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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历史
永昌历史
保山地区古代城市发展研究
古代滇西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影响——以今保山地区为中心
古永昌地区位于云南西部,怒江中游,分布有多个民族,从地貌上看,是滇西横断山系纵谷区,属于怒江、澜沧呀和龙川江流域分布范围,整个地区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海拔高低悬殊,立体气候明显。
正因如此,这一地区成为“北南两大生物过渡区和迁移的通道,这在生物学研究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适中的经纬度,特殊而优越的地质地貌环境,为生物、特别是为远古人类的栖息和发展提供了极重要的客观条件。
”P1(张兴永,《保山史前考古》,1992年出版)
滇西地区开发甚早,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是西南通往南亚、西方世界的陆上重镇;联系前述优越的古环境,史闪时代理应有着光辉的人类历史篇章。
至今全区总共发现古器时代遗址、地点86处。
保山历史文化极为悠远深厚。
早在距今800万年至400万年间的混沌岁月,这方水土就已是尚在进化中的人类祖先赖以生存的一个家园,而至迟在七八干年前的人类童蒙时期,保山的先民就作为后来崛起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原始支系在这里生息和奋斗,并创造了璀璨夺目且独具区域特色的史前人类文明“塘子沟文化”—迄今所见的考古成果尤其是“保山古猿”化石和“蒲缥人”化石的发现充分表明:
保山既是人类重要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永昌地区历史悠久,早在四午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繁衍生息。
商周时期,为西戎牧地,秦为月氏诸族牧地。
保山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从出土的古遗址(蒲缥人遗址)判断,至少在一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
哀牢国的中心地保山,是云南重要的人类起源地之一。
这里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素有“保山气候甲天下”的美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一片乐土。
在该地区的某煤矿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古猿下颌骨化石,经鉴定迄今约400-800万年,化石颌骨形态从齿弓到齿类都具有从猿向人转化的显著特征。
此外,考古专家还发掘了蒲缥塘子沟旧石器遗址,找到了现在已发现的最早的哀牢先民——蒲缥人。
蒲缥人距今约8000年,属于云南早期智人。
哀牢国是由最初的哀牢部落发展而成的。
随着哀牢王国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国内杂居了许多民族,哀牢民族就不再单指原来的哀牢部族,而包括了哀牢部落在内的所有“国民”。
哀牢国鼎盛时期的人口,仅从有史记载的两次内附统计看,就达到了54660户,571370人,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人口数字。
肥沃的土地,充沛的水源,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矿产,茂盛的林木,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为哀牢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这里“宜五谷蚕桑”,“出铜、铁、铅、锡……”尤多珍奇宝货如黄金、光珠、琥珀、翡翠、水晶、玛瑙……并有孔雀、犀、象、轲虫、食铁貊兽和说话的猩猩等。
另外,还有“节相去一丈,围三尺余,受一斛许”的大濮竹等。
这里最有名的工艺特产是桐华布和兰干细布,就是优质苎麻细布,其华美有如丝织品中的彩色大花绫锦;桐华布则是用木棉织成的洁白不污的布。
这两种布产于哀牢,经蜀贾转手贩运,被张骞误称为“蜀布”,秦汉之际就已远销南亚和中东,被人称为“东方一绝”。
哀牢古国由于历史久远,地上文物早已荡然无存,只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山水和后人根据传说修建的景点,隐约透出点远古岁月的信息。
