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及孔子其它思想对于当代教育者的思想意义和方法借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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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及孔子其它思想对于当代教育者的思想意义和方法借鉴
“忠恕之道”及孔子其它思想对于当代教育者的思想意义和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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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对于当代教育者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第一,对“忠恕之道”的理解。
要理解“忠恕之道”,首先要放下历史的偏见,从文意中正确理解“忠”、“恕”二字,特别是“忠”这个字在先秦时代的含义。
在先秦时代,“忠”字并不仅仅是指“忠君”,它更多的时候是与“忠于事”,即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忠于职守的意思,联系在一起的。
如《论语·学而第一》中载:
“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与人谋而不忠乎?
’”,又如《礼记·大学》中载: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因此“忠”字如汉儒注释“尽己为忠”,就是说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事情、本职工作就是忠。
对于“恕”字的理解,一般是没有歧义的,它的含义就是:
宽恕、宽容。
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孔子所说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第十二》)和“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论语·八佾第三》)
因此对“忠恕之道”的理解应该是:
尽心尽力做好自己本分内的事情,宽容别人的错误和不足。
第二,“忠恕之道”在孔子的教育活动中是如何表现的?
首先,“有教无类”是教育家孔子对“忠恕之道”中“忠”的精神的具体体现。
我们熟知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孔门七十二贤人中,除了南宫适和公西华两人外,其余的七十名弟子都是平民出身。
在“教育”只属于贵族的时代,孔子首开先河,向广大的平民子弟们授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育者对其从事的教育工作的尽心尽力,忠于职守。
同时,在孔子的教育经历中,不仅积极的对平民子弟进行教育,也不失时机的向权贵及其子弟们进行教育。
当时鲁国最大的权臣季氏和孟氏、叔孙氏,都觊觎着鲁国的大权。
孔子对他们十分厌烦,但是像季康子之流向他请教的时候,孔子仍然会将“仁道”思想不失时机而有分寸的向他们灌输。
由此来看,孔子教育经历中“忠”的表现,就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有所请教,就一定会知无不言。
另外,“不保其往”是教育家孔子对“忠恕之道”中“恕”的精神的具体体现。
《论语·述而第七》中有这样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载: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
子曰:
‘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
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
在孔子的思想中是承认人都是会犯错的,因此孔子说: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
”这就是说,人都是有不足的,只要能够努力学习,改正自己的不足,那么他纵然不是圣人、善人,但也算得上是君子、有恒者。
这样的自觉进步态度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因此,孔子对于不懂“礼”的互乡这个地方前来求教的童子,认可了他“洁己以进”的进步思想和行为,并且愿意向他解答疑惑和传授知识。
这就是孔子宽容一个人的不足,乃至错误,并本着“忠恕之道”诲人不倦的写照。
事实上,在孔子的学生中,仲由(字子路)是一个让孔子比较头疼的学生,宰我是一个让孔子感到担心的学生。
仲由是一个非常勇敢,但是容易鲁莽的人;宰我是一个口才雄辩,却心术不正的人。
但是孔子却并没有抛弃他们,仍然认可他们杰出的方面,对他们不足的方面给予“温而厉”的教育和引导。
这种“恕”的精神同样在孔子的教学活动中“一以贯之”。
从对孔子的这些写照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人会犯错这个客观存在是有着理性认识的,他并不会因为某人的错误,就对那人全盘否定。
第三,“忠恕之道”对于当代教育者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将孔子的“忠恕之道”置于教育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直观的理解为:
作为一个教育者,应该忠诚于自己的教育职责和教育岗位,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同时,对于任何一个学生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缺点、不足,都不应片面的给予否定,不应孤立的给予批评。
教育者应该认识到,人的进步性与消极性是并存的。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正是要告诉我们,教育者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学习者弥补不足,改正错误。
这就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教育者如何来帮助学习者弥补不足,改正错误呢?
