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大风雨起苍黄风雨苍黄六十年 李慎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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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大风雨起苍黄风雨苍黄六十年李慎之
十年大风雨起苍黄_风雨苍黄六十年李慎之
历史不单是用来回顾的,更是每一位参与者的个体生命以共同实践活动堆积起来的,在它的一个节点,用“作为未来的过去”的观念予以归结,有可能使这历史的车轮有更强劲的生命动力。
《大河报》这十年运作所凸显的一份平面纸媒在中原报业市场成功崛起,成为中国都市报之林中的一棵大树;而每一位完全或阶段亲历这份报纸的新闻制作和产品经营者,都在这十年报史上存留下各自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大河报人”――这个响亮的名字为我们共同拥有。
这里,只是一个“大河报人”从十年经历中打捞的历史片段,它属于个人体悟和记忆沉淀。
“一分钟谈话”,我成为“大河报人”
十年前中国报业史上出现了一个新词汇,“省级晚报(都市报)”。
两三年后,“省级晚报”从人们的意念中淡出,逐渐就以“都市报”相称了;就像刚创刊的《大河文化报》报头还后缀着“晚报”二字,不到两年更名后便就是《大河报》了。
从进一步的意义上说,《大河报》是一部中国都市报十年发展的“精华版”和经典个案。
曾经或许还会有人说,“省级晚报(都市报)”是个模糊概念。
而我更愿意认为,它是个实践过程中的“务实概念”。
当时中国报业处于“后晚报时代”,“省级晚报(都市报)”的创办者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大势给传媒改革带来什么样的机遇,读者更高的阅读需求提供了哪些传媒市场空间。
从某种层面上说,“省级晚报(都市报)”到“都市报”词语变化的两三年间,中国报业完成了从“后晚报时代”到“都市报时代”的转换。
抛开语文概念的词语辨析,这个转换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实现了办报理念和报纸运作方式的新变化。
1995年5月,我从郑州晚报社调到河南画报社的第三年。
那天,参加画报界的一个年会回来,便有通知要我赶到单位。
于是就有了我所谓的“一分钟谈话”:
“咱们报社要办一份晚报性质的报纸,你知道吧?
”“知道一些,不是在招人了吗?
”“考虑到你过去办过晚报,报社的意思是调你去这个新办的报纸。
怎么样?
好,就这样吧。
”
在我到这份开始筹办的“晚报”报到的第二天,42名新录用的编采人员也报到了。
这42名编辑记者来自全省的新闻、教育、政法、党政机关等多个行业,在原单位是正式在编人员,为了“喜爱办报,尤其是新创办的一份报纸”“在一个更大的平台施展一番”,他们舍弃了已经得到或将会得到的待遇,成为河南报业第一批聘用人员,档案从原单位的保险柜转到了人才交流中心,前景如何,堪称未卜。
所以,这批创业者都是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劲头和这份将要新出的报纸捆绑到了一起。
新闻业务和电脑操作培训紧张有序地进行,7月24日要出版第一期试刊和读者见面。
有位记者练打字练得和别人说话时都下意识地在膝盖上“敲”字儿,对领导说:
“我是不是有点神经呀?
”领导们立刻意识到:
两个星期了,都太紧张了。
第二天晚饭后,号召大家都去的一场舞会在报社工会礼堂举办,第一支曲子响起就有人“开溜”,半个小时不到人跑了八九不离十,到办公室一看――都在电脑前坐着呢。
那个时期,大河报两栋一青砖一红砖的二层小楼,每个夜晚到黎明都灯光通明。
说是创业的冲动也好,说是原初的激情也罢,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份报纸的诞生,饿了随便吃些什么垫垫,困了找个沙发或在地板上躺下打个盹。
“实战演练”选定了6月底的亚细亚商场,都市的大型商场既是经济活动场所又是社会活动场所。
把所有的新闻采编人员“推上阵地”,从清晨到夜晚,用一整天围绕商场不拘题材自由采访,然后不限体裁不论篇数各自写稿。
那一天一夜的紧张热闹哟,有的十来个小时就啃了个面包,有的回到报社逮着自来水管子猛灌一通;稿子一经写出,交流和碰撞开始了,单兵较量、编辑示范、讨论评点,为了一个导语、一处词句、一条标题、一篇结构各抒己见,运用起各种新闻写作的知识理论小声大嗓地发表见解,直至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使得早晨过来的清洁工以为这里在吵架而惴惴窥探。
由此,也开启了大河报大型集团式报道“争吵”之滥觞,那几年的多个大型报道就在各种吵吵嚷嚷中“纷纷出炉”。
或许,创业的亢奋让人单纯,那种不顾情面临文不讳中所体现的新闻精神时常唤起人们温馨的回忆。
然后,根据各自的志愿和以往的学习背景及从业经历,对编采人员进行了大致的分工;然后的然后,就是稿子、稿子,还是稿子。
1995年7月24日凌晨,“付印王继兴”几个字签到了《大河文化报》试刊一号的清样上。
前一分钟,继兴两腿开立双手扶案,凝视着头版清样,缓缓地抓起签字笔道:
“签吧?
