面知。
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和正义感,他不顾肃宗的恼怒怪罪,坚决反对将丞相房馆撤职罢免,再三冒死进谏,结果差点真丢了性命。
由于得罪了皇帝,他失去了在官场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即使流落民间,也“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吾宗》)“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谒先王庙》)“济时敢爱死?
寂寞壮心惊!
”(《岁暮》)忧国忧民之心无一刻能忘怀。
当他明白自己已经完全绝了仕进之路,再也无法入朝的时候,他就把“致君”的愿望寄托在做官从政的朋友身上,他鼓励严武说: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他劝勉裴虬说: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
儒家说: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杜甫却无论在位不在位,无论穷与达,都始终以关心国事民瘼为已任,黄彻说他:
“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biàn弁也说他:
“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要求。
杜甫的社会责任感还表现在他一生始终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
他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重要。
早在安史之乱前,他同高适、薛据等人一起登上长安慈恩寺塔,就已为国家的未来担忧,他说: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同诸公登慈思寺塔》)对国家可能出现的动乱与分裂局面似乎早有预见,其实这正是对国家、时代极度关心而形成的敏感,所以才能看到升平景象里隐伏着政治危机。
在诗人被围困在安史乱军所占据的长安城中时,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还时时关心抗敌前线的军事形势,如“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驰塞芦子“(《塞芦子》)”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表坂》)都是他通过诗歌形式在指陈战略意见。
当两京收复后,诗人写下《洗兵马》诗,他希望肃宗任用贤臣,重振朝纲,早日结束男不得耕女不得织的战乱局面。
在组诗”“三吏”“三别”中,他一边谴责横暴的差吏把未成年的孩子、孤苦无家的老人、村野老妇和刚完婚的新郎都强征入伍,一边又从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前提出发,含着眼泪劝勉人民舍小家为大家,克服个人困难走向抗敌前线。
陆游说:
“位卑未敢忘忧国”,杜甫对国家、民族、人民无比关心爱护的感情也正是对“以天下为已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精神的积极发挥。
出于对人民的热爱和同情,也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杜甫对那些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的生活,祸国殃民的罪行切齿痛恨。
诗人的抨击面很广,揭露也非常大胆,在《丽人行》中,他对当朝宰相、皇亲国戚扬国忠兄妹倚仗权势,作威作福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披露: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拉相嗔”;在《兵车行》中,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唐玄宗,揭露他穷兵黩武、开边拓境行为给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安史之乱爆发后,那些地方军阀、贪官污吏纷纷趁机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
对此,诗人恨之入骨,他在诗中几乎时时不忘口诛笔伐,在《草堂》诗中,他愤怒谴责了成都军阀徐知道、李忠厚之流据险作乱、鱼肉百姓的罪行。
在《三绝句》其三中,他指责禁卫军在民间烧杀掳抢如同盗匪: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在《白帝》中,他说: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越到后来,杜甫就越强烈地认识到:
国家和人民正是被这群贪官污吏、衣冠盗贼吃空吃穷的。
他把惩处这些“群凶”放到“必欲救疮痍,先应去máo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感到不除掉这帮家伙,天下就不可能太平,老百姓就无法过上好日子。
孔子说: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可见,杜甫对这些奸臣、权贵、军阀、贪官污吏的无比愤恨与无情揭露,同样是来自儒家精神。
三、“亲亲爱人”的伦常情感与“厚德载物”的胸襟气
孟子在《尽心下》中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行为准则。
这说明儒家非常重视以宗法血缘为中心的社会关系,重视伦常道德情感。
这虽然是一种落后的封建意识,有它的消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儒家所要表现的情感,是一种和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合为一体的有着深广的社会性的情感。
不是单纯个人的,缺乏社会性的、空虚的情感。
儒家历来主张以天下为已任,从不把个人的情感同国家民族的兴盛发达分离开来。
儒家还主张“爱人”,在诗中表现君臣、夫妇、父子、朋友之间一种互爱的深厚情感,强调人和人的情感的社会性,重视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这是儒家伟大的地方。
”(刘纲纪《艺术哲学》第594页)作为一个积极“奉儒”者,作为一个最懂得感情的诗人,杜甫写了许多表现伦常情感的诗。
梁启超甚至说他是“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称之为“情圣”,的确如此,杜甫的诗最富于人情味。
如他与对朋友李白的相信与理解是“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洒一杯。
匡庐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
写对兄弟姐妹的惦记牵挂: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至于妻子儿女,杜甫在诗中就写得更多。
他非常痛爱自己的孩子,常常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不能使他们免受奔波饥寒之苦而渐愧,这种心情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羌村三首》《北征》《彭衙行》及后来的《百忧集行》等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反映。
对于妻子杨氏,诗人也是一往情深,在杜甫的笔下,她总是显得那样能吃苦耐劳,温柔贤惠。
通过“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画面,我们不但感到杜甫一家人和谐融洽的天伦之乐,也感到杜妻的聪敏体贴,善解人意。
在《月夜》诗中,透过“香雾云jì髻湿,清辉玉臂寒”的人物描写,我们可以感受到妻子在杜甫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的美好,地位也可十分崇高。
诗人这种尊重妻子的态度虽然属于儒家道德规范,但在封建文人中并没有几个人真能象杜甫那样认真严格地实行。
出于儒家“仁爱”思想和“和为贵”的群体意识,杜甫和他的邻人也相处得非常好,尽管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不甚识字的劳动人民,但诗人非常尊重他们,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在《羌村三首》《春日江村五首》和《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都体现出一种和睦友善的邻里乡亲关系。
在《暇日小园散病》中,他还说:
“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
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
”与那些虚伪的官僚们相比,诗人倒还更愿意与这些纯朴善良的下层百姓在一起,这已经不是一般带有“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成见的儒家所能做得到的了。
这种超越当然也是因为诗人曾有过相当一段时间与普通老面姓同甘共苦的生活经历。
总之,杜甫以诚待人,对亲人友朋充满挚爱和关切,既是出一种伦常道德情感,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家庭责任心,不讲朋友道义的人会有社会责任感。
与“仁民爱物”的精神相联系,杜甫也具有“厚德载物”的胸怀气度。
