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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30年新改革故事1978年成为中国
深圳30年新改革故事1978年成为中国
深圳30年新改革故事1978年成为中国“梦工场”
2010年07月22日15:
26 《决策》杂志
少年深圳说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运宝 贺海峰 徐浩程
策划人语
30年,只是一个传奇的开始。
深圳理应做一个更大的“梦”——不仅仅是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应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上,再次担当起“试验田”、“排头兵”的角色。
新30年开局之刻,深圳被寄望于担负改革攻坚和社会转型如何破题的大任。
因此,总结往昔,是为了扬起敢闯敢干的精神,重新唤醒一座年轻城市的拓荒激情与气魄,进而能再次赋予国人驰骋腾跃的力量。
“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
”110年前,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给危机沉重的中国人点亮一盏灯。
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本刊作“少年深圳说”,不仅是倾听一座年轻城市的心跳,更是希冀深圳在讲述“新改革故事”中再干一个30年。
深圳30年
■本刊记者 王运宝
7月1日,深圳市民中心广场的大型电子屏幕上,一条闪光的红线环绕深圳的全市辖区,勾勒出一个全新的深圳经济特区版图,宣布深圳进入“大特区”时代。
“二线关”设立27年后,深圳特区关内外一体化备受关注,被认为是中央送给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一个大礼包。
与中心广场处在同一条直线上的莲花山公园,是眺望深圳城市的最佳观景平台,站在这里你会领略到别具一格的城市设计,目光所及之处,不同建筑风格的高楼群组成一幅恢宏的城市画面。
这幅画在过去30年里徐徐展开,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
“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崛起为一座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几乎所有对深圳的介绍,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的确,中国30年城市化高歌猛进,没有哪座城市能够替代深圳的样本意义,因为深圳是中国现代城市最好的镜像。
深圳30年,演绎出无数精彩城事。
中国“梦工场”
“创意就是金钱、创新就是生命”的大字标语,在海外装饰大厦树立起来后,不仅成为深圳华强北的象征,更被全体深圳人认可,成为这座年轻城市下一个30年发展的新动力。
当《深圳商报》首席记者徐明天在《春天的故事》一书中写下这个细节时,遥想当年蛇口开发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精神图腾,两个标语跨越30年时空,进行历史对话。
而标语背后的这座城市,早已无从寻找当年“省尾国角”的边陲小村印象。
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200亿元,相当于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多。
从1979年到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79倍。
深圳30年,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
30年来,改变深圳的是多重力量的合力,而这一切都要回到原点——蛇口。
“1979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这句歌词已经深深地烙在深圳的城市记忆中,就连深圳特区30周年的宣传标示,仍然以这句话为创意来源,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虽然特区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但特区迈出第一步,是1979年的蛇口开发区。
上世纪80年代的蛇口,率先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多运一车泥土加4分钱,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能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极大关注。
也许,正是这个“4分钱”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成为一场涤荡深圳特区的旋风,进而从南国边陲一路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破除计划经济体制。
以蛇口为起点,深圳以体制创新,步步领先。
随着体制的改变,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种经济要素开始向深圳汇集。
其中,人的移动,对深圳发展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
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移民之城,徐明天认为,深圳是“人才引力定律”的最好证明。
而深圳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吸引力,根本的因素就是“深圳梦”所衍生出来的人的自由和解放。
当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
深圳对于现代化中国的符号意义,就是用这些或平凡或传奇的个人梦想,装饰了一座城市30年的记忆。
由此,深圳当地一家媒体总结说,没有梦想的人,不会来到深圳。
实际上,不管是第一家转移来的“三来一补”企业,还是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都是资本和人力对自身价值的回归,由此带来的观念质变、制度之变,使深圳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独特的启蒙作用。
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
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只有在深圳这个“梦工场”中,才能从“蛇口基因”中生长出招商、平安、中集、万科,以及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品牌企业。
如果说这些知名企业是深圳的城市名片,那么华强北的电子商铺,则代表着一种平民化的梦想追求方式,其中所蕴含、涌动着的创业潮,对深圳发展的推动意义,丝毫不亚于那些知名企业。
徐明天对《决策》分析说:
