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CFO的七个习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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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CFO的七个习惯

成功CFO的七个习惯

 2006-3-229:

13:

42  世界经理人 

2006年开年以来，最为全球投资和财务人士瞩目的一件大事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距离他80岁生日仅有一个多月的时候终于卸下了这幅沉甸甸的重担。

2月1日，本·伯南克接任美联储主席。

如果把美国视为一家巨型公司，那么格林斯潘无疑就是一个出色的CFO，长达19年的超长任期，期间历任四任美国总统，曾经被认为暮气横秋的美国经济在格林斯潘治下出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

　　即便在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技术股泡沫破灭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等重大危机出现的日子里，格林斯潘仍努力坚持着一个悠久的习惯：

每天早晨6点起床，其后的一个半小时就是泡在浴缸里阅读各种经济和金融材料，有时甚至还动笔写点什么，因此他带到办公室去的讲稿常常是湿漉漉的。

按照格林斯潘的说法，清晨时分长时间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不仅能够解除病痛，而且才思泉涌。

格林斯潘甚至对朋友说，他的智商在早晨六点钟时比晚上六点钟时要高出20分。

　　由于格林斯潘的一句话往往能引起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因此华尔街长期以来挖空心思捉摸格林斯潘的表情、语气等各种习惯性的变化，用以预测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进而几乎形成“格林斯潘的习惯经济学”。

（来源于世界经理人）

　　这正应了古罗马著名诗人奥维德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

　　毫无疑问，人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习惯总是无孔不入，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习惯的影响力竟如此之大。

有调查表明，人们日常活动的90％源自习惯和惯性。

　　根据《美国传统词典》的解释，所谓习惯有以下两层意思：

1.a.一种重复性的、通常为无意识的日常行为规律，它往往通过对某种行为的不断重复而获得；b.思维和性格的某种倾向。

2.一种习惯性的态度和行为。

当然，按照“成功的人有成功的习惯”的说法，我们尝试着梳理出本土CFO的七个良好的工作习惯，相信对正在形成的本土CFO阶层不无裨益。

　　习惯一、

　　用流程和授权换取时间

　　2004年中曾经有一个令国内无数财务人员动容的网络名帖“活在安达信的日子”，文中用极其惨烈的语言形容了会计师事务所加班情形的恐怖——“……安达信第一年的我根本无法适应加班的生活，SENIOR们都没有准时下班的意识，公司里直到凌晨两三点钟还全是像雕塑一样对着电脑工作的同事。

以前朋友的聚会，以前同学的饭局一概参加不了，有时候朋友们一起吃饭会给我打个电话问候我一下，那时我真的很想哭并且暗暗下定决心，我只在这里干一年，然后找一份新的工作过正常下班的生活。

我曾经听过两个SENIOR让我瞠目结舌的对话，一个说‘我昨晚休息的挺好的，凌晨四点趴在桌子上早上七点钟才醒’。

另一个说：

‘哦！

那你休息的真的不错呀！

’听了这些话，我几乎要失声痛哭，天哪，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这是些什么样的员工呀！

”

　　某种程度上，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加班的情形只不过是本土企业财务部门加班状况的极端表现而已，做过财务总监多年的普天集团终端事业本部副总经理肖旭东就曾对本刊记者感叹过，“什么时候做财务不加班就是最大的幸福。

”

　　由于财务工作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因此时间管理和流程管理就显得极为重要。

　　“前几年我刚到一个大型国企担任CFO的时候，连上洗手间的功夫，外面都有人等着找我签字。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CFO如何能拿出更多的精力关注企业战略层面的问题？

”寰岛集团CFO史军苦笑着说道，“财务部门几乎天天在加班，所有人都在忙，而没有人有时间来思考整个体系如何运转。

我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来重建整个财务体系，从团队到职责、流程，基本梳理清楚了，中层财务经理也成长起来了。

