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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之洞的振兴实业
论张之洞的“振兴实业”
作者小传
骆志煌,男,中学一级教师。
1968年8月出生于福建,1990年6月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现就职于福州市第八中学(福建省一级达标校、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担任数届高三教学工作,兼任福州市历史教学研究会多媒体课题组组长等社会工作。
几年来致力于历史专业课题和教育教学理论的研究,发表数篇学术文章和教育论文,受到专家们的好评,多次荣获福州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福州市优秀青年教师、福州市教育系统新长征突击手和福州市优秀班主任等先进称号。
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经历的两千多年的发展和强盛之后,终于走向了自己尽头。
但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和教育也造就了一大批“爱国忠君”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他们不甘心眼看着清政府的没落,在屡遭侵略的情况下,开始吸取教训,放眼世界,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洋务新政”来“富国强兵”,试图以此来挽救“中华大清朝”的命运。
在继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之后,洋务派赫赫声势大见衰落之际,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清朝中央政府支持下,在担任总督的江西、两广和湖北都主持了“新政”,以振兴实业、编练新军、举办文教设施,耸动朝野视听,造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格局。
其中,振兴实业又是这个新格局的基础。
对于张之洞“振兴实业”,在湖北等地兴办近代工业的成败得失,当时就众说纷纭,近年来史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看法。
笔者在查阅了史学界前辈们的许多大作之后,也想就张之洞在“振兴实业”方面做一番评议,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又字孝达,谥文襄,直隶河北南皮人。
出生封建官僚家庭。
“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辞章,记颂绝人。
”
(1)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为秀才,十六岁考中头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的张之洞又考中一甲三名进士(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1867年)起,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后调朝廷任司经局洗马等职。
饱读经书和长期的翰林生涯使早期的张之洞成为一个标准的封建文人、封建官僚。
在他身上浸透着恪守祖训的陈旧政治品性。
但是西方侵略对中国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平稳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也随着社会潮流一涌而进,冲击着中国社会经济和中国政界、思想界,也冲开了张之洞那封建的“顽而不固”的脑袋,使他从一个“清流派”的代表人物慢慢地转变成洋务派的中坚力量。
这种身份的转变也决定了张之洞从事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与众不同。
关于张之洞终生从事洋务事业,致力于“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可以从他那“风行海内”的《劝学篇》集中地体现出来。
《劝学篇》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
张之洞既然出身士大夫,就必然极力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能去触动封建的政治体系和宗法制度,反对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
他认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的巨变中,因此必亟图自保,要“保国保教保种”
(2),而这种“保国保教保种”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学,拒为根本。
他认为作为中学(旧学)的“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事地图”(3)是正人心、治国家的大经大法,是不能变的。
这就是他的“中学为体”的思想。
但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并非如顽固派那样全盘地否定和抛弃西学,他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中学为体的原则下还有承认西学、积极兴治西学的一面。
他认为徒恃圣教,坐井自囿,不足以自保自强,只有辅以西学,才能应敌治变。
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经文,而必先无饽于经义。
如其心圣人之决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
虽朝运汽机,夕弛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4)这也就是他“西学为用”的思想。
张之洞所指的“西学”比只追求制器学械的早期洋务派要进步。
他认为“西学”不仅指学习西艺,即西方的技艺、科学,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历史,了解世界的大事,还要学习西政。
虽然它的西政并非后来维新派所提出的立宪法、开制度局等,但也表露了他在不更变封建政体前提下的一种政治改革的愿望,也就是只限于政令的变革。
但仅就这一点来说,张之洞的思想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已算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正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决定的张之洞在他所进行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振兴实业”中一方面从不触及封建制度和大清朝统治,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对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进行改革,用建工厂、修建铁路的具体“实业”来使落后的中国逐渐强盛起来,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正是本着这种愿望,投入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有分量的一笔。