”“签吧!
”几个人同声回应。
签过付印的清样平展地静置案头,5个人的目光聚焦在那里,敞开的门前,编辑记者们望着这5个人,静静的灯光充溢着静静的房间……
我悄悄存留下那份签版样,给自己一个纪念,我35岁的生日就在编发这试刊一号中度过。
首任总编辑王继兴后来得知了,指着我说:
“真能呀!
知道啥主贵。
”其实,这另一层对自己年轮的纪念意思他还不知道。
三期试刊后,1995年8月1日,大河文化报正式创刊了。
弹指一挥,迄今10年。
都市报在挑战读者的报纸阅读习惯中发展
《大河报》不是含着金匙子降生的,它植根于现实的粗糙的黄土地上,注定了它一问世就带着与民众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血脉关系,以浓重的社会责任感为承担,将深沉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投注于丰富嬗变的前进的社会。
创刊初期,以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对一名烧伤女工的关爱,以调查性报道反映省会医疗急救环节存在的问题而对120急救系统的设置起到推动作用,从郑州首创厕所公司来探讨作为公益事业的厕所的市场化运作,率先报道了客运市场倒客、卖客促使职能部门解决,开创体验式报道栏目“记者打工”向读者传递火车站上水工、市政疏挖工、星夜送货的菜农、殡仪馆炉前工等鲜为人知的“新闻冰点”的状态。
那时,所聚集的精神氛围就是“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报成气候人成才”,以不断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性劳动进行新闻采编和报道方式的改进。
9月,每年一度的教师节来临。
怎样体现对老师们的情感和报纸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一个有意味的策划――向全省受表彰的150名优秀教师每人赠送一辆自行车。
9月6日晚间的河南人民会堂广场,总编辑和记者们在现场研究以大河报的方式把次日的表彰大会报道出彩,为报道的语言风格、照片景别构图做了预案。
第二天,手捧鲜花的优秀教师们行走在人民会堂的台阶上,400多平方米鲜红的幕布包裹了整个门厅的墙面,“老师辛苦了!
”每个字近两层楼高,落款当然是大河报。
有人评说:
“大河报成功地在这里搞了次行为艺术。
”
属于新生代的都市报,在降生之初面临着许多必须着实解决的问题,诸如真正把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理念形成共同意志,在大河报即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物化实现,而这些须有到位的操作方法的支撑,被实践证明了的是,成功的传媒绝对是要重视以表述方式为主干的技术手段的运用和创新,以挑战读者的报纸阅读习惯,与此相匹配的就是新闻资源的充分发掘。
在大河报逐渐为社会认知的过程中,发生了“10・15”幼女坠洞遇险获救事件。
那天新闻热线电话值班记者是周振林,他从事过多年广播电台新闻业务。
接到小女孩坠入工地直径不到30厘米的桩基洞的报料,他立马意识到,围绕这个农民工的女儿要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便通知记者葛柱宇和陈更生前去采访,随即向报社领导通报。
两位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第一现场。
傍晚时分,他俩兴冲冲地回来了,进门就喊:
“救上来了。
”老总们让陈更生立即冲胶卷,葛柱宇讲述事件经过。
为了抢救遇险幼女,武警官兵、公安巡警、市政工程、医疗卫生等紧急出动,最后调用大型挖掘机从8米深的地下救出了小姑娘。
陈更生掂来还潮湿着的胶卷,大家就着灯光细细观看,挑出要见报的片子去制作;要葛柱宇以救人过程为经线,对几个重要时刻细致刻画,写出环环相扣的稿子。
我奉命负责文稿的编辑和一、二版版面的安排。
文稿基本达到总编们的要求,编辑工作量就不是很大了,只是把抢险救人的各个环节都精确到分钟作为几个段落的开头,使报道的结构更为紧凑,也给读者以阅读的紧张感。
当看到文章最后一段记者的议论时,我对“小老葛”道:
“事件本身足以感人,不用你‘跳’出来告诉读者吧。
”在他露出笑容之际移动鼠标“一刀拿下”那个“尾巴”。
看来,当全新的报纸要挑战人们阅读习惯调动阅读兴趣之前,办报人首先要挑战的恐怕是自己的写作习惯或曰定势。
一版上半部一张通栏照片是小姑娘被救出来的瞬间,视觉中心是警察从土坑中托举着女孩递交给医生、医生弯腰相接,色调层次丰富,两双大手在女孩上身相交及相应体态是很有稳定感的三角构图,周围群众在一定距离欢呼鼓掌则渲染出情绪氛围――把这样的照片发充分是要达到很强的视觉冲击效应;二版是个图片版,以直观的图像语言展示出救人过程,照应着一版下半部的文字报道。
8版的报纸用了两个版报道一个事件,其分量是够足的。
签完付印大家才真的感到了饥饿,总编辑一边给家里打电话让送瓶酒来,一边掏出钱派人买来饭菜。
解开桌上的食品包装,大家围桌而站吃了顿“庆功饭”。
后来,这个报道获得了河南省年度新闻奖一等奖,照片获得了全国新闻摄影比赛突发新闻类铜奖。
“什么最值钱?
