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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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
第六章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
[教学要求]
1、能够区分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特征;2、明确写作教学的基本范畴是文章写作;3、正确处理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
区分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特征。
第一节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特征区分
在写作的教学和研究中,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关于文章与文学的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视野中,文章、文学不仅仅同宗统源,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二者一直混为一谈,纠缠不清,概念互用,这使得其中的某一个概念可能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囊括几乎是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字成果,这种概念内涵上夸张性的宽容,使学术研究和教学无所适从。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廓清文章基本面目为己任的"文章学"一时勃兴,取得了可喜的学术进展。
本著立论的基础就是"文章学"理论。
我们之所以要在此专劈一章,就是为了对文章与文学的基本特征进行区分,从而确立文章写作的独立地位,并恰当评估文学对写作教学的意义。
一、"文章"概念的历史演变形态文章与文学都是起源于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及社会交往的需要,不过文章起源于文字(如甲骨刻字)记事,发端于有史文化;而文学起源于文字出现以前,是人类史前时期的产物。
但文章与文学的概念长期混淆使用,莫辨你我。
文章的原意是指"文采",如:
《周礼·考工记》说:
"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说文》中有"文,错画也,象交文","章,文彰也","毛饰画文也","彩,文章也"之说。
"文章"之名大约始于《史记·儒林列传》:
"文章尔雅,训辞深厚"。
其后称"文章"之名者众多,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文章经国之大业",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北史·魏高祖纪》"帝好为文章辞赋",以及梁任昉的《文章缘起》,都谈到文章之名。
到北齐颜之推《家训》中的"文章篇",已经论述了文章写作问题,至此,文章之名与文章之实就完全统一起来了。
"文章学"之名则起始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出版的《国粹学刊》丁未年第二册刊载的"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中,在这个教学计划中,除经学、文字学、史学、考古学、历数学、博物学和译学外,还有"文章学"一科,此为学科研究中设立"文章学"之名的开始。
文章的概念一出,就与文学发生着复杂的交融。
先秦时期,二者通用,文章并非专有名词,兼有文章博学、文物典籍、儒墨之学等几重含义;两汉时期,二者既通用,又倒用,"文学"反指儒学及其它学术性著作,而"文章"则接近后来文学的概念;魏晋时期,二者的概念相互等同,在一些情况下,"文学"限指儒学,"文章"有时包括史学。
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有了"文"、"笔"之分,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六朝以后,文章与文学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各有流变,文、笔不仅从声律分,而且从文体分。
"文"兼有韵、骈、散三体,“笔”只是骈、散两体。
这就使"儒林"与"文苑"区别为二,文学逐渐走向独立;唐宋古文运动在"笔"中的骈、散二体间争论,诗文之分代替了文笔之分;宋代流行"文以载道"说,文学成为儒学的附庸。
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尽管出现了比较典型的文学样式,如话本、小说、戏剧等,但因不入正宗,仍然难以低档文章的正统的压力,致使文章、文学不分的现象一直延续至近代。
到了明清时期,评论家仍然将《水浒》、《金瓶梅》等典型的小说创作称之为"文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出,新文学的发展异常活跃,客观上为文章的独立创造了条件。
文章学家主张将文章限制在"一般文章"(散文、报告文学、论说文、应用文等)的范围之内,1934年,叶圣陶、夏?
尊在《文心》中明确将"普通文"和"文艺文"分开。
之后,蒋伯潜、蒋祖怡在《体裁与风格》中,区分了"文章"和"文学"的概念。
但即使明确表示在学校的教育中要进行文章写作的训练而不是文学创作训练的叶圣陶先生,也在二者概念的划分上有时显得并不确定,最终未能完成对这两个最重要概念的科学界定。
二、确立独立的“文章”概念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长期以来文章、文学不分,不论是对学术的研究,还是对各级学校的写作(作文)教学都有本质上的消极影响。
这种由历史所延续的混乱,使文学过多地包含了诸种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现象,使文章学的基本框架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在现代信息社会,以实用为基本功能的文章写作显示出最普遍的必需性,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制约,不论是在教育界,还是在学术界,文章写作与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忽视。
不仅极为遗憾地忽略了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章传统,更为可惜的是,造成了写作教学与现实需要之间的严重脱节,教学的境界的肤浅与盲目性不言而喻。
仅以教育的视角来看,文章与文学概念上的混同,已经或正在造成极大的危害。
如果说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文学的创作的偏爱还是源于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审美力、高尚的情操和虚拟能力,尚可称"合理"的话,那么当学生已经是在享受高等教育时,就绝对不能再将文章与文学混为一谈,听任一时之好大讲特讲"热闹"的文学创作,好像大学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作家似的。
大学生书面文字表述的基本现实是,也许会写出诗或散文,甚至是万言小说,但在文章写作方面却有明显缺陷。
不仅是最一般的文体,如演讲稿、申请书、总结、计划、实验报告写得有些不伦不类,就是必写的学术论文,也很困难,可见大学生真正缺少的是文章写作能力。
据报载,某小学进行期中考试,一位学生为了获得高分,竟在作文中宣布自己正值中年的妈妈病逝,以突出自己的勤奋和坚强,可是阅卷者正是作者的妈妈,她看到了自己女儿的"杰作",便愤怒地质问女儿,不料得到的回答令人吃惊:
算我倒霉,要不是你来看我的考试卷子,我还能得高分呢!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小学,但在大学生身上也留有明显的痕迹,因为在不少时候,大学生竟然不知道那些文体是可以虚构的,而哪些不可以虚构,典型地反映出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基本写作(作文)观念的严重混乱。
关于汉语文字表达能力的教育和训练进行了十余年之久,竟然连文章的评价标准都搞不清,在写真人真事时想当然地虚构,那么让读者是相信这是事实呢,还是作者的一个想象?