尽管张之洞终生积极从事的洋务活动涉及军事、经济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但能对他事业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经济思想了。
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正在形成中,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和观念当然也会对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张之洞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就他个人来说,他首先有了“西学为用”的思想基础,而且直接投身到近代工商业活动中,长期的洋务实践和经济活动的经历就常常不自觉地促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规律有所认识,使他的经济思想形成了一系列明显高于其他封建士大夫的新特点。
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体系中,最有特色的当数他的“工本商末”的思想。
他在1895年的一本奏章中指出:
要使土货价值提高,出口增加,不受外洋挟持,唯发展先进的制造工业。
“世人皆言外洋以洋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
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5) “盖机器愈备则出货愈速,制造愈精,所值愈多,成本愈轻。
”(6)从这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提高机器的生产效率以追求更多的价值这条经济规律已有了深刻而且正确的认识。
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生产领域,重视生产对流通的作用了。
应当说,张之洞对于工业和商业两者关系的理解是基本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流通规律的,他的“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
以工为体,以商为用”(7)的思想即所谓的“工本商末”的具体体现,这种对近代工业和商业之间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决定了他在日后的兴办企业过程中重视振兴基础工业的特点,因此就不难理解他在开采煤铁矿产和冶铁业上投下的大量精力物力了。
张之洞的经济思想的另一特色是“引进外资”和“招商助官”。
张之洞曾提出一个包括练陆军、修铁路、开学堂、办公政等一系列内容的庞大洋务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是需要巨额资金的。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每年用于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赔款等钱款已远远超出政府年收入的数倍,要想依靠国库拨款是肯定行不通的,因此,他就必须为实现他的这个庞大计划而绞尽脑汁去筹备资金了。
从一些史料来看,张之洞的资金筹集除了中央财政少数拨款外,还挪用了以增税为主要收入的地方财政,强令派捐,运用政权力量向私人派款,用这种“敲竹杠”似的派捐仅能解决部分问题,形势迫使他另谋他策,“引进外资”和“招商助官”、吸收商股的做法便应运而生了。
对于张之洞引进外资的思想和作法,有人认为导致了他的买办性,其实不然。
从记载看,张之洞的对外借款主要有以下几笔:
为办汉阳铁厂和织布局曾两度向英购买机器,向汇丰洋行分别借了13万和16万两白银,但日后都由广东的“闱姓”捐款归还了;为办湖北的“四局”和枪炮厂分别两次向瑞记洋行借51万和60万两白银,但后来也分别还清了。
最主要的一次是筹建芦汉铁路是由于资金不足须向外贷款,当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都争着向张贷款,企图通过贷款控制芦汉铁路。
张之洞权衡再三,决定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
铁路修成后,收入累增,到1908年就还清了。
张之所以选择了比利时不仅仅是因为比提出的利息低于美英等国,更主要的是他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样帝国主义对芦汉铁路也就无从下手了。
这几笔贷款均属于高利贷性质,不附加政治条件,况且也都如期如数归还了,并不因此丧失主权,所以就根本不能说他具有买办性了。
一般来说,落后国家采用引进外资的办法以补充资金不足是可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
张之洞的这种利用外资解决资金困难、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张之洞筹集资金的另一个办法,也是他经济思想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他的“招商助官”的思想。
具体作法是吸收商股、将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起来,转为工业投资,使他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
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思想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综而观之,到了19世纪90年代,由于张之洞直接投身于近代工商业活动,他的经济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挣脱了其政治目的的束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和主张,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是比较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张之洞从事洋务活动并不太保守的理论依据,也是他从事洋务运动的根本原因。
而“工本商末”、“引进外资”和“借商助官”等经济思想则在他的洋务运动中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二)
在近代中国,张之洞不仅仅是以一个学识渊博的教育家出现在历史上,也不仅仅是个在抵御外来侵略中运筹帷幄的“张香帅”,而且还是一个驰名中外的洋务实业巨头,是同李鸿章齐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洋务派首领。
他从1850年至1909为止一直没有停止过创办各类工业,由此可以认定,张之洞不仅是洋务运动后期崛起的一位洋务首领,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举办近代企业最多最持久的一个洋务人物。
他在二十几年里,不休止地举办各类企业,其数量之多,在近代中国可以说没有人能超过,至于他到底创办了多少实业,大致统计如下:
张之洞创办的近代企业统计表
年代
企业名称
地点
年代
企业名称
地点
1885.
