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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报告
2010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概述)
2010-9-21
这次经济和金融危机被认为是从19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一次,但目前全球的好转势头依然不稳固,如果过早地结束为整顿财政而在刺激需求方面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受到阻滞。
要防止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和就业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就必须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态势。
现在已越来越清楚,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依靠出口来促进增长和就业的;各国比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加紧注意增加国内需求。
这在今天尤为如此,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不可能承担美国以前的角色,来充当全球增长的动力。
将重点转到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增长上,对经常账户有巨额盈余,生产潜力利用不足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类似的失衡问题再次发生,而这种失衡正是触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但是,对严重依赖外部需求来促进增长,并为日益增加的劳动力创造就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做也非常重要。
失业是当今最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因为它与贫穷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即使在危机爆发之前,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低迷不振,而这次全球危机,其影响则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
从2008年以来,全球就业与人口的比率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许多国家现在面临着过去四十年来最高的失业率。
因此在经济政策中必须将创造就业作为一个优先事项。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以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增长和就业。
过去的经验和理论思考表明,若要采取可持续增长战略,就要求更加依靠国内需求,而且要比许多国家在过去三十年所做的还要进一步。
在这样的战略中,对固定资本的巨额投资能加快生产率的提高,工资也会相应增加,工资的增加又能稳定扩大国内需求。
这一良性循环能创造就业,吸收剩余劳动力。
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可能需要对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进行重新思考。
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不稳定
2009年,全球实际国内总产值(GDP)收缩近2%,到2010年,由于大多数区域的产出增长重新加速,实际GDP可望增长约3.5%。
欧洲联盟(欧盟)和一些过渡期经济体则例外,它们的复苏要缓慢得多。
但是,如果继续依靠存货周期和非常规财政刺激方案等等临时性因素,如果造成危机的缺点,如金融系统无监管、收入不平等和全球失衡等等继续存在,那么从萧条中的反弹是不会长久的。
如果找不到新的动力来源,大多数国家的增长率很可能会在2011年再次下跌。
2008年和2009年,发达国家的政府采取拯救金融的一揽子措施,阻止了金融市场崩溃,同时,财政和货币支持性的资助政策也部分补救了萧条的私人需求。
从200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这些经济体大多恢复了正增长率。
但是,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消费受到限制,因此最后的国内需求普遍疲软。
生产能力闲置,需求预期不确定,信贷更难以获得,这都阻碍了投资。
就萧条的深度和复苏的力度而言,发展中经济体和过渡期经济体都各有很大的差异。
金融震荡严重影响了那些经常账户赤字和严重依赖资本净流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其中有许多过渡期经济体被迫采取限制性宏观经济对策,有时还在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方案下采取这种对策。
金融动乱对低收入国家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它们大致上被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几乎没有直接影响。
它们在危机前的几年避免过多地对外赤字,积累了相当多的国际储备。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期间遏制了失业率的上升,国内需求迅速复苏。
这种情况促成了这些经济体2010年产出的增长。
实际上,在今年第一季度,这两个区域的各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
世界贸易和商品价格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2009年上半年,世界贸易额狂跌13%,贸易值的跌幅达23%。
2009年中期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的复苏速度要比发达国家快的多。
到2010年4月,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额达到2008年4月的最高点。
出口额增加,初级商品价格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低迷状态中反弹,促进了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尤为突出的是非洲和西亚。