这就涉及到了方法论的问题,也涉及到了认识论的问题。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也恰恰是孔子思想及其教育经验带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对于当代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教育者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孔子在“忠恕之道”精神指导下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孔子在其“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精神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学习、思考和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
思想认识和实践方法。
(一)“忠恕之道”对当代教育者在思想的方面启迪。
1、教育者应有严肃态度——“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论语·学而第一》)
我们常说“十年种树,百年育人”。
由此可见教育是个大问题,因此教育者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是极其重大的。
孔子前半生努力从政,但是经历告诉他,“礼崩乐坏”的时代问题,不是一个孔丘就可以解决的。
这需要一大批的人才和相当长的时间。
事实上,不独孔子所处的春秋乱世如此。
纵观漫长的人类历史可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优秀的人才密不可分。
对此《论语》中有两段记述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段,《论语·泰伯第八》载: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
‘予有乱臣十人。
’孔子曰:
‘才难,不其然乎?
……。
”这是孔子对人才难得的感叹,同时也反映出了孔子对人才的重视。
由此作为当代的教育者可以知道,为社会、国家培养人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如果不能够本着“不重则不威”的严肃态度,那么必然会“学则不固”——自己的学问做不好,对学习者的教育同样会做不好。
第二段,《论语·颜渊第十二》载: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这句话是说,一个民族、、国家,就算是聚集着非常杰出的人才们,要实现和谐社会、大同世界也需要三十年的时间。
同理,作为教育者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显现出成效的。
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尚有“朽木不可雕也”的学生宰我,“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的学生冉求。
作为当代的教育者,应该心怀民族、国家的未来,这样才可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教育者应有谨慎精神——“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
‘启予足,启予手!
《诗》云: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而今而后,吾知免夫!
小子!
”(《论语·泰伯第八》)
曾子作为孔子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一,他一生都没有出仕从政,而是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这一段记载就是曾子在得了重病之后所说的。
他援引《诗经》中的诗句,来说明自己的一生是如何谨慎的来对待自己和自己所做的事情的。
这些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和教育。
曾子的这一段话,实际上强调了一个教育者应该不断的完善自身的修养和知识积累,同时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和学习者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所传授的知识内容,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会影响自己和他人的一生。
因此,教育者在教学岗位和工作中,必须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工作。
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教育者的修身和为学的态度问题。
对此《论语》在《述而第七》中有两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句是“子曰: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这一句强调一个教育者不仅要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知识积累,更应该有耐心,有恒心的将教育工作做好。
第二句是“子曰: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
’”这句话强调了教育者在自身的修养和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应该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
”的精神,自己有不足的地方就要去学习,已经学到的知识要不断的精进。
切忌自己一知半解,就把这些内容宣讲给学习者。
这就给当代教育者提出一个要求:
教育者应该持之以恒的学习新知识、新内容,不断的丰富自己,这样才能够保持自身修养和知识的积累与时俱进,从而使自己的教学内容能够适应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学习者和发展中的客观环境。
由此也就引出了教育者应具备的第三种精神。
3、教育者应有谦虚精神——“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是我们对于《论语》章句中最熟悉的一句。
但由于过于熟悉,所以会觉得它平淡。
因而会忽略其中包含着的非常丰富的内涵,应该值得我们细致领会和认真学习。
(1)“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
这句话告诉我们,“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宣公二年》)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任何一个教育者都不是百科全书和圣人。
因此就需要不断的学习。
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向,那就是向别人学习。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汉高祖刘邦所说的: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
汉高祖刘邦以一个小小沛县的亭长出身,能够一统天下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
正是因为他能够谦虚的认识到自己的种种不足,并且启用那些比自己能力出众的人。
而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也是谦虚的。
“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
由此,作为当代的教育者应该认识到,谦虚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美德,同时它还是一种职业道德。
孔子正是因为谦虚所以能够好学,因此才具有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卓越教育成就。
(2)“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不仅包括了运用正面教材的学习,同时还包括了运用反面教材的学习。
“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运用正面教材的教学,“其不善者而改之”则是运用反面教材的教学。
在《论语·述而第七》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是对孔子谦虚精神的生动写照:
“陈司败问:
‘昭公知礼乎?