“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就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创业场’,这个场的磁力吸引着每一个来到深圳的人。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创业场的能量越来越大,又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深圳实现梦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
比亚迪等叱咤风云的企业,都是从这个创业场中生长起来的。
因此,“追梦人”的深圳之旅,是过去30年里一段最精彩的城市故事。
正因为有了千万个追梦人,才让30岁的深圳更具“少年深圳”的气质和想象力。
“这是先生长观念,再生长高楼和速度。
想象力应该是深圳最大的无形资产。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的概括,一语中的。
“大芬丽莎”的微笑
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案例实践区,深圳大芬村的创意独树一帜,一副由小油画拼凑而成的“大芬丽莎”,向每一位参观者露出经典式的微笑。
但谁也不曾想到,当年拿锄头种水稻的粗糙泥手,竟然能拿起画笔创作油画,进而成为世界知名的油画艺术品交易市场。
大芬村脱胎换骨式的嬗变,“昭示了深圳过去30年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启迪着未来的30年”,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告诉《决策》。
大芬村最初的起步,与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基本相似,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也谈不上什么创意创新在里面。
但就是这种加工生产流水线,创造了深圳第一阶段的经济财富,并由此构成深圳经济产业链的初级形态,富士康亦在此轮浪潮中进驻中国,首站便在1988年选择了深圳。
也正是在加工制造业的带动下,前20年里,深圳基本上都是以“经济制胜”,这一特点在2000年达到了顶峰,深圳成为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在经济数字飙升的同时,深圳整体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
但任何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都不是像电脑游戏的版本升级那样简单。
拓荒年代的披荆斩棘最需要的是勇气,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需要的则是智慧。
对深圳来说,华为、中兴更能代表企业创新的DNA。
实际上,在深圳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道路中,企业所扮演的主力军角色从未改变,已经形成了以本土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主导型创新模式。
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的话来概括,深圳从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沙漠”,转变成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科技绿洲”。
2010年,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将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为发展重点,使深圳产业结构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表现形态。
当上海世博会上的“大芬丽莎”向全世界观众展现深圳创意设计之都的美好前景时,在深圳市博物馆的大门口,树立着一座造型为双臂撑门的雕像《闯》,与“拓荒牛”异曲同工,寓意敢闯敢干的深圳精神,同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大芬丽莎”所代表的创意智造,与“拓荒牛”和“闯”所代表的敢闯敢干的改革精神,就是下一个30年深圳梦想实现的双翼。
迂回中突进
今天,深圳已经回到中国改革舞台的中心。
2009年以来,这座“改革之城”动作频频,先是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获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首位;坪山新区挂牌探索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在省级以下政府中,率先启动大部门制改革;2010年伊始,公务员分类改革全面展开,聘任制试点进一步扩大;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被确定为法定机构改革试点,探索真正的“教授治校”。
这一连串的改革举动表明,讨论多年的特区重新定位,终于在2008年的珠三角规划纲要和2009年的深圳综改方案中有了明确答案,其中最核心的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而立之年,深圳开始讲述“新改革故事”。
从1980年特区成立开始,高擎改革大旗的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
如同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成长的烦恼一样,深圳在2000年“弱冠”之年,一系列的问题便开始呈现,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情绪的变化。
最终,在2002年底,以一篇网文的形式引发对深圳的全面反思。
2003年,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
》激发千层浪,满城风雨起。
正如国内某知名媒体评论的那样:
网文真正触动深圳人心之处,不是文中似是而非的案例,而是文中流露出的深圳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下降的失落与迷惘。
此时的深圳,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篇网文引发出的城市情绪,以及成千上万块的“板砖”,而是历史的拷问。
但深圳经历的争论,这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
1994年,国情专家胡鞍钢率先向深圳发难并引发激烈争论;更早的在1985年,香港学者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也曾引发一场涉及多个方面的争论。
当深圳内外都在讨论“被抛弃”时,对深圳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外迁潮开始了,此后有逐年递增之势,至2005年,迁出现象开始突显,特别是盛传深圳的“四大金刚”——华为、中兴、招商、平安都将外迁。
虽然事实并未如此,但本土知名企业的一个“搬”字,总是格外牵动深圳人的神经。
与此同时,由于“行政权三分”改革趋于沉寂,更是引发出社会各界对深圳改革精神丧失的担忧与争议。
但实质上,谁也没有抛弃深圳,抛弃深圳的恰恰是深圳自己。
此时的深圳,敢问路在何方?