1886
1887.2
1887.2
1887.6
1889.8
1889.9
1889.9
1889.11
1890.3
1890.3
1890.12
1890.12
1891
1891
1891.1
1892
1893
试造浅水兵轮
广东缫丝局
广东制钱局
广州银元局
广州枪弹厂
广州枪炮厂
广州织布局
广州炼铁厂
筹建芦汉铁路
湖北织布官局
湖北枪炮厂
汉阳铁厂
大冶铁矿
大冶王三石煤矿
马鞍山煤矿
鹤峰九台山铜矿
大冶运矿铁路
湖北银元局
黄埔
广州
广州
广州
番禺
广州
广州
广州
武昌
武昌
汉阳
大冶
大冶
马鞍山
九台山
大冶
武昌
1894.2
1894.10
1894.11
1895.12
1896.6
1896.9
1896.7
1897.2
1898
1898
1903
1905.5
1905
1905
1906
1907
1908
1908
大冶水泥厂
湖北纺织厂
湖北缫丝局
筹办江浙铁路
勘察萍乡煤矿
筹修粤汉铁路
湖北官钱局
湖北铸钱局
汉口机器焙茶公司
湖北制麻局
苏州银钱铜元局
湖北造纸厂
湖北呢毯厂
湖北皮革厂
筹修川汉铁路
武昌铁路机车厂
钢药厂
官砖厂
大冶
武昌
武昌
武昌
武昌
汉口
武昌
苏州
武昌
武昌
武昌
武昌
汉口
汉口
(34个工矿企业,5条铁路)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在他封为封疆大吏的20几年内一直持续地创办了数十个企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就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几个大企业梆梆介绍。
(一)军事工厂
1、广州枪弹厂:
张之洞在广州设枪弹厂以前,广州已设过两个制造武器的机器局。
但终因经费不足,管理腐败而成效很差。
1887年6月张之洞在广州开始建枪弹厂。
经多年改进,可制毛瑟、马梯尼、士乃得和云者士等六种子弹。
日产子弹2万颗。
甲午战争期间,该厂生产的子弹拨了三十万发供抗击日寇战争使用。
2、广州枪炮厂和湖北枪炮厂:
张之洞建了广州枪弹厂,又打算建大型兵工厂椆阒萸沟В⒆攀纸凶急福诨饕讯こ唇ㄖ剩胖唇恍读焦愣阶魅魏阕芏健S谑撬献喟亚沟б浦梁保喾脚Γ沼?
894年夏建成湖北枪炮厂,经几年努力,到1907年共造枪10万余枝,子弹4,000多万发,炮900多尊,炮弹60余万发。
(二)工矿事业
1、湖北纱布丝麻四局:
1890年,张之洞于武昌筹建了官办湖北织布局。
该局机器是从广州织布局移入的,雇英国工匠10余名,1893年1月开工,计有布机一千张,纱锭3万枚,工人2,500名。
1894年,张之洞又在武昌建成湖北纺纱局。
以分期付款形式向英国购买机器,有纱锭50,064枚。
1894年,张之洞以湖北产丝颇多,于武昌望山门外设了湖北缫丝局,并派人到上海参观仿效,开办经费为6万两。
到了1898年张之洞又在武昌平湖门外设办了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麻工厂湖北帛麻局,延聘日本技师。
以后的发展情况由于史料所限,没有记载。
以上四局面积一万六千余平方,经六七年之久建成,后由于资金问题到1902年全部取消官办形式,招商承租由私人经办了。
2、汉阳铁厂:
张之洞为了摆脱列强对我国钢铁的封锁和控制,为了抵制列强经济侵略,也为了解决军备和民用对钢铁的需求,于1889年9月奏请在广东办炼铁厂,向英国订购机器,没厂之议刚成定局,他即被调往湖北。
于是他又上奏请示将广州炼铁厂移至汉阳龟山下。
1894年,开炉炼钢。
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
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
也是远东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
后因经费不足和其他原因,改为官督商办,由大买办盛宣怀接办。
3、大冶铁矿、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
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并露出地面。
德国矿师发现此矿后向德国政府报告,经过张之洞的不懈斗争,维护了采矿权。
于是张之洞购机开采,经济效果良好,日采铁砂200吨。
有了含量丰富的铁矿,没有煤也炼不出铁。
汉阳铁厂失败原因之一也是没有合适的煤矿。
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王三石煤矿(矿井三处)、道士茯洑煤矿(矿井二处)和江夏马鞍山煤矿(矿井二处)。
以上合计每月出煤六百吨,但煤质不佳。
以后,又开发江西萍乡之煤。
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也为我国重型工业开了先河。
所以,毛泽东同志曾谈到,举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3、交通、邮电事业
张之洞曾说:
“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
曰铁路是已”(8)。
张之洞生命的最后20年,同我国的铁路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1889年,他提出修芦汉铁路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而被调任湖广总督;以后,为修筑芦汉铁路他开办了汉阳铁厂,以生产铁轨。
1895年在署理两汉总督期间,奏修上海达苏州至江宁,旁达杭州。
