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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取得了全面的优势,于是苏联解体形成的权力真空使尼克松时期一度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演变成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
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
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与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发生激烈冲突,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1 。
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经过权衡与列强的实力比照,美国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积极扩张海外利益:
在拉美实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经济势力;接着,发动美西战争夺取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强租〕、关岛和菲律宾;最后,在列强势力较大的中国鼓吹”门户开放”政策,挤入列强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由于没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国遂得以将国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尽管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最初提出的”十四点”宣言,如废除秘密外交、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以及战后建立集体安全等,确实是基于威尔逊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但当遭到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强烈抵抗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威尔逊仍然与后者达成了肮脏的交易。
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 。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
在二战后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
苏联在列宁执政的后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包围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复杂多变,外交政策目标迅速转向扩张苏联的国家利益,此后,自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则完全因袭了沙俄扩张主义的传统,对被奴役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支持始终从属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追求。
因此,美苏冷战的实质是两国国家利益的斗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在道义上证明自己站在历史正义面的工具。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又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加以保障。
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3 。
但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
〔1〕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
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或象战前那样形形色色的封闭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这些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将给战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带来巨大的实惠。
然而,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存在差异,不可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取得平衡发展和利益上的均等。
经济实力是决定权力的基础,权力又表现为支配他国的能力,它代表着国家利益的极大化,国际关系的集中表达就是权力政治;权力之间的”零和博弈”特征说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防止。
因此,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
权力上升的经济大国就会不安于现状,寻求建立有利于新兴强国的国际权力结构,而权力下降的一方出于国家理性也自然会采取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措施,包括对外国的贸易和投资加以限制,从而损害”全球自由经济体制”。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
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关系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设想。
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比照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军事力量迅速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此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
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则树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
美苏核均衡状态下的”冷和平”为西欧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有效遏制,从而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
正是从战后核时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西欧内部逐步开始了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 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
在美国的战略家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市场。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忧,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 。
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
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
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发奋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
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消灭性的后果,美苏于是严格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将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进一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构成重创,美国势力被迫退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印支半岛。
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把”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撕开了裂缝,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DI〕。
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5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
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扩大的世界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 。
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两极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样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
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
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
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掌握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7 ,并以意识形态〔如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的新干预主义〕等理由在中东和巴尔干频频发起军事干预,但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主要取决于这种干预是否在地缘政治和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控制等方面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在心理上树立美国说一不二的霸主形象。
西欧和日本尽管对美国的霸权感到不悦,但其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尚为低下,而且各自在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仍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在共同反对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上与美国则有着高度的一致。
因此,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同时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外交上缔结广泛的美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美国推进其国家利益的一贯的对外方针。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
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区。
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
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 of 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芒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操纵均势”本身说明在敌友选择上的动态特征,但”光芒孤立”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比照发生严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芒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8 。
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
美国自二战以来维持欧洲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洲战略平衡的苏联。
更深一步讲,美国战后利用苏联的威胁重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控制了资本主义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
苏联解体后,经济衰落、但政治上尚未被彻底整合、民族性格桀骜不逊的军事强国俄罗斯仍然是美国权力政治的敌人,因此,美国将继续遏制、削弱俄罗斯,阻止它的复兴。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导致权力的进一步失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使转型中的国家更多地关注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
于是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
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名无实,从而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9 。
中俄无法结成真正的战略联盟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加剧了各自的安全困境。
欧盟对衰落中的俄罗斯主要着眼于在长远的未来防止其重新崛起,眼下则立足于从俄罗斯获得经济利益。
在东亚,情况要复杂得多,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绥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外交和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变。
美国国防部在20XX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认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10 。
美日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互吻合,那就是维持远东的力量平衡,因而双方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十分稳固。
鉴于中国有着辽阔的战略纵深和巨大的军事潜力,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力量11 。
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远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国因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尤其是美国重返东南亚不但适应了后者在地缘政治上的期望,而且还趁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在东北亚驻扎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
20XX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时机,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助”国家重建”〔nation 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持的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
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将中亚和里海的石油经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利用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和对石油出口的依赖,把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从而拆散”上海合作组织”,从西部威胁到中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
出动600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海空军基地12 。
俄罗斯因财力困窘,不得不将于20XX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
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俄国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
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
美国对印度权力上升感到疑虑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利用印度在南亚抗衡中国,近年来美印军事合作的不断加强,已使中国陷入战略上三面被围的境地。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
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照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
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同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
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13 。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
美国
对华采取军事遏制态势、在东亚与日本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军事还击能力。
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中国大陆无视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而在对台的一系列政治对策上的自以为是,不但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更增强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
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政治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此背景下,两岸经济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岛内的台独倾向。
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是,如果大陆放弃武力威慑,台湾独立就会成为现实14 。
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15 ,那么,武力统一作为次佳的选择方案必然要被提上议事日程。
如果以武力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台湾。
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不具有现实意义。
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的胶着、包括对台湾实施立体封锁,不但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从而使中国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进而对中国的内外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和权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改革能力严重不足。
出于必须维持经济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倒逼国内改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骤然加快。
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对自主振兴国家丧失自信,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
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16 ,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17 。
因此,美国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使中国的完全置身于”全球公平竞争”〔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18 。
也就是说,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难以实施产业政策,因为旨在迅速提高本国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与必要的市场保护分不开,这是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成功经验,因此,规则的全面实施构成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削弱。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没有一家大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实力上升迅速,但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19 。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已处于寡头垄断地位,中小即便再有竞争优势,也根本无力向大跨国公司发起挑战。
外资对东道国关键产业的控制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控制,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一旦中国的大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全面置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因而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即所谓的”全球制造业中心”〕,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但中国入世初期将难以防止地遭遇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
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同中央政府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防止激起广泛的社会不满。
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谋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主要对策是:
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和与中央部委有关系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20 。
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 of pliance〕”21 。
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22 。
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23 ,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
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24 。
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把对华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
目前,美国加紧与印度合作以及渗透南中国海地区,已经对中国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东的石油供给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石油消费的1/3依赖进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来自中东,这就迫使中国从地缘经济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亚和里海地区,但美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进入了中亚。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25 ,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26 。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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