这样,整个传播系统都发生了紊乱。
在现代教育史上,不少教育家都在试图确立文章的独立概念,并使之成为写作教学的独有范畴。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学堂开设"中国文学课程",在《学务纲要》中就说明"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明理词达而已",反映出对写作实用性的重视。
1919年,全国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确定在学校教育中使用"国语"。
1920年,当时的教育部训令先将一、二年级国文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国文"改为"国语"。
后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语体文成为文章通用语体,为文章的大众化、社会化、实用化创作了条件。
在同年教育部的文件中,写明国语的要旨是"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
“五四”以后,国文教科书更加注意课文的实用性,写作的教育当然也关注这一方面的内容。
《复式学校教科书》以"切于实用为主",注意"应用文"(广义),广告、书信、公文也堂皇跻身语文教材之列。
刘半农更是提出教材的"八不选",其实就是"非应用文不选"。
以大改革家、思想家与文章家身份而洞悉语文教育的梁启超,认为教育的本能就是"应用",并以此把文章划分为三大类:
"记载之文"、"论辩之文"、"情感之文",这种划分与当今流行的文章体式划分法已经相差无几。
梁启超指出:
"情感之文"为"专门文学家所当有之事","中学生以令作应用之文为最重要,这一种(引者注:
在此指情感之文)不必人人皆学"。
重视实用文的倾向十分明显。
阮真先生明确地指出:
"希望高中生能创作文艺,不如希望他们能作浅近的文言文,普通应用文字"。
抗战时期朱公振所编的《基本国文》教材,专设"应用文"一章,编进8篇文章,占全书篇幅的近1/8,所选入的主要是书信、发刊词、建议书、开幕辞、海报等。
由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合编的开明版初、高中《国文读本》,坚定实用原则,突破历来重视文学名著的惯例,着重选用各式实用文章,将日记、科技小品、悼词、杂感、演讲、通讯、短论、随笔等等,列入其中。
由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认为"现代练习作文,既不像前人那样,为要求取功名,也不像一部分青年人所期望的那样,为要成什么文豪文学家,最重要的还在于练成一种技能,能够以笔代口,意无不宣,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种种方便与受用"。
这无疑是叶圣陶对写作教学很明确的定位。
由此可以看出,有一批立足实际的学者,一直在试图把握文章的社会功能,寻找写作教学的科学范畴,打破文学模式主导写作教学的传统,确立文章能力主导论。
当然,实现这种突破的是叶圣陶和张志公先生,叶圣陶先生明确主张写作教学应服从社会之需,写作既为生活服务,又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写作教学的对象就应当是文章而不是文学。
他认为,"所谓通过写作关,目的在能顺顺当当地写好一般文章,记事记得一清二楚,说理说得明白晓畅。
文艺创作是另外一回事,先要通过了写作关,才谈得上文艺创作,就是大学语文系,也不过如此。
文艺创作不是人人必须办到的,写作却是人人必须过的"。
"一般文章是文艺作品的基础。
一般文章又是实际工作中随时需要的,谁都要能写好,所以尤为重要"。
张志公先生的意见也大致相同,他认为写作教学要培养一个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必须具备的一般的写作能力","而不是专门从事写作的文学家的文艺创作能力"。
两位文章家的论点十分重要,不仅将文学与文章区分开来,而且为写作教学确定了明确的范畴,是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将文学与文章区分得最明确,对写作教学的特定对象认识得最科学的学者,对界定写作教学的内涵、范畴,把握写作教学的方式等,意义非同一般。
在对文章的基本概念有了明确的确认之后,写作教学才会找到自己的真正归宿。
文学总是比较容易受到学生的偏爱,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教师最易做的就是顺其自然,既可以教得"兴致勃勃",又能获得"动人"的效果。
但理智告诉我们,文章的写作训练对学生具有更直接的意义,这就可能使教师彷徨、徘徊,既不愿冷淡文学的热情和魅力,又不能对文章的实际功用视而不见,无奈之下,便将二者含混一起,实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这种结合的效果似是而非,麻烦更大。
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将文章与文学的概念区分开来,才能找到写作教学的真正对象,并实现写作教学的固有价值。
三、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基本特征的区别为了表述的方便,以及在实施教学中具有清楚的逻辑,本著确立了两个最基本的概念:
即"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就是将文章范畴的文字表述活动称作"写作",而将文学化的文字表述活动称作"创作",分别赋予特定的含义,使“写作”不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这并不意味着文章写作就不具有创造的内涵,这里仅仅是一个特指。