苏杭宁沪铁路。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在继续修筑芦汉铁路同时,他又兼顾粤汉铁路,请设粤汉铁路总公司。
1905年从美国合兴公司之手收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组织修筑粤汉铁路。
1906年议修川汉铁路。
1908年被派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又兼督办川汉铁路,当此二条铁路开工修筑时,张之洞于1909年去逝。
总之,我国关内的京汉、津浦、粤汉、沪杭甬等铁路干线的修筑都与张之洞发生过关系。
所以,他对我国的铁路事业贡献也是很大的。
张之洞的路政除铁路外,还有武汉三镇马路的拓宽、巴东和长阳驿路的修建、巫山至宜昌间峡路的加宽等,都收到一些效果,也为以后武汉的城市兴起打下基础。
湖北地区的电报和武汉三镇的电话系统,也在张之洞任内得以创建或扩建。
1884年,武汉设电报局,之后,张之洞鉴于省境文报难通,在省城和襄樊、安陆间接设电线,并于宣都、长阳、施南、利川接设电线。
4、整饬、改进商业和金融业
张之洞在湖北推行劝导、奖励商业的政策。
在这方面他主要设了以下四个商务局:
一是汉口商务公所,陈列湖北各地土特产。
如大冶之铁、兴国之锰、襄阳黄、白、黑木耳、竹山桐油等。
标明出产地方、价值运本,令华洋商民均得到局参观;二为汉口商务局,以“启发商智,联络商情”,此即汉口商务总会的前身;三是两湖劝业场,内分三所,一所陈列湖北各种手工制造品,一所陈列外省、外国各货机器,一所陈列两湖地区土产、供外省、外国人观览、采制;四为设商场局于武胜门外,利用武胜门外江堤筑成后涸出的土地,作为自开口岸,以广商务。
同时也可防止外货侵入。
张之洞力兴洋务,动需巨项,可谓无日不在筹措之中。
因此,瞩目财政金融自是意中之事。
这方面包括整顿税收、铸造银币铜钱和制作纸币。
同时,张之洞还办起官钱局,除了发行银标和钱标之外,还经营存放款的银行业务,经理省库。
张之洞开办的湖北一局在武昌和汉口设了总局和分局,是全国省立官钱局中最早的一个。
试办半年“尽皆稳妥”,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这些措施,既便利了商民,也开辟了财源。
5、改良农业的尝试
张之洞在办洋务中不仅对工业投了大量精力,同时在改良农业方面也作了些尝试。
1893年,他还派员前赴浙江购运桑苗,分各州县栽植,并采购桑子,交江夏汉阳二县辟地播种成苗。
同时,他在对茶叶种植、茶叶采培炙方法以及引进美国棉花良种,组织试种,都做了一些尝试。
由此可见,张之洞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他不仅在工业企业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对中国的交通、邮电、金融和农业方面都作出了超乎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封疆大吏的成就,就这一点上来说,是应予肯定的。
(三)
张之洞在他二十几年的洋务生涯中先后在工业、商业和金融等方面都作出了相当的努力,创办了几十个企业。
但是这些企业到最后大多都办不下去了,不得不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这远非张之洞自己所愿意的。
但历史都给他开了个玩笑,让他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认认真真、实实在在而且十分卖劲地表演了几十年,然后无情地击碎了他的振兴实业的美梦。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所演的的确是场悲剧。
这更让后人在评价张之洞时众说纷纭,评价不一了。
关于张之洞的“振兴实业”梦最后破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释。
首先,是经费问题。
经费不足的问题一直是与张之洞兴办企业相始终的一个致命问题。
没有经费,机器无从购置,人员无从招收,原料无从购进。
因此,可以说张之洞办洋务的相当一大部分精力都投入筹措经费中。
然而由于客观所限,尽管他绞尽脑汁,最后这个部题仍然导致了他“振兴实业”的夭折。
张之洞为了筹措经费曾采取了引进外资、招商助官等方面,直到强行摊派,硬性索捐,甚至不惜有损名誉,在“分文不入私囊”的自我安慰下办了赌博性质的“闱姓”场所。
所有这些都处处体现了他经营之苦衷。
然而这些都远非长远之计,只能在一时解决几次燃眉之急,从长远上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到了张之洞办企业的后期,已值中国陷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为之投入大量军费开支,而且,《马关条约》所签订的赔款数额已远远超出清政府年财政收。
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就再无能力拨款给张之洞开办企业了。
何况,甲午一战,使洋务运动”求强”的口号宣告落空,《马关条约》的屈辱条款更激起非议洋务派举办企业糜费国币的舆论,呼吁改官办为商办。
于是清政府也改变了原来的支持而明确下令官办各局“从速变计,招商承办”。
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也不得不只能仰天长叹,眼睁睁地看着耗尽了他几乎所有心血的企业交给他人承办了。
这是张之洞之所以失败的客观原因,也就是外因。
其实,在这些企业创办之初,在轰轰烈烈的外观下,却潜藏着无法解脱的弊端,这也是张之洞失败的内在原因。