’孔子曰:
‘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
‘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
君取於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
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
子曰:
‘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
在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出了错,而且被对方针对性地指出了错误。
孔子没有遮掩自己的错误,而是很快乐的说自己是幸运的人,有一点错误就会被人发现并且告诉他。
这样的谦虚精神对于教育者是可贵的。
“教育者”是一个社会分工下的称谓,其本质既不可能脱离人的自然属性,更不可能脱离人的社会属性。
这就决定了教育者不仅具有自身的优点,同样会有自己的缺点。
这种缺点有人自然的人性方面的缺点,也有教育者自身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错误和不足。
有错误和不足是正常的事情,关键是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就需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谦虚精神。
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过“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
4、教育者应有勤奋精神——“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任何时候,勤奋都是一种美德。
孔子说:
“仁者乐水。
”(《论语·雍也第六》)又面对着奔流的大河说: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这就反映出一个道德、品行高尚的人是非常珍惜时间的。
他们往往通过勤奋,将有限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去学习。
孔子崇尚礼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发奋学习,竟然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
同时孔子说:
“仁者静。
”(《论语·雍也第六》)这是勤奋的人特有的心态。
因为内心平静,所以能够不为外界浮华所诱惑,因而能够专心于一事,全力以赴。
教育者也好,学习者也好,都必须要有“静”的心态,才能够一心去从事自己的学习、研究和本职。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就是一个内心达到“静”的人,孔子评价他: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第六》)因此颜回才具备了“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第六》)的修养。
孔子的学生中,有勤奋的颜回,也有懒惰的宰我。
以下记述在《论语·公冶长第五》中的一段:
“宰予昼寝。
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于予与何诛?
’”
对于白天睡大觉,偷懒不勤奋的宰我,孔子发出了非常严厉的斥责,说他是烂木头不值得雕琢,不值钱的土堆起来的墙不值得粉刷。
由此可见,孔子对于勤奋是非常重视的。
当今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知识和信息日新月异。
因此,有人说:
“今天的很多知识,到了明天就会显得陈旧。
”这话稍显夸张,但不无道理。
作为一个教育者,如果不能够怀着“不舍昼夜”的勤奋精神,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不断的巩固自己已经具备的知识和优点,那么就很容易落后。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伟大的教育家,他们的一生不仅是教书育人的一生,更是不断学习,不断丰富自我的一生。
越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他们每天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就越多。
孔子本人的一生可谓是勤奋学习的一生。
“子曰:
‘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学而第一》)由此可见,孔子一生都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实践。
5、教育者应有团结精神——“子曰: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学而第一》)
教育者无论是大教育家还是乡村教师,都是标准意义上的文化人,文人。
因此有一种情况虽然不是绝对现象,但作为客观上的存在,应该引起正面认识,不可回避。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三国时候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论点。
曹丕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的论据是“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
这就好比是教育者们讲课或写论文,有的人善于娓娓道来,有的人善于言简意赅,有的人善于风趣表述。
这是个人风格的不同,但也容易与不同的风格引发对立。
于是也有可能出现“文人相轻”的现象。
孔子说:
“君子周而不比”,这个道理运用在教育者的环境中,可以理解为:
教育者之间要搞好教学心得的良好交流氛围,不要根据相同的教学风格或者个人的感情搞出小派别或小团体。
反之就是“小人比而不周”,这种心态和行为对于团结是无益有害的。
同时,孔子所阐述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中蕴含着君子不以私利而聚集在一起,小人却是因为私利而相互勾结。
个人风格相互不同而形成的对立共存现象是客观规律,但是教育者如果将“私利”置于其认识和行为的核心,那么必然会出现破坏团结的主动意识和行为。
从教育工作的角度来说,如果“私利”占据了教育者内心的主导地位,那么工作中必然会患得患失,无法全身心的投入到本职工作中。
《论语·述而第七》载“子曰: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这就是孔子对于这种心态所发的议论。
对于教育者而言这种认识和行为,既会破坏同事间的团结氛围,也会使得教学研究的交流出现各种阻碍。
从教学对象来说,因为“私利”占据了其内心的主导地位,那么必然会将教育对象划分为三六九等,也自然会有厚重薄情。
这就破坏了师生团结的氛围。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子曰: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第四》)这不仅是孔子对于团结的定性,同时也是对私利的定位。
(二)“忠恕之道”及孔子的教学经验,对当代教育者教学实践与方法的启迪。
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虽然身处两千多年前,但是其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了非常丰富而富有科学性的教育方法。
在此仅对几个极具特色和时代意义的方法进行研讨。
1、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是孔子对于教育方法的最大贡献之一。
一般认为孔子的因材施教就是根据不同的人施与不同的教学方法。
这个理解是片面的。
事实上,因材施教是孔子根据不同的人的个性、特长、学习程度、出身环境四方面因素施与的教学方法。
也就是说,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学方法的总称,它实际上是由因人施教、因能施教、因时施教、因境施教四种教学方法所构成的。
第一,因人施教。
孔子的因人施教并不是怀有自私心态的歧视某些人,格外青睐某些人的歧视教育,而是根据学习者个性、素质的不同,给予相应的教育。
因人施教首先是肯定了学习者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他们之中有的人反应机敏,有的人反应迟钝;有的人举一反三,有的人顽固不化。
如《论语·先进第十一》载:
“子曰: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
然而以上提到的四人中,除了高柴被孔子称之为:
“贼夫人之子!
