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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
第十二章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三)
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三)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后期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流派及主要作家的创作;
掌握后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课时安排:
8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概述
一、 后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后期现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化倾向,它在70至80年代达到了高潮。
关于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解释,它们涉及的主要是后期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后期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发展和延伸,它继续了现代主义反传统的文学实验。
另一种意见,把后期现代主义归结为是对现代主义的决裂和反叛,表现了后期现代作家抛弃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企图,因为在后期现代主义作家看来,不仅现代主义以前的文学传统已不合时宜,连现代主义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变得日益陈旧。
人们已普遍认为,后期现代主义虽与现代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但它却又是与现代主义显然有别的新的文化倾向和文学思潮。
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二次大战后的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殊产物。
后工业社会是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19—)首先提出的概念。
贝尔把文化作为切入点,深入剖析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和种种矛盾,他试图阐明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影响,希望重建社会学理论,使之适应后工业社会并调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
所谓后工业社会,是针对工业社会而言的。
二次大战后,现代主义深受各种非理性主义的影响,这和前期现代主义是相似的,但进一步看又有很大不同。
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叔本华、柏格森、尼采、弗洛依德等人的思想和学说,而后期现代主义主要是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影响,并和后结构主义合流。
二、 后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和通常意义上的思潮、流派不同,二次大战后的现代主义文学既不是指称一个具体的作家或批评家的群体,也不存在被广泛认同的纲领、宣言;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它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后现代思想家主张“向同一整体宣战”,“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利奥塔德语),再者,后现代文学实践和后现代的理论表述者们的理论逻辑也显然存在矛盾,这些都使得把握后现代文学的特征颇为困难,我们下面要谈到的现代主义特征只能是对公认的二次大战后现代主义的倾向、风格的大体概括。
对文学的本质、社会与美学价值、艺术形式,二次大战后许多现代主义作家、批评家作出了与前期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不同的阐释,我们通过和前期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可以看出后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现代主义更进一步把前期现代主义本来就很激进的反叛推向了极端。
它不但从根本上否定“旧的”传统(虽然在事实上任何人,包括现代主义者都不可能不生活在传统之中),而且要摒弃现代主义的“新”的规范,尽管就某种意义说正是现代主义孕育了后期现代主义,后者是由前者脱胎而来。
后期现代主义文学被视为一种“缺乏公认的父母亲的文学”,“无论死去或活着的都没有”,它试图对小说、诗歌和戏剧的传统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因而,后期现代主义文学必然是一种无视任何既定规范的、极度自由的、“破坏性”文学,是“反小说”和“反戏剧”,即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具有深沉的内容,存在一种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意义,吁请读者理解,而且可以被理解。
后期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将其消解或平面化;它怀疑乃至否定文学的价值论和本体论。
在它看来,写作消失了内容,转向中立性,即所谓“零度写作”,换句话说,写作转向了它自身。
作家只能把话语、语言结构当成他们为所欲为的领地,在形式上不断花样翻新,作家的创作和读者作为“创作”的阅读都是为了享受创作(阅读)带来的欢悦,是一种表演、操作。
如果现代主义毕竟还把世界看成是个整体,那么后期现代主义则干脆视世界为“碎片”,如果现代主义作品中还有一种中心意义和为这种中心意义服务的结构,那么后期现代主义则否定这种中心和结构的存在;不但如此,后期现代主义作家还蓄意让作品中各种成分互相分解、颠覆,让作品无终极意义可以寻求。
在后期现代主义小说中,结构扑朔迷离,“故事”前后矛盾,难知究竟,人物的行为缺乏说得通的动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期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
