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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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看待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竺乾威在2013年1月7日《北京日报》撰文认为，当改革需要有一个整体性的、全局性的规范的时候，只有顶层设计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

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渐进改革方法，是在实践基础上摸规律，是有效的。

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在没有或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实践先行的做法是必须肯定的，不见得没有桥和路线图就不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渐进的改革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有效的。

在未来的顶层设计中，我们或许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石头有巨大的时间成本问题。

此外，摸到的石头也有可能指引你往后走。

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产生理论，产生过河的路线图，否则我们或许到不了彼岸，或许最后又会回到此岸，或许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到达彼岸。

在这里，理论的重要性、路线图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这就要求改革的顶层设计打破框框，在自身和地方的实践上进行理论的提炼和突破。

　　直接民主并非民主政治的理想形式

　　张铭在《理论视野》2012年第10期撰文认为，直接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特定形式，有着如下局限：

首先，直接民主不适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益复杂化的社会。

高度的分工协作、高度的专业细化、高度的多元化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异常复杂，每个行业都需要有自己专门的人才。

国家政治的运作和其他众多领域一样，需要高度的专业化，而直接民主满足不了这一严格要求。

其次，直接民主即使在希腊城邦时代，也有着易于感情化、易走极端、缺乏宽容、易被少数人操纵的局限。

这种局限不仅被当时杰出的思想家所诟病，也带来城邦政治生活的动荡。

这就使得许多后发民主国家在直接民主的压力下，执政者往往不是迎合民众，走向极端政治，就是被更为极端的政治派别取代。

一句话，直接民主虽然在社会与社团治理中有着积极意义，但在国家政治层面却不具备任何建设性的功能，它是一种政治学对民主进行分类对比时的“理想类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可行“理想形式”。

对直接民主抱有任何浪漫化的想法都是有害的，这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后发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胡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贡献

　　胡为雄在《东岳论丛》2012年第11期撰文认为，胡绳在自己的著作中以通俗的语言介绍唯物辩证法，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用日常生活的事例，简明扼要的话语，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给普通民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启示。

胡绳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努力确实功不可没。

　　胡绳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极为注重哲学的大众化并注意利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形式。

在胡绳看来，形式的耳熟能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必备的前提之一。

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正是以生活实践为中心，使广大青年读者们理解和研究新哲学。

在准确、科学理解和把握新哲学的基础上将其用于指导生活实践，帮助他们更切实地、更合理地处理身边的一切事情，度过外患内忧的艰难年头。

胡绳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方式与目的，能让哲学从教授的讲坛中解放出来，这是他的成功之道。

　　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是正本清源之举

　　2013年1月30日《南方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就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作出专门部署，旗帜鲜明地提出“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

这是新时期党中央从严治党的一项重大举措。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键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首要的就是严把党员质量关。

要把好“入口”，严格坚持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扩大发展党员工作中的民主，严格工作程序和纪律，提高发展党员质量。

要守住“岔口”，加强思想教育，完善评议等监督制度，引导党员常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避免走上歧路、邪路。

要疏通“出口”，强化党员管理，严明党的纪律，严格处置程序，及时把信仰不坚、动机不纯、品行不正、腐化堕落者清除出党。

　　中国对外战略应着重从四个方面展开

　　高祖贵在2012年12月3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跃上新台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前所未有。

但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的外延和内涵都在发生新的变化。

着眼于紧紧抓住并用好这个机遇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具体来讲应从四个方面来展开。

一是坚定保持战略克制，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二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深耕周边，以拓展区域合作为重点，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三是以“金砖国家”合作为龙头，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四是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以增进规制权和话语权为核心，进一步提升多边外交整体水平，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网络主权也是国家主权

　　向军在2013年1月16日《解放军报》撰文认为，网络权力有很多，比如，根域名的控制权、IP地址的分配权、国际标准的制定权、网上舆论的话语权，如同制海权、制空权一样，都是体现国家主权的基本权力。

与传统的战争形态相比，网络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胜利的天平始终向着网络技术发达的国家倾斜。

