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艺术批评的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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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艺术批评的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

主旋律艺术批评的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

　　摘要　在当代中国，政治批评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然而，不少批评者在对主旋律艺术作品进行批评时，仍然喜欢紧抓“政治”杀手锏不放。

对于政治性不强的作品，他们尚能从政治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多些审美评价，少些政治评价；而对于政治性越强的作品，批评家们就越是热衷于作连篇累牍的政治批评，这无疑会使作品雪上加霜，加重人们的政治反感情绪。

这种政治投机式的批评，实际上是在扼杀主旋律艺术的生命力。

　　关键词　主旋律艺术　政治批评　审美批评

　　相对于当前风光无限的大众艺术来说，主旋律艺术遭遇的尴尬处境是勿庸置疑的。

一方面是政府部门的大力投放，另一方面是普通大众的冷漠甚至逃避。

艺术家们努力在作品中向大众灌输主流价值，但很少有人能象通俗艺术家那样一呼百应。

批评家们又在干什么?

对于主旋律艺术作品，批评家喝彩的多，批评的少捧场的多，商榷的少，尤其甚者，政治批评的多，审美批评的少。

这种“政治美化”式的批评现状常常让主旋律艺术作品象一株株温室里长大的苗木，无力在市场的风雨中茁壮成长，木秀于林。

　　一

　　那么，什么是主旋律艺术作品的政治批评与审美批评，应该怎样看待它们的关系’

　　一般来讲，所谓的审美批评，指批评家从作品本身出发，对它的艺术性进行批评，譬如如何塑造人物、构思情节、营造环境，如何增强作品的人文穿透与艺术魅力等等，所有这些解决的是文艺的“内部规律”问题。

而所谓的政治批评，从狭义角度看，指那种与现实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批评，它解决的是文艺“外部规律”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批评的特长在于“解读政治性很突出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侧面。

”政治批评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了政治目的而驱逐诗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等，都是特殊意义上的“政治批评”。

而最让文艺界记忆犹新的，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中的政治批评，比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和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批评，曾经留给我们深刻而沉重的记忆。

　　建国“十七”年间乃至随后“文革”十年政治斗争式的政治批评给文艺界留下的创痛是短时间难以消弭的，一直到90年代，当文艺界进行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时，王蒙仍然对这种批评耿耿于怀，并因此对宣扬“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精神大为反感，他说。

“对于这种强调，我们太熟悉了。

‘大写的人’。

‘英雄’，‘新人’，‘历史的主人’，‘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身在茅屋，胸怀世界’等等，众多的豪言壮语带来的并不是一个人文精神的理想天堂。

”

　　王蒙对政治批评的耿耿于怀其实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表明这种批评在当代中国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

虽然如此，作为一种特定的批评形式，它仍然不时活跃在当今文艺批评舞台上。

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获10万元大奖之后，何国瑞先生批评这部作品颠倒黑白，极尽丑化革命之能事，“这样的近乎反动的作品居然得到了一些教授、评论家的极力称赞，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奖给10万元，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

”这类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批评立刻遭到反批评，譬如易竹贤、陈国恩就撰文反驳何国瑞，认为该文采取的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论，上纲上线，用政治批评代替了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

由此可见、因为政治批评曾经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负面记忆，所以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它在一些人眼里几乎成为“落后”、“错误”的代名词，有评论家指出：

“有的作家根本不允许批评，谁要是对他们稍有诘责，马上就给人扣上‘极左’、搞‘阶级斗争’、‘企图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乃至‘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其实根本就扯不上。

”“搞政治批评”能被当作克敌制胜的帽子来扣，可见这种批评方式在当今确是为很多人所忌讳，因此使用的时候更该慎之又慎的。

　　由于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多重影响，政治批评在当今社会正陷于“身份”确认的困境。

这类批评由于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所以在引起人们潜意识恐惧之余，失却了广泛的民意基础。

