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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的故事关于喝酒的故事

[喝酒的故事]关于喝酒的故事

我少时喜欢喝酒，但又不会喝酒，正如我的父亲一样。

20年代，有两年父亲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每逢休假的日子，他必带我去杭州西湖边的一家叫陈正和的酒栈喝酒，同行还有我的表姊夫沈麟叔。

陈正和酒栈是和他的店名一样古色古香的酒肆，老板是位绍兴人，矮个子身材，胖乎乎的，为人十分和气，看见老主顾到他店去，必定亲自迎客入座，而且熟知来客的好恶，端酒应客。

父亲的喝酒不过是为了消闲，那时酒肆里还是老规矩，用小碗计量，父亲的酒量也不过三四碗而已，倒是我那位表姊夫是海量，喝上十几碗也不算一回事。

但是父亲是很节制的，如果他们二人带上我去，每次总不过二三氽筒（江浙通用的盛酒器，用薄铁皮制成，可以插入炉子火口里温酒用）。

过了这个限度，父亲便说今朝酒已喝过了，回家去吧！

那时，我之喝酒只是徒有其名，因为年纪还小，不过我深服喝酒人的豪气，一碗在手，似乎便成了个英雄汉；我尤其信服武松过景阳冈的“三碗不过冈”，而他喝了不止三海碗。

可是父亲不让我多喝，最多不到半小碗，不想就此养成我好喝酒的习惯，但酒量却始终不见好起来。

父亲常说喝酒不过图个快活，喝醉了便没有意思了。

我的表姊夫嗜酒若命，每饮必醉。

但是他和父亲去喝酒，总适可而止，不敢多喝。

父亲喝酒喜欢品评，从来不猜拳行令，他说好酒是要人去品评的；浅斟慢酌，娓娓而谈，是人生一乐也。

至于那些酒肆恶客，一喝酒便猜拳行令，徒自喧哗，吵闹别人，自己则一点得不到喝酒的快活。

所以他到酒肆，总挑那些角落散座，从来不当众踞坐的。

父亲在杭州不过工作两年，便到九江南浔铁路去了，我也从此无缘到酒肆喝酒。

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到湖滨去，路过陈正和酒肆，不知怎的突然有了冲动，要进去喝酒，几个同学中也有好喝酒的，便一同进了店门。

陈老板仍是躬身迎客，还问我父亲的近况。

那天我不免多喝了一碗，回家的途中被冷风一吹，竟然呕吐起来。

这也是我第一次酒醉。

我还几次跟郁达夫先生喝酒，我和他是在湖滨旧书肆里认识的，第一次见面，他便邀我去喝酒。

认识知名的文学家还跟他喝酒，我的兴奋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到了上海念书，学校门前有个小酒铺兼卖热炒。

我也偶一光临，但“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在菜肴上。

大学毕业前的一个圣诞节晚上，我们几个喜爱文学的年轻人相约在四马路一家菜馆里会餐。

那天我为了自己的订婚破裂，心里十分不痛快，不免借酒浇愁，多喝了几杯，最后是酩酊大醉，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回的学校：