诗人对祖国山河无比热爱,把自然万物当作自己的友朋和兄弟。
他说:
“一重一掩吾肺腑。
山鸟山花吾友手。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在《病橘》《病柏》《枯棕》《枯楠》等一系列诗中,我们既可以看出诗人通过比兴寄意来伤悯百姓苦难,也可以看出他体物的细致,爱物的深切。
可以说,诗人正是抱着一种“民胞物与”的胸怀气度去爱祖国、爱人民、爱亲人、爱朋友乃至爱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物的。
杜甫诗中,这种爱往往既深刻,又执着,既纯真,又热烈,它一往情深,进入到了一种崇高的理想人生境界,这种境界虽还不是完全的“忘我”,但已经把个人的“小我”和社会的“大我”融合一体,在那个时代也算得上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了。
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易•乾•象》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是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表述。
就杜甫而言,“厚德载物”的胸怀气概表现在他的“仁爱”思想里,“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则表现在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上。
我们以杜甫乾元二年因“关辅饥”辞去华州司功参军官职带着家小逃难为界,在此以前,杜甫对事业的追求主要表现在热切希望进入仕途,实现其政治理想。
在他现存最早的作品《望岳》中,诗人说: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语出《孟子•尽心上》:
“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也和孟子一样,都是自述其志不在小。
而杜诗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那种昂扬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
但此后诗人的生活道路并不顺利,特别是困守长安十年,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饥饿冻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艰难困苦生活,直到天宝十四年,诗人44岁时才被任命为一个管理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小官,面对这种并不公正在的待遇,诗人还是走马上任了。
在同年11月写的《自述赴先县咏怀》诗中,他对自己坎坷的求仕经历进行了番反思,说自己因“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而屡遭同学取笑,虽然在一再挫折后也曾有过“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的想法,但“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本性难移,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所以还是准备尽忠报国,在政治上干一番事业。
在这里,诗人表现的正是儒家为坚持政治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百折不挠精神。
在后期,杜甫知道自己仕进之路已绝,就将全部精力才华寄托在诗歌创作事业上,他对自己要求很高,要“气屈贾垒”(《壮游》),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刻苦认真地学诗、写诗、改诗,他广采古今各家之精华,“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他要求自己写成的作品要“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要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水平。
他自言“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新诗改罢自长呤”(《同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可见其呕心沥血探索诗歌艺术的态度在古今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
一般文人到了老年免不了“江郎才尽,而杜甫却是越老诗越多,在kuí夔州不到两年的时间,诗人竟写了430多首诗,差不多每天都有新作诞生。
出峡后,诗人漂泊江湖,身体越来越差,耳聋、眼花,右臂也渐渐偏枯麻木,他感到生命于自己已很有限,决心抓紧时间奋力创作,说:
“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直到最后病死在从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还写下了一首长达360字的五言排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
在杜甫的一生中,无论是贫病交加无衣无食,还是拖儿带女奔波逃难,还是囚于敌军中生死未卜,诗人始终没有放下过自己手中的笔,他之所以始终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激情与精力,既来自对文学事业的无比热爱,也自儒家“自强不息”的顽强进取精神。
如同孔子一样,他把对理想、事业“自强不息”的追求当作一种最大的人生快乐。
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又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这些精神、性格、人生态度无一不可在杜甫身上看到。
要之,无论是孔子,还是杜甫,都把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看成是一种最美好的精神享受。
在追求的过程中,即使遭遇挫折、历尽艰辛,也“虽九死其犹未悔”,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精神上感到很充实、很愉快。
所谓“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以忘忧”、“乐亦在其中矣”(《论语•学而》)“人不堪其忧,回(颜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乐”的境界,就是在事业上执着追求的审美境界。
有人说,杜甫是中国古代诗人中遭遇最悲惨最不幸的,他一生活得太苦也太累,但从诗人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融入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融入到对祖国、民族、人民命运始终不渝的关切中,一生都生活在对事业、理想的积极追求中来看,他又是无比幸福的。
杜甫正是在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激励下,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获得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完成了一种伟大、崇高的人格。
综上所述,杜甫诗歌思想与艺术成就的取得,与儒家思想有密切关系。
在诗人的人生实践中,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但更多地是发扬了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在某些地方甚至还超越了儒家思想。
他虽然属于封建时代的文人,但毫无疑问,也是鲁迅所说的历史上“中国的脊梁”的一份子。
谭承耕先生在《〈论语〉〈孟子〉研究》中说:
“这些‘中国的脊梁’,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的教育下成长的。
事实表明,这种价值观在历史上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还是可以批判吸收的。
”确实如此,以儒家为主要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强调个人社会责任感、提倡群体意识、弘扬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等方面,只要经过辩证的扬弃改造,是可以成为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的。
记得一位现代作家说过,中国旧体诗词是一大文学瑰宝,是中华文化、中国民族的凝聚力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象杜甫、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中国的脊梁”的作品,因其集中地反映了诗人的人格理想、精神气质和胸襟怀抱,且又富有极强的艺术魅力,通过呤咏学习,也可使现代人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吸取其中的有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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