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文化学理性问题的再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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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文化学理性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大学文化学理性问题的再思考

摘要：

大学本质上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是负有选择、批判、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职能且具有强烈文化属性的组织，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

基于上述立场，本文在厘清文化概念的基础上，讨论提炼了大学文化的要素及特征，并就大学文化之于大学价值追求以及办学治校育人实践的重要性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

大学文化，学理性，文化要素，文化特征，文化价值

一、导言

文化之于大学犹如灵魂之于人，大学文化是大学最不能也最不敢被忽视的关乎大学组织属性及其使命坚守的理性精神。

笔者执着于大学文化的研究，一直以为对大学的认识需要从文化这个研究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大学的成功和不足，亦即我们需要用一种既针对大学组织个性特征又不失大学之普遍性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来认识大学及其办学治校育人的活动。

因为，文化不仅附着在大学组织机体的表面而且植根于大学内在精神的深层，其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且无所不能。

文化绝非仅是大学组织构成及其活动的一般要素，它极大影响并统领着大学办学治校育人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思维模式、制度安排、行为建构、活动方式以及环境营造。

不仅于此，大学文化还是大学及其成员存在和生活的方式，失去了文化的参与及支撑，大学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作为培育和传播人类社会文明的土壤和播种机，大学自身文明的形成、发展、成熟及其对社会的外溢与影响均源于大学文化并以大学文化为载体。

人类的社会实践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大类：

其一，由“行”至“知”，人类文明早期的社会实践均脱离不了此种模式；其二，由“知”至“行”，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后社会实践的一种巨变，即人类进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理性社会。

这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而言的总结，但对特殊的具体的时空社会背景下的组织或个人的实践活动而言，由“行”至“知”再由“知”至“行”的认知和实践规律依然成立。

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而言，就经历了由“行”至“知”再由“知”至“行”的发展历程。

事实如此，大学文化的雏形——校园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大学百废待兴之恢复时期的兴起，就不是一种大学文化理论成熟后的实践。

但是，随着大学校园文化的日益丰富及其育人作用的日益突出，大学的办学治校者及研究人员开始对校园文化活动尤其是校园文化育人的成功经验予以关注并加以研究和总结，从而实现了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从自发的“行”向理性的“知”的转化。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人们对大学校园文化的本质和价值及其活动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不仅导致大学自觉于校园文化理论的研究并以此指导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

在此基础上，内涵及意义更丰富更深远的“大学文化”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宠儿”广被认同。

我国把大学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予以高度的关注、专门的研究和自觉的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秩序基本恢复、大学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之时。

时至今日我们对大学文化的研究及建设已有约30年的历史积淀。

截至2015年2月25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大学文化”合并“校园文化”为“主题”对“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做无年限“精确检索”，共检出1989至2015年相关论文868篇；在其他检索要素不变的条件下进行“模糊检索”，获得相关结果9411篇。

同样检索条件下，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模糊检索”的结果是2000～2014年有2060篇。

由此说明，在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实践中，对大学文化的重视和研究已经成为大学及其成员的一种自觉。

关于大学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虽还谈不上卷帙浩繁，但无疑已十分丰富。

为避免对此类问题做过多不必要的赘述，本文仅对大学文化的基本学理性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及解释说明，即通过对大学文化的本质、要素、层次、特征及意义与作用等基本学理性问题的再思考，进一步厘清大学文化的概念、明确大学组织的文化属性及特征等，从而强化对大学文化的理性认识并以此指导和引领大学文化建设之实践。

二、文化与大学文化概念

文化是个古来有之的概念。

据有关文献，我国战国末年的《易·贲卦·象传》就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

故后人考证并称我国之“文化”概念是由“人文化成”而来，即所谓“文化”，指对人施以文治教化，把不懂事理之人培养成为有教养的人。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是由拉丁语cultura演变而来，cultura早期指“培养或照料某些东西，诸如作物和牲口。

从16世纪早期起，这一原来的意思从畜牧领域扩展到人类发展进程，从培育作物发展到培育心灵。

”不过有文献称，古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就用culturamentis（培养智慧）界定文化。