唯一记得的是把菜馆楼头的一只高脚铜痰盂踢到了楼下。

第二天醒来，嘴苦舌燥，很不好受；便暗自下了决心，以后决不多喝酒，即使万不得已须举酒杯，也决不逾量。

工作了，中国保险公司的业务室主任范德峰，是我沪江大学的前辈同学。

他极为好客，一个月中总要邀业务室的小字辈的同事，去十六铺宁波馆子吃饭喝酒。

但我自律很严，喝酒不过小酒盅一两杯。

若干年后，在喝酒时朋友们取笑我是曹禺戏剧中的况西堂，况西堂每次送礼以二元为度，我之喝酒则以二杯为度，好不吝啬；我也不管他人笑话，我行我素。

1938年我到了香港，不久认识了中旅剧团的名剧人唐槐秋，他也是个好喝酒而不懂饮酒的人。

在香港无处可买绍兴酒，槐秋是法国回来的，好喝洋酒，我和他常在一起，也养成了喝洋酒的习惯。

槐秋盛赞意大利的酒都是多年的佳酿。

有次意大利的邮轮“康特凡第号”进港，他不知用什么办法在船上搞到一瓶香槟酒，这是我第一次喝上外国的名酒，可惜如今我已记不起这瓶酒的牌子了。

以后我认识了乔冠华，他一个人住在报馆楼上，居室十分湫隘，又临街，市声透入楼头，使他睡不好觉。

为了工作时能集中思想，他经常在写文章时一手写字，一手端杯喝酒。

他的酒量是很大的，一口气可以喝半瓶法国白兰地。

我劝他工作完了到我家去休息，他首肯了。

逢到他为《时事晚报》写社论的日子（一周至少四次），他发了稿便到我家睡觉。

睡前他要看上一些时间的外文报刊，一边继续喝酒。

我总为他准备一瓶斧头牌白兰地，他喝完酒便去小睡几小时。

他是有名的酒仙，这原是我家保姆阿一给他取的外号，因为他记不住老乔的姓，便以酒仙称之，以后这外号便给传开了。

但是酒仙并不是说他的酒量，而只是说他到我家休息时，总须喝上几杯。

香港的广东酒，最普通的是青梅酒，我嫌有些怪味，而且容易上头，所以不喜欢喝，因此我喝白兰地酒也喝成了习惯。

但经常喝的还只是啤酒。

说起啤酒，也有一则故事。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事在九龙塘俱乐部参加宴会，不知谁在席上发起要比酒量，方法是不用酒杯，直接从酒瓶对口喝酒，比赛一口气谁能喝几瓶。