现代主义文学的精英意识和优雅的形式使它和通俗文学泾渭分明,而后期现代主义文学则要打破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界线,出现了明显的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的倾向;有的作品干脆以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品的形式出现,并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
二次大战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原则和风格显现出两种十分不同的趋向。
一是抛弃前期现代主义作家的艰深的文学实验,从通俗文学、科幻小说、美国西部小说以及其他一些被看成是亚文学的体裁和作品中汲取养料,试图填平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鸿沟;另一种是继续推进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并且超越它。
关于后者,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外,常见的情况还有:
矛盾(文本中的各种因素互相颠覆)、交替(在文本中,甚至在文本的同一篇章中,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可能性的叙述交替出现)、不连贯性和任意性(极端的例子是“活页小说”)、极度(如有意识地过度使用某种修辞手段以达到嘲弄它的目的)、短路(运用某些手法使对作品的阐释不得不中断,例如把确定的事实和明显的虚构结合起来使得无法对作品进行解析)、反体裁(破坏体裁的公认的特点和边界,如把小说“理论化”)、话语膨胀(把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甚至“非文学”话语纳入主流)。
冷漠性也是后期现代主义风格的重要特征。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有:
存在主义文学。
存在主义文学是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法国,战后盛行于整个西方世界。
存在主义作家并没有发表过共同的宣言或纲领,在存在主义这个大概念下他们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观点往往有很大差异,甚至常常争论不休,但尽管这样,存在主义文学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共性。
存在主义文学的题材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神话的、虚构的,但不管怎样,它总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这一点和许多后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不同)。
存在主义哲学决定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倾向。
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是揭露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性,肯定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表现人在荒诞、绝望的境况中的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这是存在主义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最突出的特点。
存在主义者抽出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对它们作架空的、抽象的、超历史的推论;他们还把人的自由绝对化,否定人的思想和行为要受外部世界和客观规律性的支配与制约,这正是历史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但存在主义关于世界是荒诞的这一论定,显然又包含着对西方社会的清醒认识。
存在主义还反对宿命论(萨特甚至否定上帝的存在),它并不只是要人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精神的绝境,还试图以自我选择给在荒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指出一条出路。
这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
在战争中和战后年代饱经苦难和精神挫折的西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决非偶然。
法国的让-保尔·萨特、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家。
德·波伏瓦(1908—1986)的《女客》(1943)、《他人的血》(1945)和《一代名流》(1954),诺曼·梅勒(1923—)的《白色黑人》(1957)和《一场美国梦》(1965)都是存在主义的重要作品。
法国的雷蒙·盖夫、莫里斯·梅尔洛*.蓬蒂(1908—1961)和美国的索尔·贝娄、英国的戈尔丁等是具有存在主义倾向、色彩的作家。
荒诞派戏剧。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首先产生于法国,而后流行于许多西方国家的戏剧流派。
荒诞派戏剧使荒诞本身戏剧化,使戏剧形式荒诞化。
它的主要特点是:
它是“对某些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之后的哲学概念的艺术吸收”(阿尔比),揭示了世界、人的处境和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的荒诞性;它突破了传统戏剧的一切基本规律,如完全丢弃了在传统戏剧中必不可少的情节和结构,以破碎的舞台形象代替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以荒诞的甚至语无伦次的“梦呓”代替传统戏剧中机智的应答和犀利的对话等。
从这个角度说,荒诞派戏剧也是存在主义在舞台艺术上的变体。
法国的欧仁·尤奈斯库(1909—1994)和塞缪尔·贝克特是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
让·热奈(1910—1986)的《女仆》(1947)、阿瑟·阿达莫夫(1908—1970)的《弹子球机器》(1955),英国哈洛尔德·品特(1930—)的《生日晚会》(1953),美国的爱德华·阿尔比(1922—)的《美国之梦》(1960)等均是重要作品。
新小说。
新小说50年代形成于法国,它并不具有统一的美学纲领,严格说来,它只是一个松散的俱乐部式的文学团体。
它的成员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他们对小说和小说技巧的看法,他们的文学实验都是激烈反传统的,他们要彻底打破传统小说模式,全面革新小说艺术。
新小说的主要特点有:
新小说家贬低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对文学的社会意义和道德功能没有兴趣(当然,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他们关切的是技巧和表现手法。
萨洛特把传统小说的格局概括为:
叙述一个虚构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些人物在行动和生活,为了让读者相信故事和人物的真实性,要求助于可信的细节,新小说家为了“摆脱这一套”,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如取消人物在小说中的中心地位;情节往往含混不清,甚至互相矛盾,难以确定;完全打乱传统小说中那种井然有序的结构;在人称、视点上进行各种新颖的实验;有的甚至把绘画的原则应用到小说创作中去,要把小说由“时间的艺术”变为“空间的艺术”等等。
新小说家对“真实”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传统作家。
以萨洛特为代表的一些作家主张写人物意识深处的、原始状态的真实,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敏感的感应关系;而以罗伯*.格里叶为代表的“视觉派”则强调写外在的真实,热衷于对“物”作细致的描绘,为此还特别注意运用表明视觉的和纯描写性的词汇进行写作,有“物本主义”的倾向。
他们还大胆进行各种语言革新。
娜塔丽·萨洛特(1902—)、阿兰·罗伯*.格里叶(1922—)、米歇尔·布托尔(1926—)、克洛德·西蒙(1913—)是最重要的新小说家。
萨洛特的论文集《怀疑的时代》(1956)被人们视为新小说的宣言书,她的代表作是《无名氏肖像画》。
罗伯*.格里叶的《橡皮》(1953)、《窥视者》(1955),布托尔的《变》(1957),西蒙的《弗兰德公路》(1960)等都是最重要的新小说。
“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于美国,这是一群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年轻人,他们唯一共同之处是他们对社会公认的一切都抱背道而驰的态度。
它的基本特征是:
在思想倾向上,“垮掉的一代”深受欧洲存在主义的某些观念的影响,他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抗议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但往往以颓废、堕落、犯罪来表现他们的“脱俗”,和传统的价值与行为规范抗衡;在艺术上,他们标榜“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追求无节制的自我放纵,作品的结构无拘无束乃至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
“垮掉的一代”虽然包含了大量不健康的因素,但这些作家要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世界,通过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反叛和他们焦灼、寻求、迷茫、悲凉的眼光,我们可以加深对当代美国社会的理解;它的粗犷自然的风格在当代美国文学中也留下了一定的影响。
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的《在路上》(1957)、艾伦·金斯堡(1926—)的《嚎叫》(1955)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此外,威廉·巴罗斯和格雷戈里·柯尔索也是有影响的“垮掉的一代”作家。
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是60、70年代主要流行于美国的文学流派;它的基本特征是:
在思想上,它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大多数黑色幽默作家都关注现实,对现实的荒诞有一种深沉的痛苦和恼怒。
所谓黑色幽默,就是阴郁的幽默、绞刑架下的幽默。
它以表面上轻松、调侃、玩世不恭,实则无可奈何的语调叙述沉郁而可怖的故事,从而产生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喜剧效果。
它既是一种带悲剧色彩的喜剧,也是以喜剧形式“上演”的悲剧;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性格乖僻的“反英雄”,作者既同情他们的处境,又对他们加以适度的嘲弄;情节结构具有非逻辑性,作者甚至有意识地突出情节中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小说寓意的基础。
约瑟夫·海勒和小库尔特·冯尼古特(1922—)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
托马斯·品钦(1937—)的《万有引力之虹》(1973)、约翰·巴斯(1930—)的《烟草经纪人》(1960)都是重要的黑色幽默小说。
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的故事含义晦涩,往往是一些片段的拼贴,难以理解,他曾说:
“拼贴原则是20世纪所有艺术手段的中心原则”。
他的文体奇特,风格怪异。
30、4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
形成于拉丁美洲,60年代以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以“印地安人的灵魂”自命,将印地安人的传统观念和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卡彭特尔语)熔为一炉,同时他们又受到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一般都很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这在当代文学中显得十分突出。
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题材都来自现实生活,但却被作家改变了本来面目而披上一层神秘色彩;同时,作家又大量引入各种超自然的力量,从而创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新现实,但他们在小说中变现实为魔幻却又不失其真。
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深刻的寓意,非凡的艺术造诣,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广泛的群众性,使它做到了高雅和大众化的奇妙结合。
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最重要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