显而易见，在当前语境下，对艺术作品进行过多的政治批评，并非最明智的选择。

　　二

　　然而批评界许多人似乎无视这一现实，特别在对主旋律艺术作品进行批评时，仍然喜欢紧抓“政治”杀手锏不放。

这就形成一个怪圈：

政治性不十分明显的主流艺术作品，比如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收视率也高，批评家进行的审美批评也多，而许多政治性明显的主流艺术作品，比如某些反腐倡廉剧，观众本就观之兴致廖廖，而批评界却斥之以大量“热情洋溢”的政治批评，这无疑会使作品雪上加霜，加重人们的政治反感情绪。

这种政治投机式的批评，在当前仍然大行其道。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我们来看一部2000年前后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主旋律电影――《生死抉择》。

　　《生死抉择》改编自张平的小说《抉择》，围绕这篇小说和后来改编的电影，批评界的讨论极其热烈，推崇与批评之声互现。

推崇的一派认为，作品“以饱满的激情，细致的笔调，传递出人民群众要求彻底铲除腐败的心声，从而奏响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一句话它符合人心”，有人干脆称《抉择》“其实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出现的政论性文学作品”，它能够“唤起社会对反腐问题严肃关切”。

反对的一派则对作品的政治倾向提出批评，比如陆震认为，第一，主人公李高成本身并不是“清官”，因为他也没有完全脱离金钱政治的漩涡，第二，清官政治的实质就是人治，所以它不仅不是民主法治，而且恰恰是政治腐败的一种实现形式。

　　尽管批评的声音从未断绝，而褒扬的声音似乎同样响亮，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生死抉择》最终还是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电影在2000年下半年以1亿4千万元的票房收入傲视各地票房群雄，并于次年获得中宣部第8届“五个一”工程奖特等奖。

影片的成功是勿庸置疑的，然而它却更加提醒了我们一个冷酷的现实：

相比于大众娱乐片遍地开花的群体性高票房收入来说，《生死抉择》在主旋律影片中“独秀于林”的成功并不能掩饰主流艺术的整体冷清。

批评界的热闹，恰恰和普通大众对主流艺术作品的冷淡形成强烈的对比。

对于小说《抉择》与由之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的政治意识，批评家们褒扬也好，批评也好，都没能打造出主旋律艺术作品的持续辉煌。

这种政治批评的效果，与人们对高雅艺术或者大众艺术进行的审美批评效果形成了明显反差：

当人们对张艺谋的《英雄》之华而不实提出批评以后，张艺谋能接下来拍出《千里走单骑》这样再次叫座的艺术片，但当人们对《生死抉择》的清官意识提出批评之后，为什么银幕上没能再次出现比它更优秀或者至少是同样卖座的反腐倡廉新作?

是人们不需要政治廉明，或者对腐败熟视无睹，还是批评家们走入了误区?

　　三

　　政治批评作为社会批评的一种，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高屋建瓴、指明方向的作用。

然而，这种批评在当代中国不是极度缺乏而是极易被滥用，所以在大众对政治批评仍然心存疑虑的今天，它并不是一种能使主旋律艺术作品受到更广泛欢迎的最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审美批评的缺乏，又容易使主旋律艺术作品失去必要的可读性与可看性，从而在另一层面上丧失大众的支持。

　　还是回到前面那个问题：

既然政治批评主要解决“外部规律”（它涉及作品的政治性），而审美批评重在解决“内部规律”（它涉及作品的艺术性）。

如果要创作象《生死抉择》那样的反腐倡廉作品，从审美批评的角度看，该如何从内容而不只是形式上增强它的可看性与大众亲和力?

　　这里涉及两个概念。

公德与美德，或者说封闭道德与开放道德。

生活中什么东西最让我们感动?

