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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教学工作情况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
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
《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
《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
《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第一节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语录体和韵散结合体对话体和寓言体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代码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
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著作《论语》、《老子》,以其弘深的思想,词约义丰的写作特点,对后世说理散文有广泛的影响。
歌唱学校热爱班级《论语》记载孔子(前551-前479)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
《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
《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
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
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有萌芽。
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详细记载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叙述清楚,有一定描写,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个性,作为叙事记言文字,比较成功,但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定距离。
而《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颛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
《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
但语录体并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智慧树材料与社会答案《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
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
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
《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
如“子曰: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
《论语》中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
如“子曰: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雍也》)简短几句包孕了真挚的情感,以及对颜回安贫乐道自在心境的赞赏。
又如“子曰:
‘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述而》)“矣”、“也”等语气词的使用,把对自身的无限感慨和对周公的无限思慕,表现得意味深长。
《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
《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
与《论语》出于孔门弟子纂录不同,《老子》主要是老子自撰,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老子》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
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
《老子》一书中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
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常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
如第六章描写“道”孕育万物,生生不息的情状云: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以形象的比喻表现玄妙的哲理,文气跌宕流暢,句式连环相对。
虽然就说理文文体来说,《老子》还缺乏充分展开的论述,还不是结构完整的说理文,但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
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也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
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
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
《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
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
《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
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
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
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
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教学资源网站第二节《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孟子和《孟子》一书缜密纯熟的论辩技巧气势浩然的文风
植物细胞教学设计第二课时《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372-前289)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
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
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具有无究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
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
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并没有病。
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趕快去朝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宝贵,希望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
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辣的个性特点。
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
在这些论辩中,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
机械能及其转化教学反思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
孟子曾说:
“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
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
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
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墨家重质轻文,《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学意味却不浓。
《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教师名言《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
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
如《梁惠王下》:
暑假放假时间2019小学孟子谓齐宣王曰: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
“弃之。
”曰:
“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
“已之。
”曰:
“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
《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
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度,提出诘难:
“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
(《公孙丑下》)
教学科研“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
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
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
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
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
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
孟子曾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
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
正如苏辙所说:
“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
”(《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
同时,《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暢,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
和古奥难懂的《尚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
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
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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