令人担忧的是，全球90%的核心芯片为发达国家制造，全球13台互联网根服务器绝大多数设在美国。

我国在网络领域的核心技术上，对发达国家的依存度很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我国的网民数量全球第一，也是遭受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中国反钓鱼网站联盟2012年12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中国被恶意软件感染电脑的平均比率为54.1%，成为唯一一个感染率超过50%的国家。

网络主权也是国家主权，我们绝不应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不必夸大QE3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宋国友在《新民周刊》2012年第38期撰文认为，由于美联储实施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总体规模不是很大，而且中国经济本身体量的超大性，所以不宜过高估计QE3对中国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如果一定要进行分析的话，QE3会对中国起到利大于弊的作用。

一方面，QE3会有助于稳定和扩大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

美国所推行的QE3以及欧元区、英国和日本所相继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帮助这些经济体走出经济低迷，进而有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

另一方面，QE3有助于抑制中国资本外流的趋势。

中国资本外流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个负面因素。

由于QE3会创造更多的资金涌入中国，所以资本外流会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抑制。

而QE3对中国产生负面作用的方面，考虑到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形势，其影响可能不会很大。

第一是通货膨胀。

这是美国过去两轮量化宽松对中国的最大不利影响。

但与以前相比，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低水平，有相当多的空间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输入性通胀。

第二是人民币汇率。

事实上，人民币2012年以来已经处于微弱的贬值状态，即使QE3通过美元贬值而给人民币产生升值压力，这种升值压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抵消前期的贬值趋势，因此不会带来严重后果。

　　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1期撰文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可以用三个资本概念来解释。

第一个资本概念：

物质资本，即货币投入转化为厂房、机器设备等。

第二个是人力资本，技术、教育水平、经验、智慧。

第三个资本概念是社会资本。

这里谈的社会资本，并不是目前舆论经常提到的民营资本、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是个无形的资本，是人际关系，是人的信誉。

比如浙江人为什么生意做得好？

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社会资本。

浙江人到外国去发展，他的同乡关系、家族关系和本人的信誉，都在帮助他，生意很快就做起来了。

这就叫社会资本。

　　比较三种资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这三种资本都是弱的。

比如，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我要创业，一抵押，钱就到手了。

农村呢？

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承包地和宅基地都没有产权，只有使用权，在宅基地上盖房子，不管盖得多漂亮也不能抵押，没有物质资本。

所以，农村人除了空洞的、名义上的集体所有权以外，土地、房子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能抵押不能转让，连出租都很困难。

　　中国制造立体化转型应借鉴德国经验

　　罗仲伟在2012年2月28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从中国国情来看，考虑到中国的人口众多，制造业是解决就业最重要的途径，所以德国制造业的发展更应该值得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

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德国的经济基础非常好。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上台之后，又削减企业负担，只有企业负担减轻，才能保持竞争力。

德国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有利于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德国中小企业分布在各个地区，而且形成了良好的金融体系，企业融资比较容易。

中国目前面临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我觉得这种转型，应该是立体化转型，不是简单的升级。

高端制造业要做，中低端也不能丢。

不能只造飞机，不做衬衫，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众多。

　　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三大红利

　　徐红才在《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红利正在减弱。

一是国有部门改制红利，包括上世纪末国企改制、员工下岗分流，也包括本世纪初国有银行改革，卸下了包袱，剥离了不良资产，使得它们轻装上阵，成为自主经营主体。

现在，绝大部分国企和银行都已成为海内外上市公司，实现了产权多元化、社会化，其经营活动接受社会股东和市场的监督，因此提高了经营效率。

二是经济全球化红利。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其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充分发挥出了劳动力充裕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享誉全球。

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利用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促进了自身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是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城市与农村“分割”的“二元经济”，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超过了一半。

不仅每年城市有大量新增人口需要就业，而且也有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这增加了社会就业压力，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与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没有工业的强大就没有国家的强大

　　郭丽君在2012年9月14日《光明日报》撰文认为，10年来，工业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是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中国“丢掉”制造业第一大国的时间是1850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