我不断扩大授权的力度，起初我出差一周还是一个不可想像的事情，到后来我已经可以很放心地去一个分公司，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处理一项重大投资的问题了。

”

　　去年底刚刚出炉的“IBM2005年全球CFO调查报告”指出，CFO职能转变应以财务流程简化、标准化为前提。

通过对全球899名CFO及高级财务专业人员的深入调查与访谈，“IBM2005年全球CFO调查报告”指出，CFO的职能正发生进一步的转变：

从单一的资金管理与交易流程支持转向企业决策支持；加强绩效管理，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加强风险控制仍是全球CFO们需要继续关注的三大问题。

　　同时，这一调查还显示，1999年财务部门每个月65％的时间要花在日常交易上，20％的时间花在日常控制上，提供决策支持及绩效管理工作的时间则只占15％；到2003年，这三项时间的比例变成了50％、26％及24％；到了2005年，该比例进一步转变为48％、26％及26％。

在本刊去年进行的“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中也发现，中国CFO在日常工作时间的分配上，主要还是用于维持财务体系的正常运转，占受访者的70.76％。

　　“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一个月里面，财务部门的工作量存在很大的波动。

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可能按照最大工作量来配备财务人员，因此财务部门的加班现象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曾在财政部任职多年的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助理总裁兼财务总监梁继有对国内不同类型的企业整体财务状况非常了解，“既然试图消灭加班问题是徒劳的，那么成功的CFO通常习惯于建立一个标准化、实用、高效并且尽可能简化的财务流程体系来改善之前整个财务部门低效率疲于奔命的状况，这在国内的成长型企业和中型企业里是尤为重要的。

目前国内企业在标准化上做的工作较多，而实用性和简化程度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

”

　　“IBM2005年全球CFO调查报告”中的相关发现也佐证了上述判断。

这一调查发现，有56％的企业实施了“标准化的会计科目表”，38％的企业实施了“标准的财务政策和业务规则”，35％的企业“提高了通用财务流程的范围”，但只有14％的企业在推行“流程简单化”，几乎没有哪个机构在整个企业范围进行了有意识的流程与技术改进。

　　毫无疑问，处于宏观经济面正在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市场环境之中的本土CFO亟需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战略问题，否则无法在企业业务战略、投融资战略等重大问题上占有足够的发言权，而大胆授权和改善流程恰恰是成功CFO解放自己的聪明之举。

　　习惯二、

　　技术第二

　　美国学者爱德华·赖利在《如何购买信息技术》一书的开篇便嘲笑了公司内的“嗜技术癖患者”，“当你追求的目标是一个价值几百万美元，假定会有助于企业经营的信息系统时，盲目付出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嗜技术癖患者’理所当然地贪求着‘迷人’的系统。

他们想要最新的、功率最大、速度最快、最复杂的系统。

他们不想听到操作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他们想要一个能向朋友夸耀的系统。

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与旧的技术纠缠，即使所谓‘旧技术’也只不过慢了几毫秒。

”

　　1954年10月，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第一次在计算机上计算职工工资，开创了利用计算机进行会计数据处理的商业历史。

时隔25年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了国内企业利用计算机处理会计数据的先河。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财政部提出了发展通用会计软件的号召，提出了我国会计软件的“十条基本要求”，这是我国第一个会计软件的标准。

正是这短短的十条，使得国产财务软件迅速在本土企业普及开来，从而大大加速了企业信息化的进程。

这场在企业财务领域掀起的技术风暴给中国的会计学界也带来了永久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会计就是信息系统”的权威说法。

　　然而，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在与众多本土CFO交流的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CFO把财务信息化的技术性放在了次之的位置上。

　　“我在2001年加入e龙的时候，也面临着财务信息系统的建设问题。

当时财政部门只有八个人，整个公司处于互联网低潮时期的业务成长阶段，业务规模相对不是很大，业务流程的复杂程度也远远没有像现在这样。

因此，我没有过多考虑那些大型的ERP软件，而是选择了香港的一个佛氏软件，这个软件在香港是很有名气的财务软件，但在国内的知名度就要差一些。

不过它的各种功能非常方便和实用，而且和EXCEL很好地衔接，十几万元的整体投入对于当时的e龙来说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去过多地考虑技术上的先进性。

