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6胡颖廉老师流动人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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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胡颖廉老师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
——Z城D村的故事
引言:
根据2014年11月1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流动人口的规模达到了历史新高,流动人口的社会结构和利益诉求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有数据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一半,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33.7岁。
同时,流动人口6岁至15岁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在2013年达到62.5%;流动人口中怀孕妇女孕期一直在流入地生活的比例达到57.6%,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更是高达59.2%。
冲突:
“打死一个外地人赔50万”
6月10日,G省Z城X镇D村,来这里打工的S省人小唐,正带着怀孕的老婆在门口路边摆摊卖牛仔裤。
街上巡逻的治保队员过来了,要没收他们的货,理由是阻塞通道,小唐老婆不肯。
有围观者回忆,“有个队员就打了那女的两巴掌。
她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那天天又热,一下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
”现场迅速聚集了一些围观者,一些人指责治保队员不应该殴打孕妇。
接到消息后,派出所和村里的领导迅速赶到,救护车也来了。
小唐的老乡老康赶到时,现场已经聚集了几百个围观者。
双方僵持不下。
恰巧那天很多厂房停电,提早收工的年轻人纷纷跑来看热闹。
有个站在前面的小伙子也许是骂了一句,遭到治保队员的殴打,形势开始失控。
混乱中,有人听到治保队员喊了一句“打死一个外地人赔50万”。
有人开始向镇政府工作人员和处警人员投掷矿泉水瓶及砖块,并从超市门口开始向派出所聚集。
凌晨3时许,又有一些人开始向清理现场的民警投掷石块、砖块、玻璃瓶等硬物,随后公安部门将一些闹事人员带离了现场。
第二天上午,又有聚集的人群开始直接围到治保队大楼前,在扔了一通石头后,直接冲进去点了火,围观人群越来越多,到晚上一度达到1000人,烧了不少警车,火光冲天。
市政府于这天上午9点半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该事件定性为“因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群众聚众滋事事件”,并播放了一段领导去医院看望小唐夫妇的视频。
第三天,“滋事群体”浩浩荡荡的队伍沿107国道向5公里外的镇上进发,有目击者称“很多都是S省人”,他们一路破坏公用设施,但“并不砸商铺”,甚至有过路的私家车也挨了砖头。
冲在队伍前面的大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和无业青年,“很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拖鞋就出来了”,甚至还有小姑娘也提根木头棒子。
第四天,检察机关公布了19人的逮捕名单,当地警方强势介入,情势得到控制。
事态平息后,Z城市委、市政府启动问责机制,免去刘某镇党委书记职务,免去麦某镇党委副书记并提名依法免去镇长职务;给予D村党支部书记吴某、村民委员会主任卢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Z城有关部门对引发事件的治保会人员也作出了严肃处理,对在现场与小唐夫妇拉扯争执的治安联防队员卢某,予以治安拘留10天的处罚并作出开除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治保会常务副主任卢某予以开除。
冲突的主角与配角们
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迫,小唐大概是不会去摆地摊的。
他小学毕业没几年就出来打工,刚开始在长三角地区的几个省份,干过十几种职业。
3年多前,经老乡介绍来到D村,工种是给牛仔裤缝制屁股上的后口袋,上一个1毛多钱。
每天早晨8点干到晚上23点,四五百条裤子下来也能挣个100块。
去年,跟所有打工者一样,他在老家起了新房子,花光了十几年来打工的积蓄,最后也没有钱装修,只是个水泥盒子而已。
小唐老婆今年还不满21岁,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早早就过上了外出打工的生活。
去年结婚后,她跟着小唐一起来到D村,没多久就怀孕了。
挺着大肚子在缝纫机前一坐一天总是不方便,只好通过老乡关系,从厂里批发些剩余的牛仔裤出来,晚上去摆地摊,进价11块的能卖15块。
被逮捕的小郭是一个围观者。
