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苏轼传》原文译文.docx

《宋史苏轼传》原文译文.docx

《《宋史苏轼传》原文译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宋史苏轼传》原文译文.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宋史苏轼传》原文译文

【原】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

“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

”程氏曰：

“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

【译】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

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

“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

”程氏说：

“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

【原】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

既而读《庄子》，叹曰：

“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嘉祐二年，试礼部。

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

“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译】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

不久读《庄子》，感叹说：

“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

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名；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

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

“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

”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原】丁母忧。

五年，调福昌主簿。

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

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

轼始具草，文义粲然。

复对制策，入三等。

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译】服母丧。

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

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

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

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

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

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原】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

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

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译】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

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

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原】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

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

宰相韩琦曰：

“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

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

“且与修注如何？

”琦曰：

“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

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

”英宗曰：

“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

”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

轼闻琦语，曰：

“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

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

轼既除丧，即葬姑。

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译】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

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理制诰之事。

宰相韩琦说：

“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

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

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

”英宗说：

“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

”韩琦说：

“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

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

”英宗说：

“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

”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

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

“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

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

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还未下葬，嘱咐苏轼。

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

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原】熙宁二年，还朝。

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

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

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

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

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

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

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

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

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

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

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

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

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

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

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

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

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

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

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

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

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

陛下亦安用之？

【译】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

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

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商议。

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

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

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

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

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

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复。

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就跟着改变，好像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以奏效了。

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

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

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

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

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

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

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

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

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

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

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

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

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

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

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原】议上，神宗悟曰：

“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

”即日召见，问：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虽朕过失，指陈可也。

”对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神宗悚然曰：

“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轼退，言于同列。

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

轼疏言：

“陛下岂以灯为悦？

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

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

”即诏罢之。

【译】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

“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奏议，心里就清楚了。

”当天召见他，问道：

“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

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

”苏轼回答说：

“陛下性格天生明知，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政，不用担心不决断，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听人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

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

”神宗震惊地说：

“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

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

”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些事。

王安石不高兴，令他做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

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

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

苏轼上疏说：

“陛下难道喜欢灯吗？

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

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

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

”皇帝下诏书免去此举。

【原】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

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

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

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

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

“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

”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

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

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

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

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

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

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

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

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

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

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

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

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

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

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

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

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

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

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

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

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

不意今日此论复兴。

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

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

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

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臣窃以为过矣。

议者必谓：

“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

”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

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

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

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

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

考其成功，则曰未至。

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

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

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

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

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

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

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

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

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也。

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

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

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

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

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

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译】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

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

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罢了，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

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

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

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的不满了。

从祖宗一直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

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

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义；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是求利的工具。

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差吏都很畏惧疑惑。

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

“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别人说。

”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丢掉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

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

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

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

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

汴河的水很混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

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

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

有关部门虽然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

如果不是明显地难于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

官吏们暂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

堤坝防线一开，水流离开就有的河道，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

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间的人。

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天下。

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穷苦的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

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与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取力役钱？

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

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

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

虽说不许强迫借款，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

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

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

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确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

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

孝昭登上帝位后，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

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

立法之初，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征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

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

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

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以为是错了。

议论的人必然说：

“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

”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

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

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

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

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

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

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

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

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

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

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

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

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

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

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难道能得到吗？

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

请陛下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

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

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

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

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而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吗？

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

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奸臣，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

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小偷，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

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孙万代作提防呢？

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

公议所赞同的，御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

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

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纪全被废除，（到那时）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

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原】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

轼却之曰：

“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译】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用独断专行来处理事务，因此在考试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

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失，穷加审查而一无所得，苏轼就请求到外地任职，做了杭州通判。

高丽来进贡，使者向官吏分送见面的礼品，书函用甲子纪年。

苏轼拒绝说：

“高丽对本朝称臣，而不接受我们的年号，我怎敢接受！

”使者换了写熙宁年号的书函，然后才接受。

【原】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徙知密州。

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

轼谓提举官曰：

“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

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

”提举官惊曰：

“公姑徐之。

”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译】当时新的法令纷纷颁布，苏轼在这期间，常常设法使这些法令有利于百姓，百姓得以安宁。

改任密州知州。

司农寺实行自报财产的手实法，不立即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

苏轼对提举官说：

“违反诏令的罪责，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

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

”提举官吃惊地说：

“你慢一点推行新法。

”不久，朝廷知道这法令有害于百姓，撤销了它。

【原】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

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

“必不至此。

”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徙知徐州。

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

轼曰：

“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

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驱使复入。

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

“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

”卒长曰：

“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

”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

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

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

朝廷从之。

【译】有强盗作案，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骄悍的兵卒来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至于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人家争斗杀人，而后又畏罪逃散，将要作乱。

百姓奔走告诉苏轼，苏轼把控诉书扔在地上不看，说：

“一定不至于这样。

”逃散的兵卒听说了这件事，稍为安心，苏轼慢慢地派人招引他们出来杀掉。

调任徐州知州。

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要被浸坏，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

苏轼说：

“富人出去了，百姓都动摇，我和谁守城？

我在这里，水一定不能冲塌城墙。

”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

苏轼到武卫营去，对卒长说：

“河水将要冲坏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