那时我年少好胜，便和一个同样好胜的朋友比试了。

结果我一气喝了两瓶，而那位朋友则喝了一瓶半就放下酒瓶认输。

我当时觉得这样的比试完全是豪气的举动，但事后想想也只是年少气盛所使然，没有什么意思。

真正的喝酒还须慢斟细酌，牛饮不能算喝酒；而且啤酒虽名为“酒”，只不过是含少量酒精的饮料，根本说不上是酒。

拿肚子去拼，即使比试胜了，也有点阿Q味道。

1940年春天我到了重庆。

这里喝酒又换了一种花样。

不是黄酒，也不是洋酒，而是酒香四溢的曲酒，最有名的当然是泸州大曲，好处在于酒度强而喝后不上头。

但是第一次喝却绝不习惯，因为火辣辣地似有一线从嘴里直达胃底。

我过去很少喝白酒，在上海唯一的一次是在一位表姊家喝的。

当时有人带给她两瓶陕西的贵妃酒，她不会喝酒，更不知这种酒酒性的利害，吃晚饭时给我喝了一茶杯，我也糊里糊涂喝了下去。

回到寄居，倒头便睡，午夜为口干舌燥所苦，起来喝水。

等到我惊醒时已经坐在地上，小圆桌上的台布和一桌子的茶杯什物全都翻在地上。

于是又上床睡觉，第二天起来，脑袋整整疼了一天，以后再不敢喝这种酒了。

问懂得喝酒的人，才知道这种酒又名“一线天”，因为喝下去酒的辣味沿食道直透胃里的缘故。

在重庆，我的一个同事是我幼年的同学，听说我到了内地十分高兴，便请我吃饭，但真正的却是喝酒。

那时他约三十多岁，只比我大二三岁，却已嗜酒成癖，每天工作完毕，便坐在宿舍里，一杯在手，大摆“龙门阵”。

等到他“龙门阵”摆完，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便纳头睡下。

我所以特别写到他，因为我之能喝白酒，便是由他熏陶成的。

我们都住在同一办公楼楼上的单身宿舍里，一下班便聚在他屋子里喝酒。

大曲酒的引诱力是很大的，因为一开瓶酒香四溢，我们在三楼喝酒，一走近楼下便迎面扑来一阵酒香，会使你情不自禁地要喝上一杯。

这位朋友名盛霈，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也已年届古稀了。

可是他后来因喝酒误了事，被机关解职了，不知去向，我也从此少一酒友。

回想当年的情景也是十分有趣的。

每当工作完毕，便聚在楼头，一杯在手，以四川有名的花生作下酒物，一面看一些男女儿童在我们身旁，嬉戏歌唱。

1980年，我去旧金山时遇到画家卓以玉教授，好生面熟，后来谈起，才知道她那时也在重庆，和父母在机关宿舍里，是常到我们三楼来玩的。

原来我和她的父亲还是同事。

他乡遇故人，别有一番滋味。

除了喝大曲，还第一次喝了茅台。

茅台的香味与大曲的不同。

茅台的香是幽香，而大曲的香则是浓香；幽香沁人，浓香腻人。

所以从酒质而言，茅台与大曲虽各有千秋，但在我心目中，却宗茅台。

那时在重庆，茅台也是珍品，大凡请客，很少有摆上席面的；少数人小酌，则又当别论。

在重庆大轰炸期间，我患了急性黄疸病，病后便少喝酒了，偶尔出去应酬，也是浅尝即止。

但即使是这样，也免不了喝得酩酊大醉过几次。

一次是香港沦陷后，到柳州接逃归故国的安娜回重庆，朋友们为我们夫妻得庆团圆而欢宴。

在这之前，有个朋友送了我两篓子装的泸州蜜酒，我便拿到席上分享同好。

这种酒，事实上是大曲的浓缩物，饮前必须兑上曲酒才能进口。

可是我们一桌子喝酒的人谁也不知这个奥妙，一上来便夸这酒好甜好香，于是相互举杯大喝起来，我一气喝了九十杯便颓然不省人事。

第二天清晨醒来，已经和衣睡在床上，喝了几杯酽茶，才算完事。

后来问起那个送我蜜酒的友人，他听了大笑，说这种蜜酒必须兑曲酒或水喝，直接喝了，当然受不了。

真是见一物长一智，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充假内行的。

这次大醉，使我好几天不想吃饭，胃里好像堵住什么似的，以后便再也不敢狂饮了。

现在上海的名眼科医生赵东升大夫，彼时刚从国外回来，我们也常在一块喝酒。

但他是用洋法喝的。

他喝惯了外国酒，到重庆只能喝大曲了。

便在大曲里兑咖啡、橙汁等等土做鸡尾酒。

喝惯了大曲的人视这种混合酒不纯，但喝来别有风味。

因为这不是过酒瘾，而是换口味，还有些洋意思。

老乔到重庆来了，但我们很少在一块喝酒，因为他住在《新华日报》社，行动不可能那么自由自在。

每次他到城里来，后面总跟着盯梢的小特务，十分恼人。

有一天他酒后微醺，走在路上发现身后有人，他便突然回过身去，把特务申斥了几句，这一来反而使这个特务抱头鼠窜而去，一时传为笑谈。

在重庆喝酒的机会，最经常的是在每次空袭警报解除以后。

出得防空洞，满身潮气和霉味，便会有人自动拿出酒来，说“压惊压惊，喝一杯驱驱寒气”。

这样一喝，如果空袭是下午来的，便会喝到晚上，因为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大家十分疲惫，又怕还要来空袭，便不再工作了。

如果空袭在晚上来，警报解除，大家就睡觉了。

有时也有人把酒拿到防空洞去喝，由于凭经验，晚上的警报一定是时间较长而不敢打瞌睡，警报中便在防空洞里喝酒，那时觉得十分罗曼蒂克，一面听着远处闷声闷气的炸弹爆炸；一面一杯在手，海阔天空，乱扯一通，也颇有些视死如归的那种末路英雄气概。

总之，只要身入防空洞，便有了护身符，轰炸又算得什么！

那时的酬酢，有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之势。

时人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讥嘲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

我虽然还不够格到日日赴宴，不过应酬每月总有几次。

有应酬必喝酒，酒量似乎大了起来，但我又讨厌这样的生活，一肚闷气，有时亦不免以酒浇愁。

愁的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失地千里，饿殍遍野，这个偏安之局又能维持多少时日。

自此便与酒结了不解之缘。

记得在重庆最大一次酒醉，便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天晚上。

我听到爆竹声和东京的广播时，正在一个XX朋友处吃饭，因为欢喜，便频频干杯，酒已喝得微醺。

回到宿舍来，同事们正在轰饮，我又被拉去喝酒庆祝。

那夜的印象保留在记忆中的，一个是我站在椅上大声叫喊，觉得是在演讲，但说些什么，却再也不能想起。

另一个印象则是我把大酒壶从三楼的窗口，扔到楼下地上，那闷沉的声音，至今记忆犹新。

但我如何回家睡觉的，则已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我是1945年年底前回到上海的。