”e龙公司财务总监陈静在财务信息化问题上始终保持着务实的态度。

　　事实上，陈静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翻开e龙的整个发展史，我们能看到一连串出乎意料的战略大转折。

1999年5月，e龙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成立。

同年10月，e龙开始在中国国内提供城市生活咨询服务。

2000年3月，e龙在互联网经济最火爆的时候，将自己全资卖给了美国互联网公司M。

一年后，在互联网冬天来临之际，e龙从M手中回购e龙在中国内地的全部业务。

2004年7月，在外界猜测e龙即将上市的时候，e龙突然宣布向IAC出售30％股权，并表示不急于上市。

三个月后，当外界认为e龙将以IAC中国分部的身份发展下去之际，e龙又登陆纳市。

一方面是互联网浪潮的几起几落；另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战略面临着不断的重新定位。

在这样的条件下，制造业信息化“先僵化后优化”的联想模式显然不适合e龙这样的成长型企业。

　　另一个摆在本土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是，企业自身的管理基础是否能保证一个一流的信息系统需要的起码生存环境。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瑞德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要使信息技术真正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必须其推广和应用达到一种临界的质量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状态，就可能引发质的飞跃。

瑞德认为，除美国之外，欧洲已经接近这种状态，在未来十年，信息技术很可能引起欧洲经济的根本变化。

瑞得提出的临界质量概念，基于几个前提:

一是电信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引起资讯价格的全面下降；二是计算机的渗透率高，推广应用已经有了相当基础；三是科研能力较强，科技成果加快实现产业化，并导致装备价格全面下降；四是教育高度发达。

　　套用瑞德的思维逻辑，企业信息化也应该有相应的临界质量的前提：

一是企业原有的业务流程和管理基础较为完善；二是企业内部计算机使用率较高；三是企业员工综合素质较好;四是公司管理层的支持与倡导。

　　从上述四个维度来看，很多传统行业的本土企业由于自身业务的特点，很难具备较好的企业信息化环境，因此越是复杂的信息系统其失败的风险也就越高。

这时候，明智的本土CFO更应该拿出主要精力来考虑业务问题，而把技术放在第二位，就像埃森哲的战略专家达文波特说过的那样——“首先应当去思考如何应用信息，而不是如何使用机器。

”

　　习惯三、

　　构建功利性的外部交际圈

　　近年来一个颇为惹眼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和投资银行的高级主管跳槽到行将上市的本土大型国企或面临融资的成长型民营企业担任CFO一职，其积累多年的全球金融圈人脉资源恰恰是他们能在短时间内或呼风唤雨或扭转乾坤的最大本钱。

　　以搜狐公司前任CFO古永锵为例，1999年古永锵辞去富国投资副总裁的职务，出任搜狐CFO之际，正值国内互联网疯狂融资阶段。

张朝阳迫切寻找的正是一个能让搜狐吸引投资人注意的CFO，拥有多年投资公司背景的古永锵也的确利用其丰富的人脉关系单枪匹马完成了搜狐上市前的四轮融资，其恰到好处的融资节奏为搜狐渡过互联网寒潮和后来的成功上市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事实上，恰恰是高度强调人脉关系的投资银行圈子造就了古永锵出色的积累和驾驭人脉资源的能力。

　　目前，从高盛、美林到花旗集团，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的主管中，已经出现了愈来愈多中国大陆籍的新面孔。

这些新型的投资银行家个个精明干练，政治嗅觉灵敏，撮合交易的能力一流，成为华尔街公司争相挖掘的对象，年薪动辄高达1000万美元。

这群华裔投资银行新星大多在1980年代赴美深造后返乡，如今在中国大陆一连串巨额跨国交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