究竟是理智更容易打动人还是情感更容易打动人’许多主旋律影视剧导演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

当影片努力宣扬公德的时候，只能依靠理智说服观众，而当影片赞颂美德的时候，靠的则是情感感染观众。

而这两种教育方式的效果却是天渊有别的。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中，提出了两个概念封闭道德与开放道德（大致对应于我们所谓的“公德”与“美德”）。

在他看来，封闭道德强调个人义务，要求个体服从社会，所以个体常常处于自我压抑状态，只能依靠机械的理智去解决问题，而无法激起人的情感，相反，开放道德体现的则是个人抱负，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以按照自我意愿行动，因此不会在内心引起自我利益的对抗，它激起的不是理智而是情感。

柏格森坦言，封闭道德只是“起码的”道德，而开放道德才是“最高的”道德。

因此，对于一个社会的教育体系来说，道德楷模的召唤作用远比道德规范的压制作用有效得多。

然而当前国内的影视创作现状却是：

当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那众多的主旋律艺术作品时，却发现导演们最喜欢宣扬的恰恰是个人对于社会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而不是那种超脱的道德抱负与道德追求，一句话，封闭道德（公德）而不是开放道德（美德）在当今主旋律艺术作品中一统天下。

　　仍以《生死抉择》这部作品为例。

影片中主人公李高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闭道德践行者首先，他的所作所为乃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与责任，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志向与抱负，他确实愤然制止假兼并、举报自己受贿的妻子，但事实上除此之外，他也别无选择，他只做了“应该”做的而不是“可以”做的，其次，由于主人公在封闭道德模式下行动，所以他赖以打动观众的是理智而非情感，是义务而不是抱负。

然而，诚如柏格森所言，理智“不可能对抗情感与自我利益”，所以，它只能激起“漠不关心与无动于衷”，最好的结局是使人陷入“沉思”。

《生死抉择》不正是这样一部结局很好，却让许多“庸人”无动于衷，甚至有人对它进行反思质疑的影片吗?

比如有人怀疑，如果不是清官比贪官的职务高（腐败的省委副书记严阵是靠清明的省委书记出山才落马的），那么李高成将如何收场?

所以，“清官反贪官必须有靠山”，也有人质疑影片中的法律问题：

比如李高成在处理腐败案件时，为什么没有公务回避?

如此等等，都冲淡了这部反腐倡廉影片的正面影响力。

　　虽然《生死抉择》乃至当今许多反腐倡廉影视剧都存在仅仅宣扬封闭道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自古以来还是有不少宣扬开放道德比较成功的主旋律艺术作品的。

比如远在唐代的边塞诗，那些著名的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就体现了一种为国而战的豪情，它抒发的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抱负而远不是苦服兵役的责任与义务。

再如50年代提倡的“雷锋精神”，就是一种开放道德。

在《雷锋》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个人践行美德时所散发出的魅力，看到的是助人为乐的强烈情感在向我们召唤，而不是机械的义务与理性在向我们强制。

这些成功的主旋律艺术作品，正是依靠情感的火热温度。

融化了理性在人们心中凝结的冷漠坚冰，依靠榜样和人生抱负的天国之光，照亮了在义务与责任面前苦苦挣扎的凡人的心灵。

而唯有如此，唯有依靠开放道德的魅力，普通大众才会愉快地、不计较个人得失地跟随那些天才的道德领路人。

　　遗憾的是，对于当前主旋律艺术作品面临的现状――主流力捧而大众冷漠，许多批评家仍然无所作为地、习惯性地进行着歌功颂德式的政治批评，而真正学理性的审美批评，却越来越少了。

这种政治批评的泛滥，无异于将政治性本已经很强的主旋律艺术作品直接送上现实政治舞台，最终使它变成政治的传声筒。

审美批评的缺失，一方面表明部分批评者对于主旋律艺术作品的情感可能已经冷漠，他们似乎更热衷于谈论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等“前沿”问题，另一方面，审美批评的缺失还表明，政治意识可能过分深刻地影响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灵，当他们刚刚从文革十年的历史创痛中走出来、现实生活还没有让那些伤口完全平复的时候，他们对于政治的潜意识恐惧异变成了对于政治批评的狂热推崇。

殊不知这是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年轻一代对于政治的冷漠远甚于对它的热情，年长的一代对于政治泛滥的恐惧也远甚于对它的爱戴。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批评者，更应该在政治批评之外，祭起审美批评的大旗。

只有适度的政治批评不忘而深刻的审美批评崛起，我们的主旋律艺术作品才可能让普通大众喜闻乐见，才可能为建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作出真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