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广州演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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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广州演讲
柴静:
谢谢X总(整理者注:
上面那个主持人姓什么我不清楚。
。
。
),谢谢方所,也谢谢今天远道而来的各位。
他们之前没有安排广州,是因为告诉我说,在广州,人们从来不看中央电视台。
【全场笑声】但今天来了,我觉得我们大有可为,不至于那么悲观。
来之前,刚才有北京的朋友电话我说,听微博上说来了很多人,他说怕现场出麻烦,我说我有这个把握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那天在西单的时候,也来了三四千人。
当时在地下车库里面,又黑又冷,大家排了二十多个弯。
那时候,西单图书大厦的保安就特别担心,然后,人在担心和焦虑的时候,声音会提得很高,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大的肢体动作,会很着急,说话也会比较……不那么考究。
我一开始会有点儿担心我的读者跟他们发生冲突,后来这个保安过了一会儿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保安脸上特别顺了,后来他跟我们说,很少看到这样的读者。
他说下去的时候,底下又黑又冷,但是那么多年轻人排在一块儿,没有喧哗、地上没有垃圾、彼此没有冲突。
他说,我本来是气势汹汹地下去的,结果他们还向我道辛苦,所以他的声音也就低下来,然后每个人也可以听到彼此的讲话。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的读者或者我的博客的观众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我们都是爱书之人,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汇聚在方所,这是阅读带来的力量。
谢谢大家。
【全场掌声】
柴静:
今天因为站着的朋友太多,我对你们也道一声辛苦,所以呢我的讲的时间也会比较短,我想我也就大概讲十分钟左右,然后跟大家……【被观众的声音打断】
我知道,我会尽量留一些跟大家互动的时间。
因为这本书已经面世,你们都拿在手中,实际上我更想听到你们的想法、建议和批评。
一半也是因为我自己可以讲的已经很少了,在首发式上我所讲过的内容我也不必再赘述,在书中已经呈现的东西我也不用再重复。
其实我还是蛮想讲讲阅读的。
大家今天处身于这样一个地方,都是从小在书本当中长大的人,你们可能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者九十年代,可能很难体会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在山西的环境里面,她能看到的书是非常非常稀少和可怜的。
我可能只能看我爸的中医杂志,和我妈那个批判胡风的文件,这么一个滋养,它是不足以让一个人的心灵变得丰沛和强壮的。
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爱读书的人,他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他能够有一份相对从容、无视喧嚣的一点点气息,还是因为书本教给他的东西。
我小时候能够看的那个杂志叫《读者文摘》,现在叫《读者》。
现在你们可能看得少,但是那是我少年时期几乎是唯一能看到的杂志。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有一个发刊词,是他们的总编写的,那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
他说“什么样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他列了十条。
第一条是,你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你却不去关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然后,一个经常讽刺善良人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一个讲话的时候总是说“我我我”的人,也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
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老师和家长还没有来得及去教养孩子的心灵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靠着这一点点来自陌生人的启发的契机,才开始心灵中土壤的一点点培育。
所以我是由读书构成的。
讲到第二本书(注:
即《看见》,柴静的第一本书是《用我一辈子去忘记》),我写到在2009年的时候,我面临我的生活中两次大的事件让我写这本书。
一次是我离开新闻调查,一次是引领我进入央视的陈虻去世。
这两件大的事件把我活活地从原来的生活里面,你以为特别坚固的生活里面连根拔起来,然后移栽到其他的土壤里,不由分说,也没有人向你解释,你所有的安全跟归属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但它也是一个人心灵独立的开始。
因为你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再去依附,这时候你就必须去建构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靠什么来开始,我觉得我是靠阅读来开始。
人在困惑当中,在书页里面来寻找共鸣。
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顾准文集》。
简单地说,这不是一本书,因为里面包含了顾准的日记,包括了书信,包括他的论文。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对这个出生在建国之前的,十几岁就当了会计的,上海财政局的局长,他在年届壮年的时候,被拿掉自己的这个职位,是因为他不听话,他总是不想做一个盆栽植物。
所以,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
但是,他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反思。
他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睡不着觉,听着外面的车马声稀少下来,然后又再喧嚣起来。
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以前的自己腹中空空,只有报章杂志之学,但却喜欢对人对事空发议论。
他说“现在想起来不免可笑”。
于是他在六十年代初那样一个气氛当中,定下心来,把脚扎进土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志于学。
他以那个年代可以掌握的英文去读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他拼命去学习数学,在严寒当中感染了肺炎。
也就是在一个狂风可以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里面,他就靠着紧紧地扣着地上的两个小石子,来保证自己不被吹走。
一颗石子是知识,一颗石子是逻辑。
他抱着两颗石子,让自己求是、求实。
所以顾准对我的影响就是,在当年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他交代在文革的十年当中他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给自己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两个字,叫“读史”。
一个人能够以,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能够以阅读历史的态度来看待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发牢骚。
当他明白了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一切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能够认识现实。
但是当时最让我触动的是,顾准当时被下放到河南,他当时在那边做劳动改造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捡粪。
他以后做到了,新鲜的粪便,他可以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放在自己筐里面,完成劳动。
他跪在地里面劳动、血肉模糊,这是他的处境。
但在这个处境当中,他仍然研读现实。
他说过一句话说,他心中有愤怒吗?