”(《论语·先进第十一》)以外,曾参后来成为了孔子“孝学”的传人,广为人知的《孝经》就是由曾子所著。
颛孙师,字子张,他是后来“儒家八派”中“子张之儒”的创始人。
仲由,字子路,他虽然总是被孔子批评,但他是孔子认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论语·公冶长第五》),可以危难与共的义士。
也就是说,以上四人虽然个性不同,素质不一,但是总体上都是学有所成——颛孙师与子张的文学非常好,子路的政务能力非常突出,尤其擅长审理案件。
作为当代的教育者,在现代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指导下,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到人与人之间,客观确实是存在着种种差异的。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理性对待学习者之间个性的差别,针对性的施与教学方法。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更能够使其个性中的优点得到发挥,而缺点得到改善。
这里要着重以子路为例来说明孔子是如何因人施教的。
子路性格尚勇且急躁莽撞。
在《论语·述而第七》中记载:
“子谓颜渊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这是孔子高度评价颜回的话。
但是旁边的子路听到了,心里不服气,于是“子路曰:
‘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路凭借着自己的英勇,向孔子发难说要是打仗,你跟选谁一起去。
孔子因人施教的对答随之而出,“子曰: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
从全文来看,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孔子对颜回的评价,肯定了颜回是一个做事沉着冷静,懂得谋划,进退有度的人。
这是符合孔子“仁道思想”中“谨、慎、智”三个标准的。
对于尚勇的子路的发难,孔子不失时机的针对他个性中勇猛有余,谋略不足,沉稳欠缺的特点,告诉他空手打老虎,赤脚淌大河,这种拼命精神不可取。
应该使自己在“勇”的精神外,兼备“谨、慎、智”的精神,即“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子路个性尚勇的特点,并不是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他首先承认子路是一个可以患难与共的义士,同时也针对性的指出子路的尚勇,如果不能受到“谨、慎、勇”的“中和”,那么就会成为愚勇。
这样是与“中庸之道”相违背的。
这是对于孔子因人施教的真实写照。
第二、因能施教。
因能施教,即根据每个人能力、知识积累程度的不同施与相应的教学。
这是孔子教学方法的又一特点。
《论语·季氏第十六》载:
“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
在这一论述中,孔子将人的学习能力分为了四种,概括的说就是:
天才、好学者、知学者和不学者。
根据教育学和行为学的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孔子的这个划分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现实中人们的学习能力确实存在这样的差异。
因此,针对各种类型学习者客观上存在的差别,孔子提出了又一差异化教学的方针,即“子曰: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第六》。
这里说到的“中人以上”的人就是具有“困而学之者”能力和条件以上的人。
孔子认为只有具备一定的基础和能力的人,才可以向更高一级的知识前进。
这样的思想是科学的、负责的。
我们现实中可以发现,如果一个人的学习认识不够,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耐心、有恒心去发奋学习。
同时,如果一个人的基础知识没有掌握好,那么就不可能草率的让他去学习相对高级的知识。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做樊迟,在孔子众多的弟子中他的悟性不是很高。
《论语·雍也第六》载:
“樊迟问智,子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
’问仁,曰: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
然而樊迟没有领会到孔子所回答的意思。
于是后来樊迟对此又有发问。
《论语·颜渊第十二》载: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
’问智,子曰:
‘知人。
’”孔子这次的回答比前一次要简单明了,但也概念化很多。
然而“樊迟未达。
”孔子见他还不开窍,于是退而求其次,更加形象却内涵稍显不足的告诉他,文载“子曰: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然而话说到这分上,樊迟还是没有搞明白孔子的话,于是“樊迟退,见子夏,曰:
‘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何谓也?