所以西方的文化概念是由对植物的耕耘、动物的照料发展为对人类内心世界的培育、改造和完善的。

这样文化就与人类文明有了必然的联系。

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德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在关于文化的讨论中，主张文化“一般指智力或精神发展的过程”，如此界定的文化概念就不能包含人类文明的全部因此也就不能等同于文明。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人们还是赋予了文化更多的新意甚至无所不包的内涵，比如“文化是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由共同的价值观、符号、形象等交织而成的系统”，“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同认识、理念和思想，所遵循的一定规则、规范和秩序”，“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如此等等。

由于太过宽泛的文化界定似乎并没有很好反映文化概念的区别与它的专属性，于是有英国文化主将之称、大名鼎鼎的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把文化理解为“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的规律，从而……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而康德则把文化抽象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两位思想大师显然想把文化上升到知识、思想及理性的能力加以理解。

上述对文化的不同界定，导致文化成为了无所不包、似是而非、边界模糊且很难确定的概念。

关于文化概念的确切表述学术界有过长时期的争论，据称有个关于文化的国际研讨会讨论了多天最后还是未能达成对“文化”概念的统一认识，有人统计关于“文化”的定义，发现竟有数百种甚至更多。

因此，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具有极为重要影响、被誉为20世纪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的雷蒙·威廉姆斯对此多少有些无奈地说：

文化乃是“英语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语之一”。

事实亦然，当人们试图寻求对文化概念边界更为清晰的表述时，首先遇到的就是无法准确提炼文化内涵这一困难，于是人们只好借助逻辑学允许的方法，用概念涉及的外延即概念包含的要素来界定概念。

这种定义概念的方法确实也有助人们直观、形象、具体地理解文化概念，这样就有了萨姆瓦的“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宇宙观及物质财富的积淀”，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E·B·泰勒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作为社会一份子所具有的任何其他能力与习惯……是研究人类思想与行动的规律的适当主题”之说，以及“文化是社会规范或社会行为的整体，包括思想、语言、行动和成果，以及依赖人类学习和传递知识留存给后代的模式”等等极其相似的对文化的概念界定。

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文化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似乎逐渐接近了如下共识：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主要由符号、价值和意义、社会规范及物理环境营造等构成，文化的内隐部分为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其外显形态为各种符号，这些符号主要体现为物质实体和行为方式；文化创造的基础来自于文化的积淀、借鉴与启发，由此决定了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即文化既有传承性又有创造性；文化是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无所谓文化，文化由社会而生并依附于社会；文化随着人类群体的范围划分不同而体现出差异，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既有一致性也具有非一致性。

综合人们对文化研究获得的认识成果，笔者给文化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如下：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之总和，是人类为维持和满足社会文明进步、组织有序运行、丰富人们生活需要而创造的一切精神的、规制的，以及物质的产品，它们彼此关联并以不同的形态影响并决定了人类社会及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及质量。

这个定义不仅涵盖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文明的文化领域及其认识成果，因而具有全面性，更重要的是该定义明确文化的本质是人类创造的赖以生存并受其影响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

这种认识要求人们把文化的自觉、自律作为必需的理性。

文化概念明确之后，作为下位概念的大学文化的讨论相对而言就简单些。

大学文化有文化的一般形态和属性，而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隶属于大学组织内部的一种社会亚文化，即它是具有独特性征的文化系统。

在早前的研究中笔者曾对大学文化获得过如下的认识：

大学文化是相对所有社会成员必须参与其间的普遍文化而言的一种主要由大学成员参与的特殊文化，是针对大学特殊群体而言的区域文化。

大学文化含有文化概念应有的内涵，但它又是对社会文化反复选择加以吸收并融入大学自身意志和个性的文化类型，是大学经历史积淀、选择、凝炼、发展而成的，高度成熟并为大学及其组织成员高度认同的以精神为核心的文化结构。

对大学文化的上述认识为如下结论提供了理论的支撑：

大学作为相对独立的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为核心使命的社会组织，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反映，即大学本质上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是负有选择、批判、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职能且具有强烈文化属性的组织，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