20岁的小郭两年前来到D村,在S省老乡包租的车间里干活,负责两侧的裤缝线,做一条是0.17元。
那天晚上,他夜里1点多下楼买拖鞋,看着街上混乱的人群,就坐在超市门口看热闹,黑暗中被冲上来的几个防暴队员摁倒在地,塞进警车里拉到了看守所。
一夜审讯后,第二天中午就送回来了。
但经过这么一折腾,他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已入狱的小刘也是凑热闹中的一人。
他以前从未去过D村,接到朋友的电话时,就带着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女朋友骑摩托车跑十几公里去“看热闹”。
回忆起来,“很多人砸车,我看着手痒痒,捡起石头就扔过去。
大家在一起也不觉得害怕,一路说说笑笑。
”
小廖和小杨则带着一点点发泄的情绪。
事发前一天,他们一帮朋友到水库游泳,小杨的女朋友不幸溺水死了,大家都很发愁怎样向女孩的父母交代。
后来听说D村有事情,10个人就开着平时送货的皮卡车去了。
到了地方后,发现很多人拦住车就砸,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也砸了,“砸完心情好一点儿就回去了。
”
小陈由于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已经入狱。
“出事的时候,我拍了一些照片,用手机发在微博上,还写了点儿博文。
那时候真是高兴,就觉得自己在网上说话引人关注,心里特别舒服。
”
牛仔裤、外地人和史无前例的人口倒挂
X镇是全球著名的牛仔衣裤生产基地,全国60%的牛仔服出自X镇,在世界牛仔版图中,这里也能占到1/3。
全镇共有牛仔服生产及配套企业4600多家,产值超过200亿元,外来打工者中有60%与牛仔服有关。
这里已经集合了牛仔服产业的整个产业链,共涉及面料、辅料、缝制、洗漂等20多个行当。
后期的缝制和洗漂阶段,需要大量劳动力手工。
单单是在缝制阶段,就有将近30道工序。
然后送到洗漂厂,经过吸水、烘干、喷沙、喷马骝等工序,僵硬的牛仔布开始变得柔软,色调单一的裤子也开始有了各式各样的图案和褪色效果,一条成品牛仔裤才算完成。
牛仔服主要供应东欧及俄罗斯等中低端市场,每条牛仔裤的加工利润不过几块钱,利润低就要依靠数量,上量就需要大量劳动力,人口只能是越聚越多。
D村户籍人口7000人,外来人口却达到7万,这些人大多是来这里打工讨生活的牛仔工人。
当地人回忆说D村当年是有名的贫困村。
如今,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办起了做牛仔服的小作坊,牛仔产业自此肇始。
现在村里一条长长的主干道,两侧都是四五层高的楼房,表面看跟居民楼一样,但实际上全是加工牛仔裤的厂房,缝纫机的嗒嗒声从每个窗口传出来。
每到夜幕降临,厢式小货车就会开到楼下装货,为了节省搬运工,一捆捆牛仔裤索性就从三楼、四楼窗口直接抛到车厢里。
在D村,本地人主要靠出租房屋生活,而外地人则主要从事牛仔裤生产,其中一些人在早年打工时积攒下一些钱,自己转行做了小老板,开始雇佣和自己一样的外地人。
外地人:
老板和工人
1998年左右,当地兴盛的牛仔产业曾经迎来一个转机,完成资本积累的老板开始寻求买地建厂,扩大规模。
从作坊到工厂,提升的不仅是生产工艺,还有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模式,因为工厂具备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提供食宿,半封闭式的管理,工人流动性较小。
只可惜,受资金等方面条件限制,完成升级的企业少之又少。
在四五年前,当地人纷纷退出了牛仔加工这个利润微薄的行当,把一层层车间分包给了外地人,每栋楼一年也有十几万元的租金收入。
以前本地人做老板的时候,基本上都还算配合村里的各种管理,对自己的工人看得也比较紧。
经过十几年发展,上世纪90年代最早来打工的一批人,不仅掌握了整套的生产工艺,还不断带来了自己的老乡、亲友学徒。
最后,往往在一个工厂里,最早到来的打工者成了实际上的管理者。
2005年左右,在招工难与利润低的双重压力下,当地的工厂开始逐渐由资格老的打工者接手,他们懂生产,有工人,只需要筹集十几万块钱,一层楼的加工车间就可以盘下来了。
虽然金融危机对牛仔产业的冲击不算太大,但是每家小厂总有忙有闲,除了一部分固定在一家工厂做工的人,另一部分人则做起了流动的临时工。
粤语里的“炒更”,本是指熬夜做第二份工作。
但在这里,专门指那些游荡在街头找活干的年轻小伙子。
刚子是个“炒更”的小伙子,干几天挣几百块钱就玩几天,花完了再找活干。
刚子的父亲早在1998年就来这里打工了,他的童年是在老家度过的,只记得自己读小学的时候,放暑假来住过几天。
前年,初中毕业后,他也选择来到这里。
刚子的女朋友才17岁,但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我们遇到了4个专门做“炒更”的小伙子。
两个人烫了头发,两个人文了身,他们正蹲在路边抽烟聊天,年龄在19岁到24岁之间,其中一个孩子已经4岁,还有一个也要当爸爸了。
他们的宿舍离工厂不远,从两栋厂房之间一条只有半米宽的小夹道钻进去,趟过满地的污水和垃圾,绕过一排简易厕所后就是宿舍楼了。
正走在楼梯上,一只健硕的大老鼠朝着我们直冲过来,毫无半点畏惧。
他们大笑着说已经习惯了。
宿舍是不规则形状的房子,阴暗潮湿,唯一的电器是地上的小风扇,挤满了十几张双层铁床,墙上用毛笔涂满了情诗。
现在只住了他们4个人,其实这里只是其中一个人租下来的,每月150块钱,反正都是朋友,来者不拒。