站在改革的角度上,经过30年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后,“改革越来越难,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说,深圳已是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利益格局更为复杂。
“任何改革都会激化一些矛盾。
凡是改革,都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尤其剩下的都是革自己的命,需要非凡的勇气。
”而且,“经济特区的改革,已经走出了原来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它已经变成涉及到社会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个总体配套改革。
总体改革侧重于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的创新。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分析说。
因此,郭万达认为,改革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改革本身有没有触动根本性问题,有没有把阻碍各领域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排除。
在而立之年这个历史节点上,深圳应该重拾改革开放之初的胆量和闯劲,再次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任。
行政改革“闯关”
■本刊记者 贺海峰
峰回路转。
一度自嘲“特区不特”的深圳,终于拿到一柄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从而再次回到中国改革舞台的中心。
2009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
其中,尤为意味深长的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赫然居于各项改革首位,这在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7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绝无仅有。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份文件的主笔,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蒙敬杭坦承,“按照传统的方案,应该是经济、政治、社会这样的顺序。
但实际上政府的改革是关键环节。
政府不改,很多地方改不下去。
”
显然,这也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譬如,2003年,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高调宣布进行“行政权三分”试点。
但是,由于种种利益的羁绊,这项改革很快黯然收场。
跻身国家级综改试验区,无疑为深圳加速推动行政改革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紧随其后,深圳在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管理、公务员分类改革、“教授治校”等诸多领域大胆试水、密集“闯关”,不少举措甚至开全国之先河。
“拿着这把‘尚方宝剑’,深圳有太多改革创新工作可以做。
”蒙敬杭强调。
重启“行政权三分”改革?
2009年7月31日,在深圳市政府机构改革动员大会上,备受瞩目的深圳版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揭开面纱。
市政府工作部门从46个削减为31个,精简幅度高达31%。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这样广范围、大力度的政府机构改革,在全国还不多见。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8年改革方案拟订之初,深圳市委主要领导就曾率队进京,向中编办争取支持。
中编办主任王东明不仅逐条阐明自己的意见,还当即派出工作组抵深,与当地官员同吃同住,“一条一条地研究,逐字逐句地推敲,一遍一遍地打磨”。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曾在方案上作过文字修改。
根据改革方案,深圳市政府对现有机构进行全面重组,依照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层次,建立起“7委、18局、6办”的部门架构。
其中,“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简而言之,就是“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这一提法,其实早已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中。
但外界的各种揣测仍然不绝于耳。
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传言是,深圳意欲重启“行政权三分”改革。
“行政权三分”方案最早由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设计、首倡,内容主要涉及政府内部权力制衡,后于2002年被深圳市委、市政府采纳。
不过,当地另外一名学者将此过度解读为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致使改革戛然而止。
而更大的阻力则在于,这一方案近乎要将整个政府架构推倒重来,势必引发各方强烈反弹。
马敬仁告诉《决策》,按照理想的设计方案,决策部门数量不宜过多,可是很多部门根本无从撤并。
“有的主管领导直接就说,我这3个部门一个都不能动!
你能拿他怎么办呢?