大学文化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身份，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精神。

大学文化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内能创设一个积极奋发向上，并影响其成员价值选择、思维方式、精神气质、道德情感、行为模式，反映大学价值和理想追求的精神氛围，引领和决定着大学的制度安排及物理环境营造，对外则体现大学之崇真、向善、求美、担当的社会形象，从而被社会尊为促进人类文明的使者和社会的道德榜样。

关于大学文化概念我国学者还形成了一些其他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大学文化就是大学成员之共同价值观及信念之体系”等，但这一对大学文化的理解由于其把文化过于局限于精神文化层面而未获得普遍的认可。

又如教育部长袁贵仁教授提出：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

”其理由是：

“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

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

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实际上是大学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

所谓校训，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所谓校风，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传统、精神、校训的文化自觉和习惯……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

”从大学文化实践的角度看，对大学文化的这一认识具有接地气的特点并适切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三、大学文化的要素、层次及其特征

如果有必要为大学文化的操作意义找到依据或立足之基础的话，那就是把大学文化的要素具体化，亦即把大学文化对学校成员及其活动具有不同现实影响和潜在影响的所有文化要素进行解构，通过大学文化要素的解析使大学文化及其作用具象可视，以凸显其对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操作意义。

从大学文化的客体即外延分析，凡大学之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感、传统风气、生活方式、心理氛围、人际关系、行为规范、学校制度、物质环境等等，均属于大学文化的范畴，即它们构成了对大学及其成员产生不同影响的文化要素。

为防止大学文化的碎片化，我们根据这些文化要素的形态及属性加以筛选且归并为如下三大类：

主要涵盖了大学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主要由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构成的制度文化，以及主要由大学的物理空间、物质设施构成的环境文化。

由此构成了大学文化的三大层次。

有必要说明的是关于文化的层次分类，文化研究的成果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产生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层次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层次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文化”四层次说，“物质文化、关系文化、精神文化、艺术文化、语言符号文化、风俗习惯文化”六层次说等多种理论观点。

但两层次说不乏笼统、简单，而四层次及其多层次说又失之繁琐且层次边界亦彼此交叠不甚清晰。

所以我们取大学文化的三层次分类说，这种分类方法不仅吻合文化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即根据文化要素的属性结构由“反映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事物”的物质文化，由“反映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制和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以及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蕴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精神文化而构成，而且三者以精神文化为文化的核心，依次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理文化构成一个彼此依赖、互为影响的文化同心圆，极其吻合大学这一文化组织的属性特征。

把大学文化解构为由以大学的价值观、理想信仰、思维模式、道德情感、学风传统等要素构成的精神文化，以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制度规范等要素构成的制度文化，以大学的物理空间、自然环境和物质设施等要素构成的物质环境文化的三大不同层次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学的运行机制及其组织秩序获得了很好的解释。

大学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及物质文化三者之间呈彼此高度相关而非独立存在的结构形态，同样构成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居中、物质环境文化处外的，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共同对大学之办学治校育人产生影响的文化同心圆结构。

在这个大学文化同心圆结构中，大学的精神文化为大学文化核心，决定大学制度文化及环境文化。

在精神文化的引领和驱动下，大学自觉于与精神文化高度吻合的制度设计和环境营造，并由此形成稳定的大学秩序及和谐的大学环境，从而对大学之办学治校育人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事物的特征指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并反映其特殊性质的不变量，因此对事物特征的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

大学文化特征是大学文化本质属性的反映，对大学文化特征加以讨论旨在更好的认识和把握大学的本质属性。

在早期的大学文化研究中笔者曾依据大学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组织特性提出，大学文化具有不同于社会一般文化的诸如理想化、集约化、稳定性、批判性的特征。

现在看来这个结论应该说反映了大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大学也正是因为有了独属于自己的这些文化特征使其不仅以文化方式影响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作用既突出又持久，使大学根本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包括具有一般文化属性的社会组织，而且为大学本质上就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具有文化属性的组织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尤其是大学文化的以崇真、向善、求美和社会担当为要素的理想主义文化特征，凸显了大学承载人类社会科学发展脊梁、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希望、人类社会道德楷模之使命的组织属性。