八年暌别，亲友们纷纷摆酒接风，这样又喝醉了几次。

有次喝醉，完全得归咎于我的大男子主义在作祟。

有位朋友在一处私人俱乐部里为我接风，我因临时有事迟到了。

进门一看，共设两席，男女分坐。

他们见我迟到，便大喊罚酒。

我一看男宾席上有的是大酒家，心想要逃过这一关，只能坐在女宾席上，因为女宾们的酒量我自信可以对付，事实是女宾们比男宾们酒量更大。

每人罚酒三杯，使我告饶不迭，而且悔之已晚。

正因为我小看了她们，最后便败在她们手里。

那晚上是朋友们送我回去的，坐在三轮车上，寒风一吹，一路吐到家。

从此使我在酒宴上不敢再小觑女宾了。

以后还遇到过两位海量的女作家，一位是旅美的李黎，一位是国内的谌容，看她们喝酒如喝水，艳羡煞人。

我有个朋友谢春溥，他身材魁梧，声若洪钟，是有名的酒家，平常喝十斤、八斤绍兴酒不算一回事。

我很羡慕他，起初以为他是绍兴人，自幼练就的喝酒功夫。

其实不然，据他自己说他每次有宴会，在临去前必先喝两匙蓖麻油，这样油把胃壁糊住了，不再吸收喝下去的酒；因此，他可以多喝不醉；这道理正像是俄国人喝伏特加烧酒佐以鱼子酱，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和他多年朋友，就没见他喝醉过一次；不过连喝两匙蓖麻油，对我说来却是一件难事。

在上海还喝醉过的一次，是上海解放的那天早上。

我当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避居在中国儿童福利会顾问XX人谭宁邦家里。

我们临窗看了一宵马路上的憧憧人影。

在天泛鱼肚色时，才认出是人民解放军。

上海终于解放了。

于是喝酒庆祝。

空肚里灌下三杯鸡尾酒，头脑便森森然。

但那天喝醉而不觉其醉，还是兴冲冲到陈鲤庭处写欢迎标语去了。

解放后到北京参加工作，因为工作忙，便很少喝酒；但也有可记的几次。

一次是朝鲜驻华大使庆祝朝中社中国分社正式成立请客。

大家喝酒已经都差不多了，这时大使却拿出朝鲜有名的人参酒来给我们喝，三杯落肚，就有些天昏地黑起来。

但我告诫自己，不能露出丝毫丑相而犯了外事纪律，我居然强自镇定了下来，一路平安回到宿舍。

一次是周总理给乔冠华一坛女儿红绍兴酒，乔冠华邀我们去共赏佳酿，据说这酒已窖藏了四五十年了。

我们兑了新酒喝了，其味香而醇，的确是好酒。

不过我浅尝即止，怕陈老酒的后劲发作，闹出笑话。

最后一次酒醉是在1960年初，那时我刚摘去右派帽子。

有两个朋友置酒为我祝贺。

做了二三年的“人外人”，我当然深以早日摘掉帽子为庆。

那天喝的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特制的茅台，一瓶酒我大概喝了五分之二，不觉大醉，由朋友送回家。

酒席上，我边喝边说，唯一记得的则是我老说一句“我不是有意反党的”，真是酒后吐真言。

自从1960年的一次大醉后，一切似乎到头了，我便不再放任自己狂饮猛喝，到有人招饮时，便以吃菜为前提。

过去我虽然总结出一条经验，不空肚喝酒，但到了座上，友辈言语一激，便不顾这条一得之见，放杯大喝起来，结果酒入空腹便不胜酒力，这也可见我的好胜痼疾之不能一旦断绝。

杭州人讥嘲这一类的人为“阿海阿海，旧性不改”，我大概可归入此类人的。

十年动乱，我被“隔离”拘留了达四年半之久。

前二年独居斗室，饮食起居都有人“照看”，当然无法喝酒。

后三年则在湖北沙洋干校劳改，想不到竟因喝了一杯水酒而横遭物议。

第一年在干校度新春，每人得买酒半斤，我将这张买酒票转送给人。

不图在他们欢度新春时，几位暗中同情我的人在欢饮之余，见我独坐一隅十分可怜，便“恩赐”淡酒一杯。

事情过后，不知怎的消息传到唯我独革的人耳里，竟招来了一些闲言碎语，说我不服监督，与“革命”之辈平起平坐，实属可恶，幸而主事的人并未苛责，一场风波也就平息了下去，但给我的刺激却不小。