无论是石器文化、青铜文化,还是耕织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婚姻俗丧葬文化和音乐、舞蹈等民族民间文化,哀牢国都十分丰富而独具特色,但古籍记载少之又少,仅《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略有记述。
当前,哀牢文化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专著、专论相继问世,哀牢文化作为以保山为中心的哀牢故地历史文化的源头,已透过岁月的沉沙露出远古的辉煌
保山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
境内出土的“蒲缥人”遗址,挖掘出大量房屋遗迹、用火遗迹、劳作工具、动物化石等各类可资鉴定的实物标本2300余件,构成一部内容翔实厚重、形象鲜明生动的无字史书,经鉴定至少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2]
至少在三千多年前,保山就已经存在部落国家。
在汉朝势力触及保山这片领土之前,傣族先民已经在保山盆地建立城邦国家“勐掌”(傣语意为“大象之邦”;“勐”意为“地方、城邦、国家”,“掌”意为“大象”)。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将“勐掌”记述为“乘象国”。
公元前424年,哀牢人(傣族先民)在今保山坝建立“哀牢国”(又译“达光王国”或“乘象国”),保山成为哀牢国的统治中心。
《后汉书·哀牢传》说“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贤栗等遂率种人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西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岁来朝贡。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
”可见,哀牢是“种人”,即是一个族种
公元前109年,汉朝征服哀牢国东面的雟(洱海周边)、昆明(楚雄一带)、滇(滇池及抚仙湖周边)等部族,将势力延伸到哀牢国。
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携77邑王、5万余户、55万余人举国“内附”,汉朝在哀牢国设置永昌郡,保山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
永昌郡的建制历经东汉、蜀汉、西晋、东晋、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等朝,但自蜀汉之后,永昌郡已名存实亡,陈(南朝)代梁后,彻底放弃永昌郡,保山境内的哀牢人纷纷自立。
公元前425年,澜沧江、怒江中上游的傣族城邦以“勐掌”为中心形成联盟国家“勐达光”(傣语意为“中央之国”;“勐”意为“地方、城邦、国家”,“达光”意为“目光焦聚的地方”,延伸为“中央、中心”),“勐掌”首领成为“勐达光”所属各“勐”(邦)的共主,各“勐”百姓称其为“诏隆”(意为“大王”)、各“勐”首领称其为“哀隆”(意为“大哥”)。
《华阳国志》、《后汉书》[4] 等史籍将“勐达光”记述为“哀牢国”(“哀牢”即傣语“哀隆”的变音)。
公元前109年,汉朝征服“勐达光”(哀牢国)东面的雟(洱海北面)、昆明(洱海周边)、滇(滇池周边)等部族和国家设置“益州郡”,将势力延伸入“勐达光”(哀牢国)境内设不韦(今隆阳)、嶲唐(今云龙漕涧)、比苏(今云龙)、邪龙(今巍山)等县(移民点)。
[4]
公元47年,“诏达光”(哀牢王)贤栗遣使拜访汉朝越雟郡太守,请越雟郡太守向汉朝皇帝转达归附之意;同年,“勐达光”(哀牢国)成为汉朝的附属国。
之后,随着汉朝势力的深入,“勐达光”将王城由怒江以东的“勐掌”迁至怒江以西的“勐缅”(腾冲盆地)避开汉朝。
公元69年,“诏达光”(哀牢王)柳貌携77邑王、5万余户、55万余人举国“内附”。
汉朝将益州郡所属的不韦、嶲唐、比苏、邪龙、叶榆、云南等县划出,在比苏和邪龙之间析出一个博南县(今永平),在“勐达光”控制的怒江以西地区设置哀牢县,共8县合起来在“勐掌”成立永昌郡(“永昌”由傣语的“允掌”变音而来,即“象城”之意)、归“诏达光”(哀牢王)与永昌郡守共同治理。
[5]
永昌郡的建制历经东汉、蜀汉、西晋、东晋、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等王朝;但在西晋灭亡后,永昌郡的建制形同虚设、朝廷任命的官员无法到任;陈(南朝)代梁(南朝)后,中国内地王朝彻底放弃永昌郡,永昌境内各土目统辖自治。
从公元69年东汉设置永昌郡、到公元557年陈朝放弃永昌郡,永昌郡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488年。
我国历史上最早知悉滇印间往来通道的存在是在公元前2世纪。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奉命出使西域归来的博望侯张骞向汉武帝上书报告: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
问曰:
‘安得此?