在这里笔者欲补充讨论的是：

大学文化除了上述独属自己并被大学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特征之外，还具有一般文化共有的特征。

其一，大学文化具有积淀性。

如同文化发展创新的基础来自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弘扬，以及对先进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一样，大学文化及其发展创新亦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凭空而起或一蹴而就，而是大学在自身文化历史积淀基础上并吸纳外来先进文化尤其是高品位大学文化的结果。

大学文化的积淀性决定了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创新的关系，即大学文化的传承性——大学文化的积淀是大学文化发展创新的基础，厚积薄发是大学文化发展创新不能逾越的规律。

其二，大学文化具有社会性。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衍生物，文化因社会而生并依附社会而存，没有人类社会及其活动就无所谓文化发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决定文化亦即文化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俱进。

由于社会是个永无止境的进化过程，因此文化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进化过程，文化会适应社会变化并自我完善。

大学是社会发展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需要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条件，所以大学文化绝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且无时不刻受到并接受社会文化的影响。

正是因为大学文化不是孤立于社会的独立文化，一方面它有必要感知并自觉吸纳社会先进文化以满足大学文化发展进步的需要，又必须抵制社会不良文化的侵入并通过对社会文化的排异和批判以保持自己文化的理想化和高品位，从而担负好引领推进社会文化不断进步的使命责任。

其三，大学文化具有建构性。

当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时，文化便具有了建构性，换言之如果文化理性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质，那么文化理性就会帮助人们建构起新的观念秩序继而组织秩序。

马修·阿诺德指出：

“一旦认清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并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文化除了被社会结构塑造之外，也能够塑造社会结构”。

大学文化作为一种高层次文化即精英文化的存在其意义和价值较之社会一般文化之所以更为重大，就在于大学之于社会的重要性决定了大学文化应该具有较之社会文化更为自觉的建构性。

大学文化的建构性不仅提出了大学文化的培育及其实践的问题，亦反映了大学文化参与办学治校育人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对大学文化特征的上述补充讨论，有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大学文化。

四、大学文化的意义与作用

关于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马修·阿诺德在他的《法国的伊顿》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加美好。

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

”韦伯指出：

“我们把那些从文化意义方面分析生活现象的学科称为‘文化学科’（culturescience）。

然而，一种文化现象的形式的意义及该意义的主要成分，不可能通过一套分析的法律术语来获得并使之容易理解——不管这套办法多么的完美，因为文化事件的意义必须对这些事件预设价值定位（value-orientation）。

文化观念是一种价值观念（value-concept）。

任何经验事实如果与价值发生了联系，那么其就是一种文化的反映。

”大学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它反映了大学的价值追求并以此影响和决定了大学的办学治校育人，因此大学文化绝非是一个空泛或抽象的概念，在大学的办学治校育人中具有操作的意义与作用。

如果说大学文化的意义偏重于对大学文化的理性认识，那么大学文化的作用则在于反映大学文化实践的价值，两者属于知与行的关系，不可分割。

大学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讨论提炼：

其一，大学文化为大学办学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大学理性。

何谓大学理性？

即人们从文化的视角对大学及其价值全面深刻认识和把握后，形成的对大学清醒的文化自识、高度的文化自觉、自强不息的文化自信、律己以严的文化自律。

大学文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不论其优良与否，凡大学都有附着其身的文化存在。

大学之所以经久不衰且成为人类社会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组织，就在于大学一直在以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满足着人们永恒的需要，并以文化影响维持和改善社会秩序，引领和推动着人类社会更高水平的文明进程。

大学的生机活力源于其体内流动着文化的血液，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有教育的发生，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有思想和学术的生产，离开文化大学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甚至于生命。

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有“三告”，首告即“抱定宗旨”：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求学者如此，大学办学者何不如是？