虽未断指明志，却自誓永不再喝酒，以免贪图口腹，贻人话柄。

想不到过了这三年劳改生活，我又上升为“人”，获释之后，第一次随友人去镇上赶集，还是禁不住在菜馆里喝上了几杯，聊以自庆。

话说那一天我跟着两位同事来到沙洋镇，事前这两位同事便问我要吃些什么，我说鱼我所欲也，想不到这句话，竟引出了一出闹剧。

他们说你要吃鱼可以，但必须听从他们的指挥，不可随便说话，要装作“首长”模样，我也便听从了他们。

于是一干人直奔小镇上唯一的大酒馆汉江饭店而去。

进了店，同行的老何对这家饭店原是熟客，便问有什么鱼可吃，服务员说，你们来得不巧，鱼都已卖完了，来点别的吧。

老何说我们原是为鱼而来，因为“首长”（指我）知道你们店家做的鱼好。

服务员和经理都说没有办法，老何便径行进入厨房，他东张张西望望居然搜到了半条大鱼。

老何说他们不老实，经理说，这是今晚上准备区委书记请客用的。

老何便道“首长”是从北京来的，是你区委书记大还是“首长”大，不吃半爿，也得吃四分之一。

店家人看见我高坐餐桌首位，同行的两位又给我倒茶点烟，十分恭敬，看不见其间有什么破绽。

大概想想如果真是北京来的“首长”，他们也不敢得罪，便同意卖给我们这四分之一爿的鲜鱼，做出他们的拿手菜来（这家饭店是以善做鱼而闻名镇上的）。

这一次我除了喝酒，还吃了美味的鲜鱼。

离开店家，三个人不免大笑了一场。

这是我当年“充军”沙洋，唯一值得大快朵颐的事，至今铭记不忘；同时深服老何和老关两位同事的巧妙安排。

1972年底回到北京后，我很少喝酒饮醉过，有时家里来了客，我也不过陪他们喝杯啤酒或半盏红葡萄酒。

但是想不到我这喝酒的故事，到此还不能告一段落。

1980年应XX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邀请和卞之琳先生一同去美讲学，人从XX东海岸、中西部一直走到西海岸，到哪儿就喝到哪儿。

喝酒似乎是XX社交的一种不可或少的形式，我们中国人请客不设宴会不尽礼，吃得到席的人吃不下为止；甚至一餐下来，还有不少原封未动的菜肴，因为往往吃到后几道菜，再也无人动箸了。

这种浪费风最近在刹，实是好事；平时有客来，则是烟茶款待，也就足矣。

初到XX，你去做客，主人必开一酒会招待，良朋数人，在喝酒中作清谈，似乎气氛较为亲切。

即使不以酒会招待，你去拜访时，主人亦必拿出酒来；你应邀去他们家做客时，往往也向主人送酒一瓶。

西方人喝酒等于我们喝茶，名目繁多。

一般最普通的是啤酒，其他便是白葡萄酒。

下午去做客时（在四五点钟），便请客用鸡尾酒了。

鸡尾酒虽非全是烈性，多饮也能醉人，其掺兑法种类不一，坊间有专门讲兑酒的著作。

我非酒徒，从不过问其中学问。

但知吃饭时喝红葡萄酒佐餐，饭后则是烈性酒如白兰地、威士忌或姜酒等助兴，就看你的酒量了，一般是器皿大而盛酒仅及二三指高的量度，外加冰块而已。

至于香槟酒一般是大宴会或特殊庆祝时才喝的，我则很少参与这种场面。

总之，身在国外喝酒从来不敢过量，因为怕喝醉了闹出笑话，自己出洋相还在其次，有损国格则是大事。

最后的一次是在哥大翻译中心给我和卞之琳先生举行的庆祝访美成功的酒会上，我和卞老成了近百人举杯欢谈的对象。

我一面与人谈话，一面频频举杯，很少吃酒菜或可以果腹的食物，不免有些醺醺然起来。

幸而这时酒会已到尾声，宾客逐渐散去，我也强自镇定了下来，白英教授的女友，的是可人，她已为我备下夜宵解酒了。

1982年我第二次患小中风（第一次发生在1971年湖北沙洋监督劳动中），幸而抢救及时，只落下一个左臂左腿不灵活的后遗症。

这也是半生好酒所致，尽管减去多少生的乐趣，我也只能默忍。

今日看见许多老友因此病废床笫多年，不寒而栗，便真个不敢再以杯中物赌生命了。

自此禁酒戒烟，以粗茶淡饭自享，数年以来不羡长寿，但求健康，能偷得余生平安，多读几本书，多写一些抒怀文章，亦晚年乐事也。

（选自《酒人酒事》/周作人等著夏晓红杨早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__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