’子夏曰:
‘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
樊迟就是学习能力较为低下的一类学习者,孔子三番两次的降低了对“仁”与“智”阐述的精确性,力求浅入深出的使他能够理解,可是樊迟最终还是不明白,最后还得去求教子夏。
实际上,孔子对于“仁”与“智”最精辟的论述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仁者爱人,智者知人。
另外一点就是著名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智者动,仁者静。
智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第六》)后一点的论述虽然更加诗意,但其论述的内涵也更加深厚。
但是孔子从一开始就没有用这一点来回答樊迟。
因为孔子明白以樊迟的程度是无法达到这个理解水平的。
另外一个事例是,《论语·公冶长第五》载:
“子贡曰: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也。
’子曰:
‘赐也,非尔所及也。
’”
这一记述是子贡向孔子表达自己的修养,他说他自己不希望别人欺负自己,同时他也不愿意去欺负别人。
然而作为子贡老师的孔子,深知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是说子贡对于那些有过错的人会坚决打击。
孔子深知子贡这个人雄辩滔滔,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而且富可敌国。
因此以他的个性,加之他的才华和富有,要做到“吾亦欲无加诸人也”是很难的。
所以孔子对他说:
“赐也,非尔所及也。
”这是孔子否定了子贡以为自己具有这种修养,同时也引申出“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
’”(《论语·里仁第四》),意思是说古时候的人,不会轻易说话或者许诺,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行为不能达到自己所说的内容。
因此,孔子对子贡的这一否定,必然会使子贡对自己的不足有更加清醒和有理性的认识,对“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有更深刻的领悟。
第三,因时施教。
孔子的因时施教,其中一部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情景教学,例如在《论语》中《子罕第九》有“子在川上曰”、《乡党第十》有“色斯举矣,翔而后集”、《颜渊第十二》有“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等情景中孔子依照眼前的情景发表议论,来暗示或阐述自己的思想给弟子们听。
同时孔子的因时施教又不仅是情景教学,他还指出对于学习者的启发要掌握时机,不能盲目追求进度。
《论语·述而第七》载“子曰: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
这一论述首先强调了对学习者启发的时机。
即不到学习者苦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不要去开导他;不到学习者欲说无言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
我们通常所说,在学习者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让他自己先去想办法克服。
这目的是为了培养他克服困难得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因此,只有在他确实无法独立克服困难,完成思考的时候,作为教育者此时去开导他才是最佳的时机。
这也无疑对教育者的耐心提出了要求。
孔子还强调了,学习者应该掌握学习方法和要领,即“举一反三”,这就是说学习者只有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和要领之后,才能说明他完全明白了所学的知识和内容。
但是如果他“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即还没有完全掌握所学内容的方法和要领的情况下,教育者不应该急于开展新的教学内容而放弃他。
因此应该注意孔子告诫子夏的警言: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
‘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第十三》)
第四、因境施教。
这里所说的因境施教不是指根据环境开展情景教学,而是根据学习者自身所处环境、知识程度等因素来开展教学。
孔子教学的总纲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第一》)
孔子的这段论述,是建立在其修身之学的基础上的。
因为孔子的学说核心思想“仁”,因此如“有子曰:
‘孝悌也者,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第一》)因此孝悌,即修身养德便成为孔子“学”的首要内容。
这就使得孔子的学说强调以修身养德居先,学文居后为特点的教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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