这些无法摆脱的弊端也就是他所创办的企业中所体现的封建性,对这些初具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具有强大的扼杀力。
这是封建社会本身无可避免的因素,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管理者不懂科学,以衙门作风指挥生产。
在资本主义企业里,管理职能由资本家执行,正是在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中,资本家对其企业的管理逐步合理和完善。
但主持官办企业的张之洞他封建官僚对新式企业经营知识极为贫乏,不是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而是以衙门式的训令指挥生产,这就必然造成许多盲目的臆断指挥,使企业陷入以自拔的泥淖里。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盲目订购机器。
由于这些封建官僚对资本主义生产所知甚少,所以他们在开始办厂订购机器时就了许多主观臆断,购买了许多并不实用或者并不适用的设备,使生产无法开展或效益极低。
如筹办铁厂时,向英国定购钢炉。
英国答复:
“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炼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
但张之洞大言曰:
“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耳。
”(9)如此购炉,结果可想而知。
这也是冶铁厂最后不得不停产的原因之一,其他企业的办置,也有类似情况。
3、错误选择厂址、强作无米之炊。
张之洞在选择厂址时并不是从原料供应的便利与否来考虑,而是从他方便与否,或以“风水”观之。
致使许多企业陷入原料紧张的局面,但张之洞等仍然执迷不悟,强作无米之炊,从外地甚至外国购买原料,使成本更贵。
如汉阳铁厂因无燃料,被迫向英、比、德等国购买焦炭,织布局开办之初也发现棉花不合用,以致付出“每岁赔累至数万金”的代价。
4、贪污公行、糜费浩大
可以说张之洞本人在他为官数十年中是个难得的清官,虽然二十几年企业中经手经费无以计数,然而到他去逝时,“家不增一亩”(1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那些属下也如此。
许多材料表明,那些封建官僚把官场中的裙带之风、贪污贿赂、糜费侵蚀、排场应酬等积弊也带到企业中来,使企业浪费了大量的经费。
如张之洞在创办铁厂时五百多万两银子,用于厂地、机炉的只有二百多万两,“余皆系浮费,于毫无利益”(11)。
虽然张之洞严厉指责他们,但在腐朽的官僚体制下,这类耗费滥支是无法制止的。
以上笔者论述了张之洞创办的企业大多夭折的一些原因,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张之洞的振兴实业梦的最后破灭。
从清末起就有些张之洞的崇拜者提出如果张之洞当时能够克服这些弊病,也就是合理管理企业,严惩贪污贿赂,那么这些企业便大有所为了。
但是事实上,就张之洞所处的历史条件来说,这些弊病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排除的。
我们知道,社会生产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的产物,也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结果。
然而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是在对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未进行任何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
他们本质上大都是些从忠诚于大清王朝的封建大官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极为仇视,视之为“大逆不道”,是“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弱肉强食,不尽天人类不止”的怪物。
总之,张之洞等洋务派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都是强烈抵制的。
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先进的生产设备,也就是说,他们只对人家的经济基础感兴趣。
张之洞在广州和湖北创办了这几十个企业,都是意在引进外国先进设备。
工厂机器轰鸣,雇佣工人云集,似乎颇具近代工业的色彩。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封建生产方式的代替,不是用移接的外科手术就可以奏效的,必须改变旧的上层建筑,把新生产方式发生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创造出来。
张之洞的这种只求改变生产方式而不想触动上层建筑的努力,最终只能导致我们前面所述的那些企业失败的原因的产生。
近代中国史和世界史都一再表明:
落后就要挨打。
因此,能否建立新的工业体系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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