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的《玉米人》(1949)、古巴阿莱霍·卡彭特尔(1904—1980)的《人间王国》(1949)、墨西哥的胡安·鲁尔弗(1918—1986)的《佩德罗·帕拉莫》(1955),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品。
本书是将这一流派列入到现实主义去分析的。
后期现代主义所依托的哲学有着需要认真研究的丰富内涵。
从现实的、文学的层面说,它虽然具有偏激、广泛的文化否定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但当不少西方人陶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繁荣、复兴和文学领域中现代主义的成就时,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思潮,后期现代主义却对此并进而对西方整个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及社会机制提出了尖锐的责难,在后现代作品表面的冷漠和玩世不恭的后面,人们不难觉察到后现代人精神上的迷茫、紊乱和痛苦,引发人们去思考西方后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这是不可忽视的。
后现代文学在文学实践中的种种探索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并非总是破坏性而无建树性的;由于多元并存的后期现代文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被归入后期现代主义范畴的各种文学现象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语,它们的社会和审美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很不平衡;所有这些,都需要具体、深入地研究分析。
第二节萨特
一、生平和创作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法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二战后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
以他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流派,滥觞于法国,流行于欧美,波及全世界,许多文学新流派都受它的引发和影响。
综观萨特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青少年学习时期(1905—1928)。
这是萨特受教育的阶段。
他两岁时父亲去世,随母移住外祖父家。
外祖父身为教师,十分喜爱并悉心教育他。
萨特是个读书较早、立志较早、智力开发较早的孩子。
《词语》一书,就是他10岁以前的自传,是他用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方法,对自己童年的精彩回顾和反思。
1928年他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翌年在全国中学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中名列第一,并与第二名波伏瓦相识(从此结为终生伴侣)。
他从牙牙学语、读书识字、逐级升学直到投身社会之前,登上了认识人生、了解世界的第一个台阶。
他的家庭条件、童年经历和青年求学阶段,以完全偶然性因素,把他造就成一个写作的终生崇拜者,为他日后的创作生涯和人学思想奠定了初步基础。
“绝对自由论”时期(1928—1939)。
萨特的文学道路,是从钻研存在主义哲学、建立存在主义的人学体系开始的。
他从大学哲学系毕业,任中学哲学教师之后,又赴柏林进修哲学,探讨了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现象学派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阅读了黑格尔的许多著作,也读过《资本论》,但未读懂。
至此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人学的早期观点,成为一个“绝对自由论”者。
这种人学含义主要有三点:
客观存在的纯粹偶然性,主观存在的绝对孤独性和主客观关系上的完全对抗性。
他这一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墙》(1936),通过西班牙革命战士伊比塔和两名难友,遭敌逮捕、经草率审讯后处死的过程,表述了身处荒谬世界、面对死亡威胁、个人仍能从事反抗性的自由选择,其思想内容具有一定的积极成分,但也突出表现了伊比塔孤独厌倦、万念俱灰的消极情绪,什么正义、友谊、爱情、生命价值,都失去了意义。
小说结尾,伊比塔以假供戏弄敌人,反而弄假成真,牺牲了队长,“偶然性”给他以沉重打击。
他最后大笑不止,既是对荒诞世界的嘲笑,又是他面对客观荒诞无可奈何的自嘲。
长篇小说《厌恶》(1938)是体现他早期人学思想的代表作,也是萨特人学的“绝对自由论”在文学上的结晶。
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在布城定居期间的琐细生活经历和真切记述,集中表达了自为的个人在自在的世界中的主观感受:
世界荒诞,难耐的孤独和主客体之间的对立。
洛根丁是一个荒诞世界中的孤独者,也是一幅作者的绝对自由论的自画像。
“相对自由论”时期(1939—1980)。
经过1939年至1945年的转变阶段,直到逝世为止,萨特成为一个“相对自由论”者。
1939年的二战爆发和他应征入伍的群体生活,使他认识到过去把“自由”作绝对化理解的失误,看到他早期人学中“绝对自由论”的片面所在,为他后来的人学演变和理论矫正奠定了认识基础;在标志他哲学体系建立的《存在与虚无》(1943)中,他把“自由与责任”作为专节写进去,把“责任”作为重要因素纳入他的人学体系,这便为他的人学演变和理论矫正奠定了哲学基础;战后,饱尝战争苦果的法国人民,渴望和谐、友谊,呼唤人道、良知,这种普遍而强烈的精神需求,也为他的人学演变和理论矫正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外,战后法共和左翼力量处于政治优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胜利,令知识界向往而成为理论热门,萨特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发生了偏左倾斜,也为他的人学演变和理论矫正提供了政治和理论基础。
萨特晚年,体弱多病,临终之前,双目失明。
1980年4月15日因患肺气肿逝世于巴黎,享年75岁。
他的逝世在法国和世界引起震动,巴黎举行了继雨果之后最盛大的葬礼仪式。
萨特一生共印行各种著作50多部,被译成28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
他的主要文学作品有:
长篇小说《厌恶》(1938)、短篇小说集《墙》(1939)、多卷长篇小说《自由之路》(1945—1949),剧作《巴厘奥纳》(1940)、《苍蝇》(1943)、《禁闭》(1944)、《死无葬身之地》(1946)等。
主要文论著作有:
《什么是文学?