人才”
创办一份报纸,所要依赖的是“三个一”:
“一个理念,一支队伍,一笔资金”,我理解为“一群具有先进独到办报理念的报人有效到位地使用创业基金”。
老人家关于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的教导绝对是真理,无论哪个世纪,“什么最值钱?
人才”。
所以,《大河报》创办三周年庆祝活动,是围绕着为陈更生举办新闻摄影展览和理论研讨会进行的,其中意味不言而喻,陈更生到《大河报》三年就拿了三个全国新闻摄影大奖。
在展览前言中,我最后以:
“大河报得一骁将,陈更生得一舞台”来看待这种人才与报纸关系的。
报纸不仅是一个人的事业,更是一群人的事业,办报更多讲究的是群体效应。
1997年,以《白色“皇冠”拖着受害者狂逃》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江华在一篇文章中更是道出了此种三昧。
那是发生在8月份的张金柱酒后驾车肇事逃逸事件。
当热线值班记者通知江华去采访时,都没料到是那么一个“惊天大案”。
那时在大河报社,一到重大新闻事件的处理就没有了部门之间上下之间的分别,只是一个目标:
把新闻做好。
江华采访回来了,报社的中枢神经被牵动了,整个事件的报道成为一时工作的重中之重。
有那么一张照片:
编辑在处理法院对张金柱的判决的几百字消息,报社的多数领导聚在旁边盯着电脑显示器上的稿件。
在整个报道过程中,从发稿节奏的把握、言论的撰写、标题的拟定,都有报社领导的思考在其中。
到了法庭审判阶段,从各部门抽出11名记者上阵,采访设备集中使用――这便是大河报对重大报道所屡屡使用的“拉班子”的方法。
报道班子“拉”起来了,不论你来自哪个部门,只对这个报道负责、只听这个报道负责人的指挥,保证了专注一事群策群力。
为了这个法庭报道,11个记者、8个录音机、5台照相机,研究讨论了再研究讨论,为了报道的“一举千钧”,把能考虑到的事前都考虑周详。
为了使采访尽可能顺畅,周瓒两天奔波一张一张地搜寻来旁听证,费尽唇舌说动律师接受独家采访;为了使资料准确完整,胡杨动员在电视台工作的夫人,再三恳请,把我们的录音机接到了电视直播车上。
到了最后的判决下来,为了赶时效,一位副总编在从法院回程的车上用手机口述稿件。
为什么这个事件的报道《大河报》最有权威性,自不待言。
虽说不单是因为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但《大河报》一个月的发行量陡涨数万份与此肯定是大有关联的。
做出好的报道当然会激发出成就感
都市报到来时,有人嗤之“小报”;都市报市场占据份额形成优势了,有人称之为“新主流媒体”的。
这恐怕是传媒理论家们所要研究的课题了。
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写好稿、编好稿、出好报就是了。
不管怎么说吧,单我在《大河报》这十年中,看到和经过的发生了主流影响的报道可说时有出现。
到了1998年2月,《大河报》又推出了与当初《幼女坠洞遇险获救》一脉相承的大型报道《冰河大营救》。
那是正月初六,两位老总召见,“满含深情”地盯着我说:
“山西平陆34个老乡渡黄河时,船搁浅在冰河之中一昼夜,三门峡陕县的领导和群众冒死营救了他们。
咱发了个1000多字的稿子,让人看了掉泪。
总感到文章还大有可做之处,想派人过去搞个重头的。
你看谁去?
”瞧这阵势我就说:
“那我带人上呗。
”“好,你在车上别闲着,多想想已经做过的报道咋着再做起来。
你带谁去?
”“就让柱宇、化庄去吧。
”“啊,这种采访还要化妆?