对非洲2010年全年的增长率预计约为5%,较接近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南非)的6%。
拉丁美洲的GDP也预计在2010年增长约5%。
该区域有些国家的增长率可能超过6%,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增长速度可能不会很快,东南亚的GDP在2010年应该能增长约7%,东亚和南亚的大多数国家正在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率水平。
中欧和东欧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有些国家,由于失业率高、工资减少,政府支出受限制,因此它们的复苏速度可能较慢。
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初级商品价格再次开始上涨,特别是金属和矿物的价格以及能源产品,尤其是原油的价格。
这些商品也在2008年下半年经历了最急剧的价格下跌,因为它们与全球工业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较为稳定,但农业原材料的价格从谷底回涨了50%以上。
这一上升趋势部分持续进了2010年。
尽管在2008年下半年大幅度下降,但2009年和2010年初所有商品类别的价格都远远高于2000年代的平均值。
增长迅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是中国,它们的强劲需求是商品价格复苏的原因之一,但如同往年,价格的动态也受到了金融投资者行为的巨大影响。
粮食价格从2008年下半年起下跌,现在依然较低,主要是由于谷类、植物油籽和油脂获得大丰收,对用于生物燃料的谷物和油籽生产的压力减轻。
粮食市场的存货补充到了较为稳妥的水平。
但是虽然2010年预报有好的收成,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依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了强有力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这在2009年中期帮助全球经济转出了拐点,虽然复苏的速度在各区域和各国家之间都有不同。
但是在2010年期间,欧洲开始重新定向,进行财政整顿,意味着转向严格的财政政策态势,从而从2011年初开始放弃扩张性的需求刺激政策,这可能会对进一步的复苏带来不利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的私人需求只是从最低谷中恢复了一部分。
因此,这会使各国的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因而可能会导致过去那种经常账户失衡的再度出现,这种情况曾经是使金融和经济危机酝酿而成的首要因素。
不管怎样,如果太多的大国依靠扩大净出口,它们是不可能都取得成功的。
发展中经济体引领全球复苏
全球复苏的力度大小不一,要看各国采取刺激措施的强度,中国受发达经济体主要出口市场萧条的打击最严重,它最果断地通过刺激措施增加国内需求。
它的GDP增长率在2009年第二季度就已经开始加速,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增长情况亦如此,这再次促进了就业和生产能力的提高。
中国,其次是印度和巴西,它们不仅在各自的区域,而且还在全世界引领着这次复苏。
由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率接近于零,并可能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况下保持非常低的利率,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因它们的复苏速度较快并为了避免增长过热而采取紧缩货币的政策,都可能扩大利率差,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率高于发达国家。
这种情况,再加上风险投资者恢复了他们的风险偏好,很可能会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净私人资本增加。
实际上,它们的证券市场指数已经显示有了长足的改善。
这又反过来可能对它们的汇率造成升值的压力,也许需要货币市场干预,以防止汇率上涨,同时对投资性的利差交易操作实行“自我保险”。
发达国家的复苏相似于危机前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在引领这次复苏,但发达国家的复苏则依然不稳定,不平衡。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重演全球危机前的情况,国内需求的复苏比主要的经常账户盈余国――德国和日本还要强劲。
但是在进一步复苏的过程中,美国却不得不要处理危机引起的800万人失业的问题。
在2010年期间,它遇到了强劲的逆风,财政刺激政策就此半途而废。
2011年,由于可能在州和地方各级实行财政紧缩,因此它的总体财政态势可能会趋于收紧。
此外,住房市场和住房价格依然低迷不振。
德国和日本的复苏特点仍然是严重依赖出口。
刺激出口的主要渠道越来越偏离美国而转向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
而欧盟其他地方内需的上扬势头虽说较强,但已消解不了德国内需的疲软状况了。
欧洲成了全球危机的中心,在全球复苏中落在了后面,因为它本身的问题加剧了其本来已摇摇欲坠的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欧洲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2010年上半年,有些欧洲国家的公债市场压力越来越大。
有关的欧洲当局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下作出反应,向希腊和可能面临困难的其他欧洲国家提供一揽子支援,使金融市场的情况有所缓和。
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区域内潜在的竞争力实际不平衡问题,对于大力紧缩财政和削减工资会对内需的恢复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依然是疑问重重。
德国为重获市场信心,率先大力实行无条件的财政整顿,财政紧缩的做法便于2011年开始遍及欧洲各国。
欧洲会过早地停止实行刺激政策,这种可能性增加了该地区,乃至全世界遭受连续两次经济衰退的风险。
在急切地实行财政整顿时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
连续两次衰退对公共收入产生消极影响,而这种衰退对公共财政的威胁要比持续财政扩张还要大,因为财政扩张有利于可征税收入的增长,这本身能提高公共收入。
全球协调和20国集团进程减弱
在危机管理和系统改革方面不断进行全球协调,依然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在本阶段,协调的问题主要涉及“搭便车”的问题。