10年间，我国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总体规模大幅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工业发展为确立我国经济大国地位、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可以说，没有工业的强大，就没有国家的强大，工业兴则民富，工业强则国强。

　　工业发展的10年，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一条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应该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第二个启示，是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之路，中国工业的发展不能走这条老路，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路子。

第三个启示，是要加快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

多年的发展经验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不能放弃对传统产业的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必须立足于传统产业。

　　全球化经济体系亟需改革转型

　　孙国强在《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撰文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改革转型中，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破除全球传统发展模式，推进结构的调整优化，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彻底走出长期的底部徘徊，建立全球公正合理的经济新体系。

二是破除美元的霸权地位，推进全球货币多元化，创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建立全球公正合理的货币新体系。

通过货币多元化，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全球货币及其新体系是唯一的出路。

三是破除虚拟经济、金融衍生产品的统治地位，恢复并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建立全球公正合理的金融新体系。

四是破除全球的GDP崇拜，改革全球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人人共享、共同富裕的全球公正合理的分配新体系。

五是破除西方经济霸权主义，推进共同治理、合作共赢，建立全球公正合理的经济治理新体系。

全球必须在对原有的国际经济组织进行一系列深化的改革中，真正赋予G20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和责任，将其建设成为全球经济共同治理、合作共赢、人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

　　中国城镇化不走发达国家老路

　　潘家华在2013年1月30日《人民日报》撰文认为，我国经过30年的高速平稳增长，经济增长必须要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市民化进程，存在各种有利因素，蕴含着巨大的机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速率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和工业化。

这就意味着，我国新一轮城镇化，将会进一步消化已经转换用途的土地来实现有限的数量扩张，加大力度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品质。

新一轮城镇化的市民化进程，将产生持续的投资和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它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不仅仅是原材料需求和世界工厂，更意味着科技创新和消费能力。

中国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城镇化的进程，不走发达国家城镇化高能耗、高排放的老路，将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之路探索出有益经验。

　　世界经济增长活力究竟在哪里

　　胡敏在2013年1月29日人民网-理论频道撰文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通过政策调整和转变发展战略，整个世界经济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尽管世界经济盘出底部的势已成，但走上复苏的时还不至。

目前世界经济中存在的潜在风险犹在：

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依然是面临的最大风险。

欧洲经济度过了“欧元瓦解”的危机，但欧洲经济结构和欧元制度性缺陷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欧债危机还是悬在欧盟头上的阴影。

日本经济试图通过加码的放松信贷启动经济增长，但却进一步加大了流动性风险。

作为最有活力的金砖国家也都面临着深刻的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

期待新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全球的战略转变和变革，通过形成世界新的增长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安全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和人力资源环境等，为大病初愈后的世界经济，生成一条走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互联网让“微经济”生根开花

　　陈静在2013年1月3日《经济日报》撰文认为，互联网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模式，也改变着企业的营销方式。

当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和互联网紧密连接，这张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大网也就有可能在消费和营销两端将目标人群无限细分。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使细分后的“微市场”被发现。

在传统消费模式中，由于受到地域限制，“碎片化”的消费需求很难被汇集起来，单一品类的产品往往不足以支撑一家实体店铺，互联网则突破了这一局限。

电子商务观察员鲁振旺总结，“小而美”的网店一般有以下特点：

规模小；盈利能力高；能提供特色产品或服务；在细分领域的模式创新难以模仿；高用户粘性，低营销依赖。

它们代表着电子商务未来发展的方向。

　　如何破解中国“未富先老”

　　蔡昉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11期撰文认为，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在一个日益老化且尚不富裕的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有很多种，具体要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作出合理的选择。

目前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高达9.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还很大。

劳动力数量不足对中国经济的制约，虽然将来会表现出来，目前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要进行政策调整以应对挑战。

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创造将来延缓退休的条件，都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

例如，可以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等。

我们还可以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文化的本质力量在于终极关怀

　　李文堂在2012年12月31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文化的本质力量在于终极关怀，在于对高远之道的追求，在于人性之光的照耀。

儒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性命关怀。

有了这样终极的关怀，我们的文化才有天下意识，恪守“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信念。