有的。
但是他从愤怒出发,却向更远处走去了,这就是读史。
但他内心让我最触动的一点是,我以为他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不赞美、不责难,只求了解认识,但是在1961年他挑着担子,在终于回城的时候,他说他一步三回头去看农村,看凋敝的农村。
他说他心里面那时候像刀割一样。
一个人试图冷静地观察,又对自己土地上的人有一种不能释怀的关切,他教给我,如何有一个安身立事的态度。
他工作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三里河。
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去那条河边走一走,想起他暮年的时候,带着一个白色的帽子,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但我的心里猜想,他是为文革期间服毒自杀的的妻子服丧。
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买过一盏双头台灯、绿色的,放在自己案头。
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买这盏台灯,他说,他曾经跟妻子商量过,能过上平安日子的时候,两个人买一盏双头台灯各坐一端,以此夜读。
这盏台灯让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每次从我的窗头能够看到这条河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顾准生在此世,假如给他一张像我这样平静的书桌,这样的头脑和心灵能够创造出什么。
他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他曾经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所经受的一切并没有让他幻灭,他只是迎身而上,去追逐现实的最顶端,他要把那个杯子的底部掀过来,去看一看底下刻的是什么字。
这就是穷究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有了这样的力量,任何事情权力都不可能让他的头脑屈服。
所以他就像贝多芬旋律当中不断回旋的那句“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全场掌声】
柴静:
下午采访的时候,记者曾经问过我说,谁在采访中对你的影响最大。
后来我想了一下,是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采访的知识要多于任何一个从业者。
在这两年当中,我反复看他的书,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
在这本书当中,原本一个非常凡俗的一个情爱故事,也是报纸上登载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只有一个结尾、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因为做了别人的情人,最后成为丑闻卧轨自杀。
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在微博上看到的类似的新闻,托尔斯泰把它变成了百万字的小说。
他从结论出发,去倒推人的心灵轨迹,他在想象当中抵挡了这个事件任何一方的内心深处,在这个通往人心灵的过程当中,他也克服他的道德偏见。
他曾经也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认为她是一个得到这样结果是必然之事的人。
所以他的题词是用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叫“深渊在我必报应”。
但他后来自己说,在他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对人心灵的理解超过了他对道德的判断。
以致于这棵树上的树枝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茂,开出越来越多的花朵。
人们也超越了小市民道德的简陋的判断,而抵达人的心灵。
他在这本书当中,对安娜、对安娜的丈夫、对安娜的情人,每个人物都给与同等程度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因为他美化任何一方,只是因为他深化了每一方。
在这个深化的过程当中,生活在此侧的人和生活在彼侧的人都同时得到了呈现,这也使这个事件得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
所以他的书对我有一个启发。
我曾经以为采访的客观是不对任何一方投入感受,但我从他身上了解到的就是,一个作家的知识就是关于人心灵的知识,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
我们只有对生活在此侧和彼侧的人都投入感受,都公正地呈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才有可能呈现这个世界本来应有的样子,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本来嵌在什么样的秩序和结构当中,什么必然发生,什么不可避免,什么不可能产生。
那么有人会问说,我们阅读、我们认识世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
就像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问过我自己,除了呈现我所看见的,我的终点是什么?
后来我才发现我没有终点。
人就是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能服务于任何一个目的,尤其是那些自称崇高和伟大的人。
【全场掌声】
柴静:
出生在1976的人,我降生的那个宅子,是我们家族有将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合局地。
我的奶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妈,在文革当中辍学,我是第一代,能够接受现代教育、能够用自己的自由的意识去决定自己命运的女性。
我从大的共同体上剥落掉自己,曾经头也不回地摆脱掉任何集体,试图建树自己,就像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从共同体当中剥落。
但是已届成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需要归属感。
人生存于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归属,那么归属从哪里来?