以高盛高华公司总裁方风雷、美林公司中国区总裁刘二飞、摩根士丹利公司中国投行业务联席主管竺稼、摩根大通银行中国部主席兼行政总裁李小加、花旗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孙玮等为代表的这群超级经纪员的待遇高，与其说是以核心投资银行专业取胜，不如说他们的人脉关系良好、深谙穿针引线的门道，通过与大陆位高权重的官员良好沟通，能引导横跨“中”西的交易在曲折复杂的路程中趋吉避凶。

　　当然，比起来资本市场的圈子经济，也许更多的本土CFO在人脉关系的厚度和深度上自愧弗如，但这并不代表一个成功的CFO难以建立更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外部交际圈。

　　“财务人员给人的传统印象往往是刻板、不善言谈，但如果一个CFO的个性也是这样的话，那他很难成功扮演这个角色。

作为一个企业资源的掌控者和调度者，CFO应该有更广泛的交际圈子，不要单纯拘泥于银行、税务、审计和事务所等传统意义上的业务伙伴。

如今商业环境的变动频率很快，新的投资机会不断闪现，政策更迭的速率也很快，仅仅从信息的获取这一单一角度来看，CFO就应有必要尽可能增强外部的交往。

”史军认为广泛的交往能够为财务总监提供极大的支持。

　　中新资产管理公司财务总监李峥嵘就是一个善于驾驭人脉关系的行家里手，“市场竞争环境的改变，促使众多企业从多元化向打造核心战略转型，伴随着企业种种变革的推进和资本市场的开放，财务总监很自然地被提升到战略管理者的角色。

CFO们要各显神通，运用更广泛的融资手段和社会关系，参与到企业上市、投资和利润分配决策中来。

在上市阶段，企业需要跟政府主管部门、投资银行、证监会、投资商、大型企业等方方面面进行联系，如果CFO拥有自己的金融圈，广泛结交银行、资本市场、战略投资等方面的人士，就能为企业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上市融资。

我曾经帮助一家集体企业性质的农产品公司到境外上市。

首先，对该企业进行了资产重组，将优良资产集中到一起，剥离不良资产，以吸引资本市场的资金投放，将盘子做大。

因为我在金融界有广泛的人脉，很快就帮企业找到了在上市地有资格认定的海外保荐人，并让其将买下的所有股票进行分销。

为了筹集上市资金，我又调动了自己在银行界的资源，广揽实力雄厚的投资者，顺利地帮助这家公司解决了上市费用。

”

　　入选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25个人物的史蒂芬·柯维在其畅销全球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感情账户”的概念，为人脉关系的搭建梳理出科学高效的体系。

我们相信史蒂芬·柯维给出的存入感情存款的六种方式同样适用于有着传统中华美德的本土CFO们——理解别人、注意小节、信守承诺、阐明期望、诚恳正直和勇于道歉。

　　习惯四、

　　善于帮助别人成功

　　说起财务，往往有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冲突。

　　以目前买方市场中常见的赊销管理为例，作为销售部门首先希望货铺出去的越多越好，这样可以增大销售的机会和市场占有率。

而作为财务部门则首先希望控制信用风险，把坏账尽可能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就很容易形成一组天然的矛盾。

　　再以冲突发生最激烈的预算制订为例，目前本土企业的预算制订过程通常存在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企业的预算常常游离于企业战略之外。

在没有企业战略的环境下搞预算管理，就会过于重视短期活动而忽视长期目标，使短期的预算指标及长期的企业发展战略不相适应，看不到方向的业务部门当然会牢骚满腹；

　　第二、企业的预算与真实的市场环境相去甚远。

目前国内企业经常以封闭的心态搞预算，在预算管理过程中忽视对市场的调研与预测，使很多预算指标与企业的外部环境不相容，整个预算指标体系难以使业务部门更信服；

　　第三、企业的预算往往沦为压指标游戏，企业编制的预算缺乏必要的客观性。

很多时候为了增长的需要，企业会以历史指标值和过去的活动为基础，再人为确定一个增长率来确定未来的预算指标值。

这样一来预算就变成一个压指标的过程，势必引起业务部门的强烈反弹。

　　在本刊“2005年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中发现了彼此相关的两组数据，有16％的受访者认为“与业务部门的冲突”是其最大挑战，同时有65.09％的受访者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业务部门的需求。

