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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解读叔世硕儒戴震
国学经典解读叔世硕儒戴震
叔世硕儒戴震
(1723—1777)
作者:
杨世文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如梁启超说:
“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
”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篇:
几番科场坎坷一代朴学大师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
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
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
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
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
”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
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千言甚至更多些。
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
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五经》。
《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
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说法。
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
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
“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塾师回答说:
“此朱文公所说。
”又问:
“朱文公何时人?
”回答说:
“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时人?
”“周朝人。
”“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
”“几二千年矣。
”“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
”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
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
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往不明其义。
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
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
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
”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
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
他后来对段玉裁说:
“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
”又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
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
“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
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
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
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
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学者了。
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
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
他说:
“载道器也。
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
”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物。
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
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
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
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
29岁时、他被补为休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
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赋注》”。
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
因此他又作《屈武音义》,假名汪梧凤。
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思孝。
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
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他治罪。
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没有。
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
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
”京师之行,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
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
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
他倾心于戴震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
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
他回信给姚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
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
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
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
此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
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
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
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
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
他还写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
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在扬州结识了惠栋。
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戴震说:
“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
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
章太炎说:
“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
”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
“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
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
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
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
”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
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
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
”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时,才考中举人。
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
毕竟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
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说过:
“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
”又说:
“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
”又说:
“《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
”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
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震44岁之时。
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揉之。
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
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戴震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
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111卷。
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去此事。
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50岁了。
他从37岁参加乡试,40岁时才考中举人。
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获得成功。
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
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
戴震当时已名重海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
这时,纪购、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
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
”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
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
《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
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
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
他在四库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
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5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
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
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删衍,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士。
乾隆四十年,他已经53岁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
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两年以后,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终年55岁。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策算》)、古文字学(《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古语音学(《转请》)、语言学(《声的考入《声类表孔《方言疏证时、考证(《考工记图人《屈原赋注入《诗补传》)、天算(《勾股割囗记》)、天文学(《原象》、《迎日推策记》、《续天文略》)、地理学(《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经学(《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
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之第一人。
下篇:
批判程朱理学复归儒学原旨
如果仅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头考据的朴学家,这是对他的最大误解。
事实上尽管戴震在经学、小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深度,但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哲学上的建树,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学发展到末流,往往空谈心性,束书不观。
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高谈“心即理”,两派的后学者不再去“自家体贴”,各诵先师之言,互相驳难,往往难以论定轨是孰非,逐渐形成了一种“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社会风气,儒家原旨晦而不彰。
自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儒学内部的纷争,必须“取证于经书”,考据之风慢慢形成。
经过明清嬗代之巨变,一些学者认识到空谈足以亡国,因此在考据的基础上,又注意“经世致用”,力图使儒学成为对国家、对百姓有用的学问。
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主张中,或纠程、朱之偏、或矫陆、王之失,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希望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目。
戴震的学术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思潮下的产物。
1.故训名物:
明道之具
自宋儒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判为两途,后世儒者专重于“尊德性”,不重视“闻见之知”,舍训诂、名物而空谈义理。
宋代学者黄震曾说,本朝经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
明代心学独盛,好讲现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直透“本体”,只要静坐就可以“致良知”。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之流弊,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戴震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加以发展,提出“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把“义理”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考据基础上。
戴震认为,孔孟之道就在《六经》之中。
他在《沈学士文集序》中说: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
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
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英之能通。
“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世虽为人所“共闻习知”,但传之既久,千百年以后,其“名义制度”往往“莫之能通”。
因此,他认为“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
他解释说: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
辨言,则合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离词、辨言是“闻道”的必由之路。
因此,戴震特别推崇“六经尊眼、郑”的惠栋。
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
他批评有人区分汉来,将故训与义理截然判为两途的议论,指出:
言者辄曰:
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于义。
此试震之大不解也者。
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
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
但“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
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
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
这些“典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
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平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
“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
”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
士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
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
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
如在《古经解钧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
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
则诘之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
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
呜呼!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
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
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书不观的空谈。
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心志”,以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考据·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
他说: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
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
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学。
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
他说: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
苟无此三者。
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
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
乾隆乙亥(1755)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
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者之间有高下之分,义理、考据之学高于文章之学。
至于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戴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早年,他把义理与考据加以分别,认为汉儒、来儒互有得失:
“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
”中年则尊考据而轻义理,认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
到了晚年,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他承认过去的言论有些偏激,重新确立了义理的地位:
“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
吾前言过矣!
”他承认义理最为重要,考据、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而已。
他的真正学术兴趣是在义理方面。
但是,戴震所说的义理与宋儒的义理是不同的。
他批评“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见”,这种凭空臆说的所谓“义理”与圣人之大道相去甚远。
他主张在考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儒家的义理之学。
在《与某书》中说: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问道,必空所依傍。
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附会;吾人附会凿空益多,宋儒则恃胸臆为此,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
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
儒家的原始精神,被宋儒弄得晦而不彰。
即使汉儒训诂,也不一定合乎儒学原义。
因此,必须平心体会经文,以客观的态度去阐发义理。
3.义理三书
戴震不仅主张由训诂名物以明义理,他还主张“执义理而后能考核”。
戴震生活的时代,正值考据学方兴未艾,“时人方贵博雅考订”,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空谈义理,可以无作”。
但戴震的学术目标并不限于仅仅考订字义、辨证名物,他有更高的追求,即重建儒学义理,打倒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一切虚妄不实之说。
他提出“执义理而后能考据”的主张,着手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戴门弟子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阐发说:
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
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
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
一句之间,惑矣!
段玉裁对师训深有所契,故能明了戴学之要领。
戴震本人也以“轿夫”与“坐轿人”来说明训诂名物与义理之间的关系:
训诂、声韵、天象、舆地四者,如房舆之隶也。
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
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
戴震自视甚高,故看不起那些只知考据的所谓“当世通人”。
他认为如果“故训非以明义理,则故训胡为?
”对戴学颇有异议的章学诚深明此旨。
他说: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沽,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
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君之绝诣在此。
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之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戴震学术的真正价值正在于他的“义理之学”。
他与那些钻研训佑仅仅是为了明经义的“博雅君子”不同,在训诂、经义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并用这种新哲学体系来研究经学、训诂,这是他高于时人的地方。
戴震的“义理之学”集中体现在他的“义理三书”之中。
这三种书就是《原善》、《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在这《义理三书》中,戴震对儒家哲学体系作了新的解释,而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发挥大异其趣。
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儒家哲学范畴的重新闻发,使这些范畴恢复它们的原始面目,从而抽去理学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
“义理三书”系统反映了戴震的天道观、人性论和认识论。
天道观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
“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
”又说:
“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这里,他把理学家弄得神秘莫测的“道”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就说得清清楚楚,道并非程朱所说的“形而上”的东西,而是物质性的实体,即阴阳五行。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物质运动过程。
可见,在天道观上,戴震是明确的唯物论者。
循此思路,戴震重新闻发了“理”这个重要范畴。
他认为,“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
所谓“天理”,即是“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就是自然规律。
“理”又是人类的道德规律:
“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
”“理者,存乎欲者也。
”理学家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即是理。
人性论
戴震不笼统地说性善、性恶。
他区分出“欲”与“觉”:
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
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
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都是人性中的两个方面。
因此他又说:
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蔽则智。
仁且智,非有所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戴震在承认人性中包含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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