不再是过去的宗族、血亲、单位,不是那些使人僵化的理念,像水泥一样动弹不得的,真正的归属,是我们相互之间的创造和愈合。
当我们志趣相投、目光相汇的时候,我们就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世界。
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记者的责任。
在未来这些年当中,在时代能够容忍的前提下,我将为这个,付出我全部的心力。
谢谢大家。
【全场掌声,持续】
----------------------------------------------------------交流时间----------------------------------------------------------
读者:
柴老师您好,很开心今天能见到您本人,而且很开心今天能够第一个发出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没有完全地看完《看见》这本书,然后我想提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您还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了吗?
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我们还有很多的困惑,也许我们经历的不多,我们最大的一个困惑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柴静:
抱歉,我记忆力不太好,如果超过一个问题我就记不太住了,所以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而且我建议大家最好每人一个问题,这样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来问。
柴静:
今天在座的有一位是我电台时期的同事,叫唐涤非(音)。
然后我离开电台之后我们俩再也没有见过。
刚才她给我发了个短信,她带着女儿来,来这里听讲座,说她女儿是个小粉丝。
我来看看她的女儿多大了、什么样子。
【找到了小朋友】
柴静:
当年我第一次看到她妈妈的时候,她妈妈是一个披着齐腰的长卷发,很波西米亚的一个人。
所以,十多年……【唐迪非上台】
唐涤非:
柴静啊,我今天真的是一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流泪了。
我真的没想到在十几年以后……其实我们当年都是在办公室一块儿的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后来因为柴静离开了文广,我也离开了文广。
后来呢,我们各奔东西,你往北走、我往南走。
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柴静的进步……不是进步啊,是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
但是我很少、几乎是没有跟柴静联系过,我觉得她身上的光芒太绚丽,我觉得我不应该去哪怕去偷一丝光芒,我更愿意在网络上,看她的视频,浏览她的博客等等,但是,今天我破了个例……今天我来的时候,我进不来(注:
来听讲座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大门口里三层外三层,确实进不来。
。
。
),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进来,不得已的情形下我就给柴静打了个电话,柴静给我回话了,我的女儿特别开心。
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柴静是一个特别光芒四射的人。
我今天特地把女儿带过来让柴静看一看,我并不想向柴静提问,我就是特别想把女儿带过来。
因为当年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都是特别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我们都没有结婚,我们都没有家。
柴静今天的私生活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但是我一直都在关注。
【全场笑声、掌声】而且你在北京的发布会上,有读者、包括白岩松都在问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特别聪明、也特别特别坚定地用你的方式回复了她们,但你始终没有解答我心里的疑问啊。
【全场笑声】我今天也不想来做这个人,来逼迫柴静违背自己的心愿来说些什么……
柴静:
你就是想用你的方式来向我示范做妈妈怎么……
唐涤非:
对对对,我就是想用我的方式来告诉你,柴静,我在祝福你什么。
【全场掌声、笑声】
柴静:
涤非说这段话让我想起我当年在电台的时候,我走的时候也没有怎么跟大家告别,我走了我才知道其实当年好多同事也听我的节目,只是我们平常也不聊这事儿,大家就稀里哈啦就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当年做事儿的一个初衷吧。
我们当年都挺穷的,可能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当年这工作,因为这工作当年有人呼之欲出,尤其是陌生人吧。
那时候儿做电台,他们老写信给我说,把你当成另外一个自己,所以我也觉得大家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
我知道迪非操心我,好多人也关心我,我只能说我还挺幸福的,谢谢,谢谢。
【全场掌声】
柴静:
(回答第一个读者的问题)我一直都知道,我十八岁就知道我自己要干嘛了,就是我非要干不可,我特别想干传播,因为我上学挺早的,大概四岁,所以老比别的孩子就要小一辈,也矮、也笨、不聪明、也没有口舌之才,也没人带你玩儿,所以就比较静。
寂寞的人呢,他总是希望交流的吧,所以我那时候听台湾电台,大概在十三四岁,听“敌台”。
听“敌台”是我最大的安慰。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亚洲之声”,那些人我不认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尊重人的方式跟我讲话,我就想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然后我也要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讲话。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去电台做了这份工作,一直到现在虽然我做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但这个初衷我到现在一直没有改,我就是想用人的方式来呈现人、来跟人交流,谢谢。
【全场掌声】
读者:
柴静你好,我跟你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可能今天在这个场合里像我这样的人不多,我也是媒体人。
其实从最早你的夜色温柔开始,到中央台,到现在,我一直都有在关注。
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我看过你最早的那一本《用我一辈子去忘记》,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那个印刷的版本。
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作为同一个年代出生的人,而且同是媒体人,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走到现在,我是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但是我想进一步知道,你的力量是从哪儿来,谢谢你。
柴静:
我在书里写过,陈虻当年找我进中央台的时候,第一句话问我说,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吗?