这两组数据本身说明，一方面财务与业务之间的矛盾是毋庸讳言的，但另一方面本土CFO也在努力地寻找办法解决。

　　“首先，对立肯定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

公司内不同的部门只是决定了不同的思考出发点，但实际上双方要达到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

”泰德集团财务总监董小琪非常善于换位思考，“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和业务部门之间的信任机制，财务部门要成为业务部门的决策助手，去帮助业务部门实现业务流程的标准化、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削减营销成本等原本财务自己费力不讨好去做而实际上没有足够能力去做的事情。

”

　　按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作者马克斯·韦伯的分析，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三种合法权力，即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超凡权力。

法定权力来源于法律的赋予;传统权力来源于继承和传统习惯;超凡权力来源于对领导者英雄主义和模范品质的崇拜。

据此，西方一些领导学理论研究学者推演出企业领导者权力的三个来源：

一是角色力量，即伴随职务产生的权力；二是人格力量，即通过个性产生的力量；三是专家力量，即来自知识和技能产生的力量。

因此，在实践领导力的过程中，权力的所有来源都是存在的，不能完全依赖一种来源。

　　“我一有时间的话就会约公司的某个副总裁一起在公司吃工作午餐，可以谈业务，也可以不谈业务。

我认为这有助于建立一个彼此互信的业务搭档关系。

而且，我本身也兼任过e龙大客户部总经理，来e龙之前我在杭州一家五星级酒店担任财务总监，在酒店业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恰好可以帮助对接e龙的服务。

这样一来，我和业务部门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没什么障碍，很容易把一些问题处理掉。

”看起来陈静更愿意运用专家的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陈静的做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面对日益严苛的监管标准和成本不断削减的需要，许多财务部门已经开始改变信息提供的方式以应对来自内、外部的各种压力。

以往习惯于事后监管的财务部门将越来越多地在企业中扮演决策顾问的角色，为业务部门提供策略方面的建设性建议。

　　为此，本土CFO们要迅速转变思想观念，意识到财务部门正在由企业运营信息的搜集者与提供者转变为这些信息的解释者和咨询者，要由以提供多项任务和交易导向活动的信息为主,向为具体业务部门提供更多决策支持和信息分析转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CFO不应再像过去一样仅仅将目光局限于财务与会计内部的效率改良，而要把财务部门的成功通过业务部门的成功来实现。

这就需要CFO精通业务，了解企业环境、经济环境和竞争环境等，这样才能向业务部门描述即将作出的决策将对财务指标产生怎样的影响，企业资源将如何配置，哪些企业目标将不能实现等，进而使得业务部门在专家智慧的帮助下提高运营效率。

　　习惯五、

　　终身学习

　　据统计，我国有1200多万会计从业人员，但是从业以后能够坚持继续学习的很少，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财务工作相对于其他行业比较繁杂，加班加点的事情经常发生，会计人员缺乏足够的精力继续学习；另一方面，目前中小型企业对财务人员的要求相对简单，因此相当一批财务人员继续学习的意愿并不强烈。

　　然而，国内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经营环境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整个财务体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空前的，甚至有很多是企业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大体来看，本土企业面临财务体系变革的诱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全球化的企业融资环境已经出现。

随着监管部门对国企和民企赴海外上市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成为美国、香港、新加坡等成熟资本市场的座上客。

当然，其监管环境使得原有的财务报告体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同时，越来越多优秀的本土企业正在引发海外投资机构的产业投资和工商业巨头的并购等新的投资浪潮。