》(1947)、《答加缪书》(1952)、《境遇集》(1947—1976)、《〈局外人〉诠释》(1947)、《家庭的白痴》(1971—1972)、《提倡一种境遇剧》(1947)等。
主要哲学著作有:
《想象力》(1936)、《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1957)、《辩证理性批判》(1960)等。
他的自传性回忆录还有《七十岁自画像》(1975)。
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倾向,主要是表述存在主义的人学主张。
存在主义人学重在探讨个人的主观性质,最重视个人的行为选择,所以更具有文学性特征。
文学与人学的结合,在这个流派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
可概括为一个总论点和三个分论点。
总论点是“存在先于本质”。
这是说世界上首先有人,有个人的主观性、有自由选择的行动,然后才能给人下判断,作结论。
他认为:
人不是上帝创造的,没有先验的性善、性恶之分。
每个人只能根据不断选择自己超越自己,给自己下定义,每个人都处在动态的行为选择中,所以,每个活人的存在,只是一种实现本质的可能性,即他并不能在结论性的意义上存在,只能在可能性的意义上存在。
三个分论点是总论点的具体化。
萨特的作品大都是这些分论点的形象表述。
第一,他的客体观是“自在的存在”。
认为世界荒谬,人生孤独;第二,他的主体观是“自为的存在”,主张自由选择,不断选择;第三,他的责任观,是自由和负责相联系,自由选择必须承担责任。
第一点是自由选择的客观条件。
第二点是自由选择的核心内容,第三点是自由选择的基本依据。
可见,自由选择的确是萨特人学的精髓所在。
这种人学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和消极因素。
主要是:
由于没有阐明具体时代条件下的“自由度”问题,所以,他的“自由选择”往往带有某种绝对化倾向,容易导向个人主义和唯意志论,尤其是在战前阶段;由于缺乏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他的“非理性主义”必然发生否定科学理性和否定客观规律的错误;由于思想偏激,反对一切权力,虽抨击了种种专制权力,却也否定了必要的、正义的领导权力,在政权建设上,便常陷入无政府主义的迷途。
但是也应看到,萨特人学思想中的深层合理之处:
他指出各种“决定论”的弊端,避免了“唯理论”的片面,强调了主体意识的重要;揭示了“群体论”的思维缺憾,补充以“个体论”的必要内容。
这一切对于启动自我主体意识、开掘人类智慧潜能,都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应当注意:
萨特人学体系,产生于西方土壤之中,它所直接否定的,显然是西方社会的价值传统,它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理性的不满情绪,属于一种在孤独无望中急切探寻人学出路的睿智思考,显然具有批判价值,也丰富了我们研究西方人学的思想资料。
萨特的文论主张,是他的创作论,也是他的美学观,归根到底,是他的人学观点在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最集中地表述在他的《什么是文学?
》这部专论里。
这就是他的“文学介入论”。
即以“主观性真实”为根据,主张文学介入社会斗争,干预人类生活。
他从创作和阅读两相对应的辩证角度,对之作了深入阐述。
首先,他认为:
创作是为阅读而设的引导。
因为创作过程是作者主观性发挥作用的过程。
因此,和读者不能进入作家的创作过程一样,作家也不能进入读者的阅读过程。
读者的阅读过程,是面对词语,不断预测和臆断,而作家的创作则不预测也不臆断,只作谋划、等待灵感,创造未来。
但是,作家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即“准阅读过程”(近似值),这就是他为什么把创作称作“为阅读而设的引导”的原因。
没有“引导”条件,读者的阅读就成为不可能。
其次,他认为:
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
阅读过程不只是一个预测和期待的过程,而且是根据词语的引导,不断揭示、不断创造的过程。
它决不是消极被动的机械性行动,像胶卷感光那样,只接受符号的感应,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行为。
作家做的是前创作阶段的工作,读者做的是后创作阶段的工作。
作家引导读者进入思考和审美领域,决不能限制和代替读者思考和审美。
文学作品作为精神产品,只有在作家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下才能实现完整的价值。
西方学术界把萨特视为接受美学的先驱。
萨特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极限境遇。
萨特作品的环境描写,是要表述存在主义人学的基本观点:
世界荒谬,人生孤独。
他认为每个自为的人处身自在的世界中,常常遇到的是障碍、限制和奴役,感受的是反感、恶心和孤独。
萨特把这种作品中的环境条件称之为“境遇”描写。
因为作为主体的人,只有在特殊境遇中,才能作“自由选择”。
他称自己的剧作为“境遇剧”,就被视为一种戏剧新品种。
可见,境遇描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如短篇小说《墙》中的革命战士,面对的是被判死刑、等待枪决的荒谬世界;《恭顺的妓女》中的丽瑟,处身于威胁和利诱的严酷包围之中;《苍蝇》中的王子长大归来,面临的极限处境,是违抗神意、杀掉犯罪的母亲和篡位者,还是服从神意、妥协让步?
《死无葬身之地》的极限境遇,是游击队员们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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