通常,政府只有在本国全面恢复了私人内需后才可取消刺激政策。
如果过早取消刺激政策,政府就必须依靠出口来实现复苏,从而将保证刺激需求的负担转嫁给他国。
理想的是,结束刺激的时机应该是能够促进全球需求重新平衡之时。
在全球危机顶峰时期,20国集团设法就协调措施的必要性达成了协议,因为当时的情况之严重,除了刺激措施以外,任何其他能采取的措施都会大打折扣。
显然,这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对于如何处理当前挑战的问题,意见纷纷,在政策愿景方面的严重分歧又浮出了水面。
欧元区的决策者认为,财政紧缩能建立信心,对增长只会有助,不会有害。
而美国的决策者则担心欧洲内需迟迟不增长,可能会威胁到全球复苏。
在当前的情况下,财政紧缩的短期效应,包括失业等不可能通过大幅度下降利率和增强对长期前景的信心来予以消解。
2010年上半年欧元贬值从根本上说就是将失业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
20国集团没有采取更加扩张性的总体态势,对政策不作协调,只能会使全球失衡再度出现,特别是在发达国家。
这与20国集团宣布的目标背道而驰,表明20国集团国际协调进程发生了故障。
这也确实是一个倒退:
20国集团各国之间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对需求格局作重大调整,这将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前景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美国和中国背道而驰的调整
在美国,消费下调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工资有大幅度的增长,而这似乎又是不可能的。
在金融危机前近十年的时间里,尽管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在下降,但该国的个人消费却比GDP增长得快。
如果信贷容易获得,而且一系列的资产价格泡沫造成了家庭财富增加的假象,在这样一种金融背景下,就可能通过减少储蓄和举债来扩大消费者支出。
但是由于美国住房市场崩溃,家庭被迫对债务头寸实行平仓,并削减消费支出。
这种趋势还要继续下去。
因此,世界经济不能像在危机前那样指望美国采取那种刺激措施。
中国官方政策的一个目标是,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型到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
该国劳动报酬占总收入的比例也曾一度下降,但最近有所上升。
但是,收入的总体增长比其他经济体要快,消费增长迅速,而特别是在近两年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却大幅度下降。
在通过政府支出刺激内需方面,中国比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作出了更大的努力。
因此,它的进口大幅度上升,2010年经常账户的盈余额肯定会大幅度减少。
从2004年至2008年,家庭消费占中国GDP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达到约35%的最低点。
但以绝对值计,2005年以来私人消费支出的增长率非常高。
家庭消费比例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倚重投资和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中国已成了跨国公司大规模生产的集中地。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2009年以来,相对于生产率来说,实际工资要比过去增长得快,政府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投资的支出增加,可能会使家庭预防性储蓄减少。
这种情况,加上金融部门的进一步改革,可能会使中国家庭消费增长的速度加快,从而进一步降低其产出增长依赖出口的程度。
通货紧缩型重新平衡的风险
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家庭消费能在近期内取代美国的家庭消费而成为全球增长的动力,因为中国的家庭消费仍然只占美国家庭消费的约八分之一。
美国和中国的调整加在一起,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通货紧缩的净效应。
而这样的调整对消除大规模的全球失衡来说还是不够的。
因此,促进全球重新平衡的另一个因素必须来自其他国家。
如果是经常账户赤字的其他经济体来促进全球重新平衡,那么就会产生通货紧缩的影响,因为这样做必须要靠收缩进口。
至于石油出口大国,它们的经常账户盈余变化主要取决于不稳定的石油收入;它们的内需没有大到能够对全球一级的贸易流量和就业创造产生重大影响的程度。
南方的其他新兴市场大经济体内需的进一步增长,肯定有助于减少它们的工业化和就业对出口市场的依赖。
这也可能为生产消费品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大的市场,但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的进口潜力加在一起,甚至还抵不上德国。
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这些国家近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经常账户盈余。
因此,全世界需求管理的主要内容必须是拥有最大盈余的工业化经济体,即德国和日本实行扩张性调整。
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其遥远。
日本的内需增长必须大幅度增强,但由于工资的削减,通货紧缩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德国有很大的余地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来提高家庭消费,这也会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扩张性效应。
这种扩张能够对全球的重新平衡作出重要贡献,因为欧洲消费品进口的数量和构成与美国的较相似。
但欧盟各国政府对执行财政整顿方案非常热切,再加之以削减工资,因此这个区域集团不可能对全球重新平衡和实质性地刺激全球产出和就业增长有什么重要的贡献。
因此,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瞄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的,也许需要重新考虑这些战略。
发展中国家面临特别的就业挑战
创造就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特别严峻的挑战。