’大夏国人曰:
‘吾贾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
其人民乘象以战。
其国临大水焉。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
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①(《史记・大宛列传》卷123)这是我国古代发现从西南地区可通往印度的开始。
事实上,这是一条早已存在的道路。
印度学者H.拉伊(HaraprasadRay)指出:
“从印度东北至中国的商道,中国称作‘丝绸之路’,其存在甚至早于中亚丝绸之路的推广和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和中国布(Cinapatta)早在公元前第4世纪已为印度所知。
当时只有通过阿萨姆陆路,印度和中国有直接的贸易联系。
”②另一位印度学者巴鲁阿(Baruah)也认为,“除水路之外,也有陆路通过上缅甸和云南到中国南方。
事实上,印度支那血统的成员,在基督诞生以前好几世纪,就通过缅甸和阿萨姆的河谷地带及阿萨姆缅甸边界的山口到达了印度
在《史记》里,没有“哀牢国”,也没有“哀牢”字样。
但《史记》确有记载:
“……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今云南大理),终莫能通。
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滇国已经确认是在滇池一带,从滇池往西千余里,刚好就是今天的保山,即哀牢国。
以此推论,“滇越乘象国”即是“哀牢国”。
《史记》里连“夜郎国”也提到了,为什么会没有“哀牢国”或“哀牢”字样呢?
按常理,“哀牢”只要是客观存在,他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把哀牢国当成“滇越乘象国”了。
《续汉书》中的哀牢王国
《续汉书》为西晋司马彪所编撰,其中《郡国志·永昌郡》说:
“永昌郡,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韦出铁,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哀牢(永平中置,故哀牢王国)、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
”
“哀牢王国”出现于释义中,且仅为哀牢一城的释义,因此,仅可认定置哀牢县前,哀牢王住处在彼,即首邑,为部落联盟首领所在。
《华阳国志》乃东晋人常璩所编撰,其中对“哀牢”和“哀牢国”所说甚多。
《南中志·永昌郡》中记述了“九隆”传说、南击“鹿茤”、贤栗归汉、柳貌归汉等,较为系统。
《南中志·永昌郡》说:
“永昌郡,古哀牢国。
”另说:
“哀牢,山名也。
”使今之“哀牢山”与古之“哀牢国”关系弄得有些复杂化,今之研究者往往只能强圆其说,却难于服人。
《南中志·永昌郡》明确地说“哀牢”人是“种人”,即一个族种;其国家体系不健全,“分置小王”,如部落长,因此,先归汉的贤栗是“王”,后归汉的柳貌也是“王”,但贤栗所率人口仅一万多人,是小王,柳貌之下有“称王者七十七人”,人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然是个“大王”(部落联盟首领)。
《南中志·永昌郡》说,孝武时,度兰沧水(澜沧江)以取哀牢地,置嶲唐、不韦二县,哀牢转衰,加上柳貌归汉后置了哀牢、博南二县,“哀牢国”就有了一个全貌:
“哀牢”地面上一共设了四个县,约为《史记》中的“同师”和“嶲”两个地方。
《南中志·永昌郡》中有一个说法:
“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南中志·永昌郡》只说哀牢归汉,不说哀牢反汉,故此说法还需论证
先秦汉晋时期,这条从成都起步,经云南过缅甸抵印度的蜀身毒道或称川滇缅印通道③(学术界对这条连结川滇缅印的古道的命名与称呼较多。
有的学者如任乃强先生把它命名为“蜀布之路”(《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杂志》1987年1、2期)。
有的学者认为以“南方丝绸之路”或“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称呼为妥(蓝勇:
《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
陈茜:
《川滇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有的学者则提出了“西南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伍加伧、江玉祥: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编后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笔者认为:
这条古道上的交易物资众多,丝绸只是其中一项,而且这条通道的主要功能是滇缅印间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的走廊,通道的开辟也正得益于此,所以还是以通道本身所连结的地域来命名为妥)。
在云南境内的基本走向是:
从叶榆(大理)经博兰(永平)渡兰津(今澜沧江渡口),经不韦、 唐(保山)到滇越(腾冲),然后“经过掸高地的各个山口,特别是曼尼坡高地一带,穿越帕脱开山和阿拉干山脉之间的盆地,直接进入阿萨姆地区,到身毒(印度)。
”④(陆韧:
《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5页)这是当时云南与印度间主要的一条通道。
汉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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