海外投资者的进入势必对原有权力体系形成巨大冲击，财务部门也因此将面临一个更复杂的投资人环境。

　　2、全球化的企业投资环境正在形成。

持续升值的人民币汇率和日益松动的外汇管制政策，使得华为、TCL、联想等本土优秀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购和投资目标。

而此前这些公司的财务部门对此毫无经验可谈。

　　3、深陷全球化的企业竞争环境之中。

随着中国“后WTO时代”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市场开放承诺得以兑现，本土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变直接影响了所有中国企业的财务成本，企业该如何应对？

　　4、面临国内法律和财务政策的高变动期。

新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等深刻影响中国企业制度的法律不断出台，其他诸如两税合一、物权法行将出台、反商业贿赂加大力度等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财务的法规和事件层出不穷。

　　“上规模企业CFO面临的挑战的确是全方位的，在遇到上述这些问题的时候，除了按照常规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之外，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学习能否跟上。

当然，这些学习并不单纯指学位和证书的这种学习，关键是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视野的开阔。

”梁继有相信艺不压身的道理，“比如，我原来在财政部投资公司工作，尽管目前我基本没有开展这方面的业务，但我仍然一直在跟踪国内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

一旦条件允许，我可以随时为公司增加一个利润来源。

”

　　“其实一个优秀的经理人肯定是要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的。

比如，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在哈佛商学院读的是EMBA，现在在一个传媒行业担任CFO，这些角色的转换都需要自身的不断学习来适应。

”董小琪着重强调的是CFO作为经理人势必面临终身学习的问题。

　　而陈静也在五年前就读完了MBA，如今正在攻读瑞士一所大学的DBA（工商管理博士），无独有偶，史军也在多年前读完了MBA，眼下正在准备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答辩。

首信集团CFO武学东则用另外一种方式保持和带动着财务经理们终身学习的习惯，他一手创建的“财务经理人网”每周六都会举办小型的沙龙研讨会，迄今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颇受圈子里的追捧和好评。

　　在营造终身学习氛围上，那些重量级的外企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本土企业的榜样，几乎每个耳熟能详的外企都有自己的专职培训机构，诸如惠普商学院、摩托罗拉大学、诺基亚学院等等，这些机构迅速弥补了学历教育中种种脱离实践的不足。

比如亚信CFO韩颖就是在惠普学到了很多财务之外的管理技能，并锻炼出了出色的演讲技巧，为她亚信的辉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时至今日，韩颖提起惠普时语气中仍然充满了感恩和尊敬。

　　习惯六、

　　组建精干的财务团队

　　目前，本土企业普遍存在财务部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专业财务院校的毕业生也由于在校所学知识和企业实践有较大差距而需要较长的培训过程。

因此，即便是相对优秀的本土企业在财务领域也经常存在一些“低端”问题。

　　以我们随手找到的一则上市公司的限期整改通知为例，中国证监会广州证管办在2003年1月22日下发的一则《关于责成TCL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州证监[2003]24号）中责令TCL通讯对2000年年度会计报表反映出来的问题限期进行整改，而根据这一通知所指，TCL通讯一共有六个问题：

会计处理不当、会计估计不足、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对下属公司管理失控、财务信息传递不及时真实以及会计基础薄弱等。

　　解决上述“低端”问题，即便是最具专业背景的CFO也只能有一个选择——组建精干的财务团队。

　　三个月前，在本刊访问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执行总裁CharlesTilley时，曾经问到“为什么我们能经常看到一个非财务背景的高管出任大型欧美企业CFO的新闻？

”CharlesTilley的答案很简单：

“CFO作为公司最高管理层的成员，首要的任务肯定不是直接处理具体的部门业务，一个经理人最基本的能力是组建一个能达成自己目标的团队。

”

　　联想集团CFO马雪征就是一个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案例，学习英美文学出身的她有一套自己的CFO成功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