它们的劳动力仍然在迅速增加,因此必须要在以双重结构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内为新的劳动力不停地创造就业。
在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国家拥有一个现代部门,它的生产率较高,规模经济很大,但与此共存的却是一个不景气的传统部门,生产率低,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是其主要特征。
经济发展进程,特别是为日益增加的人口创造就业,必须要扩大现代活动,将劳动力从传统部门重新分配到现代部门。
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在所有经济部门提高生产力。
现代部门的生产是在有组织的单元中进行的,都有带薪的正式工作岗位。
现代部门常常被等同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但它也在越来越多地包括进现代服务和一些新兴的农业活动。
现代部门的增长与固定资本中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增长以及政府对教育、保健服务和社会保护的支出增加有关系。
此外,将原来失业的劳动力从报酬较低的传统活动转到现代部门报酬较高的工作岗位,提高了这些劳动力的利用成效,从而创造了更高的收入,有效需求也因此而增加。
由于以上原因,非农业货物和服务在需求总量中比重将不断增加,有助于现代部门的扩张。
然而,即使现代部门的活动迅速扩大,但对于穷国来说,该部门大多太小,创造不了足够数量的新就业岗位来吸收所有剩余劳动力。
因此不仅需要在经常性地雇用小部分劳动力的现代、生产力较高的部门增加收入,而且还需要在传统部门增加收入。
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尽量将传统部门纳入供应链,并按正式部门的工资收入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以确保农业部门的收入也能提高。
如果不将上述因素联系起来,仅仅靠围绕现代部门发展的战略,可能在实际上会扩大社会经济差距,将很大一部分的人口排除在体面就业以及适足程度的消费和社会覆盖之外。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偏重于为世界市场生产,以推动它们正式的现代部门的扩张。
它们希望,这样做能够引发并加速产出增长的良性进程,以及生产力和就业的稳步提高。
但是这种愿望很少得到实现。
由于供应能力缺乏,国内生产商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因此许多国家的出口没有按预期增长。
另一些国家的出口有所增长,但在出口行业就业的国内劳动力没有分享到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益。
相反,生产率提高的利益常常被用来降低价格,因此国内需求没有增加,否则其他经济部门的收入也是会得到增加的。
因此,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就业问题一直存在,甚至有所恶化。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拉丁美洲经济停滞,失业增加
1980年至2002年,由于固定资本投资不足,拉丁美洲的人均GDP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失业增加,平均生产率下降。
在大多数时候,宏观经济政策侧重于通过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从而制约了投资。
此外,币值高估阻碍了出口增长,助长在工业生产中形成使用进口部件,导致“过早去工业化”。
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加剧了货币失调和经济不稳定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中,由于正规就业的减少超过了正规就业的创造,工薪阶层的议价能力减弱。
此外,旨在恢复国际竞争力的工资压缩减少了工薪阶层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从而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
只有在1990年代末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2002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之后,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才出现较彻底的调整。
各国政府开始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以保持国际竞争力。
在一些国家中,财政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政策空间和资源,以扩大基础设施和社会转移支出。
同时,采取了具体的劳动力市场措施,包括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恢复集体谈判机构和推出公共工程方案。
2003年以来,就业状况由此得到改善,这种改善借助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初级商品价格的上涨和美国净进口的迅速增长。
近30年来,非正规就业和失业首次减少,贫困大幅度下降,直至2008年。
非洲庞大的非正规部门持续存在
在非洲,创造就业,特别是创造生产率较高的高薪职位,更加困难。
20多年的正统宏观经济政策和政策改革在创造高速可持续增长所必需的条件方面仅取得有限成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如此。
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该次区域许多国家的人均GDP和制造业活动均有下降。
到1990年代末,该次区域的生产结构仍令人回想到殖民时期,农业和采矿业占绝大部分。
对就业的影响程度在官方的显性失业数字中并未得到完全反映,但劳动生产率下降20%则是明显的说明。
2003年以来,初级商品繁荣、债务减免和许多内战结束是收入增长得以恢复的因素,而尽管出现了全球经济危机,近年来仍继续保持了增长的势头。
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就业格局发生任何显著变化。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官方就业率仍然较高,这证明,该次区域的待决问题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就业不足,而是缺乏生产性和体面的就业。
随着城市化的逐步发展,大体属于非正规的农业就业有所减少,但仍占全部就业的60%以上。
与此同时,城市服务和小商业就业增加了,这方面的就业大部分也是非正规的。