对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概念的区分,是进行文章学研究和确定写作教学特质的最基本前提。
许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程福宁先生认为,两者至少可以从一下七个方面进行比较:
认识动因——文艺文是为了写而写的,不存在没有文学作品的作家;实用文不是,它只是为了解决某种问题而写。
认识对象——文艺文所反映的是人的具体的感情生活,各种历史条件下人的生活态度和命运;实用文反映的是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
作者状态——文艺文作者一般说是主动的、自由的,带有强烈的主体性;实用文作者是受制的,具有很强的群体性。
写作目的——文艺文是为了审美;实用文是为了交流认识,处理事务。
思维手段——文艺文主要是形象概括;实用文主要是抽象概括。
表述方式——文艺文是通过形象体系,主要用描写来表述;实用文是通过逻辑体系,主要用议论、说明、叙述来表述。
读者状态——文艺文的读者主要是情感起作用,阅读带有随意性;实用文的读者是意志在起作用,阅读带有强制性。
这种比较为我们进行文章与文学本质特征的区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归纳起来,文学与文章的区别可以集中在三点上,一是反映生活的方式,区别的主要标准就是是否进行了虚构,文章是写实的,它所叙述的主要是事实是真实存在的,而文学却是以虚拟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的。
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是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读者积淀的阅读接受习惯;二是表达的动机。
文章主要是服从现实生活的需要,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极强的实用功能。
而文学主要是为了进行审美,它的功效主要在于满足人的感情需求;三是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
文章主要是以逻辑思维的方式作为认识世界的手段,并用概念将思想传达出来。
而文学则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要认识方式,它常常借助于形象体系展示作者对世界的理解。
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是就文章、文学的主要内涵作出的简要辨析,二者其实互有渗透和交融,不过关键要看是以谁为主。
从整体上来说,文章与文学之间互有交叉和重叠。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两栖文体",或是"边缘文体"。
而正是这些两栖文体,使文章与文学的划分显得比较复杂化了。
目前大家的争议也正在于此,学者认为,对"散文"而言,就可以按是否虚构加以区分,凡虚构的就称为"文艺散文",归于文学类,凡无虚构的就称为"写实散文",归于文章类。
"杂文"具有说理性和文艺性的双重特征,但文艺性仅仅是一种手段,终究还是以说理性为归结,故归于文章一类。
"报告文学"实际上还是新闻,是"文艺性报告",当归文章类。
当然一些文体并不是可以绝对分割开来的。
划分的目的在于保持各自文体的独立性,便于学科的研究和科学地实施教学。
第二节写作教学的基本范畴是文章写作关于高校写作教学到底以什么为范畴,实际上存在着极大的争议。
目前我们要做的是,抛开争议,坚定地确立写作教学的基本范围,这就是“文章”。
一、这是由写作学的学科范畴决定的自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等院校开设写作课以来,实际并未建立起稳定而科学的教学体系。
文学和文章被牵强地拉到一起,共同成为写作教学的内容。
1985年,刘锡庆的《基础写作学》出版,打出了"写作学"的旗帜,其后的写作教材均以"写作学"的名称出现,并涌现出数量可观的教材和专著。
至80年代中后期,"文章学"呈一时之盛,蔚为大观,于是就有了文章学与写作学的统一问题,到底是谁主谁归,难以定论。
但可以看出,对于写作学的研究范畴,大体上已经分为两派了,一是文章派,另一是文学派。
"中间派"虽然也发出一些呼声,但因为在关键问题上难置可否,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主见。
到底是谁也未能说服谁。
写作学的这种"战国纷争"的状况,给学科的发展和写作教学带来了巨大后患。
即使进入21世纪后,写作学的根本问题依然故我:
写作对象不明,文艺、实用不分,重文艺,轻实用,脱离现实生活实际需要,涉及范畴过宽,使写作学包含的内容几乎囊括了一切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方式,实际是失去了自己独有的范畴;忽视写作的术科特点,把写作看成是一般的理论课程,重理论传授,轻写作技能的训练。
重文体练习,轻写作基本素质的培养,教学思路很有局限性,使写作教学效能低下;教学评价方式过于感性化,未能形成完整而具操作性的评价体系,大大地限制了写作教学的引导功能。
至于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日显突出地位的文章写作能力,却在高校的写作教学中未获应有的正视,写作学科至今未能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不论是学术境界,还是教学水准,都受到根本性制约,现实的矛盾已经向写作学的混乱状况提出了严重警告,我们不能不重新进行明确的选择。
课程设置的基础是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