最初我们打算设置3个决策部门,后来不得不调整为12个,最后竟然变成了21个,与改革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
深圳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更多地采取了迂回进击的策略。
首先,市决策层事先拒绝透露具体实施计划。
正如蒙敬杭所言:
“这是高度机密,就连有的市委常委都不知道。
一旦公布,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完成。
”
其次,三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主要是从功能上而非机构设置上体现,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改革的阻力。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原市编办主任王敏宣称:
“转变政府职能才是行政改革的核心。
‘行政权三分’只是在行政机构内部运行机制上一个很好的命题。
”
“委”和“局”的关系,目前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以交通运输委员会为代表,将原特区外区属交通机构整合成垂直管理的执行局;一类以人居环境委员会为代表,归口联系市住房和建设局、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三个部门,更多体现从功能上“三分”。
在人居委,归口联系局“一把手”均兼任委副主任。
虽然委和局是平行关系,但重大决策必须经委审核同意,接受委的指导、监督。
这种架构可以把原来一些部门之间的外部协调变成内部职责分工、外部分割转变为内部协同,从而减少推诿扯皮、提高行政效能。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真正根本的监督,应是人大对政府的监督。
“深圳不妨尝试将监察局并入市人大常委会。
”
试水“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如果说大部制改革是从横向推动着政府组织的重构,那么,扁平化改革则是从纵向上推动着行政层级的简化。
2009年6月30日,深圳坪山新区横空出世。
此前,光明新区也已正式运作。
两个新区的陆续设立,标志着深圳加快探索扁平化管理的步伐。
在综改方案中,深圳提出的目标是建成“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目前,深圳的行政链条为“市-区-街道-社区”,也就是“二级政府、四级管理”。
从理论上来讲,一级政府的管理效率最高,管理成本最低。
譬如,香港的18个行政区域实际上并没有一级政府功能,仅相当于深圳的街道办事处;而东莞实行的则是市-镇体制,没有区县这一层级。
按照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规划,未来深圳的行政链条将被缩短为“市-功能区-社区服务机构”,功能区将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存在,街道办将和社区工作站整合为社区服务机构,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
这一先于全国进行的独家探索,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的治理体系,呈现出清晰的城乡共治特征,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同时治理着一定比例的乡村地区,唯有深圳例外。
中国决策层有意推动实施“城乡分治”,最主要的用力方向就是“省直管县”,由此将导致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回归到单纯的城市治理。
而深圳“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势必将为整个中国的城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最佳的试验范本。
因此,中编办对这项探索尤为赞赏。
坪山新区位于龙岗区境内,面积167平方公里,超过罗湖、福田等区。
作为深圳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坪山新区实际行使区级政府职责,但其管理架构明显不同于其他行政区,比如不设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就连地区生产总值都仍然计入龙岗区。
另外,它还准备将辖区两个街道分别分拆为4个街道和2个街道,原先的街道办事处则改组为基层工作站。
“坪山新区不是一级政府,而是相当于市政府的一个管理局。
”深圳市委党校课题组在系统研究后认为,坪山新区兼具行政区和功能区两大特征。
或者说,新区的成立开辟了不同于既有体制的另外一条道路。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构思,下一步深圳可能还会成立更多的新区。
知名政经评论员金心异认为,在三级管理架构中,管理区、社区管理机构在全市范围内设置的数量,决定了政府能否成为优良治理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管理区的个数,以20个左右为宜;而社区管理机构,则以400个左右为宜。
他甚至勾画了一个“时间表”:
在不动原区政府的情况下,以增量改革的方式,在5年时间内将区和功能区的数目扩大到16个,为最终撤掉区一级政府创造条件;在第二个5年,取消区一级政府,变更为管理区;在第3个5年,进一步划小管理区,使管理区数目最终达到20-25个左右。
这份个人色彩浓郁的“民间奏章”,没有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
“我们只做不说,或者做了再说。
”当地一位官员解释。
据称,在这项改革中,受影响较大的可能将是区一级政府,“大家都在担心会不会改到自己头上来”。
有人甚至用“暴风骤雨之前的平静”来形容眼前这种谨慎而又敏感的气氛。
为此,政府内部特别召开过数次动员会,宽慰改革可能波及到的公务员“待遇、级别不变,改革不会立即实施”。
深圳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部主任傅小随则提醒说:
“深圳要想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至少还需在完善司法体制、畅通民意渠道、培育民间组织等诸多方面苦下功夫,因而必须循序渐进。
”
打破公务员晋升“天花板”
推动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管理,势必导致领导职数骤减,公务员升迁空间进一步压缩。
如何打破这个“天花板”,成为深圳人事改革的核心命题。