在该次区域(不包括南非),正式薪金岗位仅占就业量的13%,60%的就业人员是“劳动穷人”,也就是说,这些家庭无法用所得收入水平满足其基本需要。
持续保持GDP快速增长的趋势,这能否改善就业状况,取决于出口产业收入增长向经济其他部门溢出的程度。
但这又取决于企业对投入品的需求、国内产品消费量的增加和/或以出口商增加付税来支付的政府支出的增加。
在北非,1980年至2000年,GDP增长放缓,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就业部门结构大致未变。
就业增长速度不足以吸收迅速扩增的劳动力。
因此,1990年代,失业率飙升至两位数。
北非官方失业数字上升势头较强劲的原因可能是,工薪阶层占就业人员的一半以上,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比例高出许多。
2000年以来,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背景中,GDP增长加速有助于减少失业。
但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而言,接近10%的失业率是很高的,而且现在仍是一个严重问题,尤其对青年人和妇女而言。
亚洲的产出增长和就业创造
过去30年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在就业创造方面的经验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大有不同。
在稳定的低利率支持下,较快的资本积累为产出、就业和生产率快速增长提供了基础。
即便如此,南亚和东南亚的显性失业增加了,主要是在1990年代,因为城市就业创造无法吸收来自农村地区的所有流动人口。
在中国和印度,尽管GDP和出口迅速增长,而且尽管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创造了就业,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仍受雇于低生产率的非正规活动之中。
一般而言,亚洲经济体以较为渐进的方式向国际竞争开放,而且这一进程是在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进行的,在这种环境下,工资的增长是与生产率同步增长的。
然而,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向投机资本流入敞开大门之后,实际汇率被高估,对经常账户余额产生附带效应,引发了1997-1998年金融危机。
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失业率急剧上升,GDP增长率大幅下降。
尽管GDP逐步恢复(特别是2002年以来),但未达到危机前水平。
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制造业产出增长速度低于危机前记载速度的一半。
国内需求增长对就业创造的作用被忽视
高失业率往往被归因于劳动力市场刚性,这种刚性使工资无法下降到可吸纳所有过剩劳动力的均衡水平。
然而,‘就业水平取决于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格’这一命题并无经验基础。
但可以证明的是,就业创造与产出增长和固定资本形成密切有关。
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不尽人意,原因之一是不利的宏观经济条件,这种条件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之二是构成国内需求最重要来源的劳动收入增长不足。
有明显证据表明,在正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较庞大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就业创造与GDP增长和固定资本投资成正相关。
这表明,企业家在就业方面的主要考虑,不是按给定的产出水平在不同的资本与劳动组合之间作出选择,而是确定在现有需求预期下增加生产能力是否有盈利的预期。
如果有盈利的预期,他们将同时投资于劳动力和资本。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就业增加与产出和投资增长之间的统计关联较弱。
这可能是因为非正规就业和自营就业的劳动力比例高得多,这种就业可作为生产性正规就业与可界定并划分为失业者的地位之间的缓冲。
由于全球竞争激烈而且对国外需求的依赖性日益增加,政府和贸易品部门企业的一个主要关注是保持和加强国际竞争力。
这导致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倾向。
但是,如果由于其它国家也实行同样的战略而使其出口未如预期增加,如果像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那样,出口产业的生产活力未溢至经济体的其他部门,那么,这些措施对于可持续性就业创造而言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由于就业、产出和需求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如果为了增加资本收入而采取保持低工资的战略,以激励固定投资或降低产品价格,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这种策略不免会弄巧成拙。
这是因为,如果工资增长速度低于生产率,供给潜力的增长速度最终可能高于国内需求,从而阻碍创新和生产性投资。
允许工资份额萎缩的做法不大可能产生预期结果,除非投资和产出增长极富活力。
近年来,中国正是这种情况。
在该国,在生产率强劲增长的同时,工资水平呈两位数增长,私人消费也增长迅速。
2008年以来的危机,如同工业化国家以前发生的其它较温和的经济衰退一样,也揭示了依赖国外市场谋求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局限性。
即使世界经济在近期继续沿复苏轨道前行,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不大可能像危机前的几年那样有利。
劳动收入为何应与生产率增长挂钩?
在这种环境下,如欲在创造就业方面取得较令人满意的结果,从而在减贫方面亦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则需要扩大政策工具的范围,使其超越在过去30年的发展范式下被视为适当的做法。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需认真考虑以提高内需作为创造就业的引擎的战略。
首先,不同组别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绩效表明,以往的政策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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