所谓先知大学之性质，不就是识读大学之理性？

大学有其独立于其他组织的属性规律，凡大学办学者必须先知大学之属性规律即形成大学之理性。

不知大学为何物、没有大学之办学理念，如何办学？

更休谈办好学！

大学理性之首要即依据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认识和把握大学的组织属性以获得有大学文化觉醒意义的文化自识。

但这并不是大学文化理性的全部，大学还必须在文化自识的基础上形成有文化省思和文化建构意义的文化自觉，在既认同本土文化又正视其不足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自强自立为主旋律的文化自信，并加强在价值追求、组织行为等方面以文化自我要求和自我约束为基础的文化自律。

文化自识是大学守持基本属性按自身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思想基础，文化自觉是大学道德自觉、学术自觉、行动自觉的基础，文化自信是大学的立校之本和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文化自律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对大学提出的前提条件、大学必须具备的组织修养，是大学理性的最高目标。

大学理性绝非只是大学的外衣，而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理性使大学甘于寂寞且不受任何外部的侵扰守持于高深学问探索和传播的使命。

大学文化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对大学作出文化组织属性及其有独自规律的正确判断，并藉此建立大学必须的理性认识以影响大学的价值选择及其选择后的坚持。

其二，大学文化是大学育人最不可或缺的教育要素。

人的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文化移入、文化适应及文化习得，归根结底就是文化影响的过程，由此表明文化具有育人的价值。

此如《跨文化传通》作者萨姆瓦所说：

文化教给我们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离开了文化我们将会是一群孤弱无助的两足动物，游荡在漫无际涯的天地之间。

结合人类学及文化学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而“文化是人的生存环境”的研究结论，由此“人是文化的产物”的逻辑成立，“文化具有育人的价值”因此得证。

其实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一说已经演绎了人之存在不能脱离环境并极大受制于所处环境的影响，揭示了凡人类存在及生活其间的环境必附着某种或多种文化，剥离了文化及其影响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存在的事实。

大学亦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其最凸显特征就在于：

大学文化常常以文化的形态即，作为一种非强制性教育手段，通过教育环境的营造，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情感陶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行为养成的潜课程方式参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以影响和实现教育目的。

大量的事实证明，大学生更多的是靠自己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感悟中学到东西的，大学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把具有强制性征的教育外化为虽带有教育意图但却以学生自我教育的形式完成的大学环境，从而达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教育效果。

老子曰：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大学文化就是“行不言之教”的“圣者”，为大学之不可替代、用劲最小且成效至伟的教育力量。

历史上英国大学注重博雅教育对人的培养、德国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对学者的心灵的洗礼、美国大学注重青年人社会担当的责任养成，既是受大学文化理性驱使的选择，也是依靠大学文化的影响达成人才培养目标。

关于大学文化育人作用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是：

大学既是青年人追求真理的知识殿堂亦是年轻人涵养信仰和精神的文化教堂，因此对年轻一代施以崇真、向善、求美、社会担当等理想主义影响是大学不能放弃的责任。

而惟有形成了浓郁理想主义文化的大学才有资格且能自觉于施以年轻一代崇真、向善、求美、社会担当的影响。

一个理想主义文化衰微的大学，岂能培养出具有理想主义的社会精英？

其三，大学文化是大学建立善治结构不可或缺的基础。

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大学文化之所以能够以极具挑战性的概念进入大学及其治校者的视野并引起高度重视，就在于大学文化作为大学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使大学治理成为可能。

大学的教育及学术属性及其规律决定了大学不是仅仅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管控以维持运行的组织，其以高深学问探索和知识传播为属性特征及以学科专业为组织构架的逻辑特点，决定了大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认同的、以效率优先为原则、注重整体长远利益和顶层设计、强调民主管理和依法治校的治理系统。

事实上，为了克服大学传统、单向的管控模式，缺乏整体综合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习惯于人治的急功近利、就事论事的碎片化管理，有必要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

而善治作为一种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前提下，以效率目标为依据、以整体设计为逻辑、以民主管理为手段、以制度规范为保障建立起来的管理框架，吻合了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

善治对大学特有的动态性、复杂性、多样性做出