2010年2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
主要思路是将公务员职位划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个类别,后面两类还将建立起与行政职务级别脱钩的独立职务序列,待遇和晋升主要考虑其年资积累和工作业绩。
龙岗区横岗街道办执法队一位年轻公务员笑称,如今,只要工作尽责、考核达标,他的薪酬每年都能水涨船高,并且每过3-5年,就可晋升一个职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只需24年,自己就可以从七级执法员晋升为一级执法员,月薪也可以从7000元升到15000余元,接近处级干部待遇标准。
而在改革之前,由于晋升通道极其狭窄,很多执法人员穷其一生,仍然只能领到最低一级的工资,“改革让我看到了在基层待下去的希望。
”
王敏认为,从全球看,公务员分类管理是打造专业化、现代化公务员队伍的有效制度。
早在1990年,深圳就曾以香港为标本,系统研究过公务员分类管理。
但是那时我国还没有确立公务员制度,分类管理也就无从谈起。
直到2005年《公务员法》颁布,中央才把分类管理确立为公务员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
2008年,深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地方试点城市。
此项改革的又一亮点,是扩大聘任制试点。
与传统的委任制公务员相比,聘任制公务员的出口大大拓宽,只要用人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协商一致,就可以解除聘任合同。
“公务员这个饭碗是很好,但并非只能由你来端。
”深圳市公务员改革领导小组成员欧阳坚说,“以前想开除一个人很难,除非他触犯了刑律。
”
2007年,深圳曾经招聘了53名聘任制公务员,但其作用远未发挥出来。
“因为那时聘任制公务员缺乏晋升通道,又缺乏科学的考评机制,很难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退。
分类管理则解决了这些问题。
”
但也有人质疑深圳的公务员分类过于粗放,在美国,仅“一般行政类”公务员就分为23个职组、524个职级。
王敏表示,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一统”的行政文化需要一个过程,必须考虑平稳过渡。
为稳妥与可控起见,深圳采取增量改革方式,对2010年以后新进入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管理。
根据测算,全市如果每年录取1000名聘任制公务员,10年后将达到1万人,不到深圳目前公务员总数的1/4。
“不能一夜之间都改,那样,有人会把我吃了”。
王敏透露,在解决公务员晋升“天花板”问题之后,深圳将进一步加大竞争性选拔领导干部的力度,希望国家选择更多的城市进行试点,那样深圳就不再会感到势单力薄。
“在最尖端的问题上有所作为”
30年来,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一直试图主动引导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良苦用心依稀可见,并事实上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火力侦察点”。
2008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深圳调研时指出,深圳“要在民主政治方面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必须在这个最尖端的问题上有所作为”。
两个月后,深圳在网站上高调发布两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文件草案,引发巨大争议。
随后,深圳迅速淡化政改议题,取而代之的提法是“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从而开始将行政体制改革置于各项改革之首。
“今天的深圳不是一个小渔村,不是一个小城市,而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又紧邻香港,这个时候如果把中国的政改重担全部压在深圳身上,它承受不起,风险也太大。
广东政改应当分散风险、各自试点、整体拼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告诉《决策》。
这一判断可谓入木三分。
在广东的改革棋盘上,深圳侧重于行政体制改革,珠海侧重于社会体制改革,而“探索民主政治有效实现形式”,则重点部署在广州先行先试。
同时,一场旨在通过“权力制衡”破解村庄治理难题的试验,正在梅州蕉岭破土而出。
另外,佛山顺德推出的“党政联动”改革,甚至让深圳的官员都感到惊讶:
“哇,这个更猛!
”
即使是行政体制改革,其难度之大也足以令人望而生畏。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乐正坦言:
“现在深圳改革的最大阻碍来自于因部门利益膨胀而出现的利益集团。
从改革初期的观念之争到如今的利益之争,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力主改革者往往会触及政治上的风险,改革进入深水区就会产生深层次的矛盾,使得改革者举步维艰,付出巨大的牺牲。
”这也正是前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感叹“深圳不差钱,只差改革的胆子”的潜台词。
2010年4月9日,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接任市委书记。
巧合的是,也在这天,按照部署,创维集团以“公推直选”的方式,推举出深圳首位市第五次党代会代表。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告诉《决策》,这表明新一届深圳市委、市政府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改革热情。
前海崛起
■本刊记者 王运宝
6月19日,深圳前海地区概念性规划国际咨询评审会落幕,前海开发区的蓝图终于揭开盖头。
在评审会上获得一等奖的规划方案以“水”为核心,将建设一座21世纪的城市,承载深圳未来30年的梦想。
深圳前海地区位于珠江口东岸,面积18平方公里。
当走进前海时,可以看到泥头车往来穿梭,各种大型机器设备快速运转,前海似乎正在告诉世人,这里正在酝酿着一场沧海桑田的巨变。
前海,这片被推土机的轰鸣声唤醒的土地,其战略价值触发了无限联想,更有人将2010年称为深圳的“前海时代元年”。
那么,围海填地的隆隆声中,是否已呈现出珠三角未来“曼哈顿”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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