每个月干多少活,全凭自己心情好坏,但是,大多数坏心情是莫名其妙就来的,他们也说不清为什么。
没活干的时候,就在一起吹吹牛,或者去网吧打游戏。
在D村,有十几家网吧,有无数的小饭馆,有游戏厅,有台球室,但没有书店,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
这两年,夜里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商贸城的溜冰场。
晚上收工后,光着膀子的年轻人聚到这里,似乎只有通过一次次的摔倒和汗流浃背才能释放体内旺盛的荷尔蒙。
近几年,各地开始建设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和文化活动场所。
在年轻打工者的眼里,这些有些落后了。
特别是那些传统的图书馆、乒乓球台、卡拉OK之类的地方。
他们更喜欢去一些商业性娱乐场所消费。
“一般是七八个人,唱歌、蹦迪,一次五六百元或者上千元。
大家轮流埋单,基本上每个人每个月都要请一次。
”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交朋友,喜欢凑在一起,但大多是玩,“打牌”和“消夜”是最厉害的,而打牌、消夜后则经常是撒酒疯、打架。
割裂:
管理和服务的现实
D村已经没有了传统乡村的影子,这里有3家银行,有超市、旅馆、手机专卖店、移动营业厅、网吧和游戏厅,还有无数的饭馆,仅仅是有牌照的小工厂就有1000多家,上万辆摩托车。
村委会只有9个正式工作人员,没有工商、城管、卫生、消防、税务等相应职能部门,仅有的一个派出所,其辖区还要涵盖8个村,治保队包揽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几乎每个村都有治保队。
按照一位治保队员的介绍,村里的治保队现在有40多人,鼎盛时期则有80人,除了负责传统的社会治安巡逻,还要担负消防检查、交通秩序、占道经营、违章建筑、村委办公杂事等等数不清的任务,甚至有时候还要配合计生工作,“几乎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政府”。
不管是工人还是老板,大家对治保队的评价是“凶”。
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个被打或罚款的故事,最极端的是,治保队要求村里的摩托车都要花50块钱上一个村牌,如果没有抓住了就乱罚款,引起一片怨声。
治保队也有自己的解释,“当年摩托仔抢包,一天就有7起,不上村牌抓都抓不过来”。
当然,他们也承认,由于招收的队员基本都是当地退伍转业的军人,没有培训,没有执法权,没有保险,只有镇上每个月900块钱的财政拨款和村里几百块钱的补贴。
“做事是粗暴一些,可如果手段不硬,怎么管得住几万年轻人,稍有松懈就会滋生帮派。
”
6月的那场冲突发生后,治保队被取消了。
本地村民们开始抱怨治安变差,特别是偷盗事件明显增多。
他们组织了一个“保卫家园”的活动,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本地人,提着钢管巡逻,禁止外地人在江畔玩耍。
外地人实际上也大多不敢越界,他们极少进入村内,而只是在沿街厂区及生活区内活动,双方墨守着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封闭隔绝的交往规则。
镇上也是如此。
全镇有上百万常住人口,去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是764.46亿元,超过了大多数的内陆地级市,贡献了全市80%的财政收入。
镇里没有独立的财政权,没有基本的执法权和审批权。
2005年,五镇合并,下辖71个行政村和16个居委会。
但镇上仅有的一个公安分局在2008年体制改革的时候撤销了,新设的治安办,只能在13个派出所之间起个协调作用,20多人的城监中队也只是市城管队的派出机构。
据说D村冲突的当天晚上,单单是协调上级部门恢复供电,就耗费了大半天。
对于外来打工者来说,看病和子女教育成了最头疼的问题,他们无法享受本地的新型合作医疗,也很难让子女进入设备完备的学校就读。
D村只有一个卫生院,倒是大大小小的药店有不少。
镇里只有3所中学,绝大部分打工者只能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或者带来读私立学校,即便小学每学期也要三四千元的学费。
“很多企业想自己办学和医院,但是审批手续太繁琐,几年都办不下来。
”一个上规模企业的老板告诉我们,“如果孩子不在身边,打工的人是很难真正找到归属感的。
”
思考题:
1.当前流动人口主要需求有哪些,就本案例而言,造成冲突的深层次经济社会原因是什么?
(请第一组重点思考、讨论并派代表课堂发言)
2.流动人口输出地政府和输入地政府应当做好哪些相关工作,目前阻碍因素是什么,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请第二组重点思考、讨论并派代表课堂发言)
3.假如你是某流动人口输入地的县委书记(或县长),你将如何在现有法律和政策框架下改进本县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
请提出务实可行的建议。
(请第三组重点思考、讨论并派代表课堂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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