因此，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的本质力量，提升我们的文化自觉，让文化回归终极关怀，回归“化成天下”的人文信念。

全球化时代，很容易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媒介生产就是文化生产，传播的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

这种假象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思路，似乎提高文化软实力就是提高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这就形成了当前文化软实力建设重“术”不重“道”、重形式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的局面，似乎文化传播手段的增强、文化传播载体的增加、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大就等于提高了文化软实力。

文化建设重“术”不重“道”，终非长久之计。

没有文化之道的高远关怀，没有文化的伟大创造，那么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不过是文化之权、术、势的提高，而不可能是文化本质力量的提高。

　　“江南Style”是透视面子文化的好范本

　　谢京辉在《新民周刊》2012年第48期撰文认为，为何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通网民，都会如此喜欢“江南Style”呢？

已经有文化产业专家从传播手段、网络营销、资本运作等多个角度加以解读，笔者则更乐意从面子文化视角来解构一番。

众所周知，韩国首都以汉江为界将首尔分成江北和江南。

这本来是个地理概念如同上海的浦西和浦东，但江南的暴富和首尔社会阶层结构的失衡，使得地理概念变成了贫富概念和面子概念。

韩国人在好面子方面，并不亚于中国人；其首都江南区域的多个娱乐场所和豪宅区，就成了权贵们比面子的旋幻舞台。

而“鸟叔”朴载相，选择在江南富人集聚区的豪华网球场、高档桑拿会所、高尔夫俱乐部等场所跳起了骑马舞，以这种方式嘲讽、恶搞江南区域的奢华生活方式和富人们的炫富伦理。

所以，社会心理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流行的草根文化作品，其内容往往是嘲讽权贵和富人的“面子工程”的。

而其中，又蕴含着社会变革的呼声。

　　充分发挥宗教文化的心理调试作用

　　金刚在《中国宗教》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也发生重大改变，心理失衡甚至扭曲以及精神荒芜甚至道德滑坡现象十分突出，其危害程度也越来越大。

有人说，21世纪人类最大的疾病是心理疾病、精神疾病。

目前，道德领域的诸多乱象，其根源是人们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针对这一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在此方面宗教文化可以大有作为。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本身就是影响人们的心理、思想、灵魂、观念的。

宗教具有极强的心理调节功能，它通过特定的宗教信念，能把人们心态上的不平衡调节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并由此使人们在精神上、行为上和生理上达到有益的适度状态。

　　王元化的朴学治学精神

　　吴琦幸在《学术月刊》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训诂考据是中国的传统学问，自晚清以来，形成了具有实证精神的文献学和考据学。

这种朴学治学方法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学者。

但是，这种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逐渐被抛弃，甚至受到批判，“以论带史”成为学术界普遍的方法;海外有学者也认为考据训诂不能提出重大原创性观点而轻视其作用。

王元化晚年对于这种粗疏的带有意识形态化的学风进行了批评，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在思想探索中运用具有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不拘于理论和体系的建立，并以自己的研究和反思而身体力行之，坚守“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

这种具有朴学特色的治学方法，骨子里上承汉学，下接清季朴学。

它既与王元化的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也与王元化对于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

这种治学方法，贯穿于王元化的反思及学术研究之中，从而有助于形成具有王元化特色的思想史研究、思辨哲学、国家学说研究和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海内外得到广泛的肯定。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能脱离文化精神

　　叶朗在2013年1月29日《光明日报》撰文认为，即使是商业片也不能只追求票房，不能不讲求人文内涵，因为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不同，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不能不考虑文化精神。

我们过去强调文化产品的政治导向，政治导向很重要，但还有一个人文导向（包括价值导向、趣味、格调等等）。

人文导向和政治导向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有的作品政治导向没多大问题，但人文导向有问题。

因此，除了政治导向以外，我们还应该重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

　　不要丢掉艺术创作底线

　　左岸在2013年1月16日《中国艺术报》撰文认为，在书法、美术领域，一些创作者为了追逐市场利益，不求质量，只求数量，无休止地复制自己。

诚然，艺术创作、传播离不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