”我一愣怔接着便知道是“听转了”,忙说:
“是化庄,摄影记者闫化庄。
”相视大笑,当即派车走人,去和驻站记者甲蕤会合。
等到了三门峡时,几个人热热闹闹的讨论也就有了结果,共同认识到:
英雄不是“塑造”出来的,英雄是英雄自身行为展示出来的,事件本来就气壮河山,我们只要做到真实报道事件、完整传递信息就会打动读者,就是要深度发掘有意味的情节细节和有特性的人物行为和语言,以白描的手法展示事件过程。
还要先写一两个小稿子,和上一个报道“接茬”,引出下面的大报道来。
到陕县已经半下午了,对率先踏破冰河救人的武装部政委和一位副县长初步采访。
事件发生在春节前,加之刚刚接触人家还不清楚这几个记者是个啥意思,说了一阵子还是朦朦胧胧的。
我提议到河边现场去边看边说,一是有个拉近双方的过程,二是现场能引发出记忆。
这一招还真有效,在那苍苍凉凉的黄河滩上,西边河谷吹来的寒风让人浑身哆嗦着,那二人很快就进入了境界,我们了解到了冰河大营救的基本轮廓。
第二天一早分头行动,柱宇和甲蕤采访救人的乡亲,要做到一个都不能少;我去了解整个面上的情况,并拓展前一天的采访,对既救人又指挥救人的政委和副县长“挖深挖透”。
下午他们回来了。
问:
“采访了几个人?
”答:
“都采访了。
”“不会吧,我这里三四个人才结束,你们那几十个人就都过了?
”听了解释我大为叹服,他们的方式是“一个不少和优化处理相结合”,让大家推举一人介绍事件全过程其他人随时插话补充一遍而过,然后请每个人只拣自己在那几个小时中最有感触的一两件事儿细说,得到了好多生动感人的情景,像有个复员军人三次跳入冰河救人,身上让冰凌碴子割出许多个血口子,最后在齐肩深的冰水中下身突然失去知觉,他心里说:
“俺哪孩儿才钮扣般大呀,俺可不能就这么完了”,叫不出声就拼命举手乱晃,终于有人发现了他。
他还自嘲道:
“你看看,本来是去救人家的,反倒让人救了。
”
他们很为自己的采访得意:
“你说吧,三次下冰河救人是英雄吧,遇险时想到自己的孩子是人性吧,这是个有血有肉充满人性的英雄呀。
”我连声叫好,拉上几位再到河边现场体味。
为了有一两篇小稿接茬预热,也为了从另一个侧面更完整地采访,我们向县里张书记提议,请参加冰河大营救的人探望被救的人。
过河去到平陆县的一处山村,有位被救的人站到窑洞顶上一吆喝,被救的人们和他们的家人蜂拥而至,篮子里装的是花生和大枣,簸箩里端的是麻花和柿饼,灶台上是新沏的大碗红糖水,说不完道不尽的感激和亲情。
我们不用“采”就“访”到了那冰河沉船上一昼夜的状况,还写出了顺畅衔接前后报道的特写《救命的亲人进村来》。
那天回到报社已是傍晚,我抱出过年发的啤酒牛肉来,说:
“谁也别回家,接着干活。
也别给家里说咱回来了,就当咱还在三门峡采访。
稿子发了你们大睡三天都行。
”兄弟们指着鼻子说:
“你个刘扒皮!
”“嗨,有我这个提供啤酒牛肉的刘扒皮也不赖。
”
一夜一天一万字,三个部分各写其一,然后交换写二稿,然后串到一起改三稿,然后的然后是两个整版“隆重推出”。
报纸出版后反响挺强烈,省委组织部、省军区等还发出通知号召学习,又在省会举办了几场报告会。
后来,《河南新闻阅评》专号评说《冰河大营救》,其中说道:
“写得生动感人,壮怀激烈,气势恢宏,催人泪下……是一曲类似三十多年前《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所报道的英雄赞歌。
”作为一名报人,这当然会激发出一些成就感来。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百年大河!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检点几个身后的足印,有些粗糙更有着平实。
十年风雨起苍黄,分明非梦亦非烟。
作为一个自诩的“体验派”报人,我以人生最美好的黄金年龄段换取了对都市报编采运作的体悟,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千金难买,只有身经《大河报》从创办到“世界百强、百万大报”的历练,才会有酸甜苦辣聚心头的充实感。
有时与当初一起裹着军大衣在地板上滚过的如今星散各地弟兄们通电话,几乎都以感恩的心情谈到在《大河报》的新闻操练和生命历程。
一次有位当年的女编辑在述职报告中提到我在《大河报》5周岁庆典上说的,“大姑娘变成小媳妇,小伙子成了花白头”,给予接续道:
“与《大河报》一同成长,不但是大姑娘变成了小媳妇,我还从小媳妇变成了孩儿的娘”。
“与《大河报》一同成长”,多好!
这是“大河报人”共同的祈愿。
但是,我绝不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尤其是在“后都市报时代”作为一种激励性概念提出来的当今。
无论将来身在何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百年大河!
(作者为大河报总编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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