我特别瞧不上中央电视台的人这么得瑟,【观众笑声】所以我就回了一句“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有过了”。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做传播来讲,很多因素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初衷,就是那个不要因为我们走的太远就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的那个初衷。
在十三四岁听“敌台”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你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他带给你的那种亲切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那种亲切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想要去教化别人、你想要去改变世界,这是做不到的,这太狂妄了、也太傲慢了,用不着。
所以我写这本书,我只想尽可能诚实地写我自己,如果有人在看的时候心有触动,有那么会心的一瞬间,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看梵高那幅画的时候,我会很受教益。
在十八世纪的那个法国农村里面,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中午干完活儿辛苦得不得了,然后就躺在这个麦子堆里面睡一个午觉,他画的就这一瞬间。
你说这一瞬间有什么表达吗?
其实没有。
没什么庙堂之上的真理,没什么放之四海的标准,他画的就是人和人这一瞬间那种生命的质感。
这个印象隔了一百年、两百年,它还会留在里面,你看到了就会觉得特别亲切,这就够了。
所以,没有什么是不朽的,艺术本身也不是不朽的,去看看罗马斗兽场就知道了,石块也终将崩塌,刻在上面的名字也会烟消云散。
不要有那种那么大的雄心,能留下一点点亲切的特质,让看到的人看到之后觉得说,诶,我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那就已经很好了。
谢谢,谢谢。
读者:
柴老师您好,今天非常荣幸能亲眼看见您,而且我也是山西的。
您出这本新书的时候有一个宣传片,我看了不下十遍,其中有一句话我不是很理解。
您在里面说了一句“如果我不去试图抵达独立这两个字之中的内涵,就不足以匹配这十年从我身上流过的人和事。
”其实我在想,这十年的采访,让您学会怎么理解别人,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您经过这十年的采访,更希望去达到一个独立的境界。
我还不太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希望您能解答,谢谢。
柴静:
我们那时候,陈虻审我们的片子,老有一些意见,甚至就直接把我们的片子毙了。
我们就很不爽,就跟他抗议,说你限制我表达。
他就说,限制你表达?
请问你有思想吗?
让你表达,你能表达什么呀?
他每次问这个的时候,你就愣一下,真的,把我放在一孤岛上,给我一个本儿一支笔,你能写吗?
能写出红楼梦么?
够呛吧啊。
因为你心灵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敲一下都有回声,你还想要自由么?
所以就是胡适说的这个“独立更重要”。
所谓的独立,就是说不要把责任推诿于外界,也不要把外界当成是一个比较和参照。
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也有学习,我会拿各国记者的采访来模仿,这是必须经过的过程,你就从抄袭开始模仿、学习。
然后你会有一个雄心说,我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记者,我也想改造世界。
但到后面,就像卢安克说的说,你想影响别人的时候,你是影响不了的。
别人知道了你的动机,他就不接受了。
你想改造世界,如果他不接受,你能改造么?
你会怎样?
会失望吗?
会放弃吗?
所以人到最后就会像一个秤砣一样,回到自己的心里面,很沉很沉地把自己压住,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外界,说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或者我在一个县城二流的中学上过学,或者我只能上一个专科学校,或者我只能在一个领导不喜欢我的环境里工作,这些都是对外界的推诿。
所谓的独立就是,此时此刻此地的我,我是否有不足跟蒙昧,假如有,那我就要像那个叶子一样,拼了全身的力气我也要挣脱出来,从那个蜷缩当中,一点一点地舒展出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姿态。
所以人不是要跟别人去比较,人是要完成。
你把老天爷给你的局限用到最大处,等你完全张开的时候,你的生命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谢谢。
读者:
您好,我打了个草稿儿,看一下……【全场笑声】我怕我紧张。
读者:
您好像没有微博。
作为媒体人,微博怎么样?
或者说,微博也算不错了,您哪一点没看上他?
【全场笑声】还是说您有微博小号儿?