写作学自20世纪80年提出学科命名以来,已经过了20余年,社会的发展对写作学的需要是毋庸置疑的,但遗憾的是,写作学至今仍然只是民间性质的一个研究课题,并未获得国家权威机构的承认,写作学还未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没有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研究范畴,在别人的园地(文艺学)耕耘。
直至今天,还是有人“宽容”地将文学与文章拉在一起,力图建立广义的文章学或是写作学学科体系,这种连学科研究对象都模糊不清状况和无休止地争论,竟使写作学的逻辑起点都未解决,何以获得社会的承认?
写作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不起来,高校的写作课程体系自然就不会有清晰的构架,形成成熟的教学体系自然是一种奢望。
写作学的独立是必然趋势,而要建立能够获得学术界和社会认可的学科框架,首先就必须把文章与文学明确的区别开来,解决学科的专有研究对象问题。
从最近时期学术界研究的状况来看,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了写作学以文章为自己的特定范畴的必要性、现实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应用价值。
文艺学的研究一直是将文章置于其范畴之外的,实际上,文章现象一直大量存在,但却一直被忽视着,在不少以"实用文写作"为名目的编著中,依然使用文艺学的概念来解释文章的写作规律,就是引例也基本上是文艺作品中的句子或段落。
此种文章理论当然是极为牵强的,也就很难把文章与文学加以区别。
这种很不科学的"联想",并未解决文章写作的关键问题。
这片空白的领域,不正是文章学要解决的问题吗?
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在建立市场经济,大力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变革时代,文学与文章的位置正在发生着很有意思的变化,不论是行政管理,还是经济交易,是大众的交际活动,还是学术的研究,文章的价值是日渐重要了,甚至达到了无日不可无的程度,是工作与生活的必需,是同人们吃饭、睡觉、思维等一样的不可或缺的事项,成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所谓文章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狭窄的概念,它实际还是一种严密而完整的思维形态,即使未能以文字的形态表现出来,——比如即兴的讲话、打电话、与人交谈,其实也是"写作"。
现代通讯极为发达,很多种交流已经可以不用“秉笔直书”,而是动动嘴就可以了,这使大家误以为文章的写作功能在退化了,就是不会写文章,也能做一个地道的现代人。
这种理解实在是太表面化了。
文章的核心是思维,人类与思维如影随形。
人们可以很真切地看到,文章的写作技能是公民必须的修养,不论你是否愿意,你都得掌握它,这是无条件的。
相比之下,文学就显得比较超脱一些,它更多考虑的是超越实用层面的审美和情感需求,并不是公民必要层次上掌握的东西。
它会培养大家丰富的情感、瑰丽的想象力、优美的文笔、创新思维和高雅的气质,但实事求是地讲,并非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要求。
在这种简单的对比中,我们即可以看出文章的基本价值来,也是在说明着写作学何以要将文章作为自己的独有研究对象,而不是文学。
二、这是由高等教育的特质决定的高等学校的使命就是要培养中高级专门人才,写作课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学生将自己的学习或研究成果良好地表达出来提供可能。
同时,随着现代教育观念的质变,走出大学校门的的公民们必然要面对市场经济的全方位挑战,其生活方式、职业选定、研究方向等将会一直是一个变数,人们要面对多方面的选择,这就对写作素质提出了全面的要求,不仅要能写专业研究性的文章,而且还要会写各种类型的文章,这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
我们将大学写作教学分为中文专业和非中文专业两类来进行分析。
毫无疑问,中文专业绝不是培养作家的,实际上也难以培养出作家。
这是由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
大学的中文专业教育是要培养人文方面的研究人才、语文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社会管理人员,实现读得好、说得好、写得好。
写作教育的层次应当是:
一般文章写作——专业论文写作——写作理论——写作教育理论——思维品质培养。
中文专业写作教育的责任,不仅仅是要实现基本写作能力,还要达到专业研究性写作的水准;不仅拥有写作技能,还要在理论上进行把握;不仅要具备全面的写作素质,而且能使写作的功能获得拓展和延伸,使写作不仅成为进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手段,同时还是提高思维品质和个人情志境界的途径。
对非中文专业来说,写作教学的基本层次可以是:
文章写作——专业论文写作——思维开发。
对不接受中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文章写作能力的培养更显必要。
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基本写作能力的训练,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是专业论文的写作,这是与大学教育对学生研究能力培养的需要相适应的;第三个层次是思维能力的开发,实质上这是融合、渗透于前两个教育层次之中的,同时也是写作教学的至高境界。