【全场笑声】谢谢。
柴静:
我确实有个小号。
【全场“哦”】但就是看,然后不说。
我也关注了不少人,因为你做新闻的话,当然要关注新闻啦。
每天大家在议论什么,看在眼里还是必要的。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实名开呢,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微博你开你也得用心地做这件事儿,你不能敷衍、也不能特别功利,说我今天想传播一个节目,我赶紧开个微博吧,把我自己传播出去。
你不能目的性太强,你必须尊重你这个平台它真正的传播是什么。
那么我现在觉得说,一是没有这个精力来每天说那么多话,来和大家互动回应,但是不回应我内心里会觉得不安;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博客,那个博客可以满足我自己写的一个愿望。
后来我发现,自从微博开了之后,我的博客越写越长。
可能这是一个,就是阅读本身、或者你对人的了解本身,应该有一个从容的陈述,有一个酝酿。
微博它逼着你是要尽快地发言,要有评论,甚至你要被裹挟、被绑架,都有可能,但是博客这个地方,滚热的感情你把它在心里面滚过两遍之后你再把它放放放放放凉了,然后它再自己发酵发酵你摁不住它、它顶出来了,把你这个塞子给顶掉了,啪,释放出来,这叫博客。
所以我后来写的博客基本上就是五六千字以上。
我会自己写一篇博客的时候,差不多要用三四天的时间。
我在写人物或者读书笔记的时候,我希望至少用一周的时间来写。
所以我没有接任何专栏,也就是这个意思,不喜欢有人给我一个时间限,你批量产生思想,或者是说为了稿费写作。
我觉得读者就是最好的雇主,我写这个长文,我放在这儿,我舒服了。
至于你们看不看,你们还愿不愿意阅读,我可以不感兴趣,那其实是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了。
不知道我这个答复你是否满意,谢谢。
读者:
柴静姐您好,我是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您对工作的态度也是我们今后学习的一个榜样。
那我现在有一个疑惑,如果要做一个好的新闻人,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听话”的精神啊?
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独立思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您一下怎么看待现在高校里面对新闻的教育?
柴静:
我觉得独立不是不听话,独立是只听真理的话。
【掌声】
柴静:
高校的这个,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大概三年前收到过一封信,是一个大学的学报的创办者,一个学生写给我的。
报纸的头版,是一张我的照片,标题叫“柴静给本院学生的十句话”。
然后他附了一封手写的信说,柴静姐,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我就替你写了这封信。
【全场笑声】希望你喜欢。
【全场笑声】
柴静:
我那天正好有点儿时间,我看他是学新闻的,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我说,你看胡适他们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开篇词说过一句话,意思是讲什么是中国的记者,就像《论语》当中的一句表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咱们别撒谎,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这是一个做新闻的基本态度。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他的回信,他说,谢谢您的意见。
不过我们老师说了,那样做新闻的话会很辛苦。
另外,上次登了您的话之后,我们得了二百块钱的稿费,去吃了一个火锅以示庆祝。
【全场笑声】
柴静:
我正好又给他回了一封信。
还是(化用)《论语》当中一句话,就那一句话我写给了他,“凡执事不敬者,必败亡。
”(整理者注:
查了一下,论语中只有一句: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不能用敬重的态度去对待它的话,这件事情是一定做不下去,一定会衰亡的。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谢谢。
读者:
柴姑娘你好。
【全场笑声】是啊,感觉好酸哈。
读者:
我问的一个问题是,您刚讲到托尔斯泰对您采访的一些影响。
我曾经也是一个志向于媒体行业的学生,当然现在不是了。
我问的是我对于记者的一个疑惑,背景我举一个例子。
南方报系有一个叫周小韵(音)的记者,他最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都一直在批判华山商会吴主席这件事情,可能您也在微博上有多多少少接触过。
同时也有经济学家出来说,这位记者可能是因为不懂一些经济学知识而导致批判错误。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记者有可能是看见,也有可能是看错,看错之后再奔跑呼告,这样子其实也对当事人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
当一个记者有看见的可能,也有看错的可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去限制记者这样本身的一种看错,怎么去弥补看错后的影响?
同时作为记者本身,你怎么防止自己看错,谢谢。
柴静:
谢谢。
具体的案例我就不加评论了,因为我没有报道此事,所以我觉得做任何结论性意见可能都是不公正的,我只是抽象地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来说我的原则。
柴静:
新闻报道中的偏见或者谬误,在任何意识形态、在任何新闻机构当中都存在,没有任何一家能够规避,这也是我们这个职业为什么需要专业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在书里面写到过丹•拉瑟的新闻际遇给我的感慨是非常深的,因为在电视主播当中他曾经给过我一个蛮深的影响,就是他的评论说,电视的魅力就在于戏剧化的瞬间。
我也曾经追求过戏剧化,追求过采访当中那种交锋、刀光四射、火光四溅的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那样场合你会觉得很迷人,你的肾上腺素会分泌,人们在战斗或者攻击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快感。
但是后来丹•拉瑟在将近七十岁的时候,离开他在CBS工作了将近24年的新闻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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