由写作教学所带来的形象、逻辑和灵感思维修养,不仅会使学生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感受到直接意义,而且能增强创新意识,大大增强其工作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的写作教育是与基础阶段的语文教育息息相关的,是整个大教育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19世纪80年代高校写作课的开设及所引发的写作教学热潮,是基础教育中语文教学的巨大缺陷带给高校以机会的话,那么,在基础教育质量日渐提高的情况下,大学的写作课还有开设的必要吗?
回答应该肯定的。
不仅是因为大学对写作的层次要求与基础教育阶段不同,而且就写作自身而言,绝无止境和终点。
由于国家升学应试机制的制约,中学的语文教育距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尚有巨大的距离,其提供给大学的学生的写作水平,尚不完整。
学生对精神审美层次书面语言表达比较偏好,形象类文章写作能力的较为发达,却对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必须用到的一般文章难以驾驭,当然是高等教育的缺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章写作能力的必需性实际上是没有专业区别的。
写作在此表现出多重的内涵和效能。
不仅是写作主体所需要的一种实际技能,是新时代社会人的基本修养,同时还是一种有效的思维途径,是进行创新训练的一种手段,还是个体人进行心理保健的良策,是使人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的最佳途径之一。
写作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是“写意”的。
它会凝结和展示一个人多方面的能力,又会持续提高自己专业能力。
因此,大学的写作教学的必要性是无可置疑的。
三、这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文章与文学社会价值的最大不同是,文章是不可选择的。
只要是一个要工作和生活的社会人,他就不能不具备文章写作的技能,这并不是由个人的天赋和好恶来决定的,而是一个人必备的修养。
对社会的需要而言,这是唯一的,无条件的。
在对文学与文章的价值进行了基本的比较以后,我们已经发现,两者对个体的人、对社会的整体的意义显然不同。
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文章的写作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是生活的一种手段。
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写作,那就是生活的一种极大的缺憾,就会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或者是根本无法工作。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孤立地生活着,他要交际,要与形形色色的人发生不同的联系,而写作就是基本的手段之一,当生活需要的时候,就要写书信、字据、申请书、法律文书、合同等等,不然,生活会发生障碍。
而在工作中,文章的写作的价值就更加明显,每个人不仅要经常写工作计划、总结、各种报告,将自己的工作情况用文字的形式反映出来,记录在案,还要进行有关的研究,完成实验报告、论文和调查报告,写作成为开展研究工作,表述研究成果的基本方式。
从生活的和工作的基本要求出发,一个人可以不从事文学的创作活动,但却不可能不进行文章的写作,这就是文章写作特殊价值所在。
文章的实际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随着教育的规范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知识修养和技能的把握上是越来越成熟了,但语言能力并不就会必然提升。
应试教育使语文教学蒙受了巨大损失,耗时最多,而效果最差,学生的实际写作能力就很难面对社会的直接挑战。
现实就是这样:
在工作中,就一般情况而言,不能顺畅地写作,就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总结工作业绩,反映研究成果,直接限制个人智慧的发挥。
对于那些从事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新闻、广告设计和策划、文秘、行政、宣传、经贸等与写作关系密切的职业来说,写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其职业能力的标志和工作业绩的体现。
至于在在实际生活中写作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写作和社会之间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着的。
四、这是由大学生的写作现状所决定的对写作教学的整体关照,其最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学生的写作状况。
大学生的写作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缺陷,这就是对文学的偏爱和对文章的陌生。
他们的文学基础要远比文章的好得多,写出的东西像模像样,不少的作品还有相当的水准,甚至可以发表在正式的